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
I．
在民主国家里，特別是美国，一种观点很流行：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即指知识分子参与制定政策的过程，也包括他们左右大众投票的能力。然而假如我们把观察的时间段放长一点的话，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未像今天那么大，因为他们能够塑造舆论。
奇怪的是，即使是最近的经历也没有让人们意识到：知识分子作为专业的思想二传手那么强势。西方世界过去一百年的政治发展史其实提供了最清晰的证明：社会主义本来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发起的运动，因为他们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的应对不公的策略。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首先是由理论家们的抽象思维建构的。正是由于知识分子长期不懈的努力，说服了工人，才使他们接受这种思想作为自己的方案。
在每一个成功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在统治了知识分子思想很长时间之后，才成为重要政治力量的。德国在上世纪末已经到达这个阶段；英国和法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美国则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但现在美国知识分子对于计划经济的热忱绝不比德国或英国的低。经验表明，一旦到达这个阶段，只要给予时间，社会主义就会从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思想变成一个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因此，知识分子的观点如何影响政治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话题那么简单。不管是在预测还是影响未来政治的格局上，这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大家还不够重视。虽然表面上可能还在进行利益上的明争暗夺，但实际上结果常常早在小圈子里的思想争论中就已经决定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派”们虽然理论上认为是人数决定政治问题，在实践中却经常成功地利用了知识分子的关键地位（不管是由于理念还是现实，他们实际上一直主要努力获得精英的支持）。而相反保守团体则更相信朴素的民主观念，徒劳地试图通过直接说服选民來推行他们的理念。
II．
然而，“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并不能很好地描述这一群人。并没有合适的名词来描述这些思想二传手，这让普通大众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有影响力。其实所谓的“知识分子”既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是任何领域的学者或专家；他们不需要专业知识，也不需要特别聪明，只要发挥思想传播的中介作用就可以了。他们的特征其实是比普通人更早地熟悉一个话题，并随意地谈论这个话题，仿佛专家似的。
把这个阶层所涵盖的所有专业和活动罗列一下，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阶层的活动范围有多大、人数如何不断增加、以及普通人如何依赖于他们。他们不仅包含记者、教师、牧师、教授、宣传家、广播评论员、作家、漫画家和艺术家，也包括许多专业人士和科技人员，如科学家和医生们。他们对传播思想的手段非常精通，但对其内容其实只有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虽然他们因为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以及发表过作品的经历获得了普通人的尊重，让他们成为传播新思想的载体，但实际上他们传播的，是自己熟悉领域以外的东西。
今天的普通人已经必须通过这些中介，才能发现新的事件或思想了；而且在现代社会里，几乎每个人在自己专业工作领域以外，都是普通人。不幸的是，只因为这些二手贩子把跟上新观念作为他们的工作，我们就变得完全依赖于他们来获得信息和观念。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们决定了我们能够听到什么意见和观点，哪些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并且以什么形式和从什么角度这些事实和意见被呈现。而真正专家和原创者的思想，反而要通过于二手贩子的选择，才能得到听众。
外行人也许不知道科学家和学者的声望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学者们的真正成就，而是被这个阶层所制造的。几乎每个学者都可以从他的专业中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流行观念中的伟大科学家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观念符合“进步”的政治观点而出名，实际上学术成就名不副实。但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具有保守政治倾向的学者在学术上被赋予了不该得到的声誉。在某些领域，当学者的成果是被大众的政治选择裁决，而不是被其他专家引用时，这个制造声誉的问题更为突出。没有比职业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态度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了：喜欢社会主义或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从来不是多数；经济系学生里反对社会主义或保护主义的比例大概也是最高的。如果你再考虑到学生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的原因，本来就可能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感兴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例子多么有意思了。可惜的是，常常是少数专业能力可疑的观点被知识分子所接纳和传播，而主流专家则被抛在一边。
