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琪
中国航空公司是按照现代航空企业的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创办的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经营的航空公司（中国交通部控股占55%股份，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占45%股份），始创于航空黄金时代的1929年，至1949年底结束，中航的中方董事长一直由交通部部长或副部长担任，而实际管理和运营则由美方副董事长负责。中航在历史上存在的20年，恰好跨过了中华民族近代史最苦难最黑暗的时期——14年抗日战争。在国家贫穷落后、遭受外侮而朝野万众一心艰苦卓绝地捍卫主权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舞台上，中航作为一家中央直属企业，其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中航在坚持企业发展做大做强的主要目标的同时，配合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开展了多项工作 ，包括开辟多条战略航线、执行政府和军方专包机任务，特别是驼峰航线的探索、首航和执行驼峰空运任务全过程。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中航自身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获得丰厚的回报，战后成为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
中航之取得如此成就，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理念（泛美航空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对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正值航空黄金时代，全部飞机来自当时航空技术最先进的美国，特别是美国向中国提供租借法案飞机后）进行运营管理，并充分发挥了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因而在中国落后而战乱的环境中有大作为。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中航美方副董事长邦德William Langhorne Bond生于1893年，曾参加欧陆战争，为人忠诚正义有远见；于1931年来华，一直在中航工作至1947年，之后回美担任泛美航空公司负责远东事务的副董事长。邦徳在中国工作生活的16年中，经历了中国抗战的全过程，他将自己明确定位为中方控股企业的经理人，弃小家而不顾，与妻儿远隔太平洋分离十余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航飞机面对日机对平民飞机丧尽天良的袭扰，两度机毁人亡，邦德带领中航在战乱中转移、重建业务，艰难迁徙，从上海到南京到汉口到香港到重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中航运营最艰苦时期罹患心脏重病仍坚持在中国工作不言放弃。甚至在中航因战争导致业务急剧萎缩之时，为避免中方亟需中航配合抗日军运服务但美方碍于日美尚未开战而不便直接出面参与所造成的矛盾冲突，邦德拒绝泛美委任的风光美差，并毅然决然放弃泛美雇员的身份，转而仅以中航聘用的美国雇员身份经营中航以更好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因而获得中国政府对他的极大信任，给予更大的管理自由度。邦德个人通过在中航的服务为中国抗战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在开辟驼峰航线中的战略策划和亲自参与（1940年底的首次探索、密支那机场的选点和修建、1941年11月货运首航、1941年12月客运首航等）、驼峰空运中的运营管理，以及将中航驼峰飞行的成功经验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广为传播，从而协助中国政府成功游说美国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租借法案援助开展驼峰空运。综上可知，对于中国，邦德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友人。《中国之翼》一书就是根据邦德在华经历展开，读者可在书中详细了解。
中航人才济济，有许多非常出众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还有兼具管理和飞行才能的复合型人才如邦德，群星璀璨。
邦德除卓越的管理才能外，在年轻时受当时的航空热影响，曾学习飞行并获得飞行驾驶执照，来华在中航工作中经常执飞，驼峰飞行超过100次。中航的美方高管中还有一位要推介的是艾利森，他1928年来华创建中航，任中航机航组主任，开拓武汉上海间的商业航班、首飞成都和重庆。1937-1938年出任中国航委会顾问，曾为中国空军试飞战斗机，1939年返美。艾利森虽然没有飞驼峰空运，但他在美国为中国抗战继续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协助中国政府在美国购买飞机，他于1942-1945年担任波音B-29首席试飞师。B-29是二战中最杰出的战略轰炸机，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包括1944年以中国成都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和日占区的港口和工业基地、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等。艾利森于1947年再度来华，担任中航机航组主任、美方副董事长，负责东南亚地区业务至1949年底，对两航起义持同情态度。艾利森因其在二战中的卓越贡献，受到美国两任总统的最高嘉奖。
