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掉下多高，也不知我是怎么停住的，只记得听到“轰”的一声，一切就好像定格了。一片光明，无声无息。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骑在一块大石头上，眼镜掉了，右额和右颞巨痛，一股鲜血从右额不断流出来，盖住右眼，像屋檐下的雨水一样滴到脸上，然后顺着脖子流到身上。我不知伤口有多大，不敢用手去按住伤口，怕肮脏的手给伤口造成污染。我不知道有没有颅骨骨折，有的话，伤口感染可不是好玩的事，很容易造成颅内感染。摸了一下身体其他部位，还好，没大创伤，只是手脚有一些轻微的皮肤擦伤。眼镜掉了，右眼又不敢睁开，左眼看周围环境看不清，所以我不敢乱动，怕一不小心又会往下掉，只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等救援。
杰克和列娜听到我摔下去的响声，赶忙回过头来找我。看到我坐在小路下面十五到二十尺的一块石头上，就赶紧爬下来。列娜是个药剂师，平时车里总带着一个很大的药箱，里面有各种急救的用品，但这一天，我们出来的时候，她只带了一点简单的药物，以及几个创可贴。尼娜看了一下我的伤口，告诉我说头皮裂开了大概有两寸长。她用两片大的创可贴把裂口拉在一起，用几块纱垫把伤口盖上，然后用一块头巾扎住，总算把血止住了。这时我的血已经把我的T恤前襟和短裤前面都湿透了。
我虽然能够睁开右眼了，但由于没有眼镜，周围还是看不清。杰克说要帮我找眼镜。我看那地方那么危险，就说算了，我在营地还有一副备用眼镜。但杰克坚持要找。终于发现眼镜掉到十尺下的一条石缝里了。杰克冒着危险爬下去，从石缝里把我的眼镜找回来了。
我们不能在这地方久留，这里连一尺见方的平地都没有，必须回到小路去。爬回上面不大好爬，爬到下面倒容易些。我们决定先往下爬，下到下面的小溪后再顺着小溪走回小路。这时大卫也爬下来了，告诉我们说孩子们在前方一个大山洞里等我们。
我有点头晕，走路不稳，杰克扶着我往溪里走。溪水不深，仅过脚面，但我的鞋不是防水鞋，踏在水里就全湿了。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我们终于回到了小路上，一直走到那个大山洞前。
大山洞前有一块较为开阔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坐下休息。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昏厥，眼前一片白雾，仿佛突然掉进了一片云里，找不着上下前后左右。两手不由自主的张开，但什么也没抓到。我好像还有意识，知道大事不好，心里一阵慌。还好，这情况只持续了大概十秒左右，意识又突然变清楚了，我又从白云里掉回了人间。我把随身带的小型血压计拿出来，一测，发现血压开始增高了。这不是好兆头。血压升高，脉搏降低，是颅内高压的表现。
头部受伤，外伤并不可怕。尽管头皮裂开，血流满脸，但都不会有致命危险。但是，如果有颅内出血，情况就不一样了。颅内出血如果不止住的话，会造成颅内高压，脑疝，最终压迫脑干而导致呼吸停止。在颅内出血的情况中，有一种叫做硬膜外出血Epidural Hematoma的情况最为险恶，这种出血发生在颞部受伤导致大脑膜中动脉出血的时候，症状往往不在受伤后马上出现，而在几小时或一两天后出现，头可以不怎么痛，但等到痛时就可能迟了。三年前有一位有名的女演员Natasha Richardson在加拿大滑雪的时候，在兔子坡上把头撞了一下，以为不碍事，还自己走回旅馆，后来被朋友发现在房间里不醒人事，急送医院，但已经迟了，她死在半路上。她就是死于硬膜外出血。典型的硬膜外出血的症状是二次昏迷，医学执照考试必考题目。
我的右颞部有挫伤，右大脑膜中动脉出血不是没有可能。我把情况告诉了杰克和列娜。他们都感到事态可能严重了。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由于我的伤，自己走出去恐怕不易，于是决定找救援。当时我们所在的位置，正是在重重的大山之中。手机都没有信号。杰克决定他先一个人爬上山头找救援，山顶可能有信号，而且他熟悉当地情况，容易找到救援。列娜和大卫留下陪我，孩子们由大孩子带着继续走，在山顶与杰克会合。
我把儿子留下，让他陪着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出这座大山，万一不能，我希望我离开的时候儿子能在我身边，让我能够握着他的手。儿子平时不是省油的灯，进入青少年期后，更是有很多反叛的心理，令老爸十分伤心。然而这时候，我是多么的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告诉他尽管爸爸有时很严厉，但爸爸仍是多么的爱他。儿子也好像突然长大了，懂事了。他没有惊慌，没有害怕，静静地呆在我的身旁。我让他给我拍了张照片，万一我失去知觉了，这张照片可能是我最后一张清醒的照片。
这时候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妻，她可能还在以为我们父子有个good time呢。平时我比较忙，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为了我们父子能有时间在一起，她特意安排了这次夏令营。谁知我会在这里遇到危险呢？平时我参与一些有点冒险的活动，她就说我是中年危机，哪知道这次是真正的遇到危机了。
我又一次掉进了云里。和上一次一样，时间不长，大概只有十秒。清醒后我量了一下血压，血压继续升高。列娜问我要不要躺下。我希望坐着，怕躺下后会睡着了，什么时候昏迷的也不知道。列娜很细心，她开始帮我记录下我的详细病史，怕万一我不能亲自回答救援队的问题时她能够代我回答。她作为药剂师的医学训练使我能够跟她有很容易的沟通。很快，她就有了一份有关我的大病历，不亚于住院医生写的。她甚至把我partner的电话号码写下来了，一边出去后跟他们联系。
半小时后，一个警察和一个巡山员出现了。显然，杰克已经联系到救援了。当他们连滚带爬的来到我们跟前时，气喘得话都说不出来。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有没有水。大卫带着很多瓶水，马上拿出来给他们喝了。查看了我的伤势后，他们马上用对讲机跟外面联系，让救援队马上来。有了他们的对讲机，我们一下子感到跟外面的世界接通了，不像他们到来之前那么无助。以前没有这些通讯工具的时候，在大山中遇险怎么跟外界沟通呢？烧一堆火？
