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波里比阿(Polybius)

对于古罗马的历史，有四位古代历史学家的作品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他们是波里比阿、李维(Titus Livius)、狄奥多罗斯(Diodorus)、和普鲁塔克(Plutarch)。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崛起的时代，作为摧毁迦太基的罗马统帅小西庇阿(Scipio Amilianus)的挚友，他亲身见证了罗马的崛起。作为一个有着希腊贵族血统的当时最出色的人文学者、军事家、和前希腊的行政官员，他对罗马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位于地中海一角的未开化小国，在53年之内征服了几乎当时整个人类所居住的地方的业绩，极为好奇。为此，他写出了一部古代最出色的罗马史——《历史》(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来探究罗马是怎样成就这样的丰功伟绩的。

波里比阿生于公元前三世纪结束之际,生日不详。出生地为麦加洛波利斯(Magalopolis)城，该城在当时属于亚该亚同盟(Achaean League)。波里比阿的父亲吕克塔斯(Lycortas)是活跃于亚该亚联盟政治圈的大地主，曾任同盟统帅和决策人。波里比阿从小就想出人头地，参与政治事务。波里比阿所受的教育是实用性的，非学院派的。他受过良好的骑射和狩猎训练，他以批判的眼光研读过他所处时代和以前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波里比阿对经典文学和哲学也涉猎很深，他对政治理论有特别的兴趣，并从他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自己的政体循环理论和混合政体理论。这在《历史》一书中的第六卷中专门论述罗马的共和政体中得以体现。无论是波里比阿历史著述和历史理论都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在这两方面他非常接近现代的历史学家。

公元前182年，波里比阿被赋予了一项殊荣，作为亚该亚当代最杰出的人物去恭捧盟主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的骨灰。他还为菲洛波义曼写了一篇传记。公元前181年，他被选为赴埃及的使节，但因埃及国王去世而未能成行。公元前170年，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波里比阿被选为亚该亚同盟的骑兵司令，这是亚该亚同盟军中的第二高位，可见其军事才能亦非常人可比。但是，在公元前168年的毕德纳(Pydna)之战中，亚该亚联盟兵败，希腊联邦危在旦夕。罗马政府勒令希腊各城邦送一千名公民到罗马去做人质，波里比阿则作为谈判代表来到罗马，但在罗马也被当作了人质，羁留罗马16年。

到了罗马之后，波里比阿幸运地与罗马统帅保鲁斯(Aemilius Paullus)的儿子小西庇阿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谈话，并建立起了友谊。于是，波里比阿被允许留在了罗马，同时担任小西庇阿的家庭教师。在保鲁斯家里，波里比阿被当作客卿，而不是人质。通过西庇阿家族的关系，波里比阿结识了很多罗马权贵，融入了罗马上流社会。波里比阿因此获得了自由出入罗马国家图书馆的特权，波里比阿在罗马国家图书馆接触到了大量的罗马史料文献，还有大量罗马从其他国家获得的史料文献，为他后来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151年，小西庇阿志愿在西班牙服役时，波里比阿随侍身边，并和小西庇阿一起进入了非洲，在非洲他曾和年迈的努米底亚(Numidia)国王马西尼沙(Masinissa)见过面，谈论过汉尼拔战争。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波里比阿曾翻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取得70年前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的第一手资料。

公元前150年，被羁留在罗马的亚该亚人获释回家。但回家不久，小西庇阿就派人召唤他去围攻迦太基的军营中。此时正值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关键时刻，波里比阿被作为军事专家而受到重用。当时，他已经出版了论文《论战术》(Tactics)。普鲁塔克曾提及，波里比阿曾给予小西庇阿军事建议。波里比阿还留下了见证迦太基城的被攻占和烧毁，也见证了著名的小西庇阿哭泣。

公元前146年，罗马与亚该亚爆发战争。波里比阿担任罗马人与亚该亚人之间的中间人。同盟被解散，罗马撤出亚该亚时，要求波里比阿留下来，规范城邦间的关系并解决新宪法的地位所衍生出的各种问题。此间，他还曾巡视希腊个城邦，裁决争端。波里比阿对亚该亚的贡献被广泛认可及赞许。

此后，关于波里比阿的记载很少。他曾游历过亚历山大城。他常常和西塞罗等当时著名的文人与理论家讨论过罗马的政体问题。82岁时，波里比阿从马上摔下而死。

波里比阿生活的年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年代。当年的罗马征骑四出，所向披靡。罗马逐一地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造成了大一统局面。面对这些惊心动魄的伟业，波里比阿立志著一部通史，以此来探究罗马是如何成其伟业的。

波里比阿一生中留下了好几部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部《历史》。《历史》一书取材广泛，除了他的亲身经历之外，还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大量的演说辞，当事人的书信，文书档案。这些史料的可信度非常之高。《历史》主要叙述了三次布匿战争，回顾了罗马的兴起过程，以此来说明罗马在短短的53年间是如何打败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并占领了叙利亚、北非，进而称霸地中海的过程。

波里比阿写作《历史》的动机很简单，他在书中曾反复提到：“罗马以一个小小的城邦，几乎征服了整个文明地区，将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种种征服事业，是在不到53年间完成的，罗马何以能如此的？它是用一种什么方法制胜的呢？这些伟业是在一种什么政体之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伟业，一个人怎能无动于衷，黯然无述呢？”《历史》就是要解释罗马成就其伟业的理由，波里比阿计划以30卷的篇幅来完成这项任务，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到公元前145年结束，共70余年。波里比阿还考察了罗马是如何行使其霸权的，并考察了罗马在成功之后的和平和灾难面前是如何应对的，以此来决定罗马是否值得赞美或谴责。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波里比阿即是见证人也是参与人，甚至是主导者。波里比阿不但写出了这么一部伟大的著作，他也因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成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目前存留下来的《历史》一书，只有头五卷是完整的，其他各卷皆有残缺。不过从这些存留下来的部分里，我们仍可窥见全书的面貌。头两卷是引言，简述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史实。接下来是对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叙述，不但描述了战争的细节和史实，还探讨了罗马国家制度的特点，及其胜利的原因。接着是对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叙述及迦太基的毁灭，还有罗马在地中海东部所进行的战争，希腊城邦的被征服。此书主题鲜明，首尾一贯，条理清晰，把罗马的武力扩张和共和国的建设作了详尽的、综合性的叙述。波里比阿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当代史。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他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后来研究罗马史的人，都不得不从他提供的事实出发。

波里比阿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政治理论家。在他的《历史》一书中对罗马的制度及其演进作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在《历史》的第六卷中，对当时的政治理论作出了批评，并阐发了自己的政治理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论基于他的历史研究的，因此很有说服力。

波里比阿希望《历史》的读者能从中获益。这些读者主要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波里比阿的《历史》是一部与当时流行历史著作完全不同的历史著作。他的历史观是他的政治理论的基础，而他的历史观在当时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波里比阿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通史和世界史的角度去阐述历史事件的人。《历史》是一部涵盖了整个人类居住世界的历史，波里比阿认为只有对整个世界有透彻的了解，才能对其原因和后果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才能了解命运女神在人间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从中得到教训。在波里比阿笔下那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事件在罗马的参与下有所关联，并导致了单一的结果。

第二，它没有将历史戏剧化、文学化。真相在波里比阿这里是第一位的，因为唯有借助于真相，历史才能被赋予指导人类行动的目的并提供道德教训。波里比阿说过：“作为生命体，一旦被剥夺视觉，就会变得完全无助，历史要是被剥夺了真相，就所剩无他，只有空洞无益的故事而已。”波里比阿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抛弃一切个人成见和党同伐异的情绪，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公无私的法官，从大量的事实证据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强调“史德”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决不可以以自己的好恶来歪曲事实。波里比阿非常重视实地调查，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他曾经不辞辛劳地到过西班牙、高卢、利比亚等地进行访问。为了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的经过，他便循着当年汉尼拔走过的路线，亲自走了一遍。

第三，在波里比阿的《历史》中，神明不再出现，在他的眼里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与环境及国家的互动，这些互动被记载下来的就是历史，是人类用来判断未来事务的根据。但是，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在冥冥中主宰并创造出许多新现象的命运，而波里比阿时代的命运就是，罗马将统治世界，而世界也将成为一个整体。

第四，波里比阿强调独立思考，不轻信他人的记载。尽管波里比阿也引用他人的著作，但他在引用之前都经过反复研究，决不轻信。波里比阿认为历史学家切不可倚门傍户，随人仰俯。波里比阿律己很严，他曾写道：“我请求我的读者们注意，不管是我同时代的人或是将来的人，如果在我的著作中发现有任何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或记载失实之处，你们就可以无情地批驳我。”

第五，波里比阿很注意历史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鉴往知来，通古今之变，为此必须揭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波里比阿说：“单单叙述一件事，当然有趣，但却没有教育意义，如果能补充说明前因后果，那么历史研究就会有更大的收获。因为，以历史事实来比照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种方法和根据，用以推断未来。” 波里比阿认为历史事件构成统一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命运主宰着世界秩序，和各国的政治联系，当时的命运具体体现就是罗马统治世界。

第六，波里比阿非常强调历史的垂训作用。他很早就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历史乃经世致用之学，非好古敏求、寻章摘句也。历史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的垂训作用。”波里比阿把历史当作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他认为历史可以使人们的心智广博，也可以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历史为人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先例，使人们知所遵循。波里比阿指出：“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因为历史，而且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益而训练我们的判断力，使得我们遇事能采取正确的方针。”他还说过：“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难关、战胜命运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探索精神构成了史学家的基础。波里比阿把希腊哲学先贤的思想加以改进，并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加以发挥，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并以此来考察罗马成功的原因。在波里比阿的眼里，罗马的优势在于其高尚的原则，优越的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和平衡稳定的政体。波里比阿和他的前辈希腊学者们普遍相信政体对任何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是最重要的因素。波里比阿以希腊混合政体的理论来分析罗马的政体。在他眼里，罗马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及民主政体的混合体。这是从公元前五世纪以来，被认为是所有政体中最佳及最稳定的一种，斯巴达的莱克格斯(Lycurgus)政体为其典范。在罗马成功的众多原因之中，波里比阿最为强调罗马共和政体的作用，他认为共和政体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波里比阿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好的政体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以及统治者的智慧和善良的治理。

在《历史》第六卷中，波里比阿专门论述了罗马的共和政体，揭示了罗马的共和政体在其命运最低谷时具有的优越性，尤其是在坎尼之战后罗马因其政体的特性而逐步复兴的原因。在这一卷中，波里比阿提出了政体循环论。

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论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政体可以归类为六种政体，其中三种为单纯政体，它们是君主政体政、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其他三种是前三种政体的变态，即其堕落形态，它们是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暴民政治。波里比阿认为国家的政体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质，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与一切事业的成败。

在政体演变的历史中，波里比阿认为人的心理因素非常重要。他认为人性有动物的一面和理性即心灵的一面。人类的相互关系及政体的演变皆有两种制约：一是非理性的、围绕着权力与自我膨胀展开的竞争；另一个是理性的、超越这种竞争的、力图建立一个更好、更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活动的理性。最初的社会来自于人类的群居性，领袖们必须是最有力量的、最具攻击性的人。这种非理性的冲动被波里比阿称为“自然的最真实的功能。”关于政体的产生，波里比阿的解释是：社会的起源在于人类的群居天性，人类结成群体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安全。但是，人类时常遭遇灾难，如洪水、瘟疫、饥荒等，于是一大部分人被消灭，他们的知识和政体也随之湮灭。随着幸存者的繁殖，人口增加，于是人类再度组成集团。“因为他们天生的弱点，人们只能期待他们同类相聚，这时，体力和勇气超群的人成为领袖，统治其他的人。”人类天生的攻击性导致了群体内的争端，于是最有力量的、最具攻击性的人掌权，这种以体力和勇气而建立的统治，即为王政。

接着波里比阿论述了理性的作用：“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发展起来，君主政体由此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关于善、正义以及与之对立的观念。”有了这些观念后，理性代替了勇敢与力量，波里比阿认为王政与君主政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君主政体时代的“每个个体开始形成一种理论观念和义务意识，这些观念意识乃正义的发端和目标。” 君主政体的统治者虽为一人，但与王政统治不同，君主的统治“被他的臣民自愿接受，对臣民的统治乃通过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君主们兴建宫室，建造要塞，为人民开疆拓土，给他们创造优良的生活，因此得到人民的认同。总的来说，君主政体的起源不仅在于人民需要依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也在于他们相信君主能够给予人民以所应得的份额。人民的服从不再是出于畏惧权力，而是赞同君主的判断，并合力拥护这种统治方式。这时的社会已产生了公平、公义、互惠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波里比阿还明确地说明了君主政体的统治原则是公正与理性。

波里比阿将国家的产生和政体的更替视为一个合乎自然规律的过程，其中所有的单纯政体都会蜕变为相应的堕落政体，直到政治衰败的顶点。这是波里比阿从斯巴达、马其顿、迦太基、罗马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这种由一人统治的制度也注定会堕落，初期君主统治的目标是臣民的优良生活，君主和人民同样过着普通人生活。“但是当统治者以世袭的方式获得权力后，发现他们的安全很有保障，食物充足时，过分的富足引诱他们放纵自己的欲望。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当通过特殊的服装和臣民们区别开来；在准备和提供食物时，他们应当更加奢华和多样；在追求爱情时，无论其多么不合法，也不应有任何阻碍。这些恶行先是引起了嫉妒和愤怒，然后是极度的仇恨和暴怒，于是君主政体变成了僭主政治。”少数出身高贵又勇敢的贵族们无法忍受，推翻了僭主暴政。人民出于感激，授权贵族，于是产生了贵族政体。其统治原则依旧是公正与理性。这一政体中的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政治的目的是人民的幸福。

贵族政体是一种最优秀的少数人统治的政体，虽然贤明，却无法长久，“下一代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但他们自襁褓中就享受着权威和特权，在此环境中成长，他们缺少痛苦的经历、公民平等以及言论自由传统，于是他们抛弃了高尚的责任，有些人极为贪婪，毫无原则地聚敛钱财；有些人转向放纵并有了与之相伴的过火行为；还有些人侵犯妇女，强奸男童。于是，他们把贵族政体变成了寡头政治。”人民到了难以容忍之时，就揭竿而起，推翻了寡头政治。鉴于教训，“人民不再立国王，因为他们对国王过去的不义行为的记忆犹新，他们也不敢把政府委托给少数人，因为寡头政治所犯的错误就在眼前。”取得权力的人民不再相信原来的统治形式。于是，他们自己承担起了管理的职责，建立了民主政体。其统治原则是自由和平等，人民普遍服从法律，尊重神祗、父母和长辈。

波里比阿说：“一旦新一代继承了民主政体之后，尤其是当民主政体落到创建者的孙子辈的手中时，他们是如此习惯于平等和自由，以致于他们不再重视它们了，希图让自己超出于公民之上。最有可能受此诱惑的是富人。一旦当他们追求官职，发现无法通过努力，凭借他们的优点达到目的时，他们就会以各种手段引诱、腐蚀人民，并因此而破产。由于他们无理性地追求出人头地，在民众中煽起了对贿赂的渴望和接受贿赂的习惯，于是民主政体就转变成以暴力和强力来维持的政府。这时，人民已习惯于靠剥夺他人为生，他们赢得生活资料的希望取决于其邻人的财产。只要他们能找到一个野心和胆子够大、但因为自己的贫穷而被排除在统治圈外的领袖，他们就会引入一种以暴力为基础的制度。此后，他们联合起来，屠杀、放逐、剥夺对手，最后堕落到野蛮状态。此后，他们会找到一个主人和专制君主。”那种以暴力为基础的政体即为暴民政治。此时，人民完全被激情驱使，希望一切由自己决定，暴力横行，法制废弛。暴民政治是政体更替的终点。此后，新的君主政体又会建立，政体的循环再次开始。

“这就是政体的循环，政体的变化、消失以及最终回到它们的起点的过程，本质上是由政体自身决定的。”波里比阿特别强调，该理论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只要理性不被偏见和嫉妒蒙蔽，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他确定的标准，判断一个共同体的政体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下一阶段将会如何发展。波里比阿相信，人们可以通过鉴别各个政体的起源与演变，去洞察单纯政体和堕落政体间的不同。他指出：“如果人们能够纵览全局，明白一种政体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的，他们就能预测这种政体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进一步生长、兴衰、蜕变，直到走向终点。”

