刘路新
早些日子，去上海，朋友带我去了一家朝鲜餐馆。
听说这是北朝鲜政府官方开设的饭店，目的是要赚取挣外汇，同时，也作为国家对外宣传的窗口。
里面的饭菜，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是正宗的朝鲜家常菜，泡菜，烤肉之类。只是那里面的服务员，个个美若天仙，能歌善舞，据说，她们还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我们去那里，是为了看晚上七点半的演出。
七点半快到的时候，我们这一桌的服务员，还有其他的服务员，都换上传统的朝鲜服装，转眼之间，就更漂亮了。上得台来，服务员成了演员，又唱又跳，绝对的专业水平。
在后面的一个多小时里，她们一会儿上台演出，一会儿又到我们桌前服务，把两者结合的天衣无缝。
我发现，我们这一桌的服务员，还是个主力，无论唱歌，还是跳舞，都很出色。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来上海多长时间了？”
“七、八个月吧”。
“出去转转了吗？去了上海的哪些地方？”
“还没出去过”。
“哦，你们每天几点开始工作？”
“从早上九点，到晚上11点多吧”，语气很轻松，似乎认为，这是应该的。
朋友告诉我，她们大多出身干部家庭，是专业演员，或平壤大学的高材生，必须“根红苗正”，“专业突出，政治可靠”，才能来中国。在上海工作期间，没有工资，每周轮流休息一天，10个人同住在附近的一个大房子里，不许单独外出，上下班也要集体行动。每个月，经理带她们上街两次，购买必需品。她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宣传，宣传朝鲜，因为她们是国家形象的代表。
这些代表都很靓丽，甜美，看上去，也很幸福。
“幸福”这个东西，原本就是没有标准的，就像“自由”。二者都是很主观的东西，很个人的体验。你不可能替别人感觉幸福，正如你不可能替别人感觉自由，是一样的。
去年，我的一位做过记者的朋友，去朝鲜访问。回来后，很兴奋，对我说：“老刘啊，你一定要去看看，不然就晚了。那个朝鲜啊，整个儿一个我们六七十年代的翻版，是当今世界仅有的活化石啊。”
我知道朋友所指的“活化石”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刚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
可是，历史不忍回头看。
想想，一切似乎都还是昨天的事情。全国人民只穿一种服装，男女都一样。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干什么都要先来一段“毛主席语录”，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人民像疯子一样，发狂，发飙。不仅仇恨一切，而且相互仇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仇恨，没有别的。
后来，“四人帮”倒了，文革结束了。首先变化的，是人们的服装。蛤蟆镜，喇叭裤，开始出现，女人开始穿红裙子。西风再次东渐，交谊舞又开始流行。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像稀有动物一样，受到围观。据说，1978年，一个外国旅游团抵达兰州，近十万人围观。
再后来，我们可以出国了。一开始，多是政府官员或公派留学人员。走前，国家会发给服装费，做套西装，穿在身上，很“戆”的样子。出国后，护照统一管理，人员统一行动，说起话来，千篇一律，谁都知道，是排练过的。和餐厅里这些朝鲜来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这类事情，可以举出很多很多，都是刚刚过去的事情，都是前天或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们中很多的人，竟就忘记了。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是最为健忘的民族。为什么呢？有时我想，或许，因为往事不堪回首，因为历史不忍回头看，我们这个民族，就故意选择了遗忘吧。或许，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延续下来的原因吧。因为健忘，因为有很好的选择性记忆，我们这个民族就得以苟延残喘了下来。
不仅健忘，对于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常常采取两个办法，第一是窜改，第二是删除。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忘记。
有时，翻阅我们的历史，让人不解。你会怀疑，这些史书中记载的，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会有百分之十吗，会有百分之五吗？甚或连百分之一的真实也没有？！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我们这个地方，改朝换代的频率，比任何地方都高。每次改朝换代，历史都被篡改。
举个例子。从《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这些在编辑的时候，就准备青史留名的巨著，因当时政治的需要，也被编辑们大刀阔斧地删削。陈垣先生就“极详密地揭露了四库馆臣在用《永乐大典》辑集遗书时所作的手脚”，并一一揭露出来。由此可知，即使是“钦定”或“御制”的综合性图书，如《四库全书》之类，也不可全信，至于那些官方史家修撰的历史，更要打个问号。
从秦始皇算起，到称帝仅83天就“驾崩”了的袁世凯，中国共有过400多位皇帝。每次新帝登基，也会篡改历史。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是少有的勤奋皇帝，每日批阅的奏章，朱笔写下的批示，数量可观。后来他命臣下编辑的《上谕内阁》和《朱批谕旨》，一百多卷，也只收录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雍正是位大政论家。其亲手编订的样板书《大义觉迷录》，借曾静一案，为满清的正统地位宣传、辩解。并颁行天下，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是规定的“人人必读的政治教科书”。可是，雍正驾崩后仅两个月，已经登基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就将之列为禁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如何被篡改的。不仅被篡改，有时还会被抹去，被删除。
