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引言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一百多万年前，我们的先民 — 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 已在黄河的臂湾里生息繁衍。在採集狩猎中，开始了华夏文明金色的童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就一直生活在黄河两岸，饮黄河水，种黄土地。
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中华文化，从起源上说，是黄河文化，从特性上说，是一种早熟的政治文化。
所谓黄河文化，是说这一文化的起源和演变，受黄河流域内自然环境，也就是中华民族所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无论生活在何处，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这种变化的适应，必然会对所处其中的人类文明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人类对这种环境的依赖程度。
所谓早熟的政治文化，是说中华文化经历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政治动荡，疆域变迁，不仅其人文哲学思想趋于政治化，政治也是这个社会运转的核心，表现为一种过度成熟的政治化。
本文试图分析这两种因素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以及在这种交互影响下产生的中华文化的特点，试图说明的是：
首先，黄河流域自然条件的变化，特别是黄河的频繁泛滥，不断改道，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自然生态环境，使得中华文化特别务实，注重物质享受，缺乏宗教意识，具有反叛精神，等等。
其次，在这一自然环境中发生的连绵不断的朝代更替，为中华文明的演变提供了人文因素，使得中华文化成为一种过于成熟的政治文化，其特点是：没有固定的游戏规则，没有相对固定的行为标准，很多的短期行为，以及社会诚信度低，等等。
黄河之患
几千年来，黄河之患，一直是中华大地的痼疾，也是中国历史上许多社会灾难的根源。
民谚说，黄河“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就说明黄河的桀骜不驯。
黄河之患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水患
众多的黄河之患中，首当其冲的，是水患。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徙由于决，决由于淤。河道淤积是由于大量来自中、上游的泥沙。
由于泥沙淤积，黄河在下游成为 “地上悬河”。每逢雨季，河水暴涨，水流对河床的冲击力度陡然增强，不断增高的黄河大堤极易冲决。破口决堤后，浑浊的黄河水，一泻千里，所到之处，尽成泽国。田庐人畜，城市村镇，无一幸免。有时，决堤后的黄河不再回归原来的河道，而走新辟河道入海，便形成河流改道。每次改道，不仅冲毁村舍田园，破坏原有的水系和交通设施，也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自有文献记录的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开始，到1946年的共2548年中，黄河决堤的年份达543年，占五分之一多。总决堤次数1593次，有时一年之内决堤数次，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半年多就有一次。
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河决馆陶和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
王莽建国三年（公元11年），河决魏郡，上下泛滥达六十年之久。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河水暴溢，决原武黑羊山，东经开封城北五里，又东南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东至寿州正阳镇全入于淮”。
顺治元年（1644年），“伏秋汛发，北岸小宋口、曹家寨堤溃，河水漫曹、单、金乡、鱼台四县，自南阳入运河，田庐尽没”。
乾隆二十六年(176 1年)七月，三门峡至花园口间发生特大暴雨。黄河下游决口26处，洪水淹及河南12个州县、山东12个州县、安徽4个州县共计28个州县。
在黄河发生的一千多次决口和洪水泛滥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黄河水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决堤水患的频率明显增加。从西汉文帝12年到清道光20年的二千多年间，有黄河水害的年份共316年，平均六年多一个洪灾年。而从清道光21年至民国27年的98年当中，共有洪灾64个年份，平均不足两年就发生一次洪水灾害。
因为流域内植被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由上中游携带的泥沙日渐增多，下游河床不断抬高，每遇雨季，决堤破口的几率也大大提高。
由决堤泛滥进一步引发黄河的改道，这是黄河另一个更大的灾难之源。
常言说，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是，每当这个摇篮摇动的时候，每当我们的这个母亲翻动身体的时候，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也是深重的。
两千多年来，黄河以河洛文化发祥地的孟津为顶点，在北至天津，南至淮河这样一个巨大的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的扇形三角洲上，来回摆动，不断迁徙，改道。
这条自西向东横亘在中华大地上的巨龙，因为不断地来回翻腾，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
自有记录以来，黄河大的改道共有26次。第一次发生在周定王五年（前602年）。
汉武帝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河南濮阳决口，向南夺淮河入海，经23年方才堵塞，但不久复决。
北宋初期，黄河连续决口多次，并分流出众多短时期、短距离的河道。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抵御金兵，东京（今开封）守将杜充掘开位于河南滑县堤防，使黄河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并由渤海改入黄海。
明后期潘季驯受命治理黄河，使黄河相对固定在所谓的“明清故道”，长达300余年，是历史上黄河相对保持同一河道较长的时期。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又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北流入渤海。
1938年，为阻日军西进，国民政府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黄河向南经颖河、涡河、淮河入海，直到10年后的1947年，复堵花园口后，黄河才向北回归，经山东垦利入海。
黄河的改道与流域内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上中游植被的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化，流域内严重的沙化，加剧了河道的决堤和改道，并使之越来越频繁。
