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多数参与口水战的国人都不知道孙杨禁药事件的细节，作为非医学界人士，绝大多数为孙杨辩护者甚至反对者都不知道孙杨所得的是什么心脏病，所吃的曲美他嗪是什么药。他们根据的不过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游泳协会发布的官方消息，以及国内几个外行所写的辩护文章。

根据官方的报道，孙杨2008年11月在“在大运动量训练后偶尔会出现胸闷，心悸不适”。经专家会诊，包括浙江省人民医院心血管专家屈百鸣，诊断是“心肌炎”，“专家认为，心肌炎实际上是免疫反应”，因此决定用曲美他嗪 Trimetazidine（商品名万爽力）“治疗心肌缺血”。2014年5月17日，孙杨在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夺得1500米和400米自由泳金牌。在赛后的药检中，由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在这一年的药检项目中加入了曲美他嗪，所以孙杨“不幸”被查出了阳性。孙杨声称是“误服”，但他的1500米自由泳金牌还是被剥夺了，他被禁赛3个月。他的队医巴震因为是孙杨服禁药的直接参与者，被判禁赛一年。由于他偷偷地在禁赛期间又参加了2014年九月的亚运会为孙杨服务，他的禁赛期被延长至两年。

那么说来，如果孙杨得的是“心肌炎”，那么他的“心肌炎”至少持续了六年，而且他服用曲美他嗪至少六年！

成人心肌炎Adult onset Myocarditis是心脏肌肉的炎症性疾病Inflammatory disease ，心肌炎最常见的以及大部分的病因是病毒，其次才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某些毒物，药物，和寄生虫等。细菌性心肌炎极少见。病毒性心肌炎大多数是自限性疾病，大多数在几个星期到几个月内痊愈，没有特效药治疗，休息三个月即可。自身免疫性心肌炎的治疗方法是免疫抑制剂，特别是糖皮质激素。药物及毒物所致心肌炎的治疗方法是停止这些致病因子，加上休息。寄生虫的话，用抗寄生虫药。不论是病毒性心肌炎也好，其他类型的心肌炎也好，如果半年没有痊愈，多半留下长期的后遗症，如慢性反复性心衰，心律失常等。就算这些后遗症的程度不太严重，患者也不再适合高强度大运动量的竞技运动。

那么孙杨得的是什么“心肌炎”，竟然延续了六年以上，除了曲美他嗪以外并没有服其他什么药，这六年间他继续参加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和比赛，并获得多枚金牌，而在2014年5月被发现服禁药并被停赛三个月后，这个心肌炎突然消失了呢？

在说明孙杨得了什么“心肌炎”之前，我想先谈谈心脏的生理代谢。心脏的肌肉通过冠状动脉取得血供和氧气，它收缩时需要消耗能量ATP。心脏产生能量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有氧代谢，通过脂肪酸分解合成ATP；二是无氧代谢，通过葡萄糖分解合成ATP。有氧代谢，顾名思义，需要消耗氧气，无氧代谢则不需要消耗氧气。

那么，曲美他嗪在这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曲美他嗪并不是治疗心肌炎的药物。曲美他嗪的药理作用是抑制脂肪酸分解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酶，从而抑制脂肪酸分解，抑制有氧代谢，并通过体内能量平衡的调节，补偿性增加葡萄糖的无氧代谢。这在心肌缺血缺氧时起到既提供能量，又不消耗氧气的作用。临床上用于暂时性心脏缺血如心绞痛时的辅助治疗。

屈百鸣等心脏专家及孙杨的保健医生巴震只是给孙杨开来曲美他嗪，显然他们知道孙杨得的不是心肌炎，而是大运动量时造成的暂时心肌缺血。心肌炎是肌肉的炎症，并没有心肌缺血的现象。

运动医学专家都知道，从事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运动员，如游泳，长跑，自行车，铁人三项等运动员，心脏负荷很高，容易产生“运动员心Athlete’s Heart”。运动员心就是长期运动后心脏左心室壁增厚，心室扩大，心间隔增大。这种改变的一个后果是“运动员心律失常Arrhythmia in Athletes ”。这种运动员心属于正常改变，不是肥厚性心肌病，运动员心律失常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常现象，包括频发室上性早搏。只有阵发性室性心动过速比较危险，会造成心脏骤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是抗心律失常药，不是曲美他嗪。曲美他嗪没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由于曲美他嗪有在心脏缺氧时维持心脏收缩功能的作用，它被运动界，包括健身界广泛应用于高强度耐力运动时的心脏功能增强剂，如波兰的运动员在2008年到2013年大量使用曲美他嗪，直到2014年被世界反禁药委员会禁止。除了波兰运动员外，巴西，韩国的运动员也被捉住过。孙杨从2008年开始使用曲美他嗪，值得2014年被发现。其中的巧合，不言而喻。

2014年，WADA在新版的禁药目录里把曲美他嗪放在S6.b类，即特殊刺激剂类，禁止在比赛期间使用，但没有禁止在平时训练时使用。由于曲美他嗪的体内半衰期很短，只有7 到12 个小时。有心作弊者只要赛前一天不服药，就不会被查出。2015年以后，曲美他嗪被放到了S4.5类，即激素及代谢调节剂类，除了比赛期间禁止使用以外，平时训练也禁止使用。然而，实际执行很有困难。平时训练是无法监测的，完全靠诚信。说到诚信，唉，你懂的。

2016年5月17日，俄国赛艇队被查出全体服用曲美他嗪，全队被禁止到里约奥运会参赛。俄国队不服，提出上诉，说是误服。哈，多么耳熟。不过说误服不是某个人的发明，一位WADA的官员说，60%用禁药者被发现后都说是误服。这些人真不会编借口。

使用禁药和监查禁药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前面说的打时间差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很多种方法。使用禁药的最高境界是，用了药，但查不出来。常见的方式有几种：一是用无人知的新药，但这个方法不可靠，因为现在运动员的尿液会保存十年，十年内发现有禁药，奖章一样会被剥夺；二是高科技，如基因改造技术和自身输血（现在也能查出）；三是打时间差，即训练时用，比赛不用；四是偷换标本，俄国人就用过这种低级的手段。。。

南韩的游泳名将朴泰恒因为使用过曲美他嗪现在遭到韩国民众的抛弃，中国的游泳名将孙杨虽然曾经使用过曲美他嗪现在仍然受到中国民众的吹捧。结局这样的不同，是因为国情，价值观的不同吧。

当时我总觉得这些版本都缺了点什么，没有完全翻出歌词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想说几句，但又感到“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所以作罢。最近无意中又看到这首歌，一时兴起，觉得还是把当时想说的话说出来。

首先来欣赏这首歌的英文原文。

I hope you dance

I hope you never lose your sense of wonder,
You get your fill to eat but always keep that hunger,
May you never take one single breath for granted,
GOD forbid love ever leave you empty handed,
I hope you still feel small when you stand beside the ocean,
Whenever one door closes I hope one more opens,
Promise me that you’ll give faith a fighting chanc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oice to sit it out or dance.

I hope you dance….I hope you dance.

I hope you never fear those mountains in the distance,
Never settle for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Livin’ might mean takin’ chances but they’re worth takin’,
Lovin’ might be a mistake but it’s worth makin’,
Don’t let some hell bent heart leave you bitter,
When you come close to sellin’ out reconsider,
Give the heavens above more than just a passing glanc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oice to sit it out or dance.

I hope you dance….I hope you dance.
I hope you dance….I hope you dance.
(Time is a wheel in constant motion always rolling us along,
Tell me who wants to look back on their years and wonder where those years have gone.)

I hope you still feel small when you stand beside the ocean,
Whenever one door closes I hope one more opens,
Promise me that you’ll give faith a fighting chanc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oice to sit it out or dance.

Dance….I hope you dance.

I hope you dance….I hope you dance.
I hope you dance….I hope you dance..
(Time is a wheel in constant motion always rolling us along
Tell me who wants to look back on their years and wonder where those years have gone)

这首歌的歌词初看时觉得每一句都很美，但把它们连在一起时好像有的地方显得突兀，思维跳动太大，前后文意思不连贯，甚至有些不知所云，不好翻译。

有人说这是一首母亲写给念高中的儿子的勉励诗歌，因为诗中借用了高中舞会的情景。“当你面对坐到一边还是起来跳舞的选择时，我愿你起舞。”有孩子参加过高中舞会的家长，都很熟悉这个情景和心态。

这首歌在2000年发表，一下子大热，流行全国，高踞流行歌榜首五个星期。歌手Lee Ann Womack当时出道才两年，因这首歌变得大红大紫。她的第一个CD的名字以这首歌的名为名，卖出了两百万套。聚光灯好像都照在她身上。

但还是有人注意到了这首歌的作词者，缇阿。秀乐斯Tia Sillers。秀乐斯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乡村歌曲作词者。秀乐斯出生于美国南方田纳西州的乡村音乐圣地Nashville，但她原来跟流行音乐并没有交集，她家里也没有人是搞音乐的。秀乐斯中学毕业后离开老家到北卡大学读书，在那里她获得了商业和通讯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爱好写诗的她在大学写论文的时候才开始尝试写些歌词解闷。毕业后，她回田纳西的老家小住。一天晚上老妈把她带到Nashville有名的蓝鸟餐厅Bluebird Cafe，那是很多有名的乡村音乐歌手和歌曲作家聚集表演的地方。那晚大名鼎鼎的歌曲作者丹。舒立兹Don Schliz正在表演。他的表演激发了她写歌的热情，从此走上了专业歌词作者的不归路。她很快就发表了她写的歌曲，跟寇林斯音乐出版社Collins Music签了约。1994年，她写的歌“唇膏的保证Lipstick Promises”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五首流行曲之一。