我读大学的时候，是1979年，读的是一个很小的师范学院，只有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系，一千多个学生。图书馆更是小的可怜，在一个很小的防震棚里，里面的藏书数量，也就可想而知。有一天，我去图书馆借书，看到防震棚后面冒出烟来，就很好奇。跑到棚子后面，发现两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正在烧书。他们很卖力地把书一本本撕开，扔进火里，旁边还有几捆待烧的书。一打听，才知道，这些都是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书。运动过去了，现在平反了，有关的书籍，就要销毁，即使是图书馆，也不可保留任何的记录，要全部烧掉。
每次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为配合宣传，发动群众，就要印刷大量的学习材料。几年过后，发现运动搞错了，平反了，有关的材料又要销毁。这种事情，自1949年后，多次发生，相信很多的读者有亲身经历。
所以，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在中国历史上，焚书的不只有秦始皇。
因为政治需要，历史的真相被歪曲，被篡改，甚至被抹去。远的不说，自1949年后，我们对一些人物或事件的记述和评价，就有天壤之别。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反右”，如“三年大饥荒”，如“文革”，如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好的，不好的，刚刚过去的，正在进行的，留下的历史记录不多，真实的更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应者寥寥。至于“三年大饥荒”，更是禁忌话题，遑论严肃的学术研究。
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人们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人们还发现，很多的自然科学家最终都信仰上帝，而很多的人文学者，最终都成为历史学家。
有人发现，过去三个世纪的300多位科学家中，只有20位不信仰上帝。二十世纪英、美、法三国科学家中，90%以上都是信上帝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感情的人。”数学家高斯说：“微小的学识使人远离上帝，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上帝。”化学家巴斯德说：“对大自然越有研究，就越感受到造物主奇妙的工作。”科学家发现，对大自然的研究越深入，越能感受它的奇妙，越能发现很多无解的疑问，他们将之归于无所不能的上帝。
与此类似，很多的人文学者，面对许多的社会问题，常常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无法解释很多的社会现象和事件，他们也会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看看昨天我们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明天是今天的继续。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想，昨天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是如何处理的？是对还是错，有什么经验，又有什么教训？
我们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因为昨天的历史，我们才站在今天的位置。
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会很好地认识现在的处境吗？会很好地预测未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昨天的历史扭曲了，篡改了，甚至抹掉了，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呢？
这可能就是，五千年来，我们中国的历史，像驴拉磨一样地，一圈又一圈，只在原地打转，却一直走不出这个历史怪圈的原因。
历史上，很多人试图摆脱历史的羁绊，走出这个怪圈，结果，都没成功。
毛泽东领导中共打天下的时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告诉来访的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1949年共产党建国，至今已经60多年了，中国历史走出历史的怪圈了吗？很多人还在拭目以待。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后人会如何写我们这一段的历史呢？
他们可能发现，我们这一段的历史，和朝鲜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属于化石一类。
很多其他地方的国家，一个一个地，都走出了这个怪圈。那些起步比我们晚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尼，那些曾被我们打的落花流水的人们，如台湾，那些宗教色彩特别浓郁的中东国家，都已经或正在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开始民主进程，像个nation state了。
美国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说，这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历史的前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在结束，“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定于一尊，是谓“资本阵营”的胜利。
可是，我们还在历史的磨道里转圈。一如过去的几千年，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而且，可怕的是，我们转的很悠然，也很得意。
所以，应该称为“活化石”的，是我们自己。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一直在磨道里转圈的人，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前瞻未来，我都没有感到很自豪。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依史学大师唐德刚的预测，到了2050年前后，我们中华民族就可以走出历史的三峡，走出这个历史的怪圈，然后，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了。
看起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我们这一代人，还要继续在这个历史的磨道里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