另一方面，黄河愈加频繁的决堤和改道，又改变了中下游的自然地理，进一步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更不利于农业生产。
旱灾
水患之外，旱灾是黄河流域的另一主要灾害。黄河流域属干旱、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少，水土流失严重。自有文字记录起至1945年，流域内大旱成灾的年份达1070次。
明崇祯年间（1632-1642），黄河流域大旱，旱情从内蒙古的沙漠开始，逐渐向东、向南扩展，蔓延到大半个中国，近20个月无雨，先是黄河的支流汾河、沁河、伊河等干涸，继而干流在晋西南一带也出现断流，以致“焦地流金，大地生烟，野绝青草，寸粒不收，雁粪充饥，骨肉相食，十室九空”。
清光绪年间，连续3年大旱，死亡人数达1300多万。1920年，晋、陕、冀、鲁、豫大旱，受灾人口达2000万，死亡50万。1942到1943年的大旱，仅河南一省就饿死几百万人。
和水灾一样，黄河流域的旱灾，不仅灾情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频率呈递增趋势。以下游的山东省为例，自唐至明永乐年间的758年中没有旱灾。从永乐末年到清末的488年中出现46个干旱年，十多年一次。民国时期的38年中，出现旱灾6次，平均六年多一次。从明宪宗1464年到1949年的485年中，共发生旱灾284次，平均不到2年有一次。陕西省北部的丘陵地区，因水土流失严重，干旱十分频繁。在 1629到1949年的320年间，共发生旱灾131次，平均2.5年一次。
山西省在1464到1949年的486年中，发生旱灾284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陕北丘陵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干旱亦十分频繁，在1629至1949年的321年间，发生旱灾131次，平均两年半一次。
因水资源分配不均，黄河流域有时会在一年之中相继出现旱灾和洪涝灾害。1929年2月，黄河下游发生凌汛决口，8月又在利津决口，并改道入海。同一年，上中游的青、甘、宁、蒙、陕等地出现严重旱灾，“半年未雨”，“灾民流散，人相食”。
凌汛
黄河的第三个灾害是凌汛。每年冬季，由于气温影响，黄河的上中下游河段，都可能结冰封河。当大地回春、气温升高时，河流里的冰开始化解，分解的冰块随着河水向下游流动。破碎的冰块容易堆积成冰坝，阻塞河水流动，常常发生凌汛决溢灾害。
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冬十二月，河决东郡”。
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岁首，黄河水溢，淹没民居，弥漫田野，不得播种”。
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十四、五日，凌水陡涨丈余，历城境内之北泺口一带泛滥二处。又赵家道口、刘家道口各漫溢一处。…… 又齐河县之李家岸于十六日漫溢一处”，至二月，沿河十数州县，漫口竟达三十处。
民国15年至26年（1926～1937年），几乎连年凌汛决口。1928年，山东利津县境内先后决口6处，淹没70余村。
1951年2月3日，山东利津县王庄凌汛决口，受灾区宽14km，长40km，淹及利津、沾化县耕地42万亩， 淹没村庄122个，倒塌房屋8641间，受灾群众85415人，死亡6人。
1955年1月29日，山东利津县城至麻湾间冰凌插塞成坝，堵塞河道，致使水位 陡涨，造成五庄决口。淹没村庄360个，受灾人口17．7万，死80人，淹耕地88万亩，倒塌房屋5355间。
据统计1875～1955年的81年中，凌汛决溢的有29年，平均不足三年就发生一次凌汛灾害。 最近几年，黄河凌汛在内蒙和山西等地频繁发生，空军不得不出动军机炸凌以防更大的灾难发生。
人为的水患
如果把黄河引发的各种灾害 – 洪水，旱灾，凌汛 – 都算在一起，可以说，几乎每年都有发生。除自然因素造成的天灾以外，还有人祸，或者说，人为造成的黄河灾害。
人为灾害不仅是指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们有意无意的乱垦乱伐，加剧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更主要的，还是一些人为造成的决溢，
公元前359年，楚国出师伐魏，决黄河水灌长垣。
公元前332年，齐、魏联合攻打赵国，赵国决河灌敌。
王莽三年，河决魏郡，王莽为了他的祖坟免除水淹之患，故不堵口，使洪水长期危害人民达数十年。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开封）留守杜充，为阻金兵南下，在今浚县、滑县等地决开黄河，溃水经今延津、长垣、东明一带注入梁山泊，然后由泅水人淮。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围开封，明守臣高名衡决朱家寨河堤，水灌起义军军营，起义军又决上游三十里处之马家口，二水会流冲灌开封。
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为阻日本侵略军西进，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豫、皖、苏三省44 县沦为泽国，受灾1250万人，300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死亡89万人。
黄河之患的由来和影响
华夏民族所生存的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恶化的。
这种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对华夏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对中华文化的一些文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演变，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初时，黄河两岸的土地，曾经非常富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朝代，商朝，建国之初，就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
因为这一时期农业的发达，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青铜器的制作，礼制和社会等级的成熟，以及文化的繁荣，等等，后来的人们称这一区域的黄河文明为“早慧的文明”。
商汤定都于亳后，十个商王均以亳为都城。这是因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 — 农业和畜牧业 — 都要靠近水源。可是，不断泛滥的黄河，又让人们十分畏惧。为躲避时常泛滥的洪水，其后三百年间，商朝五迁都城，一直到盘庚迁于殷地（今河南安阳西北）而止，因为这里没有黄河水患且水草丰美。
秦汉时期，疆土大致相当于今天中国国土的主体部分。秦时，人口约2000万。西汉最盛时，人口约6000万。当时，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场大多没有经受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川泽湖泊，远较今天浩瀚。
竺可桢认为，战国以至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的多，和现在长江或珠江流域多有相似之处。班固《西都赋》中描述说：“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可见当时的植被景象。
西汉时，稻米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汜胜之书》写道：“三月种杭稻，四月种秫稻”。