波里比阿关于政体循环的理论基于人性，即人类如果没有制约，将会无法无天。在议论斯巴达政体的优越性时，波里比阿指出，三种单纯政体之所以无法持久，是因为对人性缺少必要的制约。君主制因其专制，贵族制因其寡头，民主制则因其暴力统治而产生败坏。这种败坏，往往源自统治阶级自身，就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论，就是掌权的君主和贵族。因为缺乏制约，他们就会无法无天，使政体发生变化。民主政体的败坏，来自其中有能力、有财产、却认为自己受了不公正对待的社会上层人物，他们出于野心而讨好人民，导致了暴民统治。因此，最优秀的政体不是单纯政体，而是“将所有政体的优良与突出部分合成其中，不让任何一种原则不恰当地成长，变成其堕落形式，而是各自都被其他原则所抵消，任何一种原则都不会取得胜利，抑制另一种原则，这样的政体就像一艘装载平均的船只，总是保持平衡。”因此，混合政体是最稳定、最持久的政治体制。

作为一种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政体的分类以及单纯政体的腐败问题。关于各种政体的特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多有论述，但柏拉图的归纳与波里比阿的不同。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论及了混合政体，将斯巴达的强大和稳定，归于莱库古创立的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的政治体制。亚里士多德明确把政体划分六类，其中种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为正宗政体，它们的变态种为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

波里比阿承传了那些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分析，他的政体划分、政体的特征及对混合政体的推崇，都在希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那里有过论述。波里比阿甚至不对各种政体的特征做论述，他认为读者应当对它们很熟了。但波里比阿的论述有他的独特之处。首先，对于政府的产生，他与希腊哲学家不同，他将之归于人类的弱点，而非希腊哲学家说的是人类为达到某种善。政体的基础为理性。尽管，王政和原始君主制都以一人统治为特征，但君主制较为优越，因为它是以理性排除了非理性的冲动和暴力，君主的统治因此有了正义性。君主制堕落为僭主政治，是因为丧失了理性。贵族政体堕落为寡头政治，民主政体堕落为暴民政治，都是因为统治者和社会丧失了理性，回到了原始状态的野蛮人。第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未明确指出政体的循环。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可以转换，民主制可以变成僭主制或贵族制，贵族制可以转化为民主制或君主制，并没有波里比阿政体循环理论的整齐划一。第三，在政体分类中，波里比阿将民主政体归入一种单纯政体，并第一次定义了暴民政治。波里比阿的民主政体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有明显区别。波里比阿说：“民主政体，既传统，又习惯于尊重神灵，关心父母，尊敬老人，服从法律。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保证多数人的意见取得胜利。”那种“人民随心所欲地做他们喜欢做的，或者是头脑里想到的任何事情的政体，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暴民政治。暴民政治中的人民不再是人，而是以剥夺、抢劫和杀人为乐的暴徒。波里比阿强调，他的政体理论是可操作的。人们可以根据某一政体的特征，把它归类，判断它所处阶段，并指出它的未来走向。尽管，波里比阿的政体循环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历史的真实发展中，都有很多问题，但波里比阿的单纯政体循环论，是他分析罗马共和国混合政体优越论的出发点。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与政治家，波里比阿深深懂得政体的稳定是一个国家强盛与成功的基础。他探讨政体演变的规律，就是希望发现一种普遍理论来解释以往的政体变化并预见未来政体演化趋势。政体的循环是自然的无法抗拒的，但是，波里比阿还是想发现一种政体以此来逃脱这种政体演变的历史宿命。这时他把眼光转向了罗马共和国。

尽管，波里比阿是希腊人，但他长期生活在罗马，并和罗马上层如西庇阿等家族有着密切联系，他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切而直观的理解。他撰写《历史》的目的，一方面是探寻罗马强大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为使希腊人了解罗马的政体。波里比阿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解释罗马共和国政体为何能长期地保持优良、高效的状态。波里比阿始终强调，罗马共和国的主权者是人民，罗马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当政治体制因统治者的作为堕落到无法忍受时，是人民起来改变政体，并重新把权力授予新的统治者。波里比阿始终认同，权力只有来自人民授予才是合法的这一理念。这方面，波里比阿是直接继承了希腊城邦的实践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主权属于公民团体的观点。

在论述罗马共和国政体时，波里比阿强调罗马政体的混合特征，“控制罗马政制的因素有三个，这三种因素的代表机构之间的分布和规定是均衡的也是合理的，以致于，罗马人自己都不能肯定地宣布，他们的制度是贵族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相当自然，因为如果我们把眼光仅仅盯在执政官的权力上，那政体给人的印象可能是彻底的君主制或者王政；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元老院上，它似乎又像贵族制；如果我们关注公民大会的权力时，它好像是最明显不过的民主政治。” 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基本做法是：“将单纯政体的所有优势和特点结合在一起，使每一方都不得逾越自己的界限，蜕变为相应的堕落政体。每一方面的权力都受到对立的一方的钳制，任何一方都不使某一方偏向或超越某一方。由于权力钳制原则的存在，政体得以长期出于和谐、平衡状态，历久而不衰。”在这种权力制约平衡中，人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每一方始终保持着对另一方权力自我扩张的警惕。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和斯巴达的混合政体的稳定是因为它的任何一个构成部分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也没有错误的自我保全原则，从而那种压迫性的、自私的统治形式难以发生。

波里比阿具体、清晰地描述了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力。波里比阿说执政官拥有如下权力：在罗马以及在战场上，执政官享有最高权力，所有官员都是他的下属，保民官除外，都必须服从于他。在对外关系领域里，他将外国使者介绍给元老院，负责执行元老院决议。对罗马内部，人民管理的各项事务由执政官监督执行；他们召集公民大会，提出具体措施，执行公民大会的命令。在财政问题上，如果在战场上，他们可以按需要从国库提钱，自主开支。他们在战争的准备及战场上的指挥权是绝对的：他们能向罗马同盟提出自己认为适当的要求，指定军团长官和财务官；征调兵员；有权处置现役士兵。元老院控制国库，规定收支；在意大利，它负责审理、裁决同盟之间的纠纷；对外交上，元老院的权力最为显著。它接待外国使节，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请求做出答复；元老院派出的使节有权处理罗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元老院还负有监督意大利同盟事务的责任。关于公民大会的权力，波里比阿是这样论述的，“只有公民有权授予荣誉和进行惩罚，它们是各个王国、国家和全部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公民有权审理涉及大量罚款的案件，当需要对罪行进行严厉惩罚，尤其当被告是曾担任过最高职务的人时。他们是唯一能够审理死刑案件的法庭。”“基于同样的原则，是公民把官职授予那些实至名归之人，这是国家能够提供的最高奖赏。此外，公民有权批准或者拒绝批准法律。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就战争与媾和问题进行讨论。在诸如缔结盟约、终止敌对行动和签订条约的问题上，是公民批准或者拒绝它们。”也就是说，罗马国家的最后主权属于全体公民。

波里比阿并不将眼光局限在具体的制度上。对波里比阿来说，国家组织，即政体的构件，包含宽泛的政治、社会、宗教、法律制度，在这方面，他属于希腊政治思想的主流。对现代人来说这属于不同的范畴：正式的政府结构和非正式的社会与文化习惯，构成了古代希腊人思想中的政体观念，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道德占据了中心地位。在罗马人的思想中，习俗、道德、宗教、文化与政治是混为一谈的。因此，波里比阿不仅重视罗马的政体，也强调罗马人的私人和宗教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国家由富有智慧的人组成的话，宗教就没有必要，如果国家由平庸之辈组成，就应该保持宗教信仰。波里比阿对罗马的法律也大为称道，他写道：“在我看来，每个国家有两个东西是基本的，由于它们的存在，国家的原则和政体或者表现为令人期待，或者相反。我的意思是风俗和法律。在这些方面令人期待，让一个人的私人生活公正而秩序良好，国家的一般性格也会温和而公正。而那些应当避免的情况则产生相反的效果。因此，如果我们观察到一个民族的风俗和法律良好，那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公民和国家也必然因此良好，如果我们注意到那里的人私人生活贪婪，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个国家总体上必然糟糕。”在描述具体的罗马的共和政体之外，波里比阿还分析了罗马的军事制度和宗教习俗。他着墨在罗马军事制度的篇幅，比政治制度多出一倍。他描述了罗马的征兵程序，军团长官的选举和指定，交战时的队列和新老兵的配置，武器装备和薪饷，还有他们的营盘，事无巨细。波里比阿对罗马人的严谨和勇猛的极为推崇，但罗马人对败兵的处置，则让我们震惊：担任掩护的士兵因恐惧放弃了阵地，或者丢失了武器，几乎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并遭到亲人的唾骂；一个军团逃跑，面对的是什一抽杀，幸存者的命运不更好，“其他的人将得到大麦而非小麦作为给养；并被命令在毫无保护的营盘外安营。由于不确定谁将抽中，因此抽上致命签的危险和恐惧影响到所有人。由于以大麦为给养的公开耻辱降临到所有人头上，这种做法在激起畏惧和纠正恶行上可以说设计得最为精妙。”这就是在坎尼战役后，尽管罗马人力无比紧张，却拒绝赎取被俘的八千公民，并制定法律，“在战场上，不胜利，则死亡，若战败，则没有人身安全。”

波里比阿说，罗马人为死者发表颂扬其功绩的演讲、将死者面具摆在家中显著位置，在葬礼和公共祭祀时戴上面具游行的做法，“对一个有志于成名和追求美德的年轻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高尚的场景了。因为看到那些因优秀而著名的人物的面具，他们全部摆在一起，栩栩如生，哪个不会受到鼓励！还有比这样的场景更加光辉的吗？此外，那个就死者发表演讲的人在谈过死者后，会从最早的那个人开始，重述那些面具在场的人的功绩。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不断报道勇敢者的事迹，那些行为高尚的人的名声得以不朽，那些为国家提供过良好服务的人的名声也广为人民所知，成为后代未来的遗产。”这无疑是一种宗教功能。对罗马人来说，宗教还有另一种功能：“由于所有的大众都善变，充满非法的欲望，拥有无理性的激情和狂躁的愤怒，大众必须由不可见的恐惧加以遏制。我说的不是古代那种匆忙而且随意地在人民中引入的关于神灵的观念，以及对地狱的恐惧，而是说现代人非常匆忙且愚蠢地将这类信仰驱逐了。其结果是……在罗马人中，那些处置大笔钱财的官员和副将们，因为他们相信誓言，维持着正确的行为。”所有罗马人都两袖清风，几乎没有出现贪污行为。

纵论罗马政体时，波里比阿指出，若单从某个因素来看，罗马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这三种因素的相制平衡，成全了罗马的混合政体。在分析三种因素的制衡与竞争时，他把重点放在了元老院和执政官之间的制约上，尤其是元老院对执政官财政上的牵制。在公民与执政官的关系上，他强调对和约的批准与拒绝、执政官卸任时需向人民述职两项。而人民畏惧执政官之处，主要在于执政官乃军事统帅，作为士兵，公民是他的部下。关于公民与元老院的关系，他主要谈的是元老院对公民的畏惧，也述及公民审判死刑案件、批准和通过法律、改变元老院成员的构成和权力、以及保民官的否决权等。而公民受制于元老院和执政官的部分，他谈得很少，仅仅提到了监察官对工程的承包及元老院对工程的监管。因为这三种因素的相制平衡、不让任何其他两种或者一种因素做大、影响政体的平衡，防止了政体堕落。政府运作时，三种因素又相互合作，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动性，以达最高效率。“正是这种独特的政体拥有难以遏制的力量，去达成它从事的任何目标。”在这个问题上，波里比阿的论述有了罗马特征，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在构建他们的理想城邦时，是要通过制度设计，来使不同的政治机构之间的权力达到均衡和谐，且恒久不变。但波里比阿强调的则是不同机构之间通过斗争和制约达到和谐，赋予了体制内斗争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和近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权力制衡原则一脉相承。

波里比阿比较了罗马政体与其他政体。他认为，迦太基和斯巴达也是混合政体。汉尼拔战争时期，迦太基已过了它最繁荣和最稳定的时期，那时的迦太基公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权力，政体平衡已然不在。从军事上看，迦太基的海军强大，但陆军使用雇佣兵，效率远低于罗马。唯一能与罗马相提并论的，是由莱克格斯创立的斯巴达政制。但与罗马共和国相比，“在我看来似乎是：就维持公民间的和谐、拉哥尼亚领土的安全和斯巴达自由的保持来说，莱克格斯的立法所展现出来的远见非常令人钦佩，人们必须承认，是出自神工而非人力。”但莱克格斯的体制有严重缺陷，“但说到吞并邻邦的领土，希腊的霸权，以及一般地说，有雄心的政策，他似乎不曾为此做出任何规定，无论是在具体的规章中，还是在该国的宪法中。因此，他未完成的，是让公民们具有下述力量或原则，根据该原则，他让他们在私人生活中淳朴而满足的同时，他应该让该城的总体精神也满足而节制。”他让斯巴达野心勃勃，发动战争，由于对希腊霸权的贪求，他们公然出卖希腊人的利益。当他们组建海军、不得不让财富大量涌入、不正当地赢得了希腊霸权后，立刻丧失了霸主地位，甚至连自己的自由都无法维持，“如果任何人有志于追求更伟大的事物，希望充任大量民族的领袖，统治他们，让世界唯他马首是瞻，并将它们尊为更加美好、更加光荣的事情，那我们必须承认拉哥尼亚的政制存在缺陷，而罗马人的更加优秀，更加有利于追求权力，如同我们在事件的实际进程中看到的那样……罗马人最初的目标仅仅是征服意大利，短期后将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统治下，他们所掌握的丰富资源，对这一结果的贡献不小。”

波里比阿认为在政体上，罗马共和国胜过斯巴达：第一，是因为斯巴达政体是人为设计的，是莱克格斯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而罗马的共和政体是自然发展出来的，是自然演化而成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经过了无数的斗争和尝试。罗马人在痛苦和灾难中，一旦意识到有新的需要，他们就会反复提出新方案，并从中选择最好的。第二，在罗马政体内，三种因素是处于竞争状态，而斯巴达靠得是一种因素的协调作用。斯巴达政体的稳定仰仗的是元老院贵族的努力，它一直在对立的两个因素中维持着平衡。在罗马政体中，可以看到这三种因素没有一方能在任何其他两方同意下，有所作为。罗马的执政官的职责是统领军队，指挥作战；元老院为军队批款；公民大会对执政官缔结的条约进行表决。没有元老院与公民的合作，执政官就无法指挥作战，就无法完成其职责。元老院虽然大权在握，但没有公民大会的最终审定，元老院无法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要废除元老院成员的特权，也要在公民大会通过才能生效，若保民官行使否定权，元老院则不能对任何事情做出决定，甚至不能召开会议。而公民大会则受制于元老院，公共工程的建造，由监察官编制计划，签订合同，承包给个人。征税也是用合同交给包税人来办理。这些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事，都置于元老院的控制与监督之下。就连民事裁判官也是由元老担任的，因此人们都希望元老院能成为他们的保护者，因此不敢贸然违抗元老院的意旨。公民对执政官也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在执政官的权力支配之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巴达政体只适合于保障国内公民的自由与财产，不适合于对外征战，而罗马则能够依赖它的制度，更有效地征服与统治其他民族。

波里比阿一开始就指出，他分析罗马共和国政体时不求面面俱到。波里比阿的分析是希腊式的，重视的是高级官职、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作为城邦，罗马和希腊有相似之处，高级官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是统治罗马的三驾马车。政治观念上，罗马的国家最高主权属于罗马公民，所有官员由公民选举，向公民负责，司法由公民掌握。他把三者视为罗马共和国政体的核心。

波里比阿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以人的心理与行为为基础，提出了政体循环理论，并用该理论分析了当时的希腊国家与罗马共和国，很好地解释了罗马兴起的历史。他在混合政体理论中得出了权力制约平衡原则，是人类首次提出的权力制衡学说，对后来法国的启蒙主义者的政治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及美国宪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肯定了混合政体的优越性之后，波里比阿考察了混合政体的自然演化。尽管罗马共和国是混合政体中最稳定的一种，但也难免衰落。这里，波里比阿比较了罗马与迦太基，以此来说明这种自然演化。迦太基的混合政体在波里比阿眼里没有罗马共和制发育的完善。在迦太基，一切创意皆来自其公民，在罗马是元老院。在迦太基，议会中大权在握的人是普通民众，在罗马则是最优秀的公民，因此罗马在决定国家事务的时候更贤明。迦太基比罗马更早达到了其政体的巅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的体制已开始衰落了。在《历史》中，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在元老院。

