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走了。是预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
三月份，回国看妈妈。我每年都会回国陪妈妈两星期。妈妈老了，风烛残年，看一次，是一次。不知明年是否看得着。这一次，妈妈还是像往年一样，好好的，虽然二十年前中了风，行走不便，但一直保养得不错。只是年月不饶人，全身状态一年不如一年。不管怎样，我陪妈妈又度过了两周美好的时间。
回到美国以后不到十天，时差还没转过来，突然接到国内姐姐来电，妈妈病危，速返。家里的新保姆为了邀功，拼命给妈妈灌东西吃，结果呛了，吸入性肺炎，跟着并发心脏衰竭，呼吸衰竭。估计挨不过去了。我赶快又安排了一周假，准备回去办后事。
回到国内后，家也没回，直接赶到医院。这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之一，但是急症室的观察病房里还是乱糟糟的。妈妈可怜无助的躺在那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妈妈已经几天处于昏迷状态了，然而，当我叫她一声妈妈的时候，她竟奇迹般的睁开眼睛。虽然还不会说话，毕竟有了反应。我看到一线希望。经过联系，决定把她转入呼吸科病房。
呼吸病房的环境比急症室好多了，虽然还不能跟美国比。呼吸科的医生护士都很年轻，但训练有素，很专业。经过与负责的临床教授沟通，决定停掉大部分在急诊室使用的乱七八糟的药，只留下最主要最有针对性的药，并换了一个抗菌素。两天后，妈妈的病情稳住了，烧退了，神志也不断好转，能回答简单的问题了。看到妈妈有好转，心里很安慰，虽然天天呆在病房，但也不觉累。一星期很快过去了，看到妈妈的状态在恢复，就决定再延长一个星期。于是，重新安排工作，延长机票。这一个星期，虽病情有点起起伏伏，但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在讨论安排转院长期护理的计划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妈妈仍然很稳定，而我又不得不走了。临走前，跟妈妈告别，知道这一去，恐怕再也见不着她了，心里一阵悲哀。妈妈虽然说不出话，看着我，她的脸色也突然变得很沉重起来。我不知道是怎样离开她的，想多说几句，又怕她伤心，毕竟这一次恐怕是一别天涯。
回到美国后，第三天，噩耗传来。妈妈病情突然加重，一天后就走了。慌乱中，我再次推迟工作，回国处理妈妈后事。妈妈是基督徒，她的葬礼由她的教会协助进行，葬礼过程简洁，庄重，尊严。妈妈的一生，就这样划上了一个句号。
整理妈妈的遗物，找到很多她年轻时的照片，甚至她当年的毕业证书和受聘证书，心中又勾起多少回忆。
妈妈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乡一个富裕殷厚的大家庭，父亲是当地士绅，妈妈在七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五，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年纪都比她大得多。妈妈从小就很受家人的宠爱，过着无忧无虑的大小姐生活。妈妈童年的种种趣事，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话题之一。
好景不长。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火很快就蔓延到南方来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广州和周围的地区。公公为免受日军和伪政府利用，只身出走澳门避难。因年老乏人照顾，后又潜返家乡，终得病不治。这时，两个哥哥，一个正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一个正好高中毕业，一起投笔从戎。大哥考入中央军校，二哥考入空军学校。大哥推迟在中央军校的入学，在西南联大完成清华的学业后直接投身军旅，到湖北第五战区抗战前线服务，一年后才回中央军校学习。二哥空校毕业后分到成都，在与日机战斗中殉国，此为后话。
母亲和一个妹妹则由大姐带着，离开战火中毁坏了的家园，向后方流亡。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北迁韶关。当时的广东省主席李汉魂，看到当时沦陷区有大批像我妈妈一样流离失所的孤儿难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由他的夫人吴菊芳出面，成立了广东儿童教养院，前后共收养了从沦陷区接来的两万多难童以及军人子弟。妈妈和她的妹妹，就这样被接到了儿童教育院。儿童教养院设在粤北山区连县等地，生活很艰苦。生活用品贫匮，鞋子都要自己用碎布和稻草编。教养院的孩子们，以军队的方式生活学习。穿童子军军装，扎皮带，穿草鞋。上午军训，下午读书。当时她们的老师，军训时是长官，上课时是老师，生活中是父母。她们都很不寻常的拥有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算是很高的学历。分队长都是高中毕业，中队长都是大学毕业。教养院有自己制定的学制和自编的课本。这些高素质的学制和老师，使妈妈和她妹妹得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仍然得到良好的教育。