反应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绘画也多表现林木繁盛，“茂树荫蔚”的画面。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娄寿碑》中有“甘山林之杳蔼”，“杳蔼”形容山林之茂密、苍茫、幽深。所谓“甘山林之杳蔼”，反映了秦汉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查当时的民间礼俗，也可了解当时社会对自然山林的爱护。
研究黄河的历史地理，可以发现，每当新的朝代建立不久，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经济开始繁荣，人口不断增加的时候，黄河流域的植被和自然环境就会受到很大的破坏。
秦始皇统一六国，大量人口随之进入关中，农业垦殖面积大增。甚至河套地区，也随着屯垦戍边的实行，移民增加，草原成了农耕区。这是黄土高原植被第一次遭受重大破坏。
西汉时期，天下大治，中国人口激增至6000万。向西北开拓移民成为解决人口膨胀压力的主要手段，仅汉武帝时期，就向西北边塞迁徙了70余万人口。西汉将匈奴赶到遥远的漠北，将大片林牧区变成了农耕区。西汉在河套开发的引黄灌溉工程，是以宁夏内蒙的贺兰山森林 和陕北森林的大破坏为代价的。这是黄土高原植被的第二次受损。
唐朝立国之初，励精图治，经济迅速恢复。由于其经济贸易外交的中心皆偏于西北，因而西北地区的屯田垦殖愈加繁荣。经多年开垦，将黄土高原郁郁葱葱的数十万亩林牧区变成了农田。每丁耕田二三百亩，广种薄收，造成植被大面积破坏。
同时，唐代定都黄土地的中心城市－长安。盛唐气象，国力达到顶峰，都城的规模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附近而言，唐代除了在宝鸡、眉县、周至、户县等邻近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和当时岚州（今岚县）、盛州（今内蒙额尔多斯高原一带）采办。
宋时建都开封，因为洛阳附近黄河南北的山岭早被砍伐一空，不得不远去吕梁山采伐，当时渭河上游林区也横遭暴劫。史载，北宋刚刚立国，就在秦陇之间大肆采伐。陕西秦岭、子午岭、罗山，宁夏贺兰山、大盘山，甘肃沼河、陇南山地，森林先后遭到破坏。宋朝官商每年仅从陕甘间的陇山就采得大木万株以上，竟使当时开封城内良木堆积如山，私商采卖木材更是不计其数。
明朝重得西北，重视屯田，更以屯养军，以军隶民。当时“屯田普天下”，“而西北为最”。明初驻屯雁门、偏关长城附近时，那里因山势峭拔，林木茂盛，“人鲜径行，骑不能入”。到了明中叶， 北京的高官显贵，边关将士，当地居民，群起砍伐，“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单是每年贩运到北京的林木，就不下百万根。
满清入关，使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的植被再次遭受严重破坏。短短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人口由8000万增至两亿。华北、江南人满为患，大量流民自发涌向西北。黄土高原又一次成为破坏的重灾区，祈连山、六盘山等地明代以前尚有巨木参天，此时则完全成了光山秃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公社化和大跃进，特别是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黄河流域仅存的森林资源和自然植被遭受灭顶之灾，森林覆盖率由69％降至6％，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片黄土。
几千年来，黄河流域的人口不断增加，农耕持续发展，植被连遭破坏，使本来就易于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更加严重，以至支离破碎，千沟万壑。
黄河的水患也就日渐频繁。
来自上中游的泥沙，降低了河道的排洪能力，抬高了河床，成了中下游不断溃决改道的症结所在。
两岸的土地，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的土地，因为黄河的一再泛滥，沙化和盐碱化越来越严重，土地日渐贫瘠，资源日渐匮乏，人民的生活也就越来越困苦。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梦。
这一点，从我们饮食文化的变迁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曾经是一个很讲究饮食的国度。孔子就有著名的“十不食”论述，他在《论语.乡党》中说：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这是说吃的内容，那么，吃的方式，也很有讲究。孔子说：“席不正，不坐”。“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吃什么和怎么吃都是很讲究的，饮食礼仪慢慢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随着生存环境的恶化，生活资源的贫乏，我们的饮食文化也发生很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生存，吃的范围逐步扩大。“举凡能食者皆食”，毫无禁忌。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吃的东西的种类，可能是最为广泛的。许多别的人类文明认为不可食的东西，我们会吃的津津有味。因为食物资源匮乏，很多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为了生存，也就没有了禁忌。这种“什么都吃”的后果之一，是发展出了我们精湛的中餐烹调技术。
第二，吃饭问题慢慢成为中国人的主要诉求，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唯一诉求。世界其他文明，很少有像我们中国人那样重视吃的问题。从我们的问候语中，就可以发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见面的问候语不是“你好吗？”，而是“吃了吗？”。因为你如果有“吃的”，而且已经“吃了”的话，就必然会“好”。主要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了。
可是，无论是我们吃的内容，还是吃的方式，都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进步，我们的饮食文化也没有随时间推移更加文明，而是越来越原始了。饮食文化慢慢简化成了吃饭，很多情况下，“填饱肚子”成了主要目标，文化的成分和约束也越来越少，精神的享受让位于物质的满足。换句话说，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再顾及那些传统的礼仪和文化的东西了。
你说这是文明的进步呢还是退步？
以饮茶为例。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陆羽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研究证明，世界其他国家的饮茶习惯和茶树种植都源自中国。茶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茶道，在中国，茶道兴于唐，盛于宋，距今也有千年历史。可是，这种“修身、养性、雅志”的茶道文化，在清代日渐衰落，而在日本却得以发扬光大。时至今日，中国人饮茶的方式并无太大变化，依然很原始。无论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大庭广众之下，都要把喝进嘴里的茶叶再吐回到杯子里去。
