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中共十八大“胜利闭幕”了。下一步，就要处理“薄熙来事件”了。
那么，“薄熙来事件”说明了什么？
套句官话来说，薄熙来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背景，也有社会基础。
它说明，个别以“红卫兵”身份发家的人，不仅急功近利，利欲熏心，而且，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推而广之，一些经过“文革”洗礼的政客，也是如此，不仅没有原则和操守，还敢于胡作非为。因为他们成长的政治环境，他们耳濡目染的，他们所信奉的，就是如此。
毛泽东领导中共建立新中国后，很认真地干了一阵子。“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很成功，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可是，不久，毛泽东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几个同时进行，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个偌大的中国，搞了个“地覆天翻”。传统文化，被连根拔起，被羞辱，被抛弃。千年文明古国，乱了纲常，绝了仁义，没了廉耻。好与坏，对与错，正义与邪恶，一切都没有标准，没有评判。一切都为了一己的私利。
中国的社会道德水平迅速下滑。在一个没有道德标准，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卖假药、假酒、假烟，很正常。有人卖染色馒头，有人搞地沟油，有人制瘦肉精，也不奇怪。“笑贫不笑娼”，很自然。有专家解释说，吃点有毒食品，会提高人体免疫力，也就可以理解。
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出现薄熙来这么一个“野心家”，毫不奇怪。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他们心中，没有权威，没有敬畏，没有是非，只有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种自私的心态，和那些卖假药的，卖染色馒头和人造鸡蛋的，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他们是，自己不吃的让别人吃，自己不信的让别人信。卖染色馒头的，自己不会吃染色馒头。卖地沟油的，自己不会吃地沟油。就像某些郊区的菜农，在自己的菜地里，划出角落的一小块地方，不打药的，供自己吃，其余的，打药的，有毒的，卖给别人。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也是这样。他自己根本就不信这一套。“唱红”是为捞取政治资本，“打黑”也是“以黑打黑”，清除异己，扫清前进的障碍。
和卖假药的相比，他们还有第三个共同之处，就是，无论是卖假药的，还是“唱红打黑”的，都没有长远打算，也不可能有长远打算。卖假药的，没有一个准备长期卖下去，“唱红打黑”的，既不会长期“唱”下去，也不会长期“打”下去。一旦目的达到，他们就会鸣金收兵，卷铺盖走人。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政治的风向也随时会变。从天堂坠入地狱，或者从地狱升入天堂，都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文革”时期就是如此。有些革命小将，有些“红卫兵”，头天还身穿绿军装，挥舞牛皮带，威风凛凛地批斗“牛鬼蛇神”，第二天，就可能被别人揭发出自己是“黑五类”，或“黑七类”，家庭或社会关系有问题，可能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既然不能作长远打算，急功近利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卖假酒的，卖染色馒头的，“唱红打黑”的，都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表现。
这些人，因为内心动机见不得人，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所做的，不是很地道，所以，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包括自己的下属。薄熙来和王立军都是这样，他们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任何人，所以才会窃听中央领导的通话。一有风吹草动，便竭力撇清自己。薄熙来说，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学习，是因为有奖学金。王立军甚至跑入美国领事馆，乞求“山姆大叔”帮帮忙。
政治斗争，历来是只有输赢，没有对错的。
所以，在急功近利的同时，在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同时，同样重要的，就是揭发别人，揭发对手，特别是潜在的对手。这也是保护自己的手段之一。
“文革”时期就是这样的。人们要互相揭发，同事之间，邻里之间，甚至夫妻父子之间，也不例外。这样，揭发来，揭发去，给人的印象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薄熙来事件发生后，外媒接连报道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今年6月份，彭博社报道，将任总书记的习近平的家人拥有大量财富。10月份，《纽约时报》披露，总理温家宝的家人拥有的财富多达27亿美元。
再联想到薄熙来被揭发出来的转移到海外的多少个亿的资产，你可能会同情那些卖染色馒头的人了，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赚几个小钱，家产既不能以“亿”计算，也没达到祸国殃民的地步。
像你我这样的小老百姓，壮起胆子，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想象，也想不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不要说一辈子，几辈子也花不完嘛。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农民心态了。在我们老家，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那些留守在家的老人，不吃不喝，省吃俭用，也要造一口大大的屋。虽然屋里空空如也，家徒四壁，可是，每天看着这个大大的房子，心情就愉悦。
对一些贪官来说，钱不是够不够用的问题，而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苏州贪官李永元，最大的嗜好就是翻看存折，数那上面的阿拉伯数字，看着数字不断递增，心中甚是欣慰。云南易门县某科长，侵吞公款50万，每晚临睡前，都要把钱仔细数上几遍，不然，就无法入睡，吃安眠药也没用。
干部是老虎。毛泽东当政的时候，他很清楚这一点，很清楚“苛政猛于虎”的古训。毛生怕这些干部欺压老百姓，想尽办法约束他们，一天到晚整他们，把他们整惨了。毛总是同情弱者，几乎每次运动，都是针对“当权派”，针对强势的一方。
多少年下来，有些干部就成了饿鬼，色鬼。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后，这些饿鬼，色鬼，下得山来，就放开胆子，开始行凶了，“大干快上”了。他们把公家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别人的女人揽进自己怀里。贪污之风日盛，“三奶”“四奶”正常。
谁都不怀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的生活大为改善。可是，就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怀念毛泽东时代。不是他们不知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贪得无厌。而是他们发现，自己活的越来越没有尊严，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毛泽东时期，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贪污的那点钱，依现在的标准，实在是“毛毛雨”，不足挂齿。可是，毛就毙了他们。现在，那么多的老虎，有权的，有钱的，横行乡里，怎能不让人怀念打虎的毛泽东呢？
老虎横行很可怕。更可怕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栓住这些老虎，能制伏这些老虎。在一个没有法制，有法不治的社会，就要有人治，就要有毛泽东那样的人物，把那些欺压老百姓的“老虎”，拉到“东关大校场”毙掉。
任何一个社会，法治和道德，一个硬的东西，一个软的东西，互为经纬，才能将这个社会组织起来，连结起来，整合起来。法律是无情的，碰了就要受到惩罚，轻则判刑，重则杀头。道德是温情的，体现人性，表现人伦。没有法治，道德就失去了保证。没有道德，法律就失去了基础。
既无法治，又无道德，必然是一个混乱的社会。这个混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虚伪的社会。一个虚伪的社会，必然充斥着谎言，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着投机分子和野心家。因为在这种社会里，无论是制假贩假的人，还是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这次“薄熙来事件”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既有法律的，也有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