这时她遇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蓝调歌手，吉他手，和作曲家马克。箫比Mark Selby。她和箫比以及一个才17岁的年轻吉他手肯尼。维。谢佛得Kenny Wayne Shepherd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曲“似见巫毒Deja Voodoo”，再次大热，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五首摇滚歌曲之一。秀乐斯和箫比的合作在1998年达到顶峰。这一年，他们合作为歌手迪克西。契克斯Dixie Chicks写的歌曲“这是你的麻烦There’s Your Trouble”成为乡村音乐排名榜上的第一名，三人首次合作的CD歌集“Wide Open Spaces”成为乡村音乐历史上最畅销的歌集之一。

秀乐斯的才华引起了另一位有名的乡村音乐作曲家马克。桑德斯的注意。桑德斯联络到了秀乐斯，希望跟她合作。桑德斯一直是秀乐斯的偶像，因此两人的合作一拍即和。很快， 他们合作的第一首歌曲“我哪儿也不去I Ain’t Goin’ Nowhere”由歌手玛亭娜。麦布莱德Martina McBride录音发表，成为了热门歌曲。

这时秀乐斯自己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1999年九月，秀乐斯与前夫终于离婚。心情沮丧的秀乐斯一个人跑到佛罗里达的墨西哥湾海边，一连几天坐在沙滩上发呆。面对大海她回忆了她感情和人生的挫折，体会到了人的渺小，也感受到从大自然的造物主上帝那里得来的爱和力量，看到了前途和光明，这让她振作起来，有了重新开始的信心。当她离开海边的时候，她感觉到她已经是个新人，充满力量。回来后，秀乐斯和桑德斯合作，写下了“愿你起舞I Hope You Dance”这首歌。这首歌由歌手丽安。沃玛克Lee Ann Womack演唱录音，成为2000年最广为流传的歌曲，高居北美欧洲流行歌曲榜首13星期，并获得格兰美最佳乡村歌曲大奖。

秀乐斯和箫比继续合作，创作了多首畅销的流行曲。合作中两人也坠入爱河，终于共结连理，成为流行乐坛受人羡慕的夫妻档歌手兼作词作曲家，经常共同登台表演。

因此我们明白了，“愿你起舞”这首歌是秀乐斯写给自己的！歌中的“你”，其实是“我”。秀乐斯是在给自己打气，激励自己！

了解这个背景，就不难理解这首歌的歌词。当然，要把它信达雅地译成中文歌词，需要相当的功力。笔者只能试着把它译成诗，在翻译中把它的原意保留下来，只是这诗不能唱了。信达雅，留待高手。

愿你起舞

愿你永远不会放弃美之追逐，
饱食之时依然有如饥肠辘辘，
愿你永远不会以为能够呼吸是理所当然，
是上帝不让爱情离你半步。
当你站在浩瀚海边，我希望你感到自己微小不足。
当一扇门关闭之时，我希望另一扇门开别处。
答应我，你仍有信心永不服输，
当你面临选择坐到舞池外面或进来跳舞时，
我愿你起舞。
我愿你起舞。

我愿你永远不要惧怕山高路远，
绝不满足于容易的坦途，
生活可能意味着冒险但值得尝试，
爱情可能是个错误但值得下注。
不要让那些冷漠的心让你苦楚，
当你快要放弃之时，三思再度，
当更多仰望上帝而不是熟视无睹。
当你面临选择坐到舞池外面或进来跳舞时，
我愿你起舞。我愿你起舞。
（时间如巨轮滚滚向前，带领我们脚步。）
我愿你起舞。我愿你起舞。
（告诉我谁愿意回首过去，关心那些时光失落何处？）

当你站在浩瀚海边，我希望你感到自己微小不足。
当一扇门关闭之时，我希望另一扇门开别处。
答应我，你仍有信心永不服输，
当你面临选择坐到舞池外面或进来跳舞时，
起舞，我愿你起舞。
我愿你起舞。我愿你起舞。
（时间如巨轮滚滚向前，带领我们脚步。）
我愿你起舞。我愿你起舞。
（告诉我谁愿意回首过去，关心那些时光失落何处？）

中国航空公司是按照现代航空企业的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创办的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经营的航空公司（中国交通部控股占55%股份，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占45%股份），始创于航空黄金时代的1929年，至1949年底结束，中航的中方董事长一直由交通部部长或副部长担任，而实际管理和运营则由美方副董事长负责。中航在历史上存在的20年，恰好跨过了中华民族近代史最苦难最黑暗的时期——14年抗日战争。在国家贫穷落后、遭受外侮而朝野万众一心艰苦卓绝地捍卫主权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舞台上，中航作为一家中央直属企业，其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中航在坚持企业发展做大做强的主要目标的同时，配合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开展了多项工作 ，包括开辟多条战略航线、执行政府和军方专包机任务，特别是驼峰航线的探索、首航和执行驼峰空运任务全过程。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中航自身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获得丰厚的回报，战后成为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

中航之取得如此成就，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理念（泛美航空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对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正值航空黄金时代，全部飞机来自当时航空技术最先进的美国，特别是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法案飞机后）进行运营管理，并充分发挥了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因而在中国落后而战乱的环境中有大作为。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中航美方副董事长邦德William Langhorne Bond生于1893年，曾参加欧陆战争，为人忠诚正义有远见；于1931年来华，一直在中航工作至1947年，之后回美担任泛美航空公司负责远东事务的副董事长。邦徳在中国工作生活的16年中，经历了中国抗战的全过程，他将自己明确定位为中方控股企业的经理人，弃小家而不顾，与妻儿远隔太平洋分离十余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航飞机面对日机对平民飞机丧尽天良的袭扰，两度机毁人亡，邦德带领中航在战乱中转移、重建业务，艰难迁徙，从上海到南京到汉口到香港到重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中航运营最艰苦时期罹患心脏重病仍坚持在中国工作不言放弃。甚至在中航因战争导致业务急剧萎缩之时，为避免中方亟需中航配合抗日军运服务但美方碍于日美尚未开战而不便直接出面参与所造成的矛盾冲突，邦德拒绝泛美委任的风光美差，并毅然决然放弃泛美雇员的身份，转而仅以中航聘用的美国雇员身份经营中航以更好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因而获得中国政府对他的极大信任，给予更大的管理自由度。邦德个人通过在中航的服务为中国抗战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在开辟驼峰航线中的战略策划和亲自参与（1940年底的首次探索、密支那机场的选点和修建、1941年11月货运首航、1941年12月客运首航等）、驼峰空运中的运营管理，以及将中航驼峰飞行的成功经验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广为传播，从而协助中国政府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租借法案援助开展驼峰空运。综上可知，对于中国，邦德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友人。《中国之翼》一书就是根据邦德在华经历展开，读者可在书中详细了解。

中航人才济济，有许多非常出众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还有兼具管理和飞行才能的复合型人才如邦德，群星璀璨。

邦德除卓越的管理才能外，在年轻时受当时的航空热影响，曾学习飞行并获得飞行驾驶执照，来华在中航工作中经常执飞，驼峰飞行超过100次。中航的美方高管中还有一位要推介的是艾利森，他1928年来华创建中航，任中航机航组主任，开拓武汉上海间的商业航班、首飞成都和重庆。1937-1938年出任中国航委会顾问，曾为中国空军试飞战斗机，1939年返美。艾利森虽然没有飞驼峰空运，但他在美国为中国抗战继续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协助中国政府在美国购买飞机，他于1942-1945年担任波音B-29首席试飞师。B-29是二战中最杰出的战略轰炸机，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包括1944年以中国成都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和日占区的港口和工业基地、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等。艾利森于1947年再度来华，担任中航机航组主任、美方副董事长，负责东南亚地区业务至1949年底，对两航起义持同情态度。艾利森因其在二战中的卓越贡献，受到美国两任总统的最高嘉奖。

中航的历任中方高管，除董事长由交通部部长或副部长兼任外，最知名的莫过于黄宝贤，黄宝贤于1938年1月由宋美龄任命为中航总经理，与邦德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历经中国抗战最艰难困苦阶段，其中包括南京撤退、武汉撤退、香港撤退、1938年和1940年两起中航客机被日机袭击坠毁等一系列大事件，以及中航总部从上海迁移到重庆（在香港设立维修基地）并在中国及周边重新布局等海量工作。黄宝贤为中国抗战和中航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著名的中航“DC-2 1/2”飞机修复，就是黄宝贤坐镇香港拍板的。

中航的飞行员更是高手如云。美籍飞行员中，在中国最知名的是夏普和吴士，二人均于1933年至1947年在中航。吴士执飞最早的驼峰航线探索，驼峰空运期间任机航组主任指挥中航空运的运营。“虎胆英雄”夏普技艺高超，胆量过人，首航驼峰航线的货运和客运，在武汉撤退中送蒋介石夫妇撤离，在香港撤退中送宋庆龄、宋蔼龄等国民政府要员往重庆，并且飞行过许多高难任务如“呼啸的威利”等。其实，美籍飞行员中在中国有赫赫战绩但不太为人知晓的大有人在。中航的美籍驼峰飞行员中，有9位曾分别在1937-1941年期间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中国空军的组建者和最高指挥机构）顾问、中国空军教官；有1位曾任蒋介石专机机长；从1941年起存在了一年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航空大队（即最早的飞虎队）的飞虎队员（姑且这样称呼），在1942年7月解散时，仅有5名随陈纳德转入美军在中国参战，而有19名加入中航，参加了1942-1945年的驼峰空运。上述这些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期就在中国服务的中航美籍飞行员中，有四位在驼峰航线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航的驼峰飞行人员中有大批中国人。如：1940年底中航美籍机师吴士执飞勘察试航驼峰航线，随机飞行报务员是中国人罗昭明，为以后开辟驼峰空运打下基础。1941年11月首航驼峰货运也有中国飞行人员参加，以下的中航人员集体相：副董事长邦德（右四）、执飞机长夏普（左六）、副驾驶德堪佐夫（左五），参与首航的中国飞行人员有：机航组副主任聂开一（右一）和飞行报务员张启荣（左二，后于1943年底在驼峰航线上牺牲）