罗马的霸权是从打败迦太基开始的。罗马共和国在击败了迦太基以后达到了其巅峰，但罗马共和国也潜藏着衰落的因素。波里比阿说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罗马共和国权力的三部分达到了顶峰，罗马赢得了内部的稳定和对外征战的胜利，但此时罗马共和国的三个组成部分也会同时开始衰落。这种衰落来自两方面：其中之一是当一个国家取得了绝对安全与持久的繁荣之后，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奢侈，公民对官职和其他欲望对象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第二有些人民认为少数人出于嫉妒损害了自己，出于对官职的爱慕而相互吹捧，他们会退出混合政体，不再与其他两部分分享统治权，从而将国家变为暴民制。政体演变的关键在于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关系。政体演化说明，富裕使少数富人变得更贪婪，使多数人的权力欲望膨胀。这两者的结合对于混合政体是致命的。少数富人的贪婪使他们疏远了人民，多数人权力欲望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伦理道德。于是，国家先是沦于寡头政治，接下来就是暴民政治。

以罗马而论，从国家的总体结构上看，罗马的共和政体的复杂性，远超希腊城邦。波里比阿从未论及罗马人的公民权问题，特别是其公民权的开放性；没有涉及意大利同盟的存在及所属公民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可能性；也没有谈到罗马人口对政治的影响。希腊城邦的成年男性的公民人口平均不过数千。在罗马，公元前323年，其公民人口已达15万人；公元前252年，30万人；公元前209年，因汉尼拔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下降到13万；到了公元前189年，回升到25万；20年后，罗马公民人口突破30万。从此时到公元前2世纪末，公民人口从未低于30万。因此大规模的集会，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实现。此外，罗马公民的分布也很广泛，如果要求他们亲自出席会议，会有很多实际困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许多公民往返罗马至少需要半个月到20天，无法经常性地出席罗马的公民大会。而罗马的直接参与体制，让那些无法亲自参加会议的人不可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即使所有人都能够出席，在当时缺少通讯和扩音设备的情况下，实际也无法举行会议。学者们估计，经常出席罗马公民大会的人，只是罗马城及其附近的几千人。波里比阿的《历史》中，没有对罗马不同类型的公民大会及其公开表决和集体投票制度的描述。

就高级官职而言，波里比阿的分析存在不少问题。确实，执政官在罗马之时，裁判官等其他官员的权能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在召集元老院会议时，如果执政官在罗马，召集会议的就是执政官；在召集公民大会时，如果裁判官与执政官要同时开会，执政官必须为裁判官让路。选举时，执政官可以主持其他官员的选举，其他官员则不能主持执政官的选举。

执政官不是君主。首先，波里比阿没提到执政官的有限任期及两个执政官可相互否决，这是对执政官权力的制约。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两个执政官权力平等，可以相互否决，这使他们不能建立起长久的权力基础。独裁官的存在，说明执政官权力有限。其次，波里比阿只笼统地提到其他官员，并把其他官员皆视为执政官的下属，此说有误。裁判官和市政官不是执政官的下属。他们由罗马公民选举产生，其权力来自公民。无论执政官是否在罗马，裁判官都有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裁判官的司法权，市政官的市政建设和执法权，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执政官权力的。在战场上，裁判官的统兵权也独立于执政官。而每五年选举一次的监察官，其声望地位均在执政官之上。他们有登记罗马公民、厘定元老名单的权力，他们不会受到执政官的干预。执政官的下属是财务官和军团长官。财务官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军团长官则仅有部分由执政官指定。第三，在财政上，执政官不能任意从国库中支取经费。管理国库乃元老院的职责。

波里比阿对元老院权力的定位也有不少问题。他认为，元老院的财权是绝对的。其实，公民大会有时也会介入财政事务；监察官在工程发包方面的权力，连元老院也无权干涉。元老院依赖于高级官员，如果高级官员拒绝与元老院合作，元老院将无能为力。元老可以充任陪审员、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罗马的司法的作用，这一点波里比阿并未重视。

从波里比阿的行文看，混合政体像其他单纯政体一样，也有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和衰落过程。混合政体之优秀，不是因为它不会衰落，而是它汲取了三种单纯政体的优点，能够比较稳定、并持续长久。从波里比阿就迦太基和罗马政体进行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他对混合政体中的三个因素最看重的是贵族政体因素。他说：“在我看来，以最重要的特征而论，迦太基政体的最初设计是优秀的。迦太基人有国王；长老会成员是贵族；平民也拥有适当权力，国家的总体结构与罗马和斯巴达相似。但在汉尼拔战争开始之际，迦太基的政体正在衰落，而罗马的政体的正在完善……。在迦太基，平民在国家管理中的影响已经居于支配地位。在罗马，元老院仍是决定性机关。这意味着，一国是大众议事，另一国则由最杰出的人物进行磋商，于是罗马人就公共政策做出的决定更加高明。换句话说，尽管他们在战场上遭遇数次惨重的灾难，但他们顾问的智慧使他们在战争中最终击败了迦太基。”就是说，罗马政体优于迦太基的原因，是罗马元老院的权力即贵族的因素仍然占优势，而公民在国家事务中不占主导地位。

罗马政体的不良倾向，在汉尼拔战争期间和之前，都已露端倪，随着时间流逝愈发明显。在希腊，罗马人傲慢无比，只要不根据他们的旨意行事，无论是否合理，都会遭到严厉惩罚。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的显赫人物，已经败坏得不成体统了。最能表明波里比阿态度的，是他把西庇阿的美德与当时罗马的风气所做的比较：“他们（罗马的年轻贵族）纵情声色，有些人与男童，其他人则与妓女鬼混；许多人纵情于音乐娱乐和宴会，而且非常过分。”对波里比阿来说，罗马共和国走向衰败是一个渐进过程。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的外部已无强敌，而财富大量涌入。贵族的生活更趋奢侈和放荡。小西庇阿表现得越完美，罗马的道德就越堕落。波里比阿在他的《历史》中记载了小西庇阿在看到迦太基被攻陷后陷入了熊熊大火时的哭泣。当迦太基终于被攻陷、陷入熊熊大火中时，小西庇阿由迦太基的毁灭，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强大帝国的灭亡，如亚述、波斯等，小西庇阿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小西庇阿为自己祖国的命运而哭泣：“看到整个城市被火焰吞没，西庇阿泪流满面，伫立不动，思考着城市、民族和王朝不可避免的变故，这种变故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他认为，这种毁灭曾经降临伊利乌姆(Ilium)这个一度光荣、伟大的城市，继而又落在了亚述、米堤斯、波斯和马其顿这些伟大帝国的头上。‘波里比阿，这是个重大事件，我不知道哪一天、以何种方式，也会有人把这种灾难加到我出生的城市头上，我对此深感恐惧和悲伤。’很难见到比这更切实、更令人伤感的场面了。当一个人身处巨大的成功，敌人遭到了灭顶之灾之时，胜利者却能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可能到来的毁灭，在繁荣和命运的轮回中，能够保持头脑清醒，这正是一个摆脱了虚弱感、值得人们纪念的伟人的特征。”这也是波里比阿的信念：理想的政体，和那些古代的伟大帝国一样终将一去不返。

1932年1月23日，重庆救国会在重庆陕西街青年会成立，成立大会上有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商界领袖共23人。会上确定救亡团体的名称为重庆救国讨论会后称重庆救国会，会议通过了会员规则，并推选了卢作孚等5人为干事，卢作孚为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工作。在卢作孚运筹谋划下，重庆救国会很快就发表了救国通电，他们讨论救亡对策，宣传抗日，编发战事消息，报道救亡活动，组织募捐，支援抗战。重庆救国会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和四川的抗日救亡活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民众纷纷声援上海军民的壮举。卢作孚立即以重庆救国会的名义发表致军事首领的通电，电文中卢作孚慷慨陈辞，呼吁各地军事首领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关头，以国家利益为重，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赴国难。2月1日至5日，卢作孚主持了三次干事会议，为重庆救国会定下了工作重点：首先要以实际行动声援十九路军，一致抗日；其次要加紧报道淞沪抗战消息；还有募集经费，支援抗日将士。为了声援淞沪抗战的将士们，卢作孚亲自拟写抗日宣传标语，并印成传单在社会上散发，唤起了四川民众的爱国热情。

淞沪战事期间，正值春节，重庆各报纸都停刊了。为及时报道淞沪前线的消息，重庆救国会通过航空公司、电报局、川军电台，采编了淞沪战事消息并予以及时报道，从2月2日至11日，先后编辑了10期重要消息，他们动用了重庆青年会的印刷设备，把消息送到了重庆的大小报社，同时让重庆救国会会员，在社会上散发，帮助重庆人民及时了解抗日前线战况。

为了募集资金，支援十九路军将士，重庆救国会在各大报刊上登出了募捐启事，同时印发传单，发起募捐。卢作孚发动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在北碚城内、乡镇散发募捐传单。卢作孚，还借助青年会开展募捐宣传，组成了二十几个劝募小组，在重庆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进行募捐。卢作孚本人和民生实业的员工带头认捐。在卢作孚的带动下，重庆各界人士慷慨解囊，为淞沪战场捐献了大量的金钱。募集的款项也及时汇往上海，支援淞沪抗战。

1930年代，日本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华倾销日货，企图扼杀中国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卢作孚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经济侵略行径，强调民族工业是中国抵御经济侵略的根本。为此，卢作孚经常到重庆国货介绍所演讲，宣传倡导国货，对抵制日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卢作孚还把提倡国货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躬身力行，带头示范，规定民生轮船一律不载日货，提出了“中国人不坐外轮”、“中国船不装外国货”、“中国货不装外轮”等口号。卢作孚的宣传鼓动，为抵御日本的经济侵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34年，重庆救国会因故解散。重庆救国会的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但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卢作孚和中国的精英人士们抗日救亡的壮丽人生，折射出一整代实业家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

卢作孚的爱国情怀贯穿其整个生命历程。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卢作孚挺身而出，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

1930年春，卢作孚曾赴东北考察，目睹了日本军人在东北的种种行径，敏锐地感觉到了日本对东北的野心，预感到东北将面临一场危机。当时的大部分国人尚未警觉，但卢作孚已深感忧虑。归渝后，卢作孚在合川向民生员工和瑞山学校师生作了讲演，直击日本的狼子野心，也表达了不做亡国奴的激愤之情。卢作孚还出版了考察见闻和观感《东北游记》，送给四川各界的达官政要、社会名流。同时在重庆的《星槎》周刊和《青年世界》杂志上连载，以期引起人们对日本和东北问题的关注。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卢作孚的预见成真。卢作孚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数月后，卢作孚重印《东北游记》赠阅各界人士，在再版《东北游记》的序言中，卢作孚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一旦东北各地，没于日军，然后举国震惊，起谋救济，已太迟矣；而又况狂呼之外，仍无如何应付之计。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

为应对危机，救亡图存，卢作孚在北碚发起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组织峡防局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人员研讨日本侵略东北的历史，并在北碚《嘉陵江日报》刊载研究成果，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东北沦陷后，各地民众要求国民政府捍卫主权，出兵抗日的呼声高涨。1932年1月初，卢作孚发起成立了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以北碚各界人士的名义署名发表《成立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宣言》，同日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成立。卢作孚自任总指挥，他将少年义勇队和峡防局职员编为义勇军一队和二队，进行军事训练，以为抗日后援，一旦中日宣战，义勇军就能够开赴前线。卢作孚为义勇军制定的条例中规定队员“公余时间施行军事训练”；“对日宣战时，有应征赴职之义务”。义勇军队员佩带毋忘东北臂章，训练营地的毯子上印有卧薪尝胆四个字，以示不忘国耻。

义勇军成立后，卢作孚派民生轮船运送学生请愿代表到重庆，向刘湘请缨抗战，要求奔赴前方。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卢作孚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和作用，积极敦促川省统一，呼吁川军军阀停止纷争，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四川全省能够一致抗战，卢作孚功不可没。全面抗战爆发后，卢作孚主持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输送川军将士奔赴前线，抗击日寇，英勇奋战，浴血疆场，在抗战伟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也为川军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美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攻占了上海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当时的局势十分危急，中国的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它们是中国仅存的工业命脉，这些企业必须西迁。就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他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西迁事宜。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两天，国民政府交通部密令各航运公司，迅速将他们的海轮驶入长江，以免资敌。当时长江中的轮船甚多，仅汉口就有645艘，计143,790吨。南京告急后，汉口航政局会同军事运输机关把轮船撤至宜昌280艘，长沙60艘，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撤入川江150艘。

国民政府决定征用民船沉江阻敌。首次调集的江阴封江任务的商船共有23艘。其中，招商局7艘，三北、宁绍、天津……等16家民营航业商船16艘。首次沉船封江，没有征用民生的船只。因为民生正在运送刘湘的4个师、2个独立旅出川。 8年抗战中，川军有6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旅，开赴前线。川军的兵力占了国府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运送川军出川的是民生实业。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日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机关、公物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两家承运。民生还派出部分船只，抢运了金陵兵工厂器材2,000多吨至重庆。

当时，需要内迁的工厂有500多家。所有的撤退重担都压在了卢作孚一人肩上。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只，卢作孚抢运人员、器材入川的同时，运送川军出川。由民生运至长江下游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一年内，民生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达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后又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270余万！

宜昌大撤退实景

1938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卢作孚：“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千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若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千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此时，宜昌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物资6万吨。全国的军工工业、航空工业、轻重工业的生命线，国家最后的一口元气，全在宜昌。当时，日军天天轰炸宜昌，宜昌随时可能被攻陷，更令人头疼的是，再有一个月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要到了。卢作孚在这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毅然决然地把运输的重担担了起来，这是卢作孚和民生实业的最光荣的时刻。

1938年9月，卢作孚赶到了宜昌。在这个难以完成的任务面前，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与抢运。卢作孚的抢运计划是：由民生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为此，卢作孚制定了三段航行计划：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行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就抛弃掉。

民生当时可用的轮船只有24艘，在和平时期，40天大约能运1.4万吨，一个多月运十多万吨物资到重庆，是不可能的。卢作孚召集人员研究对策，他们决定采取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的时间，设计出了严密的运输计划，对航行时间、物资装卸做出了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把民生船只和码头装卸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长江三峡，非常危险，只能白天航行。于是，他们就夜间装卸白天航行。装卸工人最多达2,000多人，卢作孚则日夜坚守在他的办公室指挥，所有电文他都经手审阅、批示，对所有运输情况、每个细节他都了如指掌，他还常常亲自到码头检查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困难。他鼓励员工道：“今年我们不做生意，我们上前线，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卢作孚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了，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卸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唱歌，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宜昌大撤退中，民生负担了90%以上的运输，损失了400多万元。在指挥运输的日子里，卢作孚日夜无眠，形同槁木。他对员工们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我们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这次抢运出来的军工和民营企业，每月能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这40天内，民生运出的人员和物资，相当于民生1936年一年的运输量。民生在这40天内，奇迹般地运完了所有人员和三分之二的机器物资。

除了物资之外，民生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达64,000多人。其中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

人们称这次大撤退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后人这样评价这次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没有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卢作孚的勇敢得到了所有的抗日军人们的尊重，冯玉祥将军称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民生为这次大撤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民生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还有116名职工献出了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

战时的交通难题一是船只不够，二是燃油紧缺。民生实业的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烧柴油的。当时我国不产柴油，全靠进口。抗战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卢作孚在武汉撤退时，买下了4,000多吨柴油，但宜昌大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半年之用。为此，卢作孚开始改造轮船的工作，短短几个月内，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又建造了15只中型烧煤船和2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了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卢作孚修筑了两条公路：第一条公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与长江上游的航线相连，是为一条水、陆联运线。第二条公路从泸州起，经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也是一条水陆联运线。这两条公路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两条大动脉、通过这两条大动脉，国外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再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1939年，民国政府任命卢作孚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负责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这一任命甚至没有征得卢作孚的同意。卢作孚知道一定是粮食危机威胁到了抗战全局。卢作孚用了两三个星期，就组建了一个粮食管理体系。他以最快的速度，全面调查了粮食供应作情况。他发现粮食问题，不是因为灾荒和缺粮，而是官吏们的贪污，还有就是现在的粮食运输系统，无法将散在各地的粮食运出来，集中到城市。问题的症结，仍是运输。