作为茶的发源地，中国既没有象日本那样保持和发扬丰富多彩的茶道文化，也没有出现“立顿”那样垄断全球市场的茶叶大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生存是我们要考虑的唯一问题。
饮食文化的第三个方面，是我们有很多的关于备荒的作品。查中国历代著述，教人如何以野菜充饥度过饥荒之年的著述很常见，远多于其他文化。
在这个地球上，曾经发生饥荒的地方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但是，从饥荒发生的次数和频率来说，黄河流域都是首屈一指的，和这一流域生存环境的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黄河频繁的泛滥，吃饭问题也就周期性地频繁地出现，当这种生存的需要占据主要地位，成为第一需要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也就只可能是原地踏步，难以出现实质性的突破。某些方面，即使有过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分，经过一段时间后，也慢慢回归到以前的状态。
从黄河文化到政治文化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将西域纳入版图，唐朝分别将西南的吐蕃和现在的东北纳入版图，直至清朝时期，基本奠定了目前中国的疆域。
无论中国疆域如何变化，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基本上都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如果大概画个范围，具体地说，集中在西安，北京，南京这么一个扇形三角洲的黄河水患和改道的影响范围内。
在黄河这个摇篮里孕育起来的中华文明，也就必然会受到黄河的影响。
务实的传统和物欲的哲学
务实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之一。
因为黄河流域恶劣的生存条件，我们的先民早就了解生存的艰辛，并养成了务实的传统。他们知道，要生存，就必须脚踏实地，而且只能靠自己。
虽然也有神灵祭祀，也有原始宗教一样的崇拜仪式。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我们的先民并不乞求上天的恩赐，神灵的庇佑，他们认为，自然规律就是天意，是神灵也无法改变的。可是，天意是可以读懂的，是可以测知的。因此，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占卜术，借之以“顺天意”，以趋吉避凶，得福避祸。
黄河流域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很多都是占卜问卦的结果。无论是通过占卜了解自然界的征兆，还是通过算命了解个人的运数，都只是通过某种方法测知既已存在的东西。
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西方不同，带有很大的务实的成分，其宗教人物，崇拜仪式，崇拜程序，等等，都很实用，和他们的日常会生活关系密切。
就崇拜的对象来说，很多原本就是生活中的人物，如逝去的祖先，如关公，如妈祖，等等。
就崇拜方式而言，也是很务实的。中国人不像西方的基督徒那样，只是简单地祷告，划划十字，他们认为，无论是崇拜还是祷告，都要奉献祭品，供崇拜对象享用，这种实用而又实惠的崇拜方式是其他宗教少有的。
务实的哲学侧重于物质的追求，而不是思想的提高、精神的升华、或性灵的完美。
物质追求是中国文化DNA的一部分。农民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到头不停地忙碌，只为建造几间大大的房子，虽然里面空空如也没有多少家具，没有多少内容，可是，每日收工回家，远远地就能看到这么几间大大的房子，心里就觉得很踏实。
即使看不到大大的房子，因为有房子在那里，偶尔能想到这些家业，也是一种安慰。许多的海外华人就是这样的。清末民初，为躲避社会动乱而卖身去南洋或美洲谋生的广东人，有了钱，就寄回老家建房子，盖炮楼。人在海外艰难谋生之余，想起老家的那几间炮楼，就觉得欣慰，有成就感。
近年去海外的福建人，无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途径去了海外谋生，一旦手中有钱，首先考虑的，是在老家建房子，建很大的房子，外表富丽堂皇，里边空空如也。虽然大多数海外华人最终都是客死他乡，无法叶落归根，可是，他们是一定要在国内的老家留下几间房子的。
很多的农民工，在城里赚了钱，也要回到老家，盖几间阔气的大房子。不管是否有人住，不管里面是否有东西，也可能从未住过人就要翻修了，房子还是要建的，要建阔气的。
最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突出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物欲的一面。某些人对物质的无休止的追求，表现为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和对房产的疯狂占有。一方面，很多人没房子住，另一方面，很多的房子没人住，有的居民小区晚上黑灯瞎火的，犹如鬼城。
过度追求物质的东西，过度沉溺于物质的享受，则导致物欲的文化。物欲的文化首先表现为口欲期的延长。
口欲期是佛洛依德提出的性心理发展中的第一个阶段，发生在婴儿出生到12个月之内。在此期间，婴儿专注于嘴里的东西，如，以吸取母乳来得到口唇的快感，或是不加分辨地吃任何可以到手的东西。中国文化中口欲期的延长，表现为对吃的文化的特别重视，以及对具体的物质东西的占有欲。
中国人是最讲究吃的民族了。无论是吃的内容，还是吃的方式，都是无与伦比的。以至于有人说，别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吃。
物欲文化的极端则是欲壑难填。自私是人的本性，贪欲也是人的本性。可是，在西方国家，就很难找到像和珅那样富可敌国的贪官污吏。
广东韶关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叶树养受贿1800多万元，另有16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他用6个大保险柜存放现金，由于时间过长，成捆的钱都发了霉。有贪官把成捆的人民币垫在床垫下睡觉过瘾，也有贪官每天夜里打开成箱的钞票，一张张地数着开心……。
物欲文化具有极端拜物教的特点，其极端的发展则是对物质的东西的扭曲性的占有，或对物质的东西的摧毁。在中国历史上，两个具有明显这方面特征的是宦官制度和女人缠足。
中国的宦官制度起源于东汉。虽然别的国家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如朝鲜，越南，埃及，波斯，印度，土耳其等，中国的宦官制度持续时间最久，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巨，这是因为中国具有延续这一制度的物欲文化的基础。
缠足这种对女性身心摧残至极的习俗，在中国能延续千年之久，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更重要的，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视物欲的社会。这种对物欲的畸形的追求，产生了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道德标准，以及带有虐待狂特征的文化。
因为这种太过务实的思想体系，因为这种物欲的文化传统，中国就很难产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无法产生系统的哲学或宗教思想。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出现的思想家的数量，思想流派，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极为有限的。