抗战结束后，妈妈回到广州。不久考入勷勤师范学校（华南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毕业后开始了她的教师生涯。这时她认识了我爸爸。爸爸当时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1949年，大陆易帜前夕，爸爸和其他同事一起，带着妈妈，参加两航起义，从香港飞回大陆，为新政权服务。
因为妈妈的家庭出身和两个哥哥的关系，妈妈在新中国吃了不少苦头。大哥抗战胜利后多次去美国学习，进修，受训，接收新式武器，回来后成为孙立人部下，驻防台湾，所以并没有参与国共内战，也没有跟八路军解放军交过手。大哥后来因孙立人事件的牵连离开了军队。然而，这样的经历也没能让妈妈避免大陆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每次运动一来，就是无休无止的交代检查。那个年代，有台湾的亲戚关系就是一条很大的罪状，更不要说有个在台湾军队当高官的哥哥。
1949年，国民党军队撤到台湾以前，大哥把妈妈和她的两个妹妹托付给一个清华大学的老同学照顾，然后就去了台湾。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妈妈日夜想念着大哥，却不敢跟大哥联系。海峡两岸自1949年来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没有通讯来往。有尝试通讯者，两岸都会以通敌论处。大陆文革以后，政治气氛稍微宽松，到国外旅行和求学的人员也开始增多。妈妈有个表弟住在澳门，经常到台湾做生意。妈妈就让这个表弟到台湾寻找大哥的信息。1985年，表弟带来了好消息，大哥找到了。然而这时候，海峡两岸还处于封闭状态，台湾民众的大陆探亲还没开放。大哥的太太有一个侄女住在日本，大哥就让她帮忙安排爸爸妈妈到日本旅行，然后大哥飞到日本和妈妈见面。这是分别了36年后的见面。兄妹相见，恍如隔世。多少的话语，都诉不尽36年的兄妹之情。后来，大哥又安排了一次到香港与妈妈会面，直到1987年10月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大哥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为止。
妈妈有五个孩子。养育五个孩子成人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饥饿笼罩着整个家庭。虽然我们住在大城市，食物有些供应，但还是相当贫乏。记得我们五个孩子每人都有一个小碟子。妈妈有一块饼，就把它切成五块，每个碟子一块。大人们那时候吃的是山上挖来的黄狗头（一种蕨类的根）和小球藻（自己培养的浮游藻类）。因为缺乏蛋白质，妈妈全身浮肿。医生开证明让妈妈去买几斤黄豆，妈妈却舍不得吃，把黄豆分给了我们五个孩子。
妈妈的手十分灵巧。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成衣这个行业，我们过年时穿的衣服，都是妈妈设计，裁剪，缝制的。妈妈做的衣服，总和别人做的有点不同。小时候家里学到的和儿童教养院时学到的针线活和刺绣功夫，帮助她把五个孩子都打扮得光光鲜鲜。妈妈曾经用布条做了一双很漂亮很时髦的凉鞋，用的就是教养院时学来的编草鞋的技巧。还记得我小时候的照片里穿着一条吊带裤，那就是妈妈的作品。
妈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当教师。她的学生无数，可谓桃李满天下。她待学生就像待她自己的孩子。我们经常听到她讲述她学生的故事，她为她的学生成绩下降担忧，为她的学生行为进步高兴。我们从她的嘴里，也认识了很多她的学生。由于她和学生的关系很好，许多学生毕业后都一直和她保持联系，并每年都来拜访她。每年都有学生来给她做生日，甚至有的学生都当爷爷奶奶了，还带着孙子来给妈妈拜寿。妈妈葬礼时，就来了一批五十年前的学生。妈妈的辛勤工作，也为她赢得了不少荣誉。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到处是她的奖状。
妈妈四十多岁时就患了高血压，到六十多岁时不幸中风，左边肢体活动不便。遭此重大打击，妈妈并没有放弃。她坚持锻炼身体，相信有一天她能够恢复健康。坚强的意志让她在中风后仍然坚持了二十年。妈妈来美国两次，有一次是坐着轮椅来的。虽然跟我们的团聚给她带来了很多欢乐，但毕竟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她还是选择了回国生活。回国后，她的健康曾遭受了几次打击，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直到这一次。
回顾妈妈的一生，无限感概。妈妈的一生见证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苦难。值得安慰的是，在她的晚年，国家不再有战争，家里不再有饥饿，孩子都长大成人。亲爱的妈妈，你就安息吧。
（谨以此文献给没有母亲的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