中航的正驾驶，至1937年初才有四名中国人，且全为美籍华人，按升任正驾驶的时序为：黄官悦、谭欢在（谭宽在，1940年牺牲）、陈文宽、陈鸿恩；至1942年新增的中国机长有：梁广尧、陈文惠、陈齐发、陆铭、黄天觉；随着驼峰空运的展开，中航获得的租借法案飞机越来越多，中国籍飞行员剧增。1944年，马国廉、潘国定、陈达礼、杨积、边任耕等先后转为正驾驶。同时有大批中国人任副驾驶。中航参加驼峰空运的空勤人员有300多人，其中2/3是中国籍飞行人员。

中航华人机长陈文宽（1913年生，仍健在）被誉为“中国近代航空史传奇”，1933-1945年在中航执行许多高难任务，留下许多精彩故事。他于1936年升正驾驶，飞1938年武汉撤退、1941年香港撤退的最后一班飞机；1942年5月8日，他在送率队轰炸东京的美军杜立特中校前往印度途中，到当天即将沦陷的密支那机场接最后撤退的中航员工，结果严重超载缅甸难民飞离密支那，额定24人的DC-2型飞机竟然塞了72人！1942年7月，陈文宽为机长、潘国定为副驾驶、华祝为报务员的中航机组成功探索驼峰新航线，也是人类首次飞越喜马拉雅山。陈文宽因不满中航对华人员工的歧视待遇，在抗战胜利后入中央航空公司任机航组主任、副总经理，1951年与戴安国、蔡克非等人在台湾共同创办复兴航空，成功运营至1983年退休。

中航飞行人员的夜航很早就开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即日起，中航在京沪线上增开夜航，以配合抗战运输，是为中国民航机夜航之始。加之从1938年开始，中航的平民客机经常遭到日机袭扰，中航飞行员不得不经常在夜晚飞行而练就了夜航的过硬本领，武汉撤退、香港撤退均系夜航，这些经验在日后的驼峰空运中排上了用场。驼峰空运之初，美军空运队盲目自大，在飞越驼峰时事故频发，大量机毁人亡，后来请中航资深飞行员向美军空运队传授夜航经验，情况大为好转。

中航的地勤人员为保障飞行作出了许多贡献，其中最经典的是修复“DC-2 1/2型”飞机的故事。1941年5月，中航DC-3型46号飞机遭日机袭击而迫降于宜宾机场，日机追踪炸毁飞机右翼。为修复该飞机，时在香港中航总部的总经理黄宝贤主持，美籍总机械师索丁斯基指挥，机务外场大领班吴敬诚对修复“DC－2 1/2”提出大胆建议并得到采纳。中航人员把DC-2型飞机备份机翼固定在DC-3型机身上，从香港运到宜宾机场，再将它安装到被炸坏的DC-3型飞机上，由美籍机长哈尔.斯威特、机械师韦尔和报务员华祝一起，完全用人工操纵方法，从宜宾安全地飞到香港进行大修。这架被称为“DC-2 1/2型”的飞机，是世界航空史上的一段佳话，表明了抗日战争中倍受磨炼的中航航空技术人员以高度爱国/正义精神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也体现了中美人员的密切合作。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在提及“DC-2 1/2型”飞机时曾这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航）飞行和维修人员面临的苛刻条件以及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几乎没有人能同一支为营救被炸毁的一架DC-3型飞机的小分队相比”。

中航的这些中国空地勤技术人员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奠基和建设的栋梁之材。

中航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的典范，也是中美双方通过企业形式合作的成功案例。中航的发展史给中国民航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5年5月5日于广州

驼峰航线是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开拓的。中航的飞行员在1941年11月首飞驼峰航线。在1942年3月，美国陆军空运司令部US Army Air Force Ferry Command成立了第一空运队First Ferry Group，受在印度的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指挥，与中航公司一起担负起驼峰航运的责任。1942年7月，美国陆军运输队Air Transport Command (ATC)成立,直接受华盛顿指挥, 组成印度中国运输队India-China Wing, 接替第一空运队继续和中国航空公司一起执行驼峰航运的任务，直到抗战胜利。驼峰航线的危险和困难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大量的美国飞行员和中国飞行员在这条航线上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中国航空公司在抗战和驼峰航运所作的贡献长期被有意无意地埋没。可喜的是近年来他们的功绩逐渐被承认，虽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的朋友陈安琪女士就是一位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的中国空军史研究者，也是驼峰航运研究的权威。她的父亲陈维龄原是国军空军飞行员，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加入中国航空公司执行驼峰航运的任务，飞过一百多次驼峰。她最近翻译了美国作家Gregoty Crouch所写的书《中国之翼：航空黄金时代的战争，阴谋，浪漫和探险》，主要介绍中国航空公司二十年历史的传奇和沧桑。她有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字，我得到她的许可在这里贴出，并将陆续介绍她的其他工作。

凌志

《中国之翼：航空黄金时代中央帝国的战争、阴谋、浪漫和探险》出版（3-1）
——介绍中国航空公司20年发展史并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陈安琪 2015年5月1日于广州

“中国航空公司为美国陆军航空队制订了标准，证明了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运营空中补给线是可行的。” —— 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D•罗斯福
“中国航空公司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提供了一线希望，我们民族对中国航空公司的感激永远难以言表。” —— 宋美龄

美国作家格雷戈里.克劳奇（Gregory Crouch）所著《中国之翼：航空黄金时代中央帝国的战争、阴谋、浪漫和探险（China’s wings: War, Intrigue, Romance, and Adventure in the Middle Kingdom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Flight）》一书于2012年在美国出版，其中译本将于今年内在北京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系列的段其纲编辑慧眼识珍，选中此书翻译以飨中国读者，该书由我翻译，由我的多年好友、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审校。《中国之翼》以美国人威廉.兰霍恩.邦德于1931-1947年整整16年在中国航空公司代表美方任机航组主任、副董事长的工作生活经历为主线，记述曾存在了20年（1929-1949年）的中航的发展史。中国航空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民航企业，在创建初期开拓了中国最早的几条客货运航线；在抗日战争期间执行大量政府和军方专包机任务；1940年率先探索“驼峰航线”，并作为唯一一家民航公司在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执行了“驼峰空运”军事任务全过程。战后中航在中国境内继续拓展业务，并于1947年开辟了中国上海经停关岛、威克岛、中途岛、檀香山至美国旧金山的跨太平洋国际航线；至1948年末发展到拥有员工近4800多名和运输机60架，成为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中航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其存在和发展，曾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历史被尘封数十年，只是近年中航在“驼峰空运”中的贡献才渐为人知。

— 中国航空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驼峰空运”中的贡献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印缅战区，有一条连接中国昆明与印度阿萨姆邦的航线，是中国获取盟国援助的唯一通道。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南麓、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抗战时期国际援华战略物资从美国东海岸出发，途经三大洲两大洋，到达印度北部与中国相邻位置，最后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进入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虽拼力抵抗，但难御强敌，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中日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至1942年，日军切断了盟军和中国联系的所有海陆通道，妄图封锁中国交通，阻止一切战略物资进入中国，困死中国。志愿援华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泛称飞虎队）也因汽油、弹药得不到补给而即将无法升空。为粉碎日本切断中国对外通道困死中国的图谋，只有通过空运物资入中国以保障继续抗战。早在驼峰空运开始之前一年半即1940年11月，为避免日机对中国航空公司航班的攻击，中航美方副董事长邦德领队、美籍机长吴士成功探索驼峰航线，促成了缅甸境内密支那机场的建设；1941年11月，中航美方副董事长邦德和总经理黄宝贤领队、美籍机长夏普执飞自印度汀江往中国昆明，正式开通驼峰航线，为半年后建立庞大的战略空运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和取得宝贵经验。邦德将这些成功实践和丰富经验写成备忘录，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广泛流传，为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游说美国政府支持中国抗战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1942年4月底，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1942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自此，美国政府提供租借法案飞机并空运战略物资到中国的悲壮史诗剧目拉开大幕。中航因其率先并成功飞越驼峰而从一开始就成为承运单位，通过美国《租借法案》获得大量的飞机、设备、油料，并自始至终与美军空运队是共同承担“驼峰空运”的两个部门（注：民间流传的驼峰航线由飞虎队开拓和驼峰空运由飞虎队承担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实被泛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和美军十四航空队的首要任务是空战，也为驼峰空运保驾护航）。中航在驼峰空运中创造了大量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读者可在《中国之翼》书中享受此大餐。此处仅举一例，1942年7月21日，为防日寇继续北犯，由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领队，中航机长陈文宽、副驾驶潘国定和报务员华祝三人机组，驾驶航委会刚从美国接到的第一架租借法案飞机（C-53型），调研中国莎车至印度白沙瓦间航线的可行性，从重庆出发，经兰州、迪化、伊犁、莎车、新德里、卡拉奇至白沙瓦，然后满载货物从白沙瓦按专程航线模拟试航成功直达莎车，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往返飞行6600公里，历时近半月，完成了探索驼峰新航线的壮举，也是人类首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而美军则同时在印度一侧向中国飞行探索该航线，却因技艺胆识皆不如中航人，在类似的地形、气候条件下两度尝试均铩羽而归，最终宣告放弃。