找到原因后，卢作孚提出一个粮食运输计划：把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先用人力运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集中，然后从这些集中地用汽车、船只转运到重庆以及交通要道边上县城的政府粮仓中。一场粮食危机，几个月内就被卢作孚消除了。

后人评价卢作孚解决大后方粮食问题的功绩时说：“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撤退的‘奇迹’等同，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紧张的工作，严重地摧残了卢作孚的身体。他的心率不齐症复发，时常身心衰竭。一次在工作中他昏倒在地，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发现，他心脏病严重，且肺膜破裂。在病床上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卢作孚又投入了工作。1941年冬，卢作孚的病情再度恶化，民生在歌乐山上借了一所房子，强迫他住下接受治疗。这次他被迫休息了6个月。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川江成为大后方主要交通运输通道。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生的地位日显重要。民生在战前经营的航线仅限四川境内及渝叙、渝沪两条出川航线。抗战爆发后，民生又开辟了30多条长短航线。民生在拓展航线的同时，为了解决进口物资减少，船用器材缺乏，研制了船用高压水管锅炉和其他船舶配件；并且就地取材，在使用代用燃料取代煤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中国的抗战维持了一支有效的运输队。

1942年，卢作孚病愈后，来到了北碚。这时的北碚已是战时的后方的重要科学、文化、教育中心，外地迁入了100多个机关，其中有复旦大学、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老舍、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盛极一时的局面。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卢作孚的陪同下，参观了北碚。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这就是卢作孚为战后的中国勾勒出的美好图画。

1944年10月1日，卢作孚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会议是为二战结束后，安排战后经济秩序而召开的。着重讨论战后各国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运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卢作孚在会上就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运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及内河航运。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各国代表一致通过了该提案。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抗战期间，民生实业收购了从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船只70多艘。民生实业在其最庞大的时候，拥有船只达到 了137艘、60,000余吨位、职工17,000余人。独占了川江航运，是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它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其中有民生机器厂，是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并在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行业中的78个企业拥有大量股份。卢作孚曾担任过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战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为向沿海和外洋发展的基地，开辟上海至台湾、汕头、香港的南洋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的北洋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实业的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入了三艘海轮，把航线延伸至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了1949年，民生事业拥有各种船驳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卢作孚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请黄炎培代中共向卢致意，并请求拜访卢作孚。十天后，台湾国民党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提名卢作孚为政府交通部长，被婉拒。1949年5月，阎锡山为新一届行政院物色人选，再次邀请人在广州的卢作孚入阁，被再次婉拒。1950年6月间，卢作孚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同时把滞留于台湾、香港的民生轮船开到公海。其间，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赴港劝卢作孚去台，卢作孚不为所动。中共方面让在北京的黄炎培和张澜向卢作孚传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卢作孚未能及时北上，是为民生业务所累，许多民生船只仍在海外，为了获得外国银行贷款，一些民生船只已被抵押出去。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卢作孚于1950年将民生在海外的18艘轮船驶回上海、广州。

1950年6月10日卢作孚由香港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去拜访了黄炎培。之后又作为特邀代表，于6月1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为了海外未归的民生轮船安全，中共没有公开报导卢作孚回京并出席政协会议。

据卢作孚的孩子回忆，早在1950年初，卢作孚滞留香港期间，他就通过代表向中共提出过民生实业的公私合营请求，返京后，卢作孚向中共提交了民生实业的公私合营具体方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同意，1950年7月，交通部派出了代表，与民生实业的代表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8月10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与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进入公私合营的序列，同时政府的七名公股代表加入董事会。1952年9月1日，民生实业正式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作为公私合营典型。

很快，卢作孚又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在北京期间，他曾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共领导见面，还见到了张澜、黄炎培、郭沫若、陈铭德等老友。

1950年10月，卢作孚回到重庆，受到了重庆军民的欢迎。西南王邓小平也接见了他。不久，卢作孚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很快，卢作孚又投入到民生实业的日常工作中去了。

1950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民生的一些职工被捕。民生的一位董事因为是重庆袍哥老大，在肃反中被捕，并被处以酷刑致死。这位民生董事曾积极参加抗战，掩护过共产党。民生机器厂厂长也被以反革命罪处死。这些事，让卢作孚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痛苦万分。

1951年初，卢作孚到川南参加土改。1951年春，卢作孚准备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同年冬天，卢作孚赴京开会，周恩来希望他到交通部负责工作，并告诉他已给他在京备好寓所，希望他迁居北京。这显然是调他离开民生，让他摆公司业务，同时避开三反、五反运动。但这不符合卢作孚的个性，他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

1951年12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12月8日重庆召开动员大会，市长曹荻秋做动员报告，号召检举揭发。根据中共要求，民生的船只每周必须停船几天，进行三反运动。但民生担负着为抗美援朝运送物资的任务。这一切使民生公司负债累累，经营困难。
　　
卢作孚由京返渝后，即面对三反、五反运动，还有民生内部的民主改革。1951年12月4日《重庆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民生实业公司民主改革工作极不彻底”，公开批评民生，矛头直指卢作孚。

正当卢作孚满怀壮志，准备为新政权作贡献时，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卢作孚返渝后，新政权相继开始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遍及全国各个阶层，民生也无法逃脱。运动的领导者对公司的董事、高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了冲击，卢作孚对此甚感惶惑。

新政权建立初期，战火方熄，百废待兴。航运业务量不足，民生的经营状况开始恶化，加上过去扩大公司时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公司收支出现失衡，入不敷出，财务渐窘，发工资都有问题了，员工情绪严重波动，公司局面开始不稳，卢作孚忧虑重重。

1952年初，新政权决定给予民生特殊对待，在对私营企业暂停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贷款一千万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转告民生。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一位负责人谈话，转达了这一指示，并嘱他待卢作孚回渝后，立刻转告，让卢作孚放心。但是该负责人没能将此消息转告卢作孚。在卢作孚去世两天前，北京来电报来确认为民生贷款一事，该负责人接到电报后，又没有及时交给卢作孚。此时，民生的财政危机原本可以在新政府的帮助下安然渡过，但卢作孚却完全不知道北京的这一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而忧心如焚。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女儿卢国仪写了一封信，这是他给子女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除对女儿的生活非常关心，还教导女儿要好好做人做事，好好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这封信中，卢作孚的精神状态很好。

1952年2月5日，民生的川江主力民铎轮在丰都附近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亲赴丰都察看处理。当时有传言说这是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民生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卢作孚来说，该事故是雪上加霜。据卢作孚夫人回忆，那些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整夜整夜地失眠，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卢作孚的性格坚毅、沉稳，他检讨了自己的一生，认为实业救国是他创办民生的初衷，他不肯颠倒是非，给自己抹黑。在民生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卢作孚对自己从小学毕业以来的思想做了回顾，他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坐在台下第一排，卢作孚被特别安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在会上带头做检查，说与卢作孚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吃饭、洗澡、看戏。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跳上台去，揭发了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接受了卢作孚的“糖衣炮弹”，是受了卢作孚这个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严厉追问张祥麟是否还有隐瞒的问题，其间会场还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很紧张，卢作孚非常困惑难堪，心情极为沉重。

关怀是原民生虎门号轮船上的服务生，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担任通讯员，把他从香港带回内地。虽然他和卢作孚一起工作时间不长，但卢作孚对他可谓仁至义尽，关心备至。可是在2月8日大会的前几天，关怀搬出了卢家，在开会上“揭发”了张祥麟，但矛头直指卢作孚。会后，卢作孚找关怀和在场的有民生高层人员谈话，卢作孚劝关怀要负责任、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无中生有。关怀拒不接受劝告，有恃无恐，态度恶劣。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对贿赂官员的行为不屑一顾。他不认为用自己的工资招待同事是腐蚀干部，他更无法理解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会如此对待他。卢作孚极为重视人格尊严，这样的无端侮蔑，他是不能接受的。1952年2月8日，民生的五反动员大会对于卢作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导致了他当晚自尽。五反运动中，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全部入狱“审查”，其中有两人被处决。

1952年2月8日下午，卢作孚夫人在重庆市妇女互助会开会。会后，她来到了儿子家中。晚上7时，卢夫人到家。家里的佣人告诉卢夫人，卢作孚回家后就去卧室休息了。过了一会，卢作孚仍没动静，佣人进屋察看，发现他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卢夫人遽逢大变，不知所措，去电话到民生求救。民生派了一位副总经理和医护人员来到卢家。他们发现卢作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医生立即进行了抢救，但无力回天，一代船王卢作孚就这样在59岁的壮年去世了！

1952年2月12日，卢作孚出殡，送葬的人有党政军和工商业人士及大量的民生员工。卢作孚为家属留下了遗嘱：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是在1952年1月 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后的第21天自杀的。卢作孚在当时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中，在资格、人望、功勋、才智、资质方面，无人可以与之匹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人，他代表了中国发展方向。他是一个投身实践，把教育救国、农村建设、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完美地结合起来的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实业家和政府官员，他是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国家进步、抗战大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标杆式人物在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第一个自杀了。

从中共方面来看，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那个时候整卢作孚的。毛泽东对于卢作孚的自杀始料未及、完全出乎意外。卢作孚之死对中共高层震动极大，以致于五反运动到了1952年3月中旬就开始降温了。同年4月，毛泽东就指示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卢作孚在工商界的地位特殊，是当时所谓资产阶级或民主党派中的任何头面人物都无法相比的，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周恩来曾要亲自来重庆处理卢作孚的丧事与善后事宜，因为卢作孚是他派人到香港邀请，并由香港地下党专门安排回的北京。卢作孚回京后，毛泽东曾两次宴请卢作孚。这本来是中共统战的重大成绩。但是回重庆后，卢作孚以自杀来反对五反运动。卢作孚的自杀，是对五反运动最强烈的抗议。尽管，卢作孚的遗嘱中，完全没有涉及五反和中共。但是，毛周心中非常清楚，他们打碎了什么。卢作孚的自杀，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五反部署：先是推迟了五反的步伐，尤其是上海的五反；接着是采取了“稳步前进，狠而不乱”的措施；然后是缩小了打击的范围，而且仅用“罚款”一个措施来对付那些资产阶级了。

一直要到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才为卢作孚作出了政治结论称：“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2008年，重庆评出历史名人，对卢作孚的评语是：“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位改变历史而让中国人不能忘记的重庆人。”

2011年5月1日，重庆市合川区卢作孚广场扩建，卢作孚主题青铜雕塑揭幕，供市民缅怀参观；该铜像雕塑及生平浮雕由四川美术学院王官乙教授领衔的团队创作，该雕塑每一个创作细节和阶段性创作方案均征得了卢作孚先生家属认同。

卢作孚为抗日战争和中国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只有小学学历的卢作孚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毅力，自学成才，成为一位成功的数学老师、国文教员、《川报》记者、主笔、社长和总编，创办了成都通俗教育馆和西部科学院。一个完全没有经商经历的卢作孚创立了中国私营企业之最的民生实业公司，统一了四川航运，在抗战时期凭借着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撤退”。一个生活在军阀横行的社会的卢作孚，几十年如一日，把北碚建成了一个中国最具现代色彩的文明社区。卢作孚以毕生精力做了三件大事，即教育、乡村建设、实业。这三件大事密切相连，互相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构成了卢作孚的全部生命。

中国近代史由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看到中央集权对企业家和他们的活力的伤害，还可以看到官本位的传统对市场经济中诞生出来的企业家的影响。只有在北洋时期那一个异常短暂的年月里，民营资本得到过应有的自由。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实业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激烈的变动之中。在这些关系中，只要国家与政府占了上风，这个国家的市场和经济就会停滞、倒退。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建设。这其中有着很多企业家的身影，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主角，而且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清末，正是当时的民营资本与国家垄断资本的博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从清末到今天，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给这个国家的治理带来的只有负面效应。

纵观世界近代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有着政治、军事、知识、和经济精英的作用。只有在中国的近代史中，几乎见不到经济和企业精英的影子，即使有些史书中对他们稍有提起，也只是不经意的、毫无价值的、无关紧要一群见利忘义的人。但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对国家的热诚、对现状的判断、对未来的眼光、对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往往超出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政治家。这是因为他们冷静而保守、他们务实而又智慧、他们不屑于那些光芒万丈的口号。只要给他们改变国家和自己命运的机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会给出最佳方案。但是，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社会地层的深处，始终有一股无名的、愤怒的力量，它们源于“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等均贫富的古老观念。它们是流淌在地底的熔岩，一旦遇到机会，就会不可抑制地喷发出来，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市场造成巨大的伤害。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企业家立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企业家永远是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尽管这种指责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且痛快淋漓，但是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企业的成长带来的伤害极大，并且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变革。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的企业家——来自民间自由资本的财富阶层为这个国家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其实远远超出了那些政治家们的作用。正是他们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引进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是这个国家进步势力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来自这个国家的最底层，他们从这个国家的最底层开始进行变革，他们改变了这个国家精神面貌；在这个国家最危急的岁月里，他们的表现极为英勇；当这个国家被理想主义弄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依赖的是他们曾经的传统，把这个国家从破产的边缘解救了出来。中国船王卢作孚就是这些被遗忘的伟大的中国企业家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那里是火和硫磺的世界”

-约翰·考尔特 （John Colter， 1808年）

不知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夏天和冬天都要带孩子们出一次门，是我们一家的休假。

2015年夏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Colorado的落基山(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Wyoming的大提顿(Grand Teton)和黄石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一共十天，先到Colorado的丹佛(Denver)，以丹佛为中心去了Colorado Spring，Canon City、落基山国家公园等地。然后开车去了Wyoming的大提顿和黄石公园。

我们在Wyoming的Pinedale过夜，第二天早上开车二小时到大提顿国家公园，晚上在黄石公园的Grand Village过夜。以后的三天在黄石公园，住黄石公园西门外的West Yellowstone。Grand Village的旅馆像是大学宿舍，没有早饭，晚饭也要自己外出解决。在黄石公园的第一天，我们从Grand Village到West Thumb；然后向北去Yellowstone Grand Canyon；再向西，经Norris，Madison Junction出黄石公园西门，到West Yellowstone住下。第二天一早起来，从西门进公园，到了Yellowstone Grand Canyon再向北、向东到Lamar Valley看野生动物；然后向西去了Tower Falls，Mammoth Hot Springs，Norris，再出西门在West Yellowstone过夜。第三天，从Madison Junction向南，一路看过各种各样的地热现象，最后是老忠实泉(Old Faithful Geyser)，再从南门离开。在公园内，每天早上八点前出门，晚上七点左右到旅馆。一天在外11个小时。

黄石公园是我去过的最好的国家公园。黄石公园位于落基山脉的中心。公园巨大，南北有64mile，东西54mile，面积3500 mile2；96%在Wyoming州，其他部分在Montana和Idaho州。黄石公园比罗德岛和德拉瓦州的面积都大。它的峡谷、瀑布、地热现象、野生动物非常独特。黄石公园是一个活火山，最近的一次喷发是在640,000年前。地下五公里处的岩浆是从西南面慢慢移上来的，这些活动岩浆还在移动。黄石公园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从它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对自己和一切生物的生存环境都是有责任的。地球是所有地球生物的家园。

黄石公园地图

黄石的名字来源于黄石河(Yellowstone River)，黄石河是美国西北部的一条大河，名字源于美洲原住民，后来法国的皮毛商人沿用了它的发音。11,000年前，美洲原住民就在这里定居了。十八、十九世纪居住在黄石的美洲原住民有著名的提顿族(Teton)、肖肖尼族(Shoshone)、黑脚族(Black Foot)等等。第一位进入黄石的欧洲人后裔是路易斯-克拉克探险队中，五大猎手之一的约翰·考尔特(John Colter)。1804-1806年，路易斯-克拉克(Lewis-Clark)探险西去的时候，经由密苏里河(Missouri River)进入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来到的太平洋沿岸，东归的时候是由黄石河回到密苏里河的。探险队东归时，在黄石北面50 mile处经过。1807-1808年，考尔特沿着黄石河南下，捕抓水貂，一路到过老忠实泉和大提顿。