唯一的例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个时期，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逐渐流入民间。这个时期，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和享受退居其次。后来居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创立时，其创始人孔子也是以实用为目的的。率众弟子周游列国的孔子，只是想把自己的思想用于政治目的，用于国家治理，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
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才确立孔子学说的正统地位，孔子也才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的思想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没有宗教的文化
太过务实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没有产生宗教的主要原因之一。所有的宗教的创始人 — 从耶稣，到释迦牟尼，到默罕默德 – 都是哲学家，也是思想家。
任何的宗教派别的创立，或者系统的哲学思想的发生和传播，都需要有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至少不应有大规模的或较长时期的社会动乱，以打乱这一哲学思想成长和传播的进程。另一方面，任何系统的哲学思想的产生，或者说宗教学说的创立，都需要有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特别是独立于统治阶级以外的哲学人物的倡导，以及一批追随者。更重要的，无论是创始人，还是追随者，都不应是功利的目的，像孔子及其追随者那样，一心只想为统治阶级所用，或者像梁山好汉那样，一心只想着“招安”。
所以说，中华文化五千年，没有产生系统的宗教思想，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太过务实的文化传统，或者说，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以致不可能产生系统的宗教或哲学思想。因为务实，因为重视功利，因为追求物欲，其目的就很容易实现，目标就容易转移，也就难以树立远大的长远的目标并坚持下去。第二，任何系统的哲学或宗教思想，都是自成一体的，能够自圆其说的，更重要的，可能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或社会秩序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也就常常为统治阶级所不容。
中国历史上，宗教思想的繁荣，对宗教的宽容，主要是两个时期。第一，政权稳定，统治集团比较自信，能够把宗教纳入已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使之成为已有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如唐朝的佛教。第二，统治阶级之所以大力提倡某种宗教思想或教派，是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其社会统治的工具之一，如南北朝时期。
有人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也是宗教。实际上，儒家学说只是一种学说，一个思想体系，不是宗教，因为它不具备宗教所应该具有的特征。历史上，不少的人曾经一再努力，希望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的宗教，这些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根本原因外，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所有提倡和鼓吹儒家学说的人，从统治者到御用文人，如董仲舒和朱熹，都有其各自的功利目的，那就是，为统治阶级或某一集团服务，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太过务实和入世的态度。所以说，儒家学说，从其创始人到后来的传播者、发扬光大这一学说的人，都不具备宗教人物的那种宽广的胸怀。
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关于信仰的部分，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体而实用。和我们延续千年的农业生产一样，脚踏实地，没有任何的好高骛远或崇高的内容。因为艰苦的生存环境，因为务实的文化传统，使中国这块土地上没有能够产生西方社会那样的宗教信仰体系。
因为艰苦的生存环境，很多情况下，生存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所以，即使是对于神灵的崇拜，对于权威的敬畏，在中国人，也都是有实用的目的的，有一定的限度的。对皇权的顶礼膜拜，对权力的卑躬屈膝，也都是有条件的。他们不会像西方某些基督教教徒那样，将自己无条件地、无私地献身于“神圣的事业”，让“自我”完全消失于宗教的“狂热”中。中国人无论是宗教性质的崇拜，还是对自然现象的畏惧，都不像其他宗教 — 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 那样，将自己置于完全被动的、服从的地位。
中国人没有宗教，是指没有系统的宗教哲学和宗教思想。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迷信，很乐于造神：土地爷，关公，妈祖，等等。这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大多是从开始时的神话传说，如妈祖，或者是历史人物，如关公，慢慢地被神化，追加了许多的故事，进一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这些神都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具有和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这种造神运动不仅和中国人重视物欲的文化观念有关，也和中国人政治文化的特点有关。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的造神，不仅带有实用目的，还带有投机心理，他们常常希望自己造的神能够帮助自己，打败对手，或者，能够跟着所造之神享尽荣华富贵。可是，有时候，这种投机心理也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通过整风，慢慢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红太阳也就慢慢升起？在这一造神运动中，刘少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刘在一次讲话中，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的权威树立起来，神也就造成了，这为中共的胜利，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可是，后来呢？刘少奇被自己所造的神打入了地狱。
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神的态度也是很务实的。俗话说：“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即使贵为神灵，受了人家香火，就要庇佑人家，不然，轻则香火难保，严重的，小庙可能就要遭殃了。