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的全面影响，由于“组织”的重要性而进一步加强。一个常见但错误的看法是组织力量的增加会加强专家的权威。也许对管理人员来说这是对的，但是在任何专业化的知识领域肯定不是这样。实际上，是那种仅具有普通知识但看上去像是能够解读专家的人的影响力才变强了。要知道：当一个学者成为大学校长，当一个科学家成为研究所或基金会的管理者，当一个学者成为编辑或成为一个组织的推动者以后，他们都很快不再是学者或专家了，而是成为我们前面定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迅速获得了知识分子的特征 — 不是根据一个具体问题本身的优劣做出判断，而仅仅依靠某些时尚思想来抉择。培育知识分子机构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那些仅仅知道如何传播知识的人，都只能算知识分子，不是真正的专家。
“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虽然今天没有人会反对教育普及，但要知道，现在有产阶级不再拥有更高程度的教育，大量普通人即使没有管理财产和在实际经济中工作的经验，也可以通过基础教育获得职位，这是理解知识分子这个现象的重要事实基础。熊彼特教授的专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里有一章把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讲得很透彻。他说：知识分子与其他通过写作为生者不同的是，他们对实际事务没有直接责任，也没有第一手经验。但如果我们继续研究知识分子阶层的理论，可能会离题太远，比如最近有关的一个奇怪的结论说知识分子是唯一不受自己经济利益左右的阶层。这种研究肯定也要牵涉到新版权法是如何人为地刺激了这个阶层的增长。
III．
真正的学者专家或处理实际事物的人经常蔑视知识分子也许并不奇怪，他们不但不愿意承认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而且在发现他们影响力那么大的时候感到不满。他们觉得知识分子大多是对事情没什么深入了解，也没有什么判别力的人。但是，如果由于这个原因就低估知识分子的影响力，那就错了。即使他们见识肤浅、智力有限，也是他们的判断主导了社会将来如何演变。毫不夸张地说，一旦知识分子主体接受了一套信仰，接下去社会大众普遍接受这套信仰几乎将是一个自动而且不可抗拒的过程。这些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传播知识和思想的器官，他们的信念和观点是所有新观念达到普通群众所必须经过的筛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是他每天用自己的知识来执行日常工作。他能占据他的职位是因为他拥有他雇主所没有的知识，因此他的活动只在有限的程度上被别人指挥。即使一个知识分子是诚实的，当他行使他的裁量权时，也会无法避免地因自己的信仰而对所处理的事情有偏见。也许掌握政策方向的人观点不同，但政策的执行却是在知识分子手里，而且经常是细节决定结果。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几乎到处都。“资本家”拥有的报刊，“反动”机构主持的大学，保守政府拥有的广播系统，都常有宣传社会主义舆论的传统。这是具体操作人员的信条，不仅高层控制观点维持正统的企图可能无效；甚至可能因为压制，反抗更为强烈。
而且不光是大众才会让自己的想法被另一个阶层过滤，受他们的偏见诱导。即使是专家，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也会依赖知识分子并像大众一样受他们左右。今天在西方世界，即使是最坚定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的话，他的见解也常是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得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人心中早就先入为主，在讨论具体议题的时候这种倾向性已经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了；很多相信自己是反社会主义的人实际上变成了其思想的散播者。有谁不知道几个在他自己的专业里谴责社会主义为“腐烂”的，却在其他领域里像左派记者一样满嘴社会主义观念的人？
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影响力巨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过去一百年中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我们可以追朔现代世界里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国际交流几乎唯一的途径的，但那就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可正是这个原因，在过去的几代人中，“资本主义”的西方其实一直在精神和物质上援助东方国家里那些反对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运动。同时，西方公众得到的中欧东欧信息也不可避免地被社会主义偏见戴上了有色眼镜。美国在德国占领区的许多“教育”活动都是这种倾向性的最新例证。
IV.