考尔特在探险队回归东部的途中，放弃了凯旋，提前离队，称回到圣路易斯(ST. Louis)会很“寂寞”，他要和两名美国捕猎人去黄石河猎取水貂。1808年，考尔特与同伴在黑脚族的土地上捕猎，被黑脚族人抓获。同伴未能生还，考尔特被剥得一丝不挂，黑脚族人让他先跑，他们在后面追杀。这是黑脚族人的一种残酷的游戏，几乎无人生还，考尔特临危不惧，跳进河中，藏在水貂洞里，直到黑脚族人找不到他，放弃后，他才上岸。考尔特赤身露体地在黄石的Tower Falls养了几个月伤之后，来到了二百英里外的一家皮货贸易站。他对人们说，他在黄石看到的奇景：地下蒸汽的间歇喷发，硫磺和泥浆在坑里沸腾。但没人相信，这种景象被称为“考尔特的地狱”(Colter’s Hell)，是为当时的笑谈。但考尔特所述句句属实。这些奇景就是我们今天在黄石公园看到的，当然了也有那难闻的硫磺味。考尔特是美国西部的传奇人物，他的事迹被后人写进了小说和电影。

在黄石公园的东南面有一座以Colter命名的山峰，以纪念这位美国西部最初的探险者。

Tower’s Falls： Colter在黄石的养伤处

以Colter命名的大提顿Colter Bay

我们在黄石公园第一天清晨先去的是West Thumb，那是黄石湖的最西边。黄石河流经黄石湖后一直向东南，北美大陆的分水线由黄石公园的西北角延伸至东南角。黄石河在分水线的东面，河水由西向南，由墨西哥湾东流进大西洋。分水线西面的蛇河则一直延伸至太平洋。West Thumb非常美，向东望去是黄石湖，而西边则是零星的间歇泉。早上湖面上的水汽朦胧缥缈，如梦如幻。我们吃完早饭，驾车来到了West Thumb，走在修的整整齐齐的护栏上，看著湛蓝的天空和冒着热气的间歇泉，心情十分爽朗。不知道当年考尔特是否和我们有一样的心情。

在黄石公园的Visitor’s Center有当年黄石探险队的日记原件。画家Moran的素描和摄影家Jackson拍的照片的翻印。Moran的素描好像被水浸过，看不清了，但有一幅他根据Jackson的照片和他的素描画的油画，黄石大峡谷。不过，那幅画的颜色偏黄，传说是因为当时Moran没有带颜料，他只是在素描上写上了颜色。他再创作时，才上的颜色，因记忆模糊而造成了误差，这一误差很大。

从West Thumb一路北上，就到了Hayden Valley。这里是看野生动物最好的去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美洲野牛群，还有各种地热现象。这里是黄石公园的中心，一片丰饶的大草原，吸引了黄石公园内的各种野生动物来此定居。Hayden Valley是以植物学家Dr. Hayden命名的，他于1871年主持了对黄石最有名的一次探险。第二年，在他的极力鼓动下，美国国会批准了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和他同行的有名画家Moran和摄影家Jackson。

West Thumb黄石湖 

West Thumb的间歇泉

Hayden Valley中的美洲水牛

Hayden Valley

世界上50%的地热现象可以在黄石看到。其中主要有五种：温泉（Hot Springs）、间歇泉（Geysers）、Fumaroles、热泥潭（Mud Pots）、Terraces。温泉的温度一般在70C到80C，水汽弥漫，水的颜色由棕色、到橘黄、到黄、到绿、到蓝。蓝色处水温最高，颜色来自于高温细菌，不是因为矿物质。最有名的温泉是大棱镜温泉。间歇泉是因为水流到了
地热集中处，到了一定时候，水温达到了100C以上，于是水蒸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喷发出来，最高达400英尺。最有名的间歇泉就是黄石公园的地标老忠实泉。Fumaroles处只有蒸汽，没有水，那是因为地热的温度太高，只有水蒸气冒了出来。热泥潭是泥浆在沸腾，温度一般高于100C。最有名的是Artist Paint Pots，传说美洲原住民画画时从那里取颜料。Terraces是因为地下热水流经Limestone后，把水中的钙和其他的矿物质留在了Limestone的表面，这些矿物质形成了阶梯状的石梯，看上去晶莹剔透。最有名的Terraces是在黄石西北角的Mammoth Hot Springs。

Hayden Valley的野牛群

Hayden Valley的Fumaroles龙口

由Hayden Valley再向北，就是黄石公园的另一个地标黄石Grand Canyon。你可以在很多明信片上看到。最有名的当然就是Moran的那幅画了。不过Moran画上的颜色过于偏黄，而且树很少，我想很可能就像是传说中说的那样，他只是画了素描，写上了颜色，那本在黄石Visitor Center的素描本还被水浸了，该有的树可能也看不清了。等回到了东部后，再加颜色，失真了。

黄石大峡谷有1200英尺深，瀑布分两段，上段109英尺，下段308英尺。可以从南沿的汤姆大叔小道(Uncle Tom’s Trail)走下去，那是一个300多级的台阶，直通下段瀑布底端，在瀑布底端看瀑布和峡谷，非常壮观。

黄石大峡谷瀑布的上段也很壮观，这里相对来说人少多了。但景色仍然不凡，瀑布在山谷中一泻千里。在谷底形成一条溪流，看峡谷的另一端，峡谷间一道绿色水蜿蜒而下。两旁的山谷崎岖险峻，实在是气象不凡。因为海拔在2500米以上，空气格外清新，苍穹伸手可及，云彩像是在为游客遮荫。如人间仙境一般，令人流连忘返。

黄石大峡谷

黄石大峡谷瀑布

黄石大峡谷瀑布底看峡谷

黄石大峡谷瀑布底的瀑布彩虹

黄石公园的第一天到此为止，我们驱车来到了West Yellowstone过夜。

黄石大峡谷瀑布上段

黄石大峡谷瀑布上段回望峡谷

第二天的计划是去Lamar Valley看野生动物。我们一早起来，吃完饭就直奔Lamar Valley。刚进入Lamar Valley就在路上遇到了一群美洲野牛。美洲野牛(Bison or Bufflo)是黄石公园里最大的动物，体重900–2000磅。美洲野牛是食草动物，因此和那些食肉的熊和狼比起来要温顺的多。但是，它还是会对人发起攻击，今年黄石公园就有过六起野牛攻击游人的事件，好在没有一次伤到人。

黄石公园内有六种野生动物最吸引人：狼，1995年之前，黄石的狼就已绝迹。今天，黄石的狼是1995年从加拿大引进的十四只狼繁殖的。到今年，一共有450只狼在黄石公园安家。黄石的狼以鹿和美洲野牛为食。麋鹿（ELK），这是黄石最多的动物。它的屁股上有两快白颜色，非常好认。黄石公园平时有1万到2万只麋鹿，冬天时没有迁徙到别处的麋鹿仍有5千多只。麋鹿最大能有700磅，一般的也有500磅。熊，黄石的熊最可怕。我们还没到的时候就听说了一只棕熊和两只熊仔吃了一个黄石公园的员工。黄石的熊有棕熊(grizzly)和黑熊(black bear)两种，最大的棕熊有700多磅，黑熊也能长到400多磅。黑熊相对来说温顺一点，棕熊则很危险。最可怕的是熊的外表憨厚、可爱，很多人会去接近它。熊非常危险，尤其是它和幼熊在一起的时候。人与他的安全距离是100米，绝对不能太近。美洲野牛牛，上面已经介绍过了。Moose，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鹿，经常会在路上遇到它，只要不撞到它，不会有危险。黄石公园的天鹅也非常多，以白天鹅为主，黄石的白天鹅能长到30多磅寿命达25岁。

Lamar Valley的美洲野牛

Lamar Valley的美洲野牛群

黄石的熊和狼，我们都没见到。野牛、麋鹿、Moose都见到了。

Lamar Valley的麋鹿

Lamar Valley树林中的麋鹿

Lamar Valley：过河的Moose

从Lamar Valley出来，我们驱车直奔Mammoth Hot Springs去看那里的Terraces。一路顺利。

Mammoth Hot Springs的Terraces

Mammoth Hot Springs的Terraces近景

Mammoth Hot Springs曾是美军驻地的总部。因为来黄石偷猎的人太多，1886年，美军接管了黄石公园。以后的22年里，美军在Mammoth盖了很多建筑。直到1918年，美军才把黄石公园还给美国国家公园署。1870到1880年代，北美原住民就从黄石公园完全迁出了。1880年代初，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Montana的Livingston修建了火车站，使黄石公园的游客从1872年的每年300人，增加到了1883年的5000人。1908年，联合太平洋公司把铁路修到了West Yellowstone。因为二战，黄石公园的游客曾大大减少。二战结束后，游客逐年增多。

1894年，在老罗斯福总统和其他人的鼓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公园保护法。从此，黄石公园得到了真正的保护。1915年起，每年至少有1000辆汽车来到公园。很快马车就被禁止了。黄石公园内也开始大兴土木，为各路游人造了旅馆、道路、访客中心等公共设施。黄石公园渐渐地有了今天的样子。

Mammoth Hot Spring：看得出热水的痕迹

Mammoth Hot Springs：走近Terraces

Mammoth Hot Springs：远眺Terraces

出了Mammoth Hot Springs我们一路向南，来到了Norris地热带。这里是一个较大的地热带。Norris地热带是以Philetus Norris的名字命名的，他是黄石公园的第二任主管。Norris为黄石公园的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Norris地热带有黄石公园最大的间歇泉Steambaot Geyser，我们在的时候，它没有喷水。

Norris地热带 Norris地热带

Norris: 晶莹剔透的温泉

Norris地热带的一颗顽强的松树

Norris: 五彩的温泉

Norris: Steambaot Geyser

Norris地热带有好几个间歇泉，因为游人乱丢东西而停了下来。该地带每年上升1.5到2.4英寸。但是，地质学家称此地近期内没有火山爆发的危险。

从Norris向南不远就是Artist Paint Pots。那里有一条1 mile长的trail，此地到处都是泥潭，滚烫的、沸腾的、五彩的泥潭。在北美原住民的传说中，他们的画家就是在此地取来的颜料来作画的。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是硫磺的味道，相当难闻。

Artist Paint Pots全景

五彩的Artist Paint Pot

珊瑚Pot

看完了Artist Paint Pots，我们驱车出了黄石公园西门，在West Yellowstone过了第二夜。

第三天早上，我们从Madison Junction一路南下。这一路上到处都是地热带。第一处地热带是Lower Geyser Basin，这里有黄石公园的所有的地热现象。早上下着一点小雨，稍微有点凉意。

Lower Geyser Basin 的温泉

Lower Geyser Basin 的温泉 

Lower Geyser Basin向南是Midway Geyser Basin。这里有黄石公园最有名的温泉大棱镜(Grand Prismatic)温泉，大棱镜的名字来源于该温泉的色彩，就像阳光经过棱镜后的彩虹一般鲜艳夺目。

Midway Geyser Basin：Bobby Socks Trees

Midway Geyser Basin：滚烫的泥潭

Midway Geyser Basin：硫磺水中的岩石

Midway Geyser Basin：老树根

这一路也是当年考尔特走过的，不知道当年的他被这些奇特的地貌吓到了没有。

Midway Geyser Basin：大棱镜温泉

Midway Geyser Basin：远眺大棱镜温泉

Midway Geyser Basin：温泉流入溪水

Midway Geyser Basin：奇特的地貌

从Midaway Geyser Basin向南，就是有名的Upper Geyser Basin。那里最有名的间歇泉就是老忠实泉，老忠实泉每过91分钟喷发一次。老忠实泉边上有一家黄石公园最有名的旅馆，Old Faithful Inn。还有一个巨大的餐馆，那里是看老忠实泉的最好的地段。这里还有一个Visitor’s Center，里面有老忠实泉喷发的时间表，也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老忠实泉附近还有很多的地热现象，最漂亮的是Morning Glory，那是黄石公园最美的温泉。还有一些泥潭也很有特色，这里是看地热现象最好的地方。

第一次喷发时的老忠实泉

老忠实泉附近的温泉

老忠实泉附近珊瑚状温泉

老忠实泉附近的温泉

老忠实泉附近热死的松树

老忠实泉附近有很多很漂亮的地热现象，一条2 mile的trail围绕着所有的地热带。我们走了一圈后，在老忠实泉边上的餐馆吃了午饭。午饭后，又看到了一次老忠实泉的喷发。接下来，我们从公园的南门出去，经过大提顿国家公园，一路开回Pinedale过夜。

老忠实泉附近的湖水

老忠实泉附近的Geyser

2011年的，有研究表明，黄石公园曾有过1283此间歇泉，每年平均有465个间歇泉会喷发。黄石公园有1万多种地热现象。这些地热现象是黄石公园最吸引人的景色。

Morning Glory Hot Spring

老忠实泉附近的Hot Spring

老忠实泉第二次喷发

老忠实泉附近的间歇泉都很漂亮，我们一路走一路拍照，一条2 mile的路走了快两个小时。不过，绝对是值得走的，这一路看到的地热现象如果在别处看得话，那能是好几个国家。我们这次黄石公园的安排算是很不错的，走了最少的重复路，把能看到的景点都看了。把最好的留在了最后。

黄石公园三日游就这样结束了。

“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

——《论中国战后建设》，卢作孚，1944年

195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说，中国有四个民族资本家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重工业的张之洞，化工业的范旭东，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和纺织业的张謇。”这四个人中，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是官办铁厂，而非民族工业，从管理、生产、销售上来说，它不能算是现代工业。只有范旭东的制碱业，和卢作孚的运输业也才算得上真正的近代工业。这两个人的人生际遇又不大一样，其中卢作孚的事业人生极富传奇色彩。

卢作孚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商人，也是一位极具眼光的社会改革家。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所做的社会改革试验，为我国提供了在一个落后地区进行现代化社会实验的宝贵经验。在抗战时期，卢作孚和当时的虞洽卿和杜月笙一起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当时工商业人士的表率。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的贫苦人家。卢作孚从小聪明好学，但因家境贫寒，上完小学即辍学。1908年，卢作孚辍学一年后，满怀少年壮志，来到成都。卢作孚住在成都的合川会馆，进了一个补习学校，补习数学。两个月后，他发现学校的课程太少，决定离校自学。他一边自学，一边代教补习生，进度惊人，几个月后，他就学完了数学。同时，完成了《卢思数学全解》《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等书，其中《应用数题新解》一书，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学完数学后，卢作孚开始攻读古文，接下来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他尤好古文。对韩愈的文章极为赞赏。卢作孚记忆力惊人，能一字不差地背出很多唐宋诗词，并且终生不忘，他有过目不忘之才。卢作孚在成都先后考取了四川优级师范学校、测绘学校、军医学校和藏文学校。尽管这些学校都是免费的，但是，卢作孚认为在那些学校就读“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的救国理想而未去”。

卢作孚还钻研过很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著。他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研究过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对各国的历史尤其感兴趣，为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卢作孚有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0年，卢作孚在成都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卢作孚周游上海、北京，在上海结识了文化名人黄炎培。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卢作孚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现代化，不但要进行政治改革，还要从现代化教育着手，“推广教育，以开民智”。回乡后，卢作孚在合川中学任教，同时参与《合川县志》的编写。

1917年秋天，卢作孚与蒙淑仪结婚。新娘是独生女，父母早亡，一直随兄弟生活。蒙淑仪缠足，不识字。 文化上的差异，并没给他们造成感情上的障碍，夫妻恩爱无间。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和睦。

1919年春天，成都的一家独立的民间报纸《川报》请卢作孚出任编辑、主笔和记者。《川报》虽然是一家民办的小报，但在成都和四川极负名望。卢作孚辞去了在县立中学的教师工作，和妻子及弟弟来到成都。

卢作孚身兼《川报》的编辑、主笔、记者三职。他对《川报》进行了改革，以白话文撰写新闻。 他在《川报》上开辟了《省议会旁听录》专栏。每当省议会开会，他就列席旁听，对议会提出批评和建议。卢作孚因此声名大作。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在《川报》任职期间，卢作孚审视着中国社会，以文章奠定了自己的名望和地位。

1921年，卢作孚接受杨森的邀请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卢作孚很重视妇女解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活动，提倡放脚、短发、男女同校。他的妻子蒙淑仪先放了脚，剪了短发。连杨森的夫人也剪了短发。卢作孚提倡讲卫生、爱清洁、预防疾病，增进体质；为中小学生普及牛痘等等。1924年，卢作孚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但和沪州永宁的教育实验一样，也未能成功。这些失败的教训使卢作孚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在卢作孚心里，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他设想以办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四川乃天府之国，富冠西南诸省，是中国的西南门户。二十世纪初，外国列强势力沿长江向西渐渐深入，四川是外国势力进入西南地区的跳板。但是，四川的陆上交通非常不便。长江就成了四川与外界沟通的交通要道。因此，利用长江的航运运输，是投资少、见效快的事业。