这也是我们实用的宗教思想的特点之一。崇拜敬畏到了一定的程度，乞求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该做的都做了，总也没有回应，没有报酬，那就可能翻脸不认了。用宋江的话说，即使对贵为天子的人，也是可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
换句话说，中国人天生具有反骨。
天生的反骨
黄河流域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更加强了中国人的反叛精神。
还在咸阳服劳役时，刘邦看到秦始皇出游时浩浩荡荡的车队，很是羡慕，发出“大丈夫当如斯矣”的感叹。不多年后，当他“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后，也就“如斯”了。
在刘邦看来，即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也是可以“取而代之”的。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新朝代的建立，还是一再发生的平民起义，多是这种反叛精神的具体体现。从陈胜吴广，到赤眉绿林，到黄巾军，到黄曹起义，到红巾军，到李自成，到洪秀全，到义和团，莫不如是，所有这些，无不说明中国人天生具有的反骨，天生具有的反叛精神。《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也是如此。大多数的梁山好汉，都是因一时之气，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
所以，林语堂先生说，历史上的皇帝，大多出产在黄泛区。也就是以黄河中游的孟津为顶点，北至天津，南到淮阴的三角形地带。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位平民出身的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刘邦，以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黄河的一再泛滥，朝代的频繁更迭，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加，使黄泛区内的土地越来越贫瘠，越来越难以负担。贫困，加上社会动荡，使很多人落草为寇，成了土匪。
虽然土匪不是民国才有，到了民国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失序状态，土匪的人数之众，影响之广，分布之普遍，组织程度和武装水准之高，都是空前绝后的。据1924年7月25日的《东方杂志》报道说：“民国创立后，没有一片区域没有土匪，没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 保守的估计，到1930年时，中国共有约2000万土匪。
蔡少卿认为，土匪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天灾或战争的产物。为了求生存，他们结伙武装起来，成为社会的反抗力量。他们以抢劫或勒赎为生，其存在和活动都超越当时法律允许的范围，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说，很多人成为土匪，都是为生计所迫，才铤而走险。
蔡先生根据人数的多少以及组织结构，将土匪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股的临时凑合的，一般人数少，活动范围小，活动呈季节性。农忙时有的会回家帮助收获，冬天农闲时，迫于生计，会三五成群，打家劫舍。第二类是半永久性匪股，一般人数较多，活动范围较大，持续时间也长，不受农业生产季节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土匪军队了，他们往往控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有严密而不同层次的组织结构，往往成为和政府军抗衡的重要力量。
各式各样的土匪，像篦子梳头一样，来回扫荡，或劫掠，或绑票，老百姓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生存，土匪需要和各种军事政治势力结合。三五成群的小股土匪，或自行散伙，或被别人收编，或被政府军剿灭。发展壮大后的匪帮，有时也就成为军队。即使被收编，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大的多。民国时期，许多军队将领都是从匪首起家的，如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李宗仁，等等。
造反与革命，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试图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打家劫舍的土匪与改天换地的革命家之间，往往只是一步之差。
这种天生的反骨，这种“取而代之”的反叛精神，就是中国历史上频繁地改朝换代的原因。
所以，在中国这个地方，有文字记录以来，改朝换代的频率，比任何地方都高，出的皇帝，也比哪儿都多。
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
频繁的改朝换代，给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心理带来的影响是深厚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列出这种过度成熟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如下。
没有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政治文化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游戏规则。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政治斗争，都没有固定的游戏规则。即使争议双方事先订好了游戏规则，也不可以按照规则行事。你如果按照事先约定的游戏规则来行事，往往是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多次出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楚汉之争，以及二十世纪的国共两党之争。
楚汉之争中，项羽因为遵守游戏规则，而被刘邦打败。公元前205年，楚汉两国协议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互不侵犯。但是，当项羽遵守诺言退兵，并放回被扣为人质的刘邦的父母妻子之后，刘邦却背信偷袭。项羽退到垓下，在“四面楚歌”中告别虞姬，自刎江边。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两党之争中，蒋介石因为遵守游戏规则，而被落草陕北的共产党赢取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势力，阎锡山招收不少投降的日本军官和日本士兵，准备大举进攻陕北，乘胜消灭共产党势力。蒋介石对此进行阻拦，并说，因为和共产党有统一战线协定，因为美国人可能不会喜欢他们的剿共行动，不可以全力剿共。因而坐视共产党势力很快进入东北，并以东北为基地，迅速向全国扩展，最终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也从井冈山时期的流寇土匪，到陕甘宁边区的边区政府主席，到重庆谈判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对手，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即使在和平年代，无论从政，还是经商，在中国这种政治文化中，一方面，游戏规则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大家对于游戏规则并不重视，很多情况下，并不会严格地去遵守。而且，很多人认为，游戏规则是可以随时改变的，本分地遵守游戏规则是不可能获胜的。