因此，正确理解这么多知识分子倾向社会主义的原因，非常重要。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应该知道，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既非自私，也不邪恶，反而来自于真诚的信念和和良好的愿望。实际上，拥有更好意愿和更高智力的人，常常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也比其他人能够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在我们社会中占据关键职位聪明善良的人，因为一个真心的认知错误，反而传播威胁我们文明的观点。可惜知道社会主义危害的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却通常缺乏谅解。他们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只视为一群有害的激进分子，这种态度把知识分子更推向对立面。
我们需要明确两点：第一，知识分子一般都只是根据某些“普适真理”而不是具体知识来来判断问题的；第二，一个时代的错误，常常来自于把这个时代出现的新理论错误地应用到了其他领域。只有通过看似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考才能地驳斥这类错误。
知识分子的特征是，他判断一个新思想的依据不是它自身是否可靠，而是它是否跟自己的“普适观念”相契合，是否能够嵌入他所认为的“现代”或“先进”的世界图景里。越是普遍的、抽象的、甚至模糊的思想，越是对他在特定问题的权衡中，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对具体问题了解不多，他选择接受新思维与否的标准就是必须与他的其他观点相一致，必须能够将其融入一个连贯的世界观里面。然而，正是这种选择新观念的模糊过程，创造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意见氛围，有利于接受一些意见，反对其他意见，接受一个结论，拒绝另一个，而从来不需要真正深入了解每个具体问题。
知识分子比专家更像哲学家，而哲学家被认为是学术之王。虽然他比一般人对实际事务的影响更远更慢更难，但从长远来说知识分子比一般人对实际事物的影响更大。哲学家和知识分子采用一样的综合性思维，对问题一样地不用具体事实判断而依据是否符合“普适原则”，一样地追求自洽的世界观，这些都是他们选择是否接受新思维的主要依据。因此，与科学家或其他类型学者相比，哲学家对知识分子更有影响，更能决定知识分子行使其审查职能的方式。而科学家只有抛弃专业习惯才会流行：那时他将不再谈他的科学，而是开始发表哲学性论述，而且通常这是在他已经因为与其科学成就无关的原因被知识分子接受以后。
因此，任何时期的“意见氛围”本质上都是一些非常普遍的先入之见，而这些先入之见又帮助知识分子决定哪些新事实和意见是重要的，塑造对科学新成就的看法，也把专家的工作应用到其他领域。时髦思想和流行词汇在两三代人中主导知识分子思想的例子很多。不管是“历史方法”或进化论，十九世纪机械决定论和环境（而非遗传）决定论，相对论或潜意识 — 这些例子无一例外都被引申到不同领域。一种想法越不具体、越不精确或越搞不懂，它产生的影响就越广泛。在政治领域的例子是：人为的组织控制总是优于无人主导的自发过程，事先的计划一定优于不同力量自然平衡的结果。
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想发展上的作用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在这上面，他们奇特的倾向表现在使抽象的更抽象，把人们在普通交往中的某些正常心态演绎到极端。比如民主本来是一件好事，他们就变成越民主越好。近来最重要的普适观念是物质平等。于是在他们看来，平等就不再是自然产生的，只适用于特定人群之间的道德观念，而是一种抽象的构想 — 这含义就令人生疑，也许对具体情况并不适用。是他们让平等在社会政策中变成了最主要的原则，即使并没有人仔细考虑过后果。一个措施只要带来更大的平等就可以了，不用顾及其他。因为他们只笃信平等，而对具体的问题没有观点，平等观念对社会的影响常常超乎想象。
这种思维方式也并不只局限于道德范畴。有时，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来源于科学进步。但错误的观点可以借助新知识带来的威望而流行。任何专业领域知识的进步都可能造成新的谬误，这本身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如果新的理论中不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的话，那这理论就是不可动摇的终极真理了）。但新知识的光环却会让人对一个错误理论产生虚妄的信心。即使证据不支持这个理论，知识分子们却会因为它最符合时代精神而接受它。那时候，在专家们眼中的业余爱好者、目的不纯者、甚至是欺诈者，反而会在公众当中获得广泛的影响力。不管同行们是否认可，他们是普通人眼里最着名的公知。