中航的历任中方高管，除董事长由交通部部长或副部长兼任外，最知名的莫过于黄宝贤，黄宝贤于1938年1月由宋美龄任命为中航总经理，与邦德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历经中国抗战最艰难困苦阶段，其中包括南京撤退、武汉撤退、香港撤退、1938年和1940年两起中航客机被日机袭击坠毁等一系列大事件，以及中航总部从上海迁移到重庆（在香港设立维修基地）并在中国及周边重新布局等海量工作。黄宝贤为中国抗战和中航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著名的中航“DC-2 1/2”飞机修复，就是黄宝贤坐镇香港拍板的。
中航的飞行员更是高手如云。美籍飞行员中，在中国最知名的是夏普和吴士，二人均于1933年至1947年在中航。吴士执飞最早的驼峰航线探索，驼峰空运期间任机航组主任指挥中航空运的运营。“虎胆英雄”夏普技艺高超，胆量过人，首航驼峰航线的货运和客运，在武汉撤退中送蒋介石夫妇撤离，在香港撤退中送宋庆龄、宋蔼龄等国民政府要员往重庆，并且飞行过许多高难任务如“呼啸的威利”等。其实，美籍飞行员中在中国有赫赫战绩但不太为人知晓的大有人在。中航的美籍驼峰飞行员中，有9位曾分别在1937-1941年期间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中国空军的组建者和最高指挥机构）顾问、中国空军教官；有1位曾任蒋介石专机机长；从1941年起存在了一年的中国空军美籍志愿航空大队（即最早的飞虎队）的飞虎队员（姑且这样称呼），在1942年7月解散时，仅有5名随陈纳德转入美军在中国参战，而有19名加入中航，参加了1942-1945年的驼峰空运。上述这些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期就在中国服务的中航美籍飞行员中，有四位在驼峰航线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航的驼峰飞行人员中有大批中国人。如：1940年底中航美籍机师吴士执飞勘察试航驼峰航线，随机飞行报务员是中国人罗昭明，为以后开辟驼峰空运打下基础。1941年11月首航驼峰货运也有中国飞行人员参加，以下的中航人员集体相：副董事长邦德（右四）、执飞机长夏普（左六）、副驾驶德堪佐夫（左五），参与首航的中国飞行人员有：机航组副主任聂开一（右一）和飞行报务员张启荣（左二，后于1943年底在驼峰航线上牺牲）
中航的正驾驶，至1937年初才有四名中国人，且全为美籍华人，按升任正驾驶的时序为：黄官悦、谭欢在（谭宽在，1940年牺牲）、陈文宽、陈鸿恩；至1942年新增的中国机长有：梁广尧、陈文惠、陈齐发、陆铭、黄天觉；随着驼峰空运的展开，中航获得的租借法案飞机越来越多，中国籍飞行员剧增。1944年，马国廉、潘国定、陈达礼、杨积、边任耕等先后转为正驾驶。同时有大批中国人任副驾驶。中航参加驼峰空运的空勤人员有300多人，其中2/3是中国籍飞行人员。
中航华人机长陈文宽（1913年生，仍健在）被誉为“中国近代航空史传奇”，1933-1945年在中航执行许多高难任务，留下许多精彩故事。他于1936年升正驾驶，飞1938年武汉撤退、1941年香港撤退的最后一班飞机；1942年5月8日，他在送率队轰炸东京的美军杜立特中校前往印度途中，到当天即将沦陷的密支那机场接最后撤退的中航员工，结果严重超载缅甸难民飞离密支那，额定24人的DC-2型飞机竟然塞了72人！1942年7月，陈文宽为机长、潘国定为副驾驶、华祝为报务员的中航机组成功探索驼峰新航线，也是人类首次飞越喜马拉雅山。陈文宽因不满中航对华人员工的歧视待遇，在抗战胜利后入中央航空公司任机航组主任、副总经理，1951年与戴安国、蔡克非等人在台湾共同创办复兴航空，成功运营至1983年退休。
中航飞行人员的夜航很早就开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即日起，中航在京沪线上增开夜航，以配合抗战运输，是为中国民航机夜航之始。加之从1938年开始，中航的平民客机经常遭到日机袭扰，中航飞行员不得不经常在夜晚飞行而练就了夜航的过硬本领，武汉撤退、香港撤退均系夜航，这些经验在日后的驼峰空运中排上了用场。驼峰空运之初，美军空运队盲目自大，在飞越驼峰时事故频发，大量机毁人亡，后来请中航资深飞行员向美军空运队传授夜航经验，情况大为好转。
中航的地勤人员为保障飞行作出了许多贡献，其中最经典的是修复“DC-2 1/2型”飞机的故事。1941年5月，中航DC-3型46号飞机遭日机袭击而迫降于宜宾机场，日机追踪炸毁飞机右翼。为修复该飞机，时在香港中航总部的总经理黄宝贤主持，美籍总机械师索丁斯基指挥，机务外场大领班吴敬诚对修复“DC－2 1/2”提出大胆建议并得到采纳。中航人员把DC-2型飞机备份机翼固定在DC-3型机身上，从香港运到宜宾机场，再将它安装到被炸坏的DC-3型飞机上，由美籍机长哈尔.斯威特、机械师韦尔和报务员华祝一起，完全用人工操纵方法，从宜宾安全地飞到香港进行大修。这架被称为“DC-2 1/2型”的飞机，是世界航空史上的一段佳话，表明了抗日战争中倍受磨炼的中航航空技术人员以高度爱国/正义精神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也体现了中美人员的密切合作。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在提及“DC-2 1/2型”飞机时曾这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航）飞行和维修人员面临的苛刻条件以及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几乎没有人能同一支为营救被炸毁的一架DC-3型飞机的小分队相比”。
中航的这些中国空地勤技术人员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奠基和建设的栋梁之材。
中航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的典范，也是中美双方通过企业形式合作的成功案例。中航的发展史给中国民航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5年5月5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