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新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动荡剧烈，政治波涛汹涌。好几位澳洲人，在波谲云诡的近代中国历史大潮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乔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在1949年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被称为“莫理循大街”。上个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北京的莫理循”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
莫理循于1862年出生在墨尔本最大的卫星城市吉朗(Geelong)，父亲是中学校长。少年莫理循就是一位探险家，读大学前，他从吉朗走到近千公里外的阿德莱德，一路上，边走边和母亲联系。大学期间，一人用独木舟航行墨累河2600公里。不到21岁时，从昆士兰步行3千多公里，走到墨尔本。
后来，在去新几内亚的探险中，被土人的长矛击中，险些丧命。在爱丁堡治疗期间，完成医学学习。然后，又开始了探险世界的旅行。
1894年2月，莫理循自上海沿长江而上，或坐船，或骑驴，或步行，经过100天的时间和近5千公里的行程后，到达缅甸，仅花了18英镑。第二年，《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为莫理循带来很高的声誉。
也因为此书的出版，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任命他为驻北京记者。1897年3月上任后，第一件采访任务，就是赴中国东北调查俄国和日本的动向。在经过几个月跨越数千公里的调查后，他在发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说，俄国人计划修一条吉林至旅顺的铁路，而日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在满洲的利益。因此，日俄之间在中国满洲必有一战。
莫理循首先报道了俄国给中国的最后通牒，要求修建一条直达旅顺的铁路，迫使俄国不得不改变战略。日俄战争也于1904年爆发，其目的是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而清政府被迫宣布中立，并为这场战争专门划出一块交战区。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居住在北京的莫理循实际上成了各国使团的代理指挥官。在被围困55天后，莫理循身负重伤，一度谣传被击毙。其任职的《泰晤士报》也刊发了悼念文章，对莫理循大加赞赏。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来时，莫理循站在革命者一边。辛亥革命成功后，当另一位澳大利亚人端纳在上海替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起草《共和政府宣言》时，莫理循正在北京协助商谈清帝逊位的条件和待遇。
1912年8月，莫理循从《泰晤士报》辞职，成为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年薪4千英镑，虽然他常常对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而恼火，却也一直“顾问”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袁世凯称帝后，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一开始宣布中立，莫理循则极力劝说当时的北洋政府参战。他认为，日本和俄国一直都在觊觎中国领土，因此，中国需要和英法等国搞好关系，以牵制日俄。再说，协约国肯定会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为胜利的一方，中国就有权要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
可以这样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莫理循促成的。
战争结束后，1919年，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在会上，莫理循为中国的利益据理力争，特别是从德国手里收回山东半岛的问题。无奈，此时的莫理循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不得不辞职前往英国治病休息。1920年5月30日，在英国的德文郡病逝，年仅58岁。
虽然不会讲中文，莫理循对中国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有深度的了解。在二十世纪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国内的政治，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有重大影响，不少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等，都是依据他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制定对华政策。
在中国期间，莫理循收集了大量的中文书籍，近3万册，大多是地图，经济文化，民俗和地方志等。晚年的莫理循非常希望这些书籍能继续留在中国，可是，偌大的中国风雨飘摇，战乱不断，没有人对他的书感兴趣。最后，被日本人以3万5千英镑买下，并以此为基础建成了日本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 — “东洋文库”。
莫理循的日记，通讯录，包括支票存根，还有他收集的其他许多东西，几十箱，现存在悉尼的米歇尔图书馆。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莫理循名字命名的讲座，自1932年开始，除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暂停外，时至今日，每年举办。开始时，这个讲座由澳洲华人赞助，许多华人社区的知名人士，如刘光福，麦锡祥，等等，都对这个讲座的成功举办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这个讲座仍每年举办，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支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就与中国有关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
就像这个讲座的发起人刘光福所说，莫理循是“对中国有过杰出贡献的伟大的澳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