1920年6月，英、美、日诸国洋行的轮船驶入川江。1921年，招商局的轮船也跻身川江航运。1920年代，川江上主要有日本的日清公司、美国的捷江公司、英国的太古公司与怡和公司和中国的招商局等14家航运公司包揽了川江的航运。当时，太古有6艘轮船，3,388吨；怡和有3艘轮船，2,881吨；日清有4艘轮船，3,169吨；捷江有5艘轮船，2,074吨。

早在1890年代，重庆、宜昌就陆续开为商埠。到了1920年代，英、法、日、美、德、意等国都在重庆设立了领事馆。

卢作孚的故乡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处，是交通要道。川北的农副产品均需通过这些河道，在合川集散，然后运往重庆，进入长江。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对川江上的航运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在合川县通俗教育馆内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航运公司发起人会议。其中有卢作孚幼年时的恩师、时任合川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先生，还有重庆名流，以及同学、好友等10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民生源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发起人一致同意卢作孚的设想：开辟嘉陵江上的合川至重庆航线，以客运为主，定期航行。同时兴办合川发电厂。筹股2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由发起人分头劝募。等股金筹齐后，用于购买供电设备，并订造新船。

民生事业的筹备处设在合川。卢作孚被推为筹备主任。筹股期间，发起人一无工资，二无车马费，食宿均自行解决。各界名流、士绅纷纷出面帮助，全部股金很快就认购了下来。但只有现金8,000元，其余的12,000元虽然认了股，但暂无现金支付。

很快，卢作孚亲赴上海订购了一艘排水量只有70.6吨的小船，于1926年驶回重庆。

1926年6月10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正式成立。总经理卢作孚发表了长篇演讲：“诸位股东，诸位同仁，我们辛辛苦苦筹备的事业，总算有了一个开端——公司于今天成立了。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很高兴。但是为何要成立这个公司？我们的事业发端了，但又为何要创建这个事业？我常常问自己，不是今天才问，一年前就开始这样问了。我原以为，要救国，就得以兴教育，以启民智。后来我明白了这不完全对——这样空着两只手，能办学堂吗？能发展教育吗？显然不能！要发展教育，必须首先办实业；只有以实业作基础，文化教育才有可靠的支柱。孙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所以，我们的公司就取名民生。然而，这个实业如何办，从哪里办起呢？我在合川县城，在嘉陵江三峡地区，对社会和自然状况进行了调查，写成了《两市村之建设》，想必有许多同仁已见到了。我发现，我们有城市，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工厂，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不能很好开发和建设。这是一个闭塞的小世界，它有那么多好东西在睡大觉，睡了千百年，为什么？就在于我们合川交通落后。全川没有一条铁路，几条区间公路，短得一眼望得见头，通往省外的公路一条也没有，唯一的交通孔道只有一条，就是长江。真是四川四川，四面是山啊！因此，我们抱定救国宗旨，要创业，它的顺序只能是这样：第一交通，第二实业，第三文化教育。放在首位的交通又如何办呢？我和黄云龙君在重庆调查了所有的轮船公司和所有的船只，对航业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准备经营航业的时候，正是长江上游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的时候。我们四川的门户——长江上游即大家说的川江，开始有轮船运输以来，不过几十年，却经过了极其复杂的发动时期，发展时期，极盛时期，过剩时期，而进入此时的衰弱时期。尤其使人沉痛的，由于我们内地一时的不宁，英商太古、怡和，日商的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其长江下游的基础，有计划地侵入上游，成为不可拔除的势力，以致中国轮船日减，外国轮船日增。长江之上，触目可见帝国王义列强旗帜狂飞乱舞。连中国人自己的轮船，亦几乎无不挂外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了……”说到这里，卢作孚扬起一只拳头，“这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本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以中国人为限。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它办成一个实力雄厚的道地的中国公司！我们的事业刚起步，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等着我们。本公司宗旨‘促进交通，开发产业’，诚恳地待人，踏实地做事，总会成功的。”

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大典

民生成立的半个月以来，卢作孚对民生的组织机构、经营构想等方面作了全盘思考。他对旧公司的管理体制深恶痛绝，一改陈规陋习，实行总经理集权管理。总公司建立三室一会四处二十五股的办事机构，总经理直接领导各分公司和办事处的人事、财务和物料供应三个方面。卢作孚敢想、敢干，远见卓识。公司一成立，他就想到了设分公司，办事处，及与之相配套的轮、驳、囤船、栈、号以及各附属企业等，还包括了企业各类人员的薪津标准，人员晋升、奖惩、培训的具体办法。为防止集权管理制度带来的用人不当、人浮于事等官僚主义，卢作孚采取集权与分权的分级负责管理办法。即处级经理、分公司经理、附属企业负责人、轮船船长、经理等人直接由总经理任用，并报董事会核查备案。其余人员的任用、调升等则由总经理直属的人事委员会及各部、处共同管理分工负责。

1926年7月初，民生号完成了处女航行抵达重庆。1926年7月23日，民生号满载着第一批旅客，向嘉陵江上游驶去，当天下午到达合川。川江上开始了其航运史上的新纪元——定期客运航行。

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卢作孚尽力改善经营管理，他亲自上船接待旅客，提出了一切为顾客的经营方针。上自公司经理下至船员、水手都兼服务工作，他们的服务热情周到，船上的伙食也很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了。尽管民生实业刚成立时，卢作孚只有一艘小客轮。但卢作孚从一开始就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运营公司。他为公司订立的宗旨是安全、迅速、舒适、清洁等。卢作孚取消了自洋务运动以来航运业盛行的分包买办制，代之以经理负责制。卢作孚认为服务质量是公司生命，他经常和乘客一起搭乘民生轮，以便了解经营状况和乘客要求。很快，民生的好名声就传扬开来了。

卢作孚虽然是文人，却极具商业天才。当时长江上的民营航运业极为落后，航班不固定，客轮要等到客满出发，客运、货运不分，客轮又脏又乱，服务根本没有。民生设计了许多全新的客运制度，开辟了定期的航班和新航线，把客运货运分开，并以客运为主。同时，民生还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的民生分工明确，责任到位，民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现代化航运企业。1931年，民生就有了12艘轮船，总吨位达1,500吨，员工500多人，是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卢作孚认为：必须在民生内部强调物质建设和组织上的现代化。现代的物质建设必须有现代的技术和管理，卢作孚先建立了一个适应近代大型航业经营的管理机构，完成了企业经营的组织建设；然后，又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的工作秩序井井有条。在总公司内，除职能部门外，还设有人事委员会、设计室、稽核室之类机构，以指导、监督、制约各职能部门。严密的系统保证了企业管理层的意图得以迅速、准确地实现。民生事业的每个部门、每个工种、每个岗位、每个作业程序，都有章可循。

接下来就是技术建设和技术管理。为了适应提高船舶营运率并加强技术建设。卢作孚责令民生实业的驾驶研究委员会、船舶机器研究委员会，对川江航道进行了详细考察，写出了完整的报告，绘制河床图，编写出《长江上游宜渝段航行指南》和《驾驶须知》等技术性文件。还让他们提交了一份《川江船舶安全问题研究报告》。

卢作孚的“民生精神”是一种现代企业文化，它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卢作孚把航运业看作是“一切事业之母——立国要素”。二是集团生活。这也是卢作孚改良社会主要内容之一，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立于不败之地的团体。他说：“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三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说过：“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

民生轮

卢作孚和民生事业在川江航业史上做了三件大事，以致他的许多做法沿袭至今。第一件大事是废除了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第二件大事是改善客货服务，提高运输质量。民生的原则是“运费持平，限制盈利，工商航业，均等发展”，同时提出了“船舶优秀，设备完善，服务周密，福利人群”的口号，赢得了社会的信誉，形成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第三件大事是健全工薪、奖励、福利制度。订立了《职工年功加俸细则》，每年为职工加薪一次；制定《职工薪级表》及《工薪条例》，奠定了民生公司工薪制度的基础。民生还制定了《奖惩规程》，对奖惩对象、奖惩标准：奖惩等级、奖惩办法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民生为职工制定的福利制度是它的集团生活的一种，是为卢作孚的劳资合作理想。民生积极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当时航运界有着开拓性的意义，给民生的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对整个中国航运界，都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的防团务局局长。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卢作孚仿效张謇，对峡区的乡村建设进行了实验。北碚在重庆附近，那里山岭重叠，交通困难，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卢作孚就在那里实践他的社会理想。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建起了中学、工厂、医院、科学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健康的生活，他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了人的教育上。在新设的机构里，他聘请的都是二十多岁的文化青年，他要以新青年的朝气改变千年陋习。卢作孚在北碚的工作收到了惊人效果。1930年代初期，北碚成为四川省最先进的地区。

1927年8月，卢作孚从上海聘请了丹麦工程师勘测设计修建四川的第一条铁路，总长18公里。卢作孚和他的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35年3月这条铁路全线通车。该铁路有火车头、货车厢、客车厢、水车厢，常年穿行于当时属于江北县与合川县界的文星乡和戴家乡境内，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也成了当时北碚的一大景观，四川的第一条铁路。

1927年，卢作孚初到北碚不久，就把缙云山下南宋时代的温泉寺改建成了嘉陵江温泉公园，增建了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是为了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1927年底，卢作孚组织在北碚新营房受训练的各期学生，在北碚火焰山上修建了平民公园——北碚公园。

1927年，卢作孚又用一座旧庙作院址，创办了一家地方医院，为远近的人民治疗疾病，即为民生医院。卢作孚以“情系民生、追求卓越”为办院理念。

1927年8月，卢作孚在北碚鞍子坝着手建体育场，于1928年建成，名为“北碚体育场”。1929年4月20日至26日，卢作孚主持峡防局在该体育场举办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项目最多、参加人数最多的嘉陵江运动会，来自重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和北碚共38个单位及社会团体的1161名运动员参加了角逐。

1928年，卢作孚在北碚关庙，利用朋友们捐赠的四百本书，办起了一家公共图书馆，即北碚图书馆。

1928年3月4日， 卢作孚改组《学生周刊》，创办了三日刊《嘉陵江》报，刊载省内外国防、交通、产业、文化和嘉陵江三峡各项事业的新闻。卢作孚为该报撰写了《发刊词》他说：“嘉陵江是经过我们这一块地方的一条大河，我介绍的却是一位小朋友。我们盼望这个小报传播出去，同嘉陵江那条河流一样广大，至少流 到太平洋……”该报采用白话文，文字浅显易懂，编辑简明扼要，新闻素材丰富，而且采用了现代的报纸发行技术，时效性很强，受众很广。1931年1月，为了响应各方面的要求，改为《嘉陵江日报》，赢得了各阶层的读者欢迎。

1930年3月，卢作孚将火焰山东岳庙上殿改建成了博物馆。在蔡元培、黄炎培、翁文灏等人大力支持下，于同年9月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任院长，博物馆内陈列有风物、卫生、工业、煤炭等物品。还设立了地质、生物、理化和农林等研究所。

1930年10月，卢作孚改组成立了三峡染织工厂，任董事长，是为四川第一个机械织布厂。其广告曰：“三峡国布，风行全国；花样新颖，永不褪色”。

卢作孚从未忘记他的教育事业。1930年秋，卢作孚主办的北碚私立兼善中学开学。兼善的校名来自古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是兼善中学的办学理念即“兼善天下，兼善教育”。兼善中学的校训“舍得干，读兼善”流传至今。兼善中学有兼善农场、兼善餐厅、兼善公寓和石灰厂等实业，培育了学生的创业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1933年，卢作孚促使北川铁路沿线的五个煤矿的合并，成立了天府矿业公司。抗战时，卢作孚与煤油大王孙越崎促成了天府矿业与河南中福煤矿公司的合作，天府矿业因此采用了矿灯照明和绞车，设备、器材和技术也不断提高，产量大大增加，为陪都重庆提供了45%的煤。

新北碚

民生实业的发展也很快。1929年，民生实业新造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达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扩大到长江的渝涪、渝沪线。同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卢作孚还曾担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卢作孚为民生实业制定的经营方针是：“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合。联合起来，人力财力集中，化零为整，合并经营。”为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他大声疾呼：“扬子江上游的航业问题，事关四川对外交通和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其垂危局面，不容坐视不救。” 卢作孚一面大造舆论，一面增加资本，准备收购、兼并其它航运公司。

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卢作孚的统一川江航运业的策略和步骤是：民生自己改善经营，发挥竞争优势，取代经营不善的其它公司。同时要取得地方政权的支持，以得到航运特权。卢作孚认为兼并要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他的第一步是兼并业绩不佳、亏损、负债已多的华商小公司。在议定船价、资产后，由民生为原公司偿还欠债，公司资产则转作民生股金。原公司所有职工由民生接受，重新安排工作。第二步是兼并军轮。当时四川军阀投资的轮船公司很多，他们有很多特权。它们是统一川江的隐患。卢作孚向军阀们陈说利害，劝其合并。在川江航业衰颓的形势下，为保全老本，军阀们也乐于接受。第三步是收购外商轮船公司。

当时的民生实业只有三艘小船，川江航运界，任何一家公司，都比民生实业大。这些想法在董事会的眼里完全是天方夜谭。但是，卢作孚很快就用自己的想法说服了他们。为了他的收购计划，卢作孚把30万元的股额扩大到70万元。

1931年1月4日，民生收购九江轮船公司的两艘轮船。4月12日收购了通江轮船公司的三艘轮船。5月7日收购协同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5月9日收购定远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5月12日收购锦江公司的一艘轮船。9月5日收购川东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10月31日收购利通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一年内收购了10艘船轮船，7家公司。民生实业由3只小轮，总吨位由500吨增至1500吨，员工由164人增至518人。至此，重庆上游的川江航运业，除一家公司外，全被民生实业的纳入旗下。

民生实业并购的公司越来越多，吨位不断上涨。1933年到1934年，民生又合并了7家川江下游的航运公司，收购轮船10艘，共计3,445.61吨。这一时期，民生事业开始着手收并军阀的轮船公司。1934年底，民生实业先后兼并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33艘，总吨位达11,017.9吨。当时川江共有58艘船只，总计3.2万余吨。民生实业占船只的半数以上，吨位超过了三分之一，9条航线，从川江达东海，长江一线的主要港口，都有民生公司的分支码头，是为川江航运业的第一巨子。

这时候，卢作孚正式提出了民生精神：“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

1932年夏天，民生实业的民主号，首航上海，是为民生参与长江中下游航运业的处女航行，它标志着民生正式涉足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参与竞争。

卢作孚还在长江航运史上创造了三大奇迹。他的第一奇迹是民生实业打捞和改造万流轮。万流是英商太古公司的一条千吨巨轮。1931年前，万流轮在长寿县境内触礁沉没。太古和保险公司委托上海打捞轮船的权威公司——上海打捞公司打捞。上海打捞公司派出专家现场勘察后，发现万流沉没在险滩流急的河道中，无法打捞。太古公司只好标价拍卖。但没有一家公司购买。

卢作孚得知此事后，亲派民生实业的驾引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赶赴出事地点勘察。他们仔细勘察后认为，万流轮可以被打捞起来。卢作孚亲自出马，与太古交涉，以5000元的价格，买下了万流。该举措，令航运界大吃一惊。两个月后，万流重见天日，被拖进了民生机器厂。民生机器厂将其接长了14英尺，使它成了一艘长达220英尺，马力3,500匹，航速17海里的新船，创下了川江修造史上的新纪元。

卢作孚创造的第二大奇迹，是使民生粉碎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围攻。1935年秋天，经过一年的残酷竞争，长江上游的80多只轮船中，一半归属了民生，外国公司的轮船，只剩下了十几只。

卢作孚创造的第三大奇迹，是他独创的枯水季节三段航行。长江上游每年从12月初到次年2月末会进入枯水季节。此时，当长江水位降到3米以下时，60-70米长的大船就无法航行；水位降到零以上时，所有轮船，都无法航行。这就是枯水期，在长江枯水期间，四川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就断绝了。这无论对国家建设还是人民生活的影响都很大。