如果你在下午下班的时候，站在一个小县城繁忙的十字路口，你就能够充分体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含义了。在这个繁忙的路口，交通灯是存在的，也是正常工作的，可是，没有一个人会去遵守，或者去理会那几个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交通灯。这种交通景象，在外人看来会觉得一片混乱，可是，身在其中的人们，无论是汽车，摩托车，大卡车，三轮车，自行车，还是行人，都能轻松自如地找到可供自己穿行的空间。这就是中国了，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了。
没有诚信和短期行为
政治文化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诚信。因为政治是没有诚信的，政治家是不讲诚信的，政治文化也是没有诚信的。
这是政治文化与商业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文化根源。
传统的农业社会，较少商品交换。因为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要，只是在生产的产品有过剩的情况下，才会将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换。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在中国大行其道，不仅一直没有绝迹，且时时充斥市场。从晋江假药案，到三鹿奶粉，到染色的馒头，从烟酒食品到服装鞋帽，从电器产品到生产工具，没有被假冒伪劣商品涉足的领域几乎没有。产生这一畸形商业现象的文化根源，就是没有诚信的政治文化，就是不断变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短期行为。
在成熟的商业社会，商业文化是讲诚信的。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商人们就需要有忠诚的客户群，要保持客户的长时期的忠诚，就需要商业诚信，包括质优的产品，低廉的价格，完善的服务，等等。所以，在西方国家，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可以存在数百年，成为真正的“百年老店”。在中国，众多所谓的“百年老店”中，能真正诚名副其实的不多。
在海外，“中国制造”常常是质量低劣的产品的代名词。
因为社会和政治环境不断变化，道德和是非标准也飘忽不定，加上没有诚信的政治文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短期行为，出现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和商业欺骗行为，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政权的频繁更替，不断的社会波动，中国人很少做长期的打算和计划。
最能说明中国人短期商业行为的例子是建筑物的寿命。中国的建筑业每年消耗全球一半的钢铁和水泥，可是，其建筑物的寿命平均不到30年，产生了许多的建筑废物。相比之下，英国的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而美国的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
不仅是建筑物的寿命，不仅是商业行为，在中国，许多的社会行为，也都是短期行为。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太快，有时，就连几年后的事情，都是不可测知的，谈何计划？在西方国家，人们常常会计划几年以后的事情：去哪里度假，去做什么事情。在中国，人们一般只是考虑今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几年以后的事情，则无法预料。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悠悠五千年文明古国，短期行为却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对此有精辟的高论。他说：“我搞房地产，找点儿关系，送点儿礼，拿块地，建几幢房子，两三年内，几千万就到手了。我去做实业，要产品，要开发，要搞定市场，要售后服务，什么时候能挣这么多？再说，政策一天三变，领导也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说不定会血本无归”。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火爆，甚至许多国有公司，也纷纷进入赚起钱来“短平快”的房地产行业，而工业实业却一直滞后，许多发明专利，甚至过了保护期，也无人问津，无人使用。因为工业实业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效益，谁知道这中间会有什么变故呢。
虽然政府和专家一再呼吁，应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可是，因为这种政治文化，因为这种短期行为，至今还没有望见“中国创造”的身影。那些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花哨的东西，质量低劣的产品一直充斥市场。
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特有的政治文化导致的短期行为。
短期行为是因为中国人总是不停地折腾。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驴拉磨式的原地打转的历史。
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勤劳。一年又一年，中国人总是辛勤地工作，不停地工作。你到西方转一圈，一周工作七天的，多数是华人。周一到周五，做一份工作，周六和周日，还要加班，去周末市场做些小生意之类。华人可以一年工作365天，可是，为什么华人总是不富裕？有时甚至无法摆脱生活的窘迫？简单地说，就是这种“瞎折腾”，这种短期行为，这种一切从头开始的文化传统。看看西方人，吃一口，得一口，干一点，得一点。中国人，因为文化传统，常常是无用功太多。
我们喜欢一切从头开始。在西方，一个只有100年左右历史的房子，就可能是要保护的对象，他们在设计新建筑时，会考虑到在保护老建筑的基础上如何施工。中国是推倒重来，先夷为平地，再重新建设。即使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建筑四合院，也难逃这种被改造的命运就，何况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建筑物？
我们总是建了拆，拆了建，所以，中国的GDP中，没有人计算过，有多少比例是属于建筑垃圾这个范畴的。
政治也是如此。毛泽东就曾经努力将中国变为一张“白纸”，因为这样“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实际上，他老人家哪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在一块有五千年历史的画布上作画。可是，这种将中国变为一张“白纸”的努力，这一过程，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早熟的政治文化