特别是，过去一百年里人类在控制大自然力量上的进步，让他们以为可以一样地控制社会力量来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自然科学的成就太容易诱惑那些人了，他们相信，随着工程技术的应用，根据单一计划指挥所有人类活动可以跟指挥工程任务一样成功。反驳这种观点确实需要有力的论据，也尚未得到充分阐述。光指出特定方案的缺陷还不够，你很难让人相信一个思路在许多领域中取得如此成功，但一旦超出适用范围，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但我们只有充分论证这一点才能消除对社会主义的冲动。
这是一个需要抽象思考的例子。仅仅在特定领域驳斥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切实际那又如何？只要知识分子在“普适”的论证方式上胜利，任何具体问题上的反驳都会被抛弃。
V.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构建知识分子组织的要素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虽然知识分子内部有许多意见分歧，但是通常是更主动、更聪明和更有创意的人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反对派则不如他们。例如，大学院校里最杰出成功的教授更有可能是社会主义者，而那些持有保守的政治观点的人往往是平庸的（大多数大学教师可能要被归类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这当然是导致年轻一代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者认为这当然证明他们更有智慧，但这并不是唯一或最可能的解释。其实，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融入现存秩序的优秀人才有许多其他成功的途径；而不满现状的人却只能在知识行业实现他的理想。因为选择知识行业的工作通常需要牺牲物质回报，保守倾向的能人只会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爱好而这么做；所以，他更有可能变成专家学者，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而激进分子则不同，从业于知识行业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 他的目的是通过职业来获得影响力。因此，并不是更聪明的人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中最高智商的人更多地选择了现代社会中影响舆论的职业。
知识分子的选择也与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空想的爱好密切相关。符合他们口味的是打破现存社会再重建的构想，而不是现有秩序的渐进改进。社会主义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特别表现在其宏大叙事的能力和对乌托邦的想象，在这点上传统自由主义令人遗憾地缺乏竞争力。空想让那些对事实缺乏了解的人无节制地发挥想象力，同时又满足了他了解社会秩序理性基础的正当愿望。（自由主义胜利以后，这些想象已经没有多大余地了）。知识分子的态度一向是对技术细节或实际问题不感兴趣。而更向往计划制度所承诺的宏大愿景，尽管他对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理解似是而非。
社会主义满足了知识分子爱好宏大叙事空想的需求。 这对自由主义的打击是致命的。自由主义者在成功以后，以为哲学不再是主要问题，而转向了细节问题，忽视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发展。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只有社会主义者才提出了一整套社会发展的明确纲领，未来的愿景，和指导问题的原则。虽然他们的理想充满着自相矛盾、他们的实践结果也将会与他们愿望背道而驰，但只有他们提供了社会制度发展的整体改革方案，明确的社会哲学，提出了新问题，开辟了新视野，成功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想象力，为大众所接受的。
在这段时期当中，社会上其实是并没有思想的碰撞的。人们只是把社会现实与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化的愿景做了对比。而其他学派大多数只是在最极端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现有秩序之间的折中。对于那些天生相信真相一定是某种程度的调和的人来说，只要提出一个更加极端的思路，那么较温和的社会主义就会看上去似乎很理性。就这样，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越走越远。
VI.
