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华人，新华人
路新
华人是最为安土重迁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每一次的社会动荡，都会引发移民。“客家人”的历史就是明证。
中西接触后，华人移居海外的日渐增多。从一开始的“卖猪仔”，到后来的“金山客”，到“二战”后的难民，到最近几年大批涌至海外的小留学生。据说，现在，海外华人的总数已经超过一个亿。
每个海外的华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与别人不同。
今天给读者讲的是叶先生的故事。
叶先生是第三代澳洲华人，退休工程师。
其祖父叶老先生在1880年代来到澳洲时，正逢淘金热退潮，到塔斯马尼亚岛北部的锡矿淘了一阵子，一无所获，于是，北上来到墨尔本。先在同乡的菜园做工，后作蔬菜小贩，挑着担子挨家挨户地叫卖，再后来则开了一家杂货铺。
其间，叶老先生三次返回家乡广东台山，他的小脚太太在那里为他养育了一女二男。
当叶先生的父亲老叶先生于1911年来澳洲与他的父亲团聚时，只有12岁。又过了几年，叶老先生告老还乡，年纪轻轻的老叶先生子承父业，继续经营杂货铺生意。
和父亲一样，老叶先生每日翘首以待，盼望着回国探亲的日子。第一次回乡，老叶先生就在香港的码头遇到年轻迷人后来成为叶先生母亲的美丽的太太，从那以后，老叶先生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不过，他们一直念叨着回乡的事。在叶先生的记忆中，父母亲只说广东话，除了“HELLO”以外，再不会别的英语。为什么不学英语呢？叶先生说：“他们总认为，下个月就要回去了”。
最终，他们也没有能够回去。今天，这对恩爱夫妻双双安息在墨尔本郊区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墓里。
叶先生出生的那一年，日本人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侵吞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在父母的督促下，叶先生在学校一路领先，直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墨尔本大学，成为工程师。那一年，共产党统一了中国。
我是在车站候车的时候认识叶先生的，一来二去，竟至无话不谈。
谈的最多的，还是这些年从世界各地来的华裔移民：越南船民，帝汶难民，香港的商业移民，大陆的语言生，近年的小留学生，直至腰缠万贯的大款。
对于大陆来的新移民，叶先生是很有看法的。他们过马路不等交通灯，逃票乘车，在公共场合高声谈笑，不是国语就是上海话，不讲大家都懂的英语；不愿融入主流社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参加社区的活动，特别是义务的活动；有些人为发财致富而不择手段，有些人很贪婪，他们总是“自扫门前雪”，节衣缩食地买房子买车买生意买地，等等，等等，证据确凿。
父亲留下的一套公寓，是叶先生的不动产，出租用的。有一次，两个上海人来租房子，死磨硬赖，将房租从260降到255。后来，叶先生发现，里面住的，不只是两个人，常住的就有四个，再加上两三个常来常往的，小小的一套公寓，有时竟住六七个人。
谈到这些，叶先生就会很激动。他的广东话早忘光了，可是，他的英语却还带有厚重的广东味。我很理解叶先生，他是地道的澳洲人，身心都是。
坦率地说，对于最近一二十年大批涌进的新华人，作为老华人的叶先生，心情是负责的。随着大批新移民的到来，华人社区人数剧增，活动也丰富多彩，庆祝中国新年就比从前热闹许多，更不用说日益增多的华人商店，餐馆，生活着实大为方便，中餐的味道也更加地道了。
可是，另一方面，当华人社区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渐渐为主流社会所接纳，或者说，渐渐为主流社会所遗忘的时候，大批涌入的新华人，必会引起主流社会对这个少数族裔的重新审视。其结果，就可能再次出现排斥，甚至种族歧视的现象。
“早几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叶先生肯定地说，“那个One Nation党，就是。还有那个总理霍华德，背后支持”。
叶先生说，有时，他会与新移民发生冲突，这让他最为难堪。他说，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因为处事方式相异，新老华人会有差别。
有一次，叶先生坦率地告诉我，他愿意和我聊天，因为我在车站第一次遇见他时，没有问他是从哪里来的，北京还是上海。
生活就是如此。个体常常是群体的缩影，个体的行为往往也就被归结为群体的形象。
我对叶先生解释说，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都需要与墨尔本完全不同的生存手段，否则，就无法生存。
最近一个时期，叶先生对新移民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发现，不少经商的人取得成功，生意越做越大。许多做学问的有板有眼，认真而且谨慎。即使是新华人，参加社区活动的人多了，乘车逃票的人少了，讲英语的人多了，为五块钱房租讨价半天的少了。许多的新移民，买房子又买车，却不像以前那样贪婪了。
用叶先生的话说，他们“开始有些上轨道”。
最近，在又一次听过叶先生的高论后，我补充说：“再过五十年，等这批新移民的孩子，或者孩子的孩子，外表越来越像土著人，内里越来越像白种人时，就真正彻底地上轨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