我们在那里等救援队的到来。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列娜不时检查一下我的血压。还好，血压没有继续升高。为消磨时间，也为保持我清醒，列娜给我讲她家的故事。我以前跟她接触不多，只知道她非常能干，这时候才知道她是个superwoman。她不但有一份很好的职业，把丈夫孩子照顾得服服贴贴，还是孩子学校PTA的头面人物，每天花大量时间在学校里。
救援队终于来了。这时候离我受伤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跟先前来到的警察和巡山员一样，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第一件事就是找水喝。显然，虽然我们在深山里不感觉热，外面一定是烈日当空，而且他们下车的地方一定离我们这里很远。怪不得费了那么长时间才等到他们。他们都是尽力的了。
鉴于我受伤程度的轻重不明，万一是颅内出血就得马上抢救，所以最初的计划是用直升机把我送到最近的一个创伤急救中心，位于Knoxville的田纳西大学医疗中心。但是，由于山高林密，直升机在天上不容易找到我们，也没有平地降落，所以后来决定先用人力把我拉出山，然后再用直升机运送到Knoxville。
我被放到一个山地救护的特殊担架上，脖子用一个围脖固定着，全身和手脚都被带子捆着固定在担架上。这种担架有一个可拆卸的轮子，在地面许可的时候可以装上轮子像独轮车一样推着走，在独轮车都无法走的地方，拆掉轮子，由六个人抬着走。
本来，如果我们走回头路，回到我们原来出发的trailhead，从距离来说比继续往前走近。但是，由于那一段路很多地方都是直上直下的，而且要穿过很多石洞石缝，担架可能过不去，所以我们只能往前走，而且由于我们要抄近路走到大路上，途中有的地方可能连路也没有。
我们开始出发了。一开始就是上山。崎岖狭窄的山路上很多时候连轮子都用不上，我大部分时间由六个人抬着走。不是我太重了，要六个人抬，而是抬担架的人经常要换手。说是抬，其实是提，不象中国人抬轿子可以放在肩膀上。这种提法相当费力。那条小路原来一个人走也嫌窄，现在六个人抬起担架来，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大多数情况下是两个人在前抬，两个人在后抬，两个人跑前跑后换手，再加上提着个轮子随时准备装上。我们走得很慢，很多时候是前面过不去了，停下来，琢磨琢磨怎么过去。有时是让担架先过一半，四个人把它固定住，然后两个人爬上爬下走到前面，把担架拉过去，其他人再爬过去接手。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爬到山顶上，这里比较平坦了，有人把轮子装上，这样走就快多了。谁知走不多远，我们又开始下山了。轮子又得拆掉。下山更不容易，抬后面的人连路都看不到，走得更慢。有几次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他们在担架前面拴一根绳子，把我吊在斜坡上放下去。
跟救援队一起来的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妈，看她穿的制服应该是paramedic，一直呆在我的身旁，检查我的神志和血压。我忘了问她的名字，她长得有点像英国那唱歌的苏珊大妈，就叫她苏珊吧。苏珊大妈十分细心，不时用手护着我的脸，以防被树枝刮着，或被从石崖顶滴下来的水打着。她不断的跟我说话，告诉我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发生什么情况了，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尽量地跟她保持对话，让她知道我还是清醒的。我的头不能动，睁开眼睛只能看到头顶密集的树，以及树缝里露出来的一丝丝蓝蓝的天空，但我尽量的睁开眼睛，恐怕合起来后就睁不开了。
爬过两座山后，救援队员开始吃不消了。每个人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有人用步话机叫人送水过来，另外还要求增援。过了不久，援兵到了，这是另一个州的山地救援队。苏珊告诉我，他们一共动用了六个单位，二十几号人，其中包括两个州的救援队，警察，消防队，公园巡山队，医院救护队。我听着都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了。
人手多了以后，抬担架的人换手换得勤了，走得也快了。苏珊说我们还要翻三座山。一路上轮子装了又拆，拆了又装，没有二十次也有十多次了。当我们翻过第四座山的时候，苏珊告诉我，有一辆急救山地车Rescue ATV在等着我们。下一座山比较平坦，我不用人抬了，可以坐Rescue ATV过去。过了这个山，就是大路。
这时离我们开始上路的时候已经有六个小时，离我受伤的时候已经有八个小时了。短短的一段路，我们竟然走了六个小时，而苏珊她们来的时候，走这段路不到一个小时，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Rescue ATV上除了驾驶员，担架，最多只能再坐一个人，所以我要与大部分的救援队员，以及列娜，大卫，和我儿子分手了。
列娜和大卫带着我儿子一直跟着我们走。六个小时，没有休息。儿子目睹了整个抢救的过程。看到老爸那么无助的被绑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他是怎么想？我无从得知，但从他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他长大了。我把儿子叫过来让他再给我一次拥抱，然后让列娜和大卫把他带回营地。
急救山地车拖着我的担架，坐在担架后面一直跟我走的还是苏珊。山地车很吵，喷着浓烟，带着一股浓浓的柴油味，爬上了第五座山，然后又向山下冲去。山下是一条大路，有一辆救护车在那里静静的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