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立场与传统自由主义者的态度进行进一步对比，我们就会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空想对社会主义者特别有吸引力，这也可以让我们从知识分子流行思潮如何破坏自由当中吸取教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更有机会直接影响现行政策的决定，并不愿意花力气去教导大众，即使那种吸引知识分子的空想活动更有长期影响。为了决策的需要，他必须“实际”，“明智”和“现实”。只要关心眼前的问题，他就会得到物质上的成功和影响力，以及同道的认可。因此这些人对于塑造知识届气氛的抽象猜测漠不关心。如果他长期沉迷于这样的空想，那么他很快会得到脑子“不健康”甚至半社会主义者的名声。
没人愿意进一步研究自由的哲学基础，执迷不悟者更会被孤立起来。他即会被喜欢幻想未来的知识分子认为是现行秩序胆小的辩护者，同时又会被注重实际的人认为是一个只会幻想的理论家。他对于那些只知道实体碰撞的人来说太激进了，而对于那些只会“轻松一起来思考”的人不够激进。如果他寻求现实派的支持，他肯定会疏远可以传播他思想的人。同时他也要避免看上去太夸张。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会因为提出愚蠢的提议而丧失声誉，但传统自由主义者如果不切实际却会被贴上标签而万劫不复。所以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的任何提议总是看上去不够大胆，他所能提出的社会改进的建议跟社会主义者的无节制想象相比看起来实在是太有限了。
在一个已经基本实现了自由的社会中，进一步的改进必定是细节上的，所以任何自由纲领不可能像全新发明那样充满魅力。只有对现有社会的运作基础深入了解的人才能理解和欣赏这种改进，普通知识分子并不具备这些知识。讨论细节改进，也不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空想，他们必定抵触。熟悉社会运作的也知道需要保留一些现存的不符合原则但却十分必要的措施。笃信现有秩序的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比任何理论家都更了解社会，因此也更容易拒绝不熟悉的事物和纯理论演绎，不听从理论家。
真正追求和支持普遍自由政策的历来罕见。在我最近的一本书里的一段话提醒了我，阿克顿爵士很久以前就说过：
自由真诚的朋友在任何时候都是罕见的，它的胜利是由于少数人的坚持，和与自己不同目标的人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给了对手反对的理由，总是危险的，甚至有时是灾难性的。 。 。
最近，一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也抱怨说，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则的人的往往更需要在资本家面前捍卫这个制度 — 其实所有伟大的自由经济学家，从亚当·史密斯到现在，一直都知道这一点。
脚踏实地的人，因为对空想理论的不信任和不容异己，与主导思潮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即使他们价值观相同，这也是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实者很自然地只相信实践证明，不相信理论论证。但这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因为抛弃了自己最重要的同盟者。任何一种正统观念体系、一种自认为毫无疑问的终极真理，都必定被知识分子所厌恶。任何以对固定教条的忠诚度作为评判人依据的制度，不可能长期保持对社会的影响力。批评主流观点，探索新的视野和尝试新的观念，是知识分子呼吸的氧气。一个不支持这些自由的事业，是必定要失败的。
VII.
自由社会本身就酝酿了自我破坏的力量。一旦实现了自由，自由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再受到重视 — 所以，自由社会最基本的思想自由会破坏它自身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今天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自由的理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远不如在那些已经失去了自由的国家。但另一方面，在德国和其他那些青年从未认识过自由的地方来说，建设自由社会可以像过去一百年中的社会主义一样激动人心，令人着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许多游客都亲身经历过，跟学生谈到自由原则的时候，德国听众比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反应更热烈。甚至在英国，年轻人也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兴趣，这在几年前是没有的。
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在失去自由的时候，才会珍惜自由。是否世界各地都必须经历过社会主义极权主义的黑暗阶段自由才能重新获得力量？虽然我希望不是，但可能真是这样。只要人们继续被社会主义所吸引，现有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要避免这个前景，我们必须再次发挥想象的自由，有勇气重新进行思想探险。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乌托邦，即不是对既得利益的保护，也不是一种摊薄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真正激进的自由主义；它不畏强权（包括工会），不过于务实，也不被局囿于所谓政治现实；我们需要愿意为理想努力的思想领袖，抵制权力，不畏困难；他们必须是坚守原则并不因为目标遥远而放弃（把妥协留给政客们吧）。贸易和机会自由仍然可以是很多人的理想，但仅仅是“合理的自由贸易”或“放松管制”，既不得不到思想上的尊重，也不可能激发任何共鸣。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到重要教训：恰恰是他们想象乌托邦的勇气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公众舆论，把遥远的理想变成了现实。那些只关注“现实可行政策”的人一再发现，正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引导舆论，所谓可行的变成了不可能。除非我们能够再次给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注入活力，自由的前景将是黯淡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重拾自由主义对思想力量的信念，那么这场战斗就不会失败。世界许多地方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复兴已经开始，还来得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