（一）飞越驼峰。驼峰航线分南线与北线，其中，南线长800余公里，北线长1150公里。为免受日本战斗机的拦截，飞行员们宁愿选择北线飞行，去面对崇山峻岭、恶劣气候、骤变的天气……

（二）空中生命线。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驼峰空运期间，中美双方先后投入飞机2200余架，参加人数84,000多人，共运送了73万多吨的战略物资（* 即驼峰航线货运总量远超1938年8月至1942年5月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的总计49万多吨国际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总飞行时间共计约150万小时。其中，中航以最多时有200名飞行员和利用先后有限的100架运输机，共计往返飞行43,611架次，总共飞行161,139小时，运送旅客37,422人次（大部分是中国赴印远征军）, 运输货物74809吨（其中包括29800磅军火）。据权威统计，1941-1945年间，81%的国际援华物资通过驼峰空运完成，换句话说，中航在此期间运载了国际援华物资的近9%。驼峰航线成为中国的空中生命线。中航的机务人员，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下，为保障飞行任务的顺利完成，发挥聪明才智和付出巨大努力，创造性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DC-2 1/2”、“呼啸的威利/飞筛”等。这些航空史上的佳话，在《中国之翼》中有详细记述。

（三）开辟急需航线和专包机任务。除驼峰空运外，中航在抗战期间，完全按照国民政府意旨，依据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和需要，以重庆、昆明两个航空运输中心和对外空运口岸，安排航线的开辟和运营；并执行了政府专包机客货运输任务6601架次。开辟的急需航线包括：1937年12月开辟重庆-香港航线；1939年初开辟重庆-昆明-河内航线；1939年底开辟重庆-昆明-腊戌-仰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为至吉大港和加尔各答）航线；1940年开辟南雄至香港航线。执行的专包机任务包括1938年底武汉撤退；1941年初向香港运出锡块、钨矿砂并从香港运入国际红十字会捐赠中国抗战的药品；1941年底香港大撤退包括将宋庆龄及宋蔼龄等军政要人送往重庆；1941-1942年从昆明运送弹药、汽油和食品到仰光支持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1942年初协助缅甸运输，并从缅甸撤退大批人员和物资；1942年7月中向从缅甸“野人山”跋涉归国之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投放粮食、药品；1944-1945年为修筑雷多公路的十万民工抛投粮食并运送工程设备及工程人员等等。

（四）死亡航线。险恶如斯，向死而生。在驼峰空运中，中美人员勠力同心，克服重重险阻，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位驼峰老飞行员如是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撒着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因此“驼峰航线”又称为“死亡航线”。《中国之翼》书中讲述了多个有关中航飞机在驼峰遇险、坠毁的故事，其中，两位美籍飞行员在米什米雪山中坠机负伤、艰难跋涉47日才逃出生天回到基地的故事惊心动魄、催人泪下。

由于“驼峰航线”非常险恶，牺牲也非常之大，中美双方共坠毁609架飞机，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中航在抗日战争（主要是驼峰空运）中付出的代价亦很大，共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人员107名，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人, 三分之一是美国人，还有一名英国人，一名加拿大人。比较而言, 在驼峰空运中，中航以仅占4.5%的运量（飞机数量）和近11%的总飞行时间完成了11.5%的运输任务，而牺牲的人员仅占6%, 说明中航的运输生产率和安全系数远高于美国军方。

中航因其在抗战中上述方面的卓越贡献而得到中国政府和军方多次嘉奖，其中最高的奖项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4年对中航“自承办中印线军运以来全体员工均能努力合作，成绩斐然，呈准国民政府给予陆海空军褒状”。

至今，大部分驼峰坠机仍未找到。1995年，于1943年3月11日在云南缅甸边境的高黎贡山片马丫口坠毁的中航C-53型53号飞机残骸出土，经严格考证确认并复原后在云南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展出供世人参观，牺牲的三位机组人员魂归故里。2011年底，在云南大理附近4000米高的大山中找到了1942年11月17号失踪的中航60号飞机残骸，目前已经正式确认，我们期待它的早日挖掘，让烈士的英灵得到安息。

“驼峰空运”是世界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中美两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一部抗战史，一封英雄榜。驼峰空运的历史是用每一位英雄的生命和鲜血写成，我们会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光辉形象，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纪念和缅怀先烈们的英勇事迹，铭记历史、感恩先烈们的伟大奉献，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场关系人类命运的正义与邪恶的殊死对决中，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一道，共同书写了反对侵略战争、反抗奴役压迫的英雄史诗，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永不磨灭的伟大功勋。驼峰空运的伟大壮举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日复一日地空运物资，不比飞虎队的空战摄人心魄，但每一架驰聘在天空的战机所用的每一加仑汽油，都是经由驼峰航线运达。那些在驼峰空运中作出巨大贡献牺牲乃至生命的中美航空人员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进驻文昌街的工人民兵小分队有二十多人，除了五六个党员外，其他人大部分是团员。那时候我在单位是团支部副书记，来到小分队后，团员中没有比我大的官，自然就官升一级，成了小分队的团支部书记。副书记是从广州线厂来的一位女孩子，暂且叫她娟子吧。

娟子是上海人，她母亲调来广州线厂当领导，她也进厂当了工人。那年头，当工人是个好工作，尤其是在国营大厂。

娟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广东人。她的皮肤很白，而且白里透红，细膩光滑，跟广东人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她的脸形不是像现在流行的锥子脸，而是圆圆的，配上一双大眼睛，一对酒窝，两条梳得有点靠后的辨子，常常是一脸无辜的表情，特别令全队的人喜爱。作为上海人，她常常穿着令本地女孩子羡慕的上海时装，黄色或浅绿色的衬衣，碎花或格子的外套。这些时装在那时可是奢侈品。她的广东话发音南腔北调，常常令我们捧腹大笑。

民兵小分队的驻地在街道民警派出所旁边，男民兵住在一栋广州西关传统的大屋里。大屋里面分两层，楼下用作办公室和开会的地方，楼上是男民兵宿舍。女民兵住在旁边一幢平房里。从男民兵宿舍下楼， 必须经过民兵办公室。所谓办公室，不过是楼梯拐角处放了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在这里办公的只有一个人，民兵的内勤，娟子。

自从娟子坐在那里以后，上楼下楼的人就频繁多了。常常有人有事无事地停在办公室里，和娟子搭讪。我开始没在意，以为大家找娟子都是为了工作。后来我觉得不对头，大多数人在办公室里停留好像并不是为了工作。慢慢地我也发现秘密了，办公室里有一股幽香 。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女士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化装品。谁敢往脸上涂点防皮肤干燥的雪花膏，都会被批判为封资修，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更不要说香水了。什么香奈儿，兰寇，雅司兰黛，听都未听过。那时唯一敢在中国大陆塗脂抹粉的，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黑公主。一般平民百姓，不分贵贱，一律素面朝天。

办公室里的幽香很难形容，似乎混杂着麝香，兰花，和羊毛的香味，但又都不像。令人迷惑，令人淘醉，又令人想入非非。这股幽香淡淡的，混杂在老房子的霉味里头。不留意，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开始我还以为这香味是从办公室那旧木头桌子发出的，后来才发现是从娟子身上发出的。娟子在的时候，办公室里就有那股幽香，不在的时候，只有老房子的霉味。

自从发现了幽香的来源后，我就猜，是不是娟子使用一种雪花膏发出来的香味呢? 那时候广州市面出售的雪花膏只有一个牌子，上海牌，味道是普通茉莉花型。是不是娟子使用了上海才买得到的新牌子？我很好奇。

在民兵小分队，工作生活娱乐都在一个屋檐下，白天一起下居委，晚上一起巡街，没事就回来打扑克，一天三餐在一起。加上我们因团工作的关系常常碰头，没几天，就和娟子混得很熟了。

一天，我有事去女宿舍找娟子。到她们宿舍时，娟子不在，洗澡去了，还没回来。娟子的床头桌上，放着一盒雪花膏， 我想，大概就是这盒魔术雪花膏吧。等拿过来一看，大失所忘，原来这只是一盒普通的上海牌雪花膏，味道只是普通的茉莉味。这时，娟子拿着个脸盆回来了，脸上红红的，一头乌发披散下来，有如天女下凡。娟子一进屋，一股幽香立即充满了整个屋子。七十年代，中国只有洗衣的肥皂，没有香皂，更没有现在的洗发液沐浴香波。娟子身上发出的幽香，显然不是来自她带去洗澡的肥皂，也不是来自那盒雪花膏。它还在床头的桌子上。我一时像中了邪一样，两眼迷茫，大脑空白，语无伦次，手脚找不到地方放。

传说中有一位香妃，来自西域，是乾隆皇帝的宠妃，她的身上就散发着一股迷人的幽香。金庸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就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香妃的风采。后世有多事之徒十分不屑，说香妃的香味不过是牛羊臊味，或是狐臭而已。这些人绝对是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太过低估乾隆皇的审美辨别能力。乾隆皇可是阅女无数，什么人没见过？太监嬷嬷们也不敢拿个劣货去哄皇帝，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

