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团
刘路新
俗话说，“人以群分”。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就有政治，也就有社团。
华人在澳洲最早的社团可追溯至淘金时期，社团的组成多以乡里为纽带，类似于现在的“同乡会”。当时的“金山客”多是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农民，会馆社团也多以故里命名，有的至今仍十分活跃，如四邑会馆，冈州会馆。
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互助性质的社团，没有政治色彩。在异国他乡，他们生活上互相照顾，心理上互相慰藉，经济上互相协助，情同手足，类似家人。有的在时隔多年后，仍想方设法将故去乡亲的骨灰送回故里安葬，以了却遗愿。
华人社区政治性的社团出现在澳洲联邦成立时期。最为著名的当推1900年初成立于雪梨的“保皇会”，发起者多为华人社区的头面人物，成功的商人。他们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希望以改良方式振兴中华，免除外强凌辱。
1900年底到1901年初，梁启超在澳洲长达半年的访问和演讲，更将保皇运动推向高潮，其分会遍及澳洲的每一角落。“保皇会”在1907年更名为“国民宪政会”，不久又改名为“帝国宪政会”，其作用也日渐衰微。
在保皇会基础上成立的“纽修威中华总商会”，是个创举，包括中国大陆在内，这是海内外华人第一个民间商业团体。“总商会”汇集了当时华人社区几乎全部成功的商人。他们互通资讯，联合作战，一度控制了澳洲水果业的大半江山。特别是香蕉市场，从种植、运输，到批发、零售，更是非我莫属。总商会还养成了中国第一批成功的民族资本家，对中国现代商业，特别是百货零售业的发展，功莫大焉。对此，我们将专文介绍。
十九世纪末，随着淘金热的退潮，华人大多打道回府。留下来的，则转向各种行业谋生，种菜，打渔，商贩，家具业首当其冲。仅墨尔本市区，就有300多家华人家具店，大多环绕在唐人街附近。
虽然从老板到工人皆为同乡，剥削甚至克扣工资的现象却也司空见惯。著名华裔律师麦锡祥，在墨尔本华人家具行业成立了第一个类似工会性质的组织，为民做主，深受爱戴。
对在澳华人来说，故国虽然十分遥远，可是，那里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们的心。近代中国动荡的政治局势，复杂的政治派别，激烈的政治斗争，在在都反映于澳洲的华人社区中。孙中山在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奔走的时候，得到了澳洲华人的鼎力相助。以墨尔本的华人为例，仅在1912年的捐款即达3万多磅，相当于今天的400多万澳元。许多人是节衣缩食，甚至倾囊相助。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是带有秘密会社色彩的“义兴社”。在澳洲当时主要的金矿区，都有“义兴社”会员。其发起者，据说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率领一众人马来澳的平南王黄德兹。
以墨尔本为基地的激进的“义兴社”成员，与雪梨的保守的商人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以自己控制的《警东新报》和《东华报》为阵地，互相攻讦。“义兴社”首领梅东星和黄柱稳二人，虽满腔热情，舞文弄墨却不是对手，于是，他们以重金从香港聘来拥护共和的刘月池和黄右公，主持墨尔本的《警东新报》，在这场“保皇”与“革命”的辩论中渐居上风。
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不久，澳洲各地的华人也相继建立支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澳大利亚华侨在海外国民党员中占了较大的比例。然而，要“革命”，还是“改良”，一直是澳洲华人社区争论的焦点。雪梨的三家中文报纸为此长期笔战，唇枪舌剑，难分难解。华裔牧师方锦衣和周荣威等教会人士不得不成立“中立维持会”，出面调停。
虽然政治观点迥异，可是，华人社区并未因此分裂。“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澳洲出生的刘光福扯下龙旗，换上新的中华民国国旗。在雪梨中港公园举行的狂欢庆祝会，有三千多华人参加，为古老中华的新生欢呼。
麦锡祥和雷亚妹作为澳大利亚华人的代表，参加了1912年在北京召开的国会，选举中华民国新议会，制定宪法。
中华民国的成立，给寄居在南天一隅的澳洲华人带来了新生的曙光。然而，这一曙光转瞬即逝，中国重又陷入军阀混战和多年的战乱，他们也就更密切地关注故园的消息。
从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到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都得到澳洲华人的慷慨捐助，其组织者，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类华人社团。
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军阀混战和外强凌辱而于1949年重新统一时，当毛泽东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时，在澳华人同样地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而组织者许多都是国民党员。
他们听说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却不知图案为何，赶制的五星红旗上的五颗星大小一样，排列整齐。不几天，就是“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许多人打着五星红旗又赶去参加双十节的庆祝。欢乐的会场上，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旗并肩飘扬。
在白澳政策肆虐的很长的一个时期，社团保护了华人这个日渐衰微的弱势群体。成员对社团的归属感很强，成员之间的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社团的作用十分明显。一直到1970年代，华人社区的领袖人物，都很容易认出。他们是成功的商人，华人的代言人，又是与其他社区联系的桥梁。
1990年代后，澳洲华人社区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大陆，香港，台湾，帝汶，越棉寮，东南亚，等等。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自成一体，彼此间极少来往，几似不同的社区。以大陆华人为例，既有上世纪90年代初因“天安门事件”滞留不归的四十千（以及他们的家属），也有近年来此读书的小留学生，既有囊中羞涩的技术移民，也有腰缠万贯的商人款爷，彼此之间，交流不多。
澳洲的华人社区，也就社团林立，各竖一帜，自占山头。有商会，同乡会，行业协会，兴趣协会，宗教信仰团体，等等。据说，在仅有20万华人的墨尔本一地，就有100多家华人社团，让你不由不惊叹华人的结社能力。
可是，社团的吸引力，影响力，都大不如前。全澳各地，再难找出一个或几个华人社区公认的领袖人物。以致有识之士评论说，“华人社区之所以群龙无首，不是因为这个社区没有龙，而是龙太多，龙首也太多”。
这就是我们华人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