自从民生实业成立后，卢作孚就开始与专家们一起，研究长江枯水期航行的可行性。最后，他们发明了一个三段航行方案。该方案是根据重庆和宜昌间的水位情况，水流情况，及民生船舶的性能、吃水情况，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它将宜昌到重庆的航线划分为三段，调集大小船只，分别在不同的水位段航行。第一段从宜昌到青滩的下旦仓；第二段从米仓峡到万县；第三段由万县到重庆。客货在青滩和万县两地经过陆上转运。于是，困扰了几百年的川江枯水航行，在卢作孚和民生事业的手里的奇迹般地解决了。

后人这样评价卢作孚和民生实业的三大奇迹：“打捞和改造万流轮的经验，把民生机器厂锻造成了抗战时期能承担起艰巨、复杂的打捞沉船和改造旧船任务的现代化工厂；与外国航运公司竞争的胜利，使得民生在抗战时期成为后方运输的主力；而长江上游三段航行的办法，使得宜昌大撤退任务得以及时、顺利地完成。”

1935年，民生实业在上海订造了21艘船只。同时，卢作孚也被四川省主席刘湘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于是，卢作孚一边抓四川的建设，一边加快民生实业的发展，还不忘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他看来，这三者之间不是独立的，都是为了四川的建设。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写道：“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都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整个国家的根本。在现代的集团生活没有建设成功以前，是不容易看见上面那许多建设事业的，只会看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在那里毁坏许多建设事业而已。”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后，亲自主持拟定了1936年建设施政纲要。其中有三个指导原则：第一，必须明确目的。建设，绝非供人观赏，必须向下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向上有助于国家富强。应当集中全力发展生产，及有关的交通运输。第二，必须有充分准备。首先要搜集参考资料，必须展开对农业、工商业、矿产及森林资源的调查，展开水利、发电和矿区的测量工作，展开各地的气象观测工作，还要进行农业改良及除灭虫害的研究。 第三，必须有完整的计划。所有的建设都要有计划的进行。凡相关的事业，必须同时建设，同时经营，使其有需要、有供给。凡建设事业，必须结成联合体，避免残酷竞争，保障共同的利益。还要防止垄断。

1936年3月15日，民生实业举行了第十一届股东大会，改选了董事会，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训康银行总经理康心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民国头面人物当选为民生实业董事。不久，上海另一位大亨黄金荣也成了民生实业董事。

1936年4月13日，蒋介石在宜昌乘民生实业的民主轮第一次入川。航行4天，于4月16日午后抵渝。蒋介石对这次航行非常满意，上岸前吩咐随员奖赏了这条船1000块大洋。

1936年底，民生实业召开了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民生实业先后兼并了24家中外轮船公司，收购大小轮船44艘，已是拥有45艘计19,817吨位的长江上最大的航运公司。

民生的客轮舒适、清洁、快捷，乘客也很有尊严。川江两岸的民众，很快就成了民生的忠实客户，到了1930年代，国难当头，民众对民生的向心力越来越强，卢作孚也顺势把企业利益与民族自尊连在了一起。收购了美国的捷江航运后，民生在川江航运中，有了绝对垄断权。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等人的船只亦被卢作孚以高价收买入股的方式，入股了民生实业。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民生在川江上的轮船总吨位，已超过了所有其他公司的吨位总和，在载重量上也与其他公司的总和非常接近。民生实业在实力上、业务上、声望上，在川江上首屈一指。

从一艘客轮开始，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长江上游的航运界整合。有人把卢作孚的兼并业务称为发展兼并三部曲：先以公道的价格兼并长江中上游的华商航运公司；然后凭着与军阀的交情，兼并了四川军阀的轮船公司；最后兼并了外国航运公司。在卢作孚的经营下，在1937年全面抗战前，民生拥有了46艘轮船，总吨位达19,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手中有了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为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坐镇武汉、宜昌等地。

——《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勒邦，1895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其中有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帕累托的精英主义、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列宁的专制主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等等。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政治理论中，有一个政治理论是自由主义的特殊反对派，那就是勒邦的群众理论。该理论认为，近代民主社会中，有一个群体——群众，也随之而起。他们不在乎社会的进步与否，一切随好恶而定。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那一连串不可收拾的大暴动，就是群众在起作用。因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的开端，因此群众也是现代性的一大要素。近代的群众理论始于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勒邦于1895年，发表了他的群众理论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该书奠定了现代群众理论的基础。

勒庞认为，民族精神或种族灵魂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民族、种族或一种文明共有的民族精神，即共同的感情、利益和思维方式。国家精神是从人们心中无形的民族精神的非理性途径中产生的，并支配了一切社会制度的形式。历史是民族或种族性格的产物，民族或种族性格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他认为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特征是群众的聚合物。个体的意识个性淹没在群众心理之中，群众心理诱发出情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得到传播。一旦被广泛传播，意识形态就渗透到群众中个体的心理层次，使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性的。勒庞认为他的这种观点可以在现代群众和群众组织中得到证实。

勒邦于1841年5月7日，出生于法国的诺晋特·勒·卢特鲁(Nogent le Rotrou)。他的家庭是典型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他从青年时代就来到巴黎学医。1866年取得了行医执照后，勒邦游历了欧洲、北非和亚洲，写出了几本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科普著作。勒庞一直被排斥在正式学术圈之外。正因为勒邦是一个局外人，他才能不知疲倦地埋头钻研。他常常写一些科普文章，这些工作提高了他的综合能力，使得他的书写非常得心应手，表达也十分生动有力，而且能够捕捉到吸引读者眼球的观点。勒邦一生中出版了几十部著作，其中包括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专作。其中的《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和《革命心理学》给勒邦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1870年，勒邦开始在巴黎行医。1884年，勒邦开始研究群众心理学。他的研究涉及三大领域：人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他发展了人种分类等级学说。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社会心理学。1895年发表了他的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勒邦在《乌合之众》洛阳纸贵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名利双收的作家了。他在巴黎歌剧院旁边有一幢时髦的宅院，他日享佳肴，还时常邀聚一些当时的知识界名士、贵族、和巴黎的名媛。1929年，法国政府因为他的成就颁给了他荣誉军团勋章。勒邦死于1931年。但是，勒邦的重要性从未消失，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乌合之众》仍然经常再版。

勒邦对自由主义理性学说的批判

从洛克开始，自由主义就对人类的理性寄予厚望。但什么是理性，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准确的定义。自由主义者对理性的看法颇异，但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对理性都一致推崇。自由主义者大都相信人能为对他们自身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决定负责，当然了，人也能对别人为他们做出的决定有判断力。当有声称拥有特殊知识，并能教导别人如何生活的人出现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就会让人们对这些人严加提防。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人不是有宗教目的就是在为君权神授进行宣传。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可既得利益，他们认为既得利益与理性的自利不同，既得利益是自私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而且对他人的利益会构成潜在的或实际的侵犯。理性的人要是有机会，永远会选择让个体或群体利益自由运作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近代社会最可取的政治形式为代议制议会民主。但是，代议制民主政治，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声音，参政权扩大的一个方面就是群众政治权利的扩大。但是，群众从来就有其不堪的一面，暴民一词绝非随意诬陷。自古以来，暴民就是落后、原始、善变、危险、动物性、反理性、反社会的一群。暴民只知破坏。很多政治理论家认为，人民被动时为群众，主动时则为暴民。如果现代是指进步并消除一切粗糙、非理性的成分，那么群众就是对现代性的侮辱。

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就是通过成为“革命群众”而发挥作用的。大革命一开始，群众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革命中的一连串的不可收拾的暴动，源于“革命群众”。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的发端，因此群众也是现代性的要素之一。在近代的民主政治中，因为选举权和参政权的扩大，群众享受的政治权利也会随之增加。

现代政治中，群众政治可能是最新的民主风格。但是，群众的暴民一面决不是无的放矢。群众遇事先用暴力或暴力威胁，但是按照自由主义的理性学说，现代生活的特征就是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减少使用武力，增加法律和公共理性的作用。而那种靠暴力或暴力威胁来安排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的行为应该退出政治生活，现代社会中应该以法律关系根据相互承认自我利益的自愿合作来解决社会矛盾。暴力被认为是非法和非理性的行为。

群众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勒邦直接指出：“现代社会就是群众的时代。”现代社会在进化论的意义上毋庸置疑是进步的，但是这样的进步也受到了群众的威胁。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群众占有核心地位。但在现实社会中，群众是非理性的、原始的、动物性的。群众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排位很低。群众在社会进化的阶梯上的位置也很低。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群众只有成为暴民时才是威胁。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两自我，一个是正常的、文明的自我；另一个是异常的、野蛮的自我。在秩序井然的安定平和中生活的我们，心中都受到那个关在心里的野蛮的暴民自我的威胁。

勒邦认为理性逻辑并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还有情感逻辑、集体逻辑、神秘逻辑，而这些逻辑常常统治着理性逻辑，成为人们行动的动力。勒邦不承认理性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他说：“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不是理性，尽管存在着领袖，但是文明的动力主要是各种感情——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及对荣誉的爱。”对于群众而言理性的行为甚至比不上动物。

勒邦在他的群众理论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中，以成熟的进化论语言强调了群众的原始性，指出了群众对进步的威胁，以及群众在社会进化阶梯上的极低位置。勒邦在该书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产生暴民的条件，他指出了近代在为个人权利呐喊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比主张人权的个人主义更具威胁性的个人主义，即那种以极为抽象的、抹杀了个体间有所识别的一切差异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剥掉了个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置身于一个特定社会位置的所有特征的个人主义。

勒邦注意到了自然人与群众人的相似性。勒邦指出群众人的一个有名的特征就是行动一致，即万众一心。社会群体的多元性和群众人之间的利益不同、意见不同在群众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人类的种种异质性完全被群众的同质性给淹没了。而且，现代社会中的暴民不只是来自于底层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群众常常来自不同阶层，但是其所思所行仍然是如此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很明显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因为自利的个体很难在很多事上达成一致。那么群众的这种一致性来自何处呢？

群众领袖及其作用

勒邦指出，这种行动一致性来自于群众领袖，群众领袖能够使群众被集体催眠，每个群众领袖都擅长这种集体催眠术，并以此来掌控他的群众。因此近代社会里的群众领袖就可以运用他们的这种集体催眠术来利用群众的力量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任何事情。

古代的政治理论家就对那些煽动家很在意，近代的政治理论家比古代的同行有了更多的分析工具，那就是他们可以借助于科学理论，他们可以用科学理论来解释煽动家的秘密。这一工具就是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所谓的催眠心理学，也称无意识心理学。催眠在18、19世纪风行欧洲，但没有多少人把它当回事，催眠始终没有进入科学的门槛。不过，人们都知道催眠是因为无意识在起作用。直到1880年代，欧洲的一些科学家为催眠找到了真正的科学解释。催眠被认为是在科学上可以证实的事实了，这对政治理论的影响非同小可。这是因为可以催眠一个人，就可以催眠一群人。或许，群众在言行思想上的一致就是源于群众领袖的催眠。人只要在群众中，就会着迷于其领袖，这时候，群众领袖要群众怎么做，群众中的每个人就会怎样做，于是万众一心，言行思想全体一致。根据最新的心理学的理论，群众心理的一致性是可以验证的。催眠技术是可以学到的，群众领袖就是有着天赋过人的催眠师。催眠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术，很多人能把催眠做到精益求精，现代政治是群众政治，因此政治领袖必须练就高深的催眠本领，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群众领袖。

在勒邦之前很久，催眠术就已经存在了。到了勒邦的时代，催眠术登上了科学的殿堂，心理学界的一个一致意见就是，催眠是探究人类无意识行为的实验手段。催眠能使被催眠者的心灵倒退，催眠能使被催眠者重现其童年经验。19世纪的心理学同样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个人的童年经验可以被催眠重现，那么人类的童年经验是否也会在催眠中重现呢？19世纪末的生物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如价值与态度是会遗传给下一代的。下一代继承到的上代特征有时被称为本能，因为它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得来的，它是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催眠过程中个人的童年可以重现，种族的童年也可以重现。因此在被催眠的人群中，他们不但会重现个人的童年经验，也会重现人类的早年经验。进化论的时间尺度不但对生物学，对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理论也同样重要，其理在此。

那么如果群众行为是催眠行为，如果被催眠者能在催眠者的命令下重现早年经验，于是一位群众领袖就能命令群众重现人类早年的集体经验。只是这种经验很难令人放心，在群众中，人会重现人人都是野蛮人与野兽的那些经验。一旦群众的这些野蛮的本能被领袖们激发出来，那么在他们就会在领袖们的命令下干出令人发指的事情来。

勒邦的革命理论

勒邦将革命分成三种：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勒邦认为只有科学革命受理性支配，并产生了人类的文明，而宗教和政治革命则对人类文明少有贡献。只有科学革命源于理性，政治和宗教信仰完全靠一些神秘的力量来维持，理性在它们的形成中的作用有限。勒邦说：“政治和宗教有着同样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法则。与其说它们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它们是反理性的。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看似在思想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着相同的效果和神秘主义基础，而且它们遵循的逻辑与理性相去甚远。”

理性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革命的过程实际上是“赋予原始野蛮的直觉以自由解放的过程”。在革命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激情，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出于理性，但是除非将这种理性转化为激情，革命的过程中的理性是不会影响人民大众的。

勒邦对法国大革命格外关注，他将法国大革命视为“心理文献不竭的资源”。勒邦不相信激进的社会革命，他倾向于进化这一理念。勒邦注重革命对于人的心理影响。从对人的心理的改变出发，勒邦对宗教和政治革命并不重视，他认为它们只能给历史学家留下深刻印象，但对于人们的心理并无很大的作用。政治革命可以改变政府的名字，但它并不会改变人们的心理，政治革命在颠覆一个民族的制度时大有作为，但在塑造他们的灵魂时却无能为力。除非一种革命能改变群众心理的某一部分，否则这种革命的意义不大。

勒邦承认社会革命大多是从上层发生的，但是从最终意义上来看，革命的威力属于人民。要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了解革命中的群众心理。为了利用群众达成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对革命中的群众进行宣传。因为革命中的群众并不了解革命领导者的意图，但在革命领袖的宣传下，这些革命群众甚至会“创造革命”。群众既不会思考也不会组织，这些群众永远处于受领导，被支配的地位，他们只是革命的工具。如果没有一个领袖，群众就会无所事事。但是，由于轻信、容易接受暗示、传染等因素的作用，成为革命工具的群众很快就会超越他们接受的刺激而走向无政府状态。勒邦指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座右铭，在革命开始时是希望与信念的真实表达，但很快就服务于为掩盖猜忌、贪婪、仇恨的感情而进行的法律辩护，而成为群众摆脱纪律的真正动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很快就以混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结束的原因。”

革命的心理决定了革命的后果往往是破坏性的。胜利者总是倾向于打破旧体系，一切与旧体系相关的人会因此而遭殃。

群众的心理特征

群众的心理特征可以从它的形成过程中体现出来。按勒邦的描述，先是个人组成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丧失了理性，他们更易受“暗示”，并相互“传染”、轻信，进入无意识状态，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群众。

在“乌合之众”的形成过程中。“证言、传染、重复、和威信”是劝说群众的手段。勒邦认为无意识、传染、暗示在“乌合之众”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对群众的意见和信念的形成的影响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间接因素，包括种族、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及教育等因素；另一类是直接因素，包括形象、词语、套话、幻觉、经验等因素。

一旦这样的群众群体形成后，就会有一些暂时的明显的普遍特征。他们对暗示确信无疑，对理性则无动于衷，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再无思辨能力。在这样的群众中，人们具有从众心理，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失去了效力，狂热的群众倾向于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勒邦指出在革命集会中的个人显得冲动、胆怯，他们被群众领袖控制，常常做出与单个个人意志相反的行为。

勒邦认为：“自觉的个性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首要特征。”在群众中，那些来自生活方式、职业、个性、和智力上的不同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群众心理。这使得作为群众人与自由人迥然相异。这样的群众人个人的清醒与理性荡然无存，个人的才智和个性全被削弱了。用勒邦的话说：“有意识的人格消失了，无意识的人格上了上风，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传染而转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众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成了被他人操纵的玩偶。”在勒邦那里，个人是理性的，而一旦他们组成了群众，则变成了非理性的“乌合之众”。