娟子看到我的窘态，微微一笑，没说什么，只是找了件衣服披上。

我后来问过娟子同室的女友小欢，闻到什么味道没有，小欢一脸茫然，毫无知觉。

民兵小分队的工作其实很无聊，用现在的眼光看，纯粹是无事生非，到处挠民。说是促进斗批政，无非是到处找坏分子，捉流氓，没有坏分子流氓就制造几个出来捉捉。我们开始也很兴奋，以为有什么革命重任等待着我们完成，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与街道小脚侦探队为伍。兴奋几天后，就整天猫在宿舍里打朴克。

当时广州最流行的朴克玩法是锄大D 。这玩法跟江淅一带的斗地主不大相同，最大的不同是锄大D只用一副牌，六个人打，分两队，每人手上只有九张牌。因此如果要赢，每个人都要把五十四张牌出了多少全都记清楚。娟子也来参加我们锄大D, 但她以前连斗地主都未玩过，因此往往出错牌，被队友骂得狗血淋头。看在支部同僚的份上，我常常护着她，每当她不知如何出牌时，就偷偷给她提个醒，就算我跟她不在一个队也是如此，因此我也少不了被人骂。我发现，当娟子兴奋时，或紧张时，她身上的幽香就会散发出来。牌局正酣时，满屋生香。

民兵小分队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与娟子来自同一个单位，人称大家姐。广州人把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管的人称作大家姐，是褒是贬视情而定。这位大家姐不但婆婆妈妈，而且左得要命，队里的年轻人，见到她都要绕着走。她对娟子＂特别关怀＂，这不能做，那不要听，不知是否得到娟子母亲的特别吩咐。见到娟子跟我们打牌，就批评她说, 你是厂里的重点培养对象, 要好好学习中央文件，不要玩物丧志。那年头，讲究政治挂帅，民兵小分队里，更是容不得＂封资修＂的东西。

小分队每三个人一组，下一个居委。我是我们那一组的组长，带一男一女两个兵。娟子是内勤，本来不用下居委，但她常常借故跟着我们，因为离开了队部，她就没人管，可以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我们借口工作，逛大街，吃宵夜，无聊时提审几个“坏分子”，烦闷时家访几个“女流氓”。日子倒是过得十分轻松。娟子成了我们的跟屁虫，从来没见过世面的她，看到了底层民众生活的丑恶。

然而外面的世界并不轻松。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竟然不出席追悼会。从小分队接到的通知里就可知问题的复杂性。大家姐一会儿叫大家戴袖章，一会儿又让大家脱袖章。一会儿叫设灵堂，一会儿又撤灵堂。大家都无所适从。四月五日，北京发生清明节事件，小平跟剃小平头的都被打倒。广州民兵又紧张了一番。六月十三日，广州长堤原先施公司大楼发生火灾，我们被西片民兵指挥部派去守现埸，看着二十四个消防员冲进火埸有去无回，六层高的大楼在我们眼前夷成平地。

广州市委的工作重心从整顿治安转到了路线站队的关键时刻，民兵小分队这时已无存在的必要。终于到了小分队解散各人回原单位的时候了。临别前小分队的年轻人一起到荔湾湖公园玩，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我那时算是摄影的发烧友，拍了的片子都自己洗胶卷，自己放大。暗室是临时做成的，把家里睡房的窗口用被子堵上，门缝用毛巾封住，灯泡用红布包上，就是暗房。

放照片的那天，娟子说要来看我放照片。我答应了。初夏，娟子穿着一条白色碎花的连衣裙，来到我家。那时的广州，穿连衣裙的人不多。娟子在门口出现时，我确实眼前一亮。

我把娟子带到我的临时暗房里。暗房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桌上放着一台借来的放大机，两个显影盘，一桶清水。窗口封着，门一关，伸手不见五指，空气流通不畅。开红灯后，柔和的红光笼罩着人的全身，令人兴奋，又掩饰着人的缺陷，每一个人，在红光下都是那么完美。人的影子被打到墙上，曲线尽情放大。

我开始放照片，娟子坐在床边给我洗照片。放了一会儿后，感觉开始闷热起来。本来房间里空气就不流通，广州的夏天又热得早，那时又没有空调，两个人在房间里时间一长，空气的温度开始上升。空气里原来就弥漫着一股化学药品味，慢慢地变成了一股说不清楚的味道。是檀香？是兰花？使人迷茫，令人晕厥。我一扭头，娟子正看着我。

娟子的脸红红的，眼睛有点发直，呆呆地看着我。手里拿着洗片夹子，却停在那里不动，任凭水里的照片越来越黑。不知是化学药水中毒，还是缺氧，还是被越来越浓烈的幽香迷了魂，这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不会思考，也说不出话来。脸在出汗，手心发抖。心在跳，竟然比桌上计时的闹钟还响。呆了半晌，我傻傻地问，＂几点了？＂，忘了桌上有个闹钟。娟子伸出手，手上戴着一个上海牌全钢女表。我鬼使神差地也伸出手，一把抓住她微微颤抖的手。

超过了看表所需要的时间，手还没有放开。

我不知道我抓住娟子的手抓了多久，只知道她没有把手抽回去。我看着娟子，她也看着我，大家都没有说话。红色的灯光笼罩着她的脸，看不清表情，只看见眼睛闪着亮光。我一阵头晕，把握不住自己。

突然，我看到大家姐的脸！墙上的影子里出现了大家姐的脸！我心一惊，手一抖，松开了娟子的手。定晴一看，影子还是娟子的影子，大家姐的脸不见了。

我不信鬼魂，不相信大家姐的魂能附着娟子来到我的暗室里。我相信这是幻觉，是由于我潜意识里相信大家姐时时监视着娟子的一举一动而造成的。

这时我的头脑突然清醒了。我不能因一时的冲动毁了娟子的前途。我们是团支部的正副书记，事情一传出去，一定是天大的丑闻。我们这阵子天天在这里抓流氓，下一个要抓的恐怕是我们俩了。那年头，男女关系是弥天大罪，不像现在是炫耀的资本。我不当我那个芝麻小官团支部副书记无所谓，娟子可是大厂领导班子的培养对象。

娟子肯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异常，眼里闪过一丝疑惑，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说。她一定奇怪我为什么抓住了她的手，却能放开，为什么能学柳下惠，坐怀不乱。我突然想到，柳下惠能坐怀不乱，背后一定也有一个大家姐！

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把照片放完的。心里很乱，完全忘了那些照片是晒得过黑了，或是过白了。也完全忘了娟子是什么时候走的，临走时她说了什么。只知道房间里，三天还能闻到她的香气。

民兵小分队解散后，我几次想找娟子解释，却不知如何说起，几次在她们厂门口徘徊，却鼓不起勇气进去。我不知道她会觉得我是懦夫，还是英雄。我这时才意识到，虽然我们朝夕相处了半年有余，我们还是认识不多。我只能默默地为她祝福，希望她前途光明。

两个月后我因事回了一趟文昌街派出所，特意去看了看我们民兵队部的大屋。那办公室里的桌子和椅子还在，只是没了那股诱人的幽香。

《早安越南》没找到，另一部他主演的电影却跳入眼帘: 《世界最好的老爸World’s Greatest Dad》。这部2009年的电影我也没有看过，所以就把它点开了。

不看则已，一看吃了一惊: 电影里威廉斯的儿子Kyle死亡方式，竟然和现实中威廉斯的自杀方式一模一样!! 坐在椅子里，套一根皮带在脖子上，皮带一端系在椅背上，人往前一靠，脖子就被勒住，时间一长，脑部缺氧，人就死了。威康斯用这种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他大概受了五年前他主演的这部电影的启发。电影演多了，有时分不清是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里。

然而，在这部电影里， Kyle的死并不是由于自杀，而是由于事故。Kyle是一个内向孤独且有点迟钝的青年，事发时他正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玩死亡窒息游戏 Awkward Freak 。这种游戏近几年在一些反叛的青少年中流行，据说是体验濒死前那种幻觉和灵魂出窍的感觉。这种游戏一般在有旁人在埸的时候玩，当玩的人差不多不行了的时候旁人可以把他救下来。Kyle 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玩，危险相当的大，老爸就救过他一次。出事那天老爸跟一位年青女教师约会，回来迟了， Kyle已经回天无术 。

既然现实中威廉斯的死跟电影中 Kyle 的死那么相似，问题就来了 : 威廉斯的死是自杀吗？他是否只是想体验那种灵魂出窍的感觉？问题的答案， 恐怕只有威康斯自已知道。

电影中 Kyle 死后，威廉斯在悲痛之余，不想让人知道儿子是在玩这种死亡游戏中意外丧生的，就伪造了现场，把他儿子装扮成上吊自杀的，并画蛇添足地代儿子写了个遗书。不料这个遗书竟然感动了全校的人。老爸本来就是儿子学校一位不得志的教诗歌的教师，教学上灰头土脸，没几个学生想听他的课。校长对他不满意。业余时写的几部小说一部也没能发表。藉着他代儿子写的遗书轰动学校这件事，他索性把他的文章冒充是儿子生前写的发表出去。这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记者来采访， 电视台来做节目，出版商来约稿出书。女教师投怀送抱。全世界都被感动了，只有Kyle 生前唯一的屌丝朋友觉得有假。最后老爸挺不住说谎的心理压力把事情说穿了，于是一切又回归平靜无趣的losser 生活。

我想起了韩寒和他爸的故事。哎。这古今中外，电影和现实，究竟是谁抄谁？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二十九军有十万人，日军只有三万人。北平老百姓原来对抗日很有信心，相信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二十九军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开始时二十九军确实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但随后的战事并不顺利，终至全面溃退。七月二十九日，天津陷落，七月三十日，北平陷落。