为了共同治理黄河水患，利用黄河资源，就促成了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就于葵丘召集各诸侯会议，协商共同治理黄河的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种历史地理因素，黄河流域不仅出现了早熟的华夏文明，而且出现了最初的中央集权政体 – 秦国。
中华大地，悠悠五千年，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接二连三的政治演出，大到亡国灭族，小到宫廷政变，舞台上的演员来了又去，我们的人民见的太多了。
虽然改朝换代频频发生，皇帝频繁更替，皇权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历代皆行秦政治”。中国也一直是农业文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结构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所变化的是人，是我们的国民。在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我们的国民大多都变成了很老练的政治运动员。
中国人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或者说，中国人政治化的程度，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了。有时甚至可用“圆滑”来概括。
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北京人。这些天子脚下的“高等臣民”，谈起话来，上下古今，无所不知，其孤傲，圆熟，深于城府，精于世故，都是无出其右的。
不仅仅是北京人，多数的中国人，都是世事透明，精于政治的。相比之下，西方人就显得很单纯，有点“傻傻的”了。
比如，中国人说“是”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但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不是”，这要看当时具体的语言环境、场合、说话的语气等等诸多因素。
比如，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立了规矩，就要按规矩办事，“随心所欲不逾矩”。如果要做什么改变的话，就要先改变所立的规矩，就要先辩论一番。中国人则认为，这是死心眼儿，既然规矩是人制定的，人就可以随时改变它。
政治总是不断变化的，各种各样的标准也就相应地不断变化。这些标准包括：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标准等等。远的不说，看看中国1949年以后的历史就会明白，许多的事情，昨天认定是正确的，今天就会被抛弃。而昨天被大批特批的东西，今天可能会被平反，被推上至尊的位置。
以中国要走什么道路为例。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因此，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批苏联的“修”，批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到1979年，似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经历了几次经济的和政治的“风波”后，发现，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经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发现，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时至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呢，还是资本主义，估计能说清楚的人不是很多。
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1949年后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遭遇，也能充分说明这种多变的政治气候。
正是这种变幻不定的政治和社会气候，使得许多人整人害人而无悔过之心，风水轮流转，谁知道哪一天就是自己对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政治变化的速率，有时让人眼花缭乱。
这种社会和政治的不断变动，是养成中国人精明和圆滑的重要因素。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有不同的要求。一个人，要求得生存，就要圆滑，就要尽力地尽快地去适用这种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当政治家认为，应该修长城，将“蛮人”挡在外边时，你要赞同。过些年，新的政治家认为，应该拆除长城，“和谐”才能保证江山永在时，你也要举双手赞同。
在中国，政治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政治就是一切。从2006年开始，中国培养的博士就超过了美国，可是，半数以上的博士们都选择了仕途。一方面，这是中国学术进步的悲哀，同时，也说明政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这种积极的从政热情，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畸形的商业行为一样，都是源自于务实的短期的政治文化根源。这是因为，相对于学术研究，相对于经商，相对于社会上的其他任何职业，从政不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其投资的回报率也较高，回报的过程较短。
在黄河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文化，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核心，整个社会围绕着这个核心旋转。就像宗教是中世纪欧洲的核心，财富的积累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一样。
这种政治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将来的相当一个时期，其影响都不会降低。
这种圆熟的政治文化，其内容不是多元的，对外也表现出较强的单一性(Monolithic)。内容的单元性质是指在这一文化内部，对于不同意见或压制，或消音，对于异己分子或纳降，或清除，甚至消灭。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也比较单一，常常认为对方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是没有第三种情况的。所以，双方的关系也就很难是平等的。
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会继续讨论。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了，现在的中国，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十字路口，在多年的“改革”以后，“开放”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淡化政治色彩是必经之途，增加政治的透明度是必由之路，一个开发的多元的社会才是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