霖和南方的同学在北平陷落前离开了北平，返回家乡广东。暑假后，已无学校可回。十一月一日，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国立临时大学，南撤到湖南长沙韭菜园湖南圣经学院院址开课。霖后来说，“我们到长沙继续学业，在长沙半年，难以安心读书。青年学生对日寇侵略，义愤填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热血沸腾，纷纷投效军旅。我当时考上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经向临时大学申请休学，返广州向军校报到。适值我弟应熊亦考取空军学校，我家兄弟只有二人，家父劝导不宜两人都上战场。考取空军学校不易，乃让弟弟先从军，我则回校复学。”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宣布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到达长沙。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日学生开始正式上课，这一天被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庆日。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吴有训、顾毓秀等一批教授来到长沙。学校的校址定在长沙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理工学院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文学院在湖南衡山。胡适为文学院院长，但并未到任。学校在长沙正常办学仅一学期。全校共有学生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教师148人，其中清华教师73人。

长沙老城外韭菜园的湖南圣经学院Hunan Bible Institute原来是内地会传教士Frank A Keller在1917年创办的基督教神学院，学校受到美国联合石油公司Union Oil Company创办人的资助，所以其校舍是当年长沙最宏伟最讲究的楼群。经过二十年代中国的“非基运动”，学校教育和管理受到很大打击，但其建筑物经历日本飞机的反复轰炸，国民党政府自己放的长沙大火仍然不倒，现在还为湖南省政府占用。

临时大学借用了圣经学院校舍后，主楼一楼成为校本部办公楼，附一楼为防空避难所，二三四楼是理学院和法商学院教室。主楼坐南朝北，两侧东西相对各为三层建筑楼房，供北平图书馆办公及作教职员宿舍。楼房间环抱的前坪是方形院子，铺着整齐碧绿的草皮，草坪四周种有繁茂树木。然而学生教员都无心欣赏这校园的美丽景色。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日军飞机频繁轰炸长沙，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和防空洞之间来回跑。据当时的学生回忆，经常一场考试考了一半，飞机来了。如果考试还没超过一小时，这场考试作废，飞机走后重来。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试卷盖住，飞机走后继续。这种情况下读书难以安心。然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提供了相对正常的大学教育。

霖在临时大学的成绩单。里面列了他所修的课程。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和满足学生的要求，校方邀请了一批社会名流来校讲演。这些人物包括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国军高级将领白崇禧和陈诚、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等，他们的演讲深受学生欢迎。不少学生在他们讲演的影响下投笔从戎。霖也决定投考军校从军。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是他走上军旅生涯的开始。一九三八年六月，霖考上中央军校第四分校，随后向联合大学申请休学。

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的校址就是原来的广州黄埔军校。自从北伐胜利，中央政府搬到台湾，原黄埔军校，即后来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就搬到南京，原来的黄埔就成了广州分校的校址。抗战开始后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霖原本打算到广州读军校，那样可以离家近点。后来听从父亲的建议，让刚考上空军学校的弟弟周应熊（雄）先从军。霖办理了军校休学后，又回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复学。

霖的弟弟周应熊那时刚才家乡的南海西樵中学高中毕业，立志参军报国。熊考入位于重庆的中央空军军士学校第一期（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十一期特班），成为驱逐机飞行员，毕业后分配到空军第十一大队，驻守成都附近的邛崃机场，于1941年3月殉国。有关周应熊的故事，请见拙文《寻找二舅的踪迹 ——走进鲜为人知的早期空军抗战史》。

周应熊和他的伊15型驱逐机。

霖又回到长沙。这时抗战的局势继续恶化。1937年11月9日，太原陷落。11月12日，上海陷落。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8年2月，徐州会战。战火有继续往西蔓延的趋势。教育部决定，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然而学生和教职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反对西迁，觉得大敌当前，一味西撤，无异于逃跑。燕赵本多慷慨高歌之士，如此屈辱实难忍受。校长蒋梦麟把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请来，苦口婆心的劝同学们西迁，为的就是要为国家的未来保留这最后的种子。二月十九日，临时大学师生召开西迁誓师大会，然后分三路出发。

三路里面有一路的参加者主要是教师，他们坐汽车经衡阳桂林柳州到南宁拜会广西省政府，然后出镇南关进入越南，在河内坐滇越火车到达昆明。这一路主要有朱自清，冯友兰，钱穆，陈岱孙，汤用彤，贺麟等十多人。其他两路主要是学生和带领的教师。一路是步行团，美其名曰“湘黔滇旅行团”，由东北军师长黄师岳带领，教员有闻一多，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等11人。学生一共288人，按照军队的编制，穿军装，背着水壶干粮袋和简单行李，经桃源，沅陵，晃县，平屏，镇远，贵阳，清镇，安顺，镇宁，安南，普安，平彝，曲靖，马龙，杨林，到达昆明。一路上穿越湘西和黔滇土匪出没的苗区和彝区，全程1671公里，历时68天，实际走路四十天，堪称一次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长征。再一路是水路，身体不够强壮的，女生，和经费充足的学生多走这一路。学生坐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然后坐车到河内，再坐火车经滇越线到昆明。霖走的是这一一条水路，倒不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或经费充足，而是想在远走昆明之前，再回广州的家看看。三路人马，最后到达的当然是历尽千辛万苦的步行团。当他们终于在在4月28日到达昆明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亲自率先期到达的师生到城外迎接。

国立临时大学搬到昆明后，因校舍不足，文学院和法学院安排在蒙自上课。蒙自是中越边境一个隐蔽在群山中的美丽小镇，现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境内。蒙自之小，小到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它位置。如果不是抗战时有一批大师文豪云集在这里，世人绝不会知道有蒙自这个小地方。蒙自是穿越中越边界的铁路滇越线经过的一个小站，当年这里有原来法国人的小租界，里面有海关，银行和商行。文法学院的教授们住在原海关大院和瑞士人开的哥胪士洋行里，二人一室。他们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郑天枢，陈岱孙等。学生们在法国银行的旧址上课。文学院法学院的教授学生有二百多人，这些来自京城的大师们和号称天之骄子学生们挤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加上国破家亡前途茫茫，他们的苦闷可想而知。蒙自没有酒吧，饭馆，没有电影院，不知他们上课之余，是如何打发时间的。蒙自有一个小湖叫南湖，教授们在湖边组织了一个南湖诗社吟诗解闷。参加的有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他们当时的心情从陈寅恪写的一首诗里可见一斑。“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生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历史上南迁的朝廷都无成功北归例子，现在西迁了的大学，还有东归的希望吗？与教授们的苦闷挣扎相比，年轻的大学生们似乎更容易适应之边陲的生活。穿西服长衫的男孩子们和穿旗袍长裙的女孩子们，成了边陲一景，给号称八大怪，短衫穿在长衫外的云南人，带来了京城的时尚和文化生活方式。我手中没有有关霖在蒙自生活的照片和记载，不知他跟一群大师挤在一堆是什么感觉，但按霖贪玩的个性，蒙自是个十分无聊的地方。

那时联大在昆明城外买了块地建校舍，由建筑系的大才子梁思成，林徽因负责设计。由于经费缺乏，难为无米之炊，两位可怜的天才建筑师只是建成了几排铁皮顶和茅草顶的房子。不过这也比没房子好得多了，文法学院半年后得以搬回昆明与其他的院系合在一起。搬回昆明后文化生活稍微丰富了一些，至少昆明当时有家电影院，在空袭的间歇期间，师生们可以看看电影。电影院的老板头脑比较灵活，看到那么多京城来的才子浪费了太可惜。他找来许多好莱坞片子，请外文系的风流才子吴宓教授把对话翻译成字幕。电影院一下子门庭若市。霖爱看好莱坞电影的习惯，就是那时形成的。

西南联大是个传奇，学生中后来人才辈出，当年与霖在昆明一起跑警报，泡茶馆，看电影，压马路的男女同学，一不小心可能是未来政商工学界的巨擎。有关联大的师生们的趣闻轶事已经有很多回忆录了，其中我觉得刘宜庆写的《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的可读性比较高，有兴趣者可找来看看。我在这里只是想提一件事，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霖他们在西南联大的生活。

2012年，西冷印社拍卖一套西南联大师生致容琬诗文册。这批诗文册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有不少大师名人的笔迹。

（来源于网上2012年西冷印社拍卖图片）

这套诗文册的拍卖，引出了一个故事。容琬是著名金石家容庚的大小姐，与霖同一年即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容琬是个聪慧馨香的美人，继承了父亲的才情学品，引来众多爱慕者，在众学友中有“大众情人”之誉。

容琬也随学校南撤到长沙临时大学，也跟霖一样经水路西迁到蒙自和昆明联大。她周围常围伴着仰慕她的男同学，连吴宓也给她写诗赞她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容琬却与文学院的一位被梁启超称为天才的国学教授张荫麟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那时的张荫麟已经和另一东莞大儒伦明之女伦慧珠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容琬闯入了他的感情生活，很快就不能自拔。容琬的父亲容庚比张荫麟只大11岁，和张亦兄亦友。在张荫麟学术活动初期，容庚多有提携，他主编的《燕京学报》曾多次刊发张的论文。对于张荫麟和自己宝贝女儿的恋情，容庚显然持反对态度，此后《燕京学报》再也没有刊载张荫麟的文章。

然而容琬情窦初开的心, 已被张荫麟占据；她一直和张荫麟见面，通信。她的文章和译作都经过张荫麟精心修改，张荫麟给她的片言只字，她都如获至宝般地珍藏着。张荫麟也十分珍惜这份感情, ，提到容琬的名字，他的声音都会颤抖。

最后的结局是个悲剧，张荫麟和伦慧珠以离婚收场。伦慧珠带着儿女回到广东，而容琬后来也遵父意回北京和表兄结婚，和张荫麟彻底断了来往。遭受双重打击的张荫麟，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乃毅然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应聘到了地点在遵义的浙江大学。1941年，他在遵义遽然而逝，人间岁月只存留37个春秋。

容琬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毕业时，许多人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诗文，其中竟有闻一多，陈寅恪，朱自清，吴宓，钱穆 ，蒋梦麟，罗常培， 汤用彤，吴晗 ，威廉•燕卜荪等众多大师。许多后来成了名人的同学也留下了他（她）们的诗文。这就是西冷印社拍卖的这套纪念册的由来，足见容琬的人格魅力，社交能力和“大众情人”之誉不虚。这套纪念册最后以人民币345万元成交。

在这套纪念册里留言的人名之多，足可以成为西南联大的花名册。在标号60的页里，有广东同学的签名：

60. 1938.8.31广东同乡欢送毕业同学全体签名：徐松林、汤衍瑞、吴连胜、吴庆鹏、林兴育、林锡南、钟筠、赵仲邑、曾章瑞、张亮祖、区伟昌、高一凌、袁中明、陈文耀、黄锦淇、李强光、高秉湛、李志伟、左大炘、孙录宏、莫德花、梁发业、黄孟然、梁繁华、王立勤、赵关华、方征成、李权、周应霖、曹美英、修乃身、水世芳、何兆男、余瑞芸、寇淑勤、李立睿、蔡洁珊、刘友锵、旷琴、宋淑贤、孙孟君、徐燕秋、傅梅芳、陈慈、刘雯红、沈如瑜、赵世宛、姜桂侬、刘元吉、王寿华、赵世燕、张婉英、刘淑玉、谈素、吴维先、刘盈、李慧可、王慧敏、崔慧贤、孙蕙君、周贞一、林霞、程渊如、王原达、徐燕桷、陈传惠、何治贤、胡宛善、汪志华、何佩珍、李秀清、王曼明、刘谟仙、王爱荣、索瑞章、汪绥英、力生霖、严俊云。（还有一些名字难以辨认）

周应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这个名单里。我一直在寻找西南联大正式的学生花名册，以找到有关霖以及他的同学的记录，没想到这里竟有这么齐全的名单。

周应霖也是在1939年九月毕业，他也有一本毕业纪念册，上面也有同学老师的诗文照片留言。不过他没有容琬那样的人气，引不来大师文豪为他写诗，他这本纪念册不会值345万元之多。然而纪念册留言上面所流露出来的同学之情，以及其所反映的那个乱世期间年轻学子们的拳拳报国之心，却是无价之宝。这里仅选一位同学好友的告别诗为例。（标点是我加的）

君乃奇男子，壮志自凌霄，举止原非凡，何顾平庸诮，你我最相知，两心常瞭瞭，前进毋回望，成功在此朝。
中倭争未己，欧战幕复开，人间唯武力，弱肉原活该，君有从戎志，此行诚快哉，勋章满襟日，美人自径来。
惜别复惜别，此心何依依，欢聚方两载，再见知何时，前尘与旧梦，盈卷不胜书，但愿人长久，千里话相知。

霖在西南联大完成了清华大学的学业。如他所说，“抗战中求学，一切只能迁就现实环境，大家都能适应，努力向学求知如故。我四年成绩中，以长沙蒙自动荡迁移中的第三年最佳，在昆明的第四年为次，可作例证。”

毕业后的霖，随即走上了抗日的战场。这时，中国抗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

（全文完）

一二·九，一二·六游行以后，北平各大学的校务当局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不赞成学生上街。一部分激进的学生组成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宣传抗日，大部分学生陆续回归校园。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燕大的学生参加了三月三十一日抗议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的抬棺游行，和六月十三日在鼓楼集会呼吁政府立即出师抗战的游行，这些游行都规模不大，影响远没有一二九那么广泛。

燕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

途径德胜门

霖跟燕大的大多数学生一样回到了书桌前。燕大在动荡的时局中保持了暂时的平静。

一九三六年春，绥远省政府邀北平数大学组成绥蒙考察团，分成三组，赴内蒙考察文化并联络蒙胞感情。霖有幸参加了这个考察。霖说，“我这一组到了百灵庙，云王府，哈同庙，四子王部落，远达外蒙边界，为期两周。住蒙古包，喝蒙古奶茶，在蒙古草原上骑马，尤其是初次与汉族以外种族接触，印象深刻，获益殊多。”民国时绥远省在现在的内蒙古境内，当时的省主席是35军军长傅作义。其实在一九三六年春，绥远是一省两制，傅作义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和蒙古王公德王所代表的蒙疆自治政府同时存在。傅作义与亲日的蒙疆自治政府首领德王的关系很紧张，战事随时可发生。百灵庙在现在的包头市以北，半年后就发生了百灵庙战役。四子王部落在呼和浩特市以北，是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撒尔的封地。典型的大漠风光，风吹草低见牛羊。霖在这里确实获益殊多，不但初次接触到外族文化，还认识了一位蒙古公主。这位蒙古公主后来也来到北平读书，并成为霖的终身红颜知己。这是后话。

一九三六年暑假，霖没回广东老家。一方面准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考试，一方面和同学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1936年的长城

青龙桥车站

詹天佑像

野营

一九三六年秋，霖通过考试转学到清华大学，还了他要到清华读书的心愿。

霖说，“民廿五，廿六年华北情势紧急，我尚能在北平清华园读书享受一年，真是福气。政治系十一级同学不到十人，教授较学生为多。图书馆藏书丰富，参考资料应有尽有。大家都爱读书，鲜涉外务。宿舍里有最新式生活及卫生设备，一尘不染。体育馆有各种运动器材，一应俱全。学生早起在草地上做做体操，上课时间只带笔记本，课堂上讲授少讨论多，下课后至体育馆内球场参加“斗牛”，然后洗个舒服淋浴，或至馆内游泳池，夏天冷水冬天温水，泡个畅快。晚间都上图书馆，读不完的书，享不尽的乐趣。”

当时清华大学政治系的系主任是浦薛凤，教授有王化成，张奚若，萧公权，沈乃正，陈之迈等，个个都大名鼎鼎，学贯中西。

清华校园

清华是用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学校，并且得到美国多个大学的资助，资金雄厚，图书馆藏书丰富，自然不在话下。作为原来的留美预备校，清华的教学方式，学生生活，大都与美国大学接轨。学术气氛自由，思想活跃，生活环境舒适，霖在其中如鱼得水。

霖在清华读二年级时的成绩报告书

与清华园内的相对安静相比，当时的华北局势十分紧张。

11月10日，绥远抗战打响，傅作义，赵承绶的晋绥军与德王的蒙军在百灵庙发生激战。清华教授朱自清与学生王达仁到绥远慰问，朱自清写下《绥远纪略》。

11月25日，清华和北平30余校罢课两天，抗议政府逮捕全国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

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清华学生自治会在大礼堂召开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大会，会后拥蒋和反蒋的学生发生冲突。学校解散学生救国会，取消民先队。

1937年的上半年，清华校园相对安静。爆发前的安静。

7月初，清华，北大学生2000多人在西苑兵营举行军训，霖也在其中。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未完待续）

霖说：『在这大学第一年中，华北政局非常不安定。学生发动了多次大游行，我参加了第一次“一二。九”和第二次“一二。一六”游行。后来学生运动变了质，我便不再参加。当时北平各大学中，亦唯有燕京与清华能保持状况正常，不受这种风潮过分影响。』

霖进入燕大读书的第一年，是一九三五年。那时，华北的局势十分紧张，就象义勇军进行曲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满洲国成立，溥仪就任“执政”，日本人成为太上皇。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满军进军热河，国军发起长城抗战，最终失利，热河丢失。
一九三三年五月，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退至长城以南。日本推动内蒙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脱离南京政府控制。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仪称帝，满洲帝国版图南达承德，直逼北平。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日签订《秦土协定》中国丧失察哈尔省大部主权。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日签订《何梅协定》，中国丧失河北省大部主权。
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策划“冀东事变”，殷汝耕在河北省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北平公立大学校长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发表联合公开信，反对华北自治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南京政府派宋哲元等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变相承认冀东分离。

日本及其鬼儡满洲国的步步进逼，南京国民政府的步步退让，中国领土不断丢失，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忍无可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南京政府的失望不断增加。“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发生的。

关于一二九那天前后的发生的情况，近年来国内的党史和历史学者作了大量研究，许多当年的参与者和有关者也写了回忆录，包括姚依林，于光远，蒋南翔，黄华，埃德加•斯诺，谷景生（对，谷开来的老爸）等，网上都可以搜索到，我就不在这里重复细节了，只配合我的照片简单说说一二九那天的情况。一二九那天早上有数百学生聚集新华门前情愿，他们主要是流亡的东北大学学生和在城内的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与政府代表何应钦对话后，不满何的答复而举行游行，沿途加入了闻讯而来的城内的学生及民众达上千人（有说六七千人），在西单和东长安街与警察发生冲突，最后游行被水龙冲散（在北京十二月的寒冷天气中！），三十多人被捕。

学校位于城外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队伍本来应该是游行的主力，却因为西直门关闭而被堵在城外。燕京和清华的学生就地展开集会，向聚集的民众宣传抗日。两校队伍后来绕道阜成门，西便门，最后通过西便门进城与城内的学生会合。

霖并没有参加任何学生组织，也没有追随任何党派，但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在一二九那天，拎起他的照相机，毅然加入了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于是，霖的相簿里，留下了那次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的事件的影像记录。

浩浩荡荡的燕大游行队伍。

被阻在西直门外。

被阻在西直门外的燕大游行队伍和围观的民众。

在西直门外集会的学生和围观的民众。

绕道西便门，西便门也关闭了。

学生冲击西便门。

西便门最后打开，学生进入西便门。

游行队伍直奔天桥，王府井。

燕大的队伍在行进。注意，前面举着的是燕大校旗，横幅上写着的是“全国人民行动武装起来”。不知为何，这个口号没有出现在后来的官方记录里。霖一直跟着这支队伍，所以这个横幅不断出现。

立此存照，爱国游行有我一份。站在游行队伍前的霖。那时还不流行伸出两个手指头，就叉着腰吧。注意燕大的校旗，中间是燕大的园印，旁边是一对翅膀。这样的校旗好像没有记录过。

关于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学生自发的，历史上有很多争论。共产党对一二九运动的宣传和定性，也随历史的进程不断改变。现在的中共党史把它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而自由维基上定性为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许多当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共产党员，以及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的人，包括姚依林，彭涛，陈伯达，黄华，于光远等，却说是共产党推动的学生自发的爱国学生运动。其中的原因已有很多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询。我推荐冯兰瑞在炎黄春秋里发表的研究文章《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这篇文章列举的事实比较靠谱。经过大量阅读，我的结论是：一二九运动是在日军不断进逼，中国国土不断伦丧，抗日情绪不断高涨的情势下，由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北平学生联合会在违背上级指令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策划和推动，得到各校学生会响应，并有教职员甚至外国人支持的，广大学生自发参加的反分裂，反割据，要求一致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

我的这个定义是有根据的。一九三五年，北平的共产党组织已经几乎瘫痪，整个华北局也不到二十个党员，不可能领导大型运动。当时的北平临时工委书记王学明持王明左倾路线，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方针，坚持“打到国民党”“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认为以彭涛（党员，工委成员），姚依林（党员，清华学生）和其他三位非党员为首的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是右倾。对延安来说，与南京政府分裂，武装割据，正是当时共产党在做的事情，所以不管王明或毛泽东都不可能提出反分裂，反割据，一致抗日的主张。彭涛的工委委员职务因而被撤销。彭，姚决定甩开临时工委领导，以学联的名义（他们的中共党员身份都没有公开）组织学生运动。学联组织者五人中，除彭，姚外，黄敬是脱党还没恢复党籍，其余两位不是党员。当时的外部形势一触即发，谁振臂一呼都会有人响应，如干柴烈火。所以很多学生自发参加。说有外国人支持，是说像埃德加•斯诺夫妇这样的外国人。斯诺当时是燕京大学的讲师，他以新闻记者的嗅觉感到了当时中国形势的紧急，全程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并给了学生领袖很多建议和帮助。他的摄影机记录了很多珍贵的影片，以至于他的夫人甚至以为一二九运动是他领导的。（见斯诺回忆录）。至于当时刚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脚跟还没站稳，根本无暇照顾华北形势，一二九游行，他们也是事后才知道。然而，一二九运动的口号，与刚刚在莫斯科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有关团结抗战，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的精神符合，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延安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八一宣言》的路线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记录中就把它列为中共领导的运动。整个过程用三句不恭的话说，就是几个愣头青自作主张之举，点燃了国民的抗日怒火，歪打正着地顺应了共产党路线的转换，因而成了历史。

一二九以后，学生又进行了一二一六大游行，这次因为准备充分，动员扩大，参加的学生比一二九还多。当局出动了大刀队抓人，有学生受伤。随着运动深入，共产党对这个运动的渗入也增加了，运动的矛头也更多的指向了国民党中央政府。霖也看出苗头来了，所以他说『后来学生运动变了质，我便不再参加。』

在搜索网上有关一二九运动的照片时，我赫然发现有关一二九运动的一张著名照片竟然是出自霖之手！这就是那张陆璀演讲图。这张图出现在包括新华社，清华大学，共青团中央等官方网站，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网站中。所有的图都是经过裁剪的质量粗糙的翻拍图，有的是是从印刷品中复印下来的。更有趣的是，有个网站贴出的注明来源是共青团中央的照片，竟是把这张照片裁成三张，分别是女学生演讲，群众集会，和军警镇压。不得不佩服一些人的创造力。

下面是霖拍的陆璀演讲图。点击图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包括站在后面围观的警察的脸。

对比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陆璀演讲图，以及大众生活杂志社登在杂志封面的，不是霖拍的陆璀演讲正面图。

霖拍的这张照片是怎样流出去的呢？我估计是霖把一些拍得不错的照片印了几份送给了学生会或学报，甚至报社，所以流传开来了。那时没有版权的概念，也没有在照片上署名的习惯，所以共青团中央标注的该照片作者是佚名。我的猜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于光远的回忆录里得到证实。于光远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写的一篇纪念文章《70年前我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中说：

“1935年12月9日这天，我早早就起了床，吃过早点赶到集合地点。。。等不多久，同学们陆续来了，到出发时间大概有二三百。。。我们打着清华横幅校旗，高呼口号，沿着铁路线朝着西直门方向前进。走到西直门外一个叫高梁桥的地方，清华的队伍同在那里受阻的燕京大学同学以及几个中学同学的队伍会合。军警不让前进，大家发出怒吼，冲过了阻拦我们前进的“防线”，稍后就走到西直门，没有想到西直门大门奉命紧闭。。。只有就地在西直门外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人越来越多，原来要进城游行的队伍成了一支1000多人的宣传队，从上午一直坚持到黄昏。同学们在西直门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时，新闻记者们也赶到了。他们进行采访，拍下同学们的照片。有一位与我同一学期转入清华三年级的同学陆璀站在土墩上，用硬纸皮做成的喇叭筒在群众大会上演讲时，就有人拍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可以看到许多听她演讲的人头），这张照片后来就在许多报刊上登出，成为反映一二•九这个历史性运动的代表性的照片。”

这个“有人”就是燕大学生周应霖。霖只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不是新闻记者。于光远是清大学生，所以不认识霖。于的叙述很详细，只是陆璀不是站在土墩上，而是站在凳子上。陆璀后来说那个演讲地方是个戏台，我看更像个路边茶馆，方便进出城的人歇脚的。

陆璀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四年级学生，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二九那天的演讲，会成为历史的记忆，也根本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霖的这张照片和大众生活的照片，以及当时在现场的斯诺向美国报纸发的新闻，使陆璀一夜之间变得家喻户晓。十二月十六日，她再次参加游行示威，被警察抓走，后来被清华开除。从此陆璀成了职业革命家。同样在一二九当天因吊在电车上演讲被记者拍下来而出名的还有北平学联的黄敬，他倒是游行的组织者之一。陆璀和黄敬，似乎是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和卢嘉川的原型。陆璀以后的生活道路大起大落。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巴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会后认识了饶漱石并结婚，回国后在全国妇联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过从甚密，曾参加过开国大典。然而随着她丈夫饶漱石的“高饶反党集团事件”事发，她也连带失势，入狱，几年后与饶漱石离婚，与任弼时的原秘书，诗人朱子奇结婚。文革时再次入狱，1978年后重新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从此过着平静的生活。

给陆璀拍下改变她人生的照片的霖已经魂归天国一十五年了，陆璀却还健康地活着，今年已经一百岁了！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一个月，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她还到清华母校参加一二九纪念活动。虽然我跟陆璀女士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我真想去拜访一下她，问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年她做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演讲时，身后有一个拿着照相机的广东帅哥？

（未完待续）

霖于1935年秋天进入燕京大学读书。霖说：『在燕京一年，古宫殿式的校舍，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新生“拖尸”与迎新活动，司徒雷登的诚挚办学，老师们的谆谆启发，无论在生活上或读书上，对于一个刚读完中学踏进大学之门的考生，都是一种令人喜悦与兴奋的经验。』霖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这喜悦与兴奋的经验。

新生“拖尸”（TOSS）是燕京迎新活动之一。像世界上许多大学一样，老生要给新生一个下马威。“拖尸”是一种恶作剧，即把新生抬起来，扔到湖里。不知现在北大，还有没有这个“传统”。

那时的公子哥儿，好像流行白色西裤

“不用你扔，我自己跳”

掉湖里的，好像还有女学生

女学生们流行短发，旗袍外罩外套

谁说民国无美女，看看燕京大学的女学生们

燕大男学生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燕京之父。司徒雷登的太太艾琳·罗德Aline Rodd于1926年6月5日去世后，他就没有再娶。旁边这位女士是来访的著名的华裔美国电影明星，当年荷里活当红的四花旦之一黄柳霜Anna May Wong。

司徒雷登的住所兼办公室临湖轩，也是教职员们的活动场所。冰心和吴文藻就是在这里结婚。坐在后面的那一位是来访的胡适。他们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庆典活动。注意他们胸前的标签。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1936年毕业典礼上讲话。

毕业生们

司徒雷登和教授们步出礼堂。前面那一位是钱穆，后面那一位是洪业。

燕京大学游泳池

师生郊游，途中小憩。持杖的是教授。

戴假鼻子拿文明棍模仿卓别林的学生们。卓别林1936年访华，掀起了卓别林热。

戴太阳镜的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