群众理论对自由主义的反动

其实，自柏拉图以来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对群众都不信任。驯服群众在古典政治理论家那里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近代的群众理论家与那些古代政治理论家的论点不同：第一，近代的群众理论家不像古代政治理论家那样认为过去的政权建制能够驯服群众，他们越往回看，越害怕。第二，近代的群众理论是以当时的最新科学理论为基础的。

群众理论一直在侵蚀人们对未来进化论式的进步的信心。群众的原始本质是对一切进步，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进步的侮辱与威胁。群众是倒退，群众的原始本质就是人类的原始本质，它是野蛮的、荒谬的、它既无革命意义也没有前瞻性。群众的原始本质证明了人的某些本性与文明，与现代世界绝不相容。自由主义的社会学认为社会就是在无数小群体意志的冲突下，形成的一个在本质上彼此合作的大协作群体。群众理论质疑这一看法。群众理论家们认为，群众是一个丧失了个体性的群体，群众人在群众中只有一个角色，群众这个角色抹去了他的一切其他社会角色。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苦心经营的异质性，在群众里可以消失于一瞬之间。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人们把自由主义式的社会寄托于未来的某种民主。但是，正是近代的民主观念给予了群众正当性。群众及群众领袖几乎没有不自称为人民的，他们以人民之名行事，而民主的含义正是人民的意志应该有法律效力的意思。群众自称人民，就是说他们不会犯错，他们就是法律。如果人民的意志与法律等效，那么群众以人民之名所行之事将没有非法可言。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就是这样的一群。

勒邦把他的理论推广到一切人类群体之上。他想知道是不是一切领袖，不只是群众领袖都在使用催眠术；是不是所有人类群体都是群众，是不是群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人类群体。19世纪的科学证明了催眠现象在某一层次上显然是无意识的作用，既然人人可被催眠，那么无意识的力量将在一切集体生活的形式中都起作用。人类群体生活的结合力与动力可能来源于社会及政治理论从未察觉的无意识层次。无意识是理性的反面，是人性黑暗的一面。在自由主义的理性学说中，一切没有深思熟虑的、一切本能的、一切不受意识控制的东西都是危险的。人类非理性的一面是反社会的、无政府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东西。理性就是要控制非理性的心理与社会冲动，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以来一直要做的事就是让社会生活理性化。但是，勒邦的理论在根基上否定了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他指出，那些向来被视为理性产物的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很可能是人类群体的无意识产物。无意识是社会与反社会动力的根源。社会与政治的稳定与失稳，全不受人类理性的控制。按照勒邦的理论，理性很难说有什么社会或政治功能。是无意识的力量造就了我们的社会，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理性只能旁观。理性构造的心理、社会、政治科学，只是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理论去了解这个非理性的世界，但是这套理论究竟有什么用处，则很难验证。这一说法彻底打破了自古以来的政治理论家的信条，他们从来就相信，他们的理论对于治国、对于政治实践是有用的。但是，勒邦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从表面上来看，群众理论将摧毁民主理论。因为将人民视为群众，则民主就不会产生理性的社会行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民主至少认为人们在选举中做出的是理性抉择。但是，按照群众理论，人们在投票时也不会做出理性抉择，不管他是否受过教育。民主制度中的选民只是在他们的领袖的催眠下选择了他们的政府官员。

群众产生领袖，但领袖并不一定来自于群众。勒邦写作的目的之一是要说明那些人可能成为群众能够接受的来自群众之外的领袖。勒邦认为群众是现代最后的一股生存力量。精英和君王如今都已过气。如今的天下，可能会有一种新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君王出现，他们操纵群众，他们利用群众的返祖性，巧妙地疏导群众的蛮劲，使群众盲从。于是，今天的文化、政治、和其他的社会成品在他们面前全都失去了功用。勒邦指出未来的政治是“自然”的与“人造”的群众领袖之争，“自然”的领袖指来自群众与群众一心的领袖，“人造”的领袖则来自社会精英，他们操纵群众以遂自身目的。这时会有两种情况，一是群众自身的领袖被社会精英化，另一种可能是精英被群众化。代议制特别有利于群众自身领袖的精英化，而工会则反之。

在勒邦那里一切社会群体都是群众。以他之见，群众是一种心态，他们有一种集团心。集团的心智不能用其任何一位成员的心智来解释。集团心有它自己的运作法则。勒邦称之为“群众一心定律”，群众的心智是无法用个人成员的心理来预测的。个体心智能做很好的推理思维，个体常常先思后行，能理性地按照理性的社会规则行事。我们可以以自我利益来解释大多数的个体行为。群众行为则无法做功利计算，群众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群众人经常会不顾他们日常的精明计算，做出英雄式的自我牺牲。在勒邦的理论中，传统的功利主义和社会进化论失去了解释功能。勒邦认为群体心智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则。

勒邦认为群众不是群体心智出现的唯一地方。其他群体如内阁、议会、陪审团都可能出现群众式的思考。勒邦把群体排序，有些群体在较高的位置，这样的群体不太会出现群众式的思考与行动；另一些群体的位置较低，他们随时会出现群众式的危险。

勒邦认为人类社会是不能分成“群众”与“非群众”的，也不能分成“野蛮人”和“文明人”。勒邦认为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式的，这样的社会里个人视权利重于义务。勒邦清楚地知道，个人权利的行使，在本质上会造成所有社会范畴的流动不定。勒邦不将社会视为各种不同的群体的集合，他将社会群体与群众的相似程度进行排列。群体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某些群体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群众，而另一些则常常变为群众。勒邦认为现代社会将愈来愈个人主义化，而群众也将出现的愈来愈频繁。

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没有多少信心。社会秩序将在平等面前消失。斯宾塞主义认为一个由自由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将产生自然的分化。但是，勒邦说一切社会群体都有成为群众的倾向，一切群众都是“原始”的。群众中，人是没有参差不齐的，建立在个人的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将会受到威胁，现代社会是群众的时代，未来是黯淡的。现代社会已经迷路了，一切社会秩序都很脆弱。人们开始寻找他们的领袖，这些领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异质性愈来愈弱的大众寻找的是那种迎合群众心理的独裁者。

群众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会出现集体英雄主义。群众的精神特质是无法预测的。勒邦相信，群众心智的思维能力微不足道，群众智力很低。群众做什么全看群众领袖，他们似乎没有意志，更谈不上理性的道德意志。勒邦认为善恶是理性的一种功能，因此他特别反感群众的暴民精神。道德之可靠，因其理性。据勒邦之见，未来的政治将是煽动家和群众的政治。群众内心里的那股想成为暴民的欲望，在等着有人来对他们施展集体催眠。精英的机会是产生自身的领袖，让群众容易相处一点。要想永远控制群众，并将他们引向非暴民的道路，将是一条极为艰难的路。暴民的蛮劲将冲破一切，文明有可能要重新开始。

结语

勒邦的群众心理学为政治理论的研究开拓了一条全新的、非理性的道路，奠定了政治心理学的基础。他的思想是保守主义的，但是他在研究中运用了当时新兴的社会学、心理学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为欧洲的思想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勒邦的那些有关人性本质的观点即不讨喜，也难以让人接受，但却至关重要。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和政治中，很多人认真地听取了他的忠告。1920年代，勒邦的思想达到顶峰。他的预见令人震惊，他预见了20世纪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发展。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坚持要会见勒庞，他曾经于1914年认真阅读了勒庞的作品。有两位政治人物，不但通读了勒庞的著作，而且将勒庞制定的规则付诸实践，他们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我们可以从这两位二十世纪最大的魔头的所作所为上，看出勒邦的重要性。

十八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蒸汽机，人类在力量、速度、和距离上开始主宰世界，这是力学与热学综合应用的产物。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能源，电力、石油、化工等等新兴产业主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这次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一场世界性的农业革命，但从此人们对土地的依赖越来越弱了。这是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综合应用的产物。到了二十世纪末，一场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生活方式的工业革命发端了。这是以技算机、互联网、无线通讯兴起的产业革命。这是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物理的综合应用的产物。

在今天的世界里，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技术发明非计算机莫属。其实，人们从开始计数的那一天起，就有了用某种人工装置来代替人脑来从事计算的想法。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是德国人契克卡德（Wilhelm Schickard）在1623年制造的，这台机器能够进行六位数的加减运算。

        契克卡德                           契克卡德的计算机

近代计算机的历史从法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发端。帕斯卡发明制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加法器。德国天才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知道了帕斯卡的加法器后，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发明并制造出了乘法器。莱布尼兹的乘法器用到了二进制。据说，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想法来自康熙给德国皇帝的八卦图。莱布尼茨不但为计算机引入了二进制，他还是二值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从此，人们可以用数字来表示逻辑的真假了。帕斯卡和莱布尼茨的计算机都是机械装置，他们的计算机是人类试图制造思维的辅助工具的最初尝试。这些计算机现在还能在博物馆里见到。

               帕斯卡                                               帕斯卡的计算机

计算机的发展分为理论、结构、设计、工艺、应用等方面。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计算机从计算工具演化成了人脑和思维的辅助工具，计算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小了。但是，人类在计算机这一领域里，从未停止过探索。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在这一领域探索的结果，酝酿出了一次真正的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它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带来的冲击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人们从此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时代。

            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计算机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是1822年，由英国科学家巴贝兹（CharlesBabbage）制造出来的第一台差分机，它能处理3个不同的5位数，计算精度达6位小数。在计算机结构上，巴贝兹于1834年给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堆栈、处理器、控制器。不久，巴贝兹就按照这一结构理念造出了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也是第一台需要软件来控制的计算机，他的助手，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独生女阿达·奥古斯塔（Ada Augusta）为这台计算机编制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批软件程序。阿达和巴贝奇为近代计算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计算机结构理念，比当时的人超前了一个世纪。堆栈、处理器、控制器、和软件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阿达当年编制的软件中的一些算法也被沿用至今，为了纪念这位计算机和软件先驱，美国军方发明的一种计算机语言就是以她的名字阿达命名的。

尽管巴贝兹的理想中的计算机未能正式问世，但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遗产，那是数十种十分超前的设计方案，和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

                                              阿达·奥古斯塔

                  巴贝兹的差分机                                                                  巴贝兹                          

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由几个组成部分：一是计算机理论，即计算机的可能性，以及计算机功能的界限；二是基础器件，即最小的计算器件，或者说最小的物理操作步骤，如今通用的最小计算器件是晶体管，它是一个最简单的开关电路；三是电路设计，即如何用晶体管开关电路实现逻辑功能；四是人机界面，即操作系统；然后是应用软件，即计算机语言和应用程序。

1847年，英国数学家布尔（George Boole）发表了数值逻辑的奠基性著作《逻辑的数学分析》（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Logic）。数值逻辑从此成了一门精确的数学学科。1854年，布尔发表了名著《思维规律的研究——逻辑与概率的数学基础》(The Laws of Thoughts)，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它是数字计算机设计中开关电路设计的数学方法和理论基础。

                         布尔

真正把布尔代数应用到电路设计上来，要到1938年。这一年，麻省理工（MIT）的年轻教授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继电器和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A 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他把开关电路建立在布尔代数的基础上，证明了继电器这一简单的开关电路可以实现所有以布尔代数为基础的逻辑运算，并给出了实现四则运算的电路设计。该论文是为开关与逻辑电路理论和设计的开山之作。

1895年，英国工程师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利用爱迪生效应发明了人电子管。从此，人类进入了微电子时代。1912年，美国发明家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在加州的帕洛·阿托(Palo Alto)市发现了电子管的放大作用，为电子工业奠定了基础。1913年，麻省理工的教授万尼伐尔·布什（Vannevar Bush）制造出了第一台模拟式计算机微分分析仪。该计算机靠电机驱动，并利用齿轮转动的角度来进行模拟计算。

              万尼伐尔·布什                  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               

1936年11月12日，阿兰·图灵(Alan Turing)发表了计算机理论的奠基性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阐明了现代计算机理论，从理论上定义了现代通用计算机，可计算性等重要概念。为了模拟人的运算过程，图灵指出一台能实现数字计算和逻辑判断的机器必须具备以下功能：1.一条无限长的纸带。纸带分为一个个格子，每个格子里有一个来自有限字母表的字母，字母表中有一个空白符号。纸带上的格子被编号为0, 1, 2, …，纸带一端可以无限伸展。2.一个扫描器。扫描器能沿着纸带移动，能读出当前所在格子内的字母，并能改变该字母。3.一套控制规则。它根据图灵机的当前状态及当前扫描器读出的字母来决定扫描器的下一步动作，并改变状态寄存器中寄存的状态，令图灵机进入新状态。4.一个状态寄存器。它用来保存图灵机的当前状态。图灵机的所有可能状态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有一个特殊状态——停机状态。满足上面这四个条件的机器就是有名的图灵机。图灵的这篇论文把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odel)在1931年给出的不可能性定理，用图灵机精确地表达了出来。

图灵机每一部分都有限，只是有一个无限长的纸带，这是一个理想设备。图灵认为这样的一台机器就能模拟人类所能进行的任意计算过程。图灵对计算机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给出了停机问题，即数理逻辑中的可计算性问题。它问的是“能否判断任意一个程序会在有限时间内结束运行”这样一个问题。用数学语言来表示就是：给定一个程序P和输入I, 程序P在输入I下是否会停止？

1936年，图灵证明了图灵定理——不存在可以判断停机问题的通用算法。证明给出了计算机和程序的纯数学定义——图灵机。图灵定理告诉我们，停机问题在图灵机上是不可判定问题。从数理逻辑的观点来看，停机问题说的就是一阶逻辑的不完备性。因此，图灵机的本质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另一种表述，图灵机是哥德尔的以通用算术为基础的一种形式语言。图灵因其图灵机和图灵定理，被认为是计算机科学之父。

                              图灵

                                                                图灵机

1950年10月，图灵发表一篇及其重要的论文《机器能思考吗》(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提出了有名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奠定了基础，图灵因此被后人尊为人工智能之父。在第一代电脑时代，这篇论文定义了第五代，第六代电脑。

图灵不但在计算理论上为现代计算机奠定了基础，他在二战期间还为英国的军事情报局六处（MI-6），制造了一台名为“巨人”（bombe）的计算机。并用该计算机破译了德国的军事密码ENIGMA，后人对此的评价是，图灵的破译使盟国提前了二年到四年结束了二战，同时为盟国避免了一千四百万到二千一百万人的死亡。

                “巨人”解密机                                         谜机 Enigma

1954年6月8日。图灵这位数学和计算机天才吃了一只含氰化钾的苹果自杀了。图灵是一个同性恋，当年同性恋在英国是违法的，他会因此坐牢。传说乔布斯为他的计算机公司起名苹果，就是为了纪念图灵，苹果公司商标上的那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是指图灵之死。此说并无根据，乔布斯曾出面否认。美国计算机协会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数学与计算机天才设立了图灵奖。每年，美国计算机协会要选出曾在计算机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为图灵奖获得者。图灵奖是计算机界的最高奖项。

             阿塔那索夫                                                      ABC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是美国人约翰·文森特·阿塔那索夫(John Atanasoff)。他是名副其实的“电子计算机之父”。阿塔那索夫是爱阿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物理系教授。阿塔那索夫和他的研究生克利福特·贝瑞（Clifford  Berry）于1939年10月研制了人类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阿塔那索夫把这台机器命名为ABC（Atanasoff-Berry-Computer），其中，Ａ、Ｂ分别取俩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Ｃ为计算机的第一个字母。该计算机为衣阿华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做出了很多微分方程的数值解。阿塔那索夫和贝瑞离开衣阿华大学前，他们制作了两台可以运行的ABC计算机。

ABC是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阿塔那索夫在设计这台计算机时，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设计理念：以二进制逻辑来实现数字运算，以保证精度；利用电子技术来实现控制、逻辑运算、算术运算，以保证计算速度；采用把计算功能和二进制数更新存贮的功能相分离的结构。后来，控制论之父维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计算机五原则：计算机必须是数字式的；以电子器件为主；采用二进制；内部存放计算表；在计算机内部存贮数据。这些理念直到现在仍然是设计计算机的基本理念。

这两台ABC计算机存放在衣阿华大学物理系的储存室里，很快被人遗忘了。1946年，两台计算机的零件被拆下来移作它用，只有存储器留了下来。衣阿华大学没有为ABC计算机申请专利，这是后来发明权之争的根源。阿塔那索夫的电子计算机之父称号，不是因为他的发明在当时为人们所接受，而是法院作出的判决。阿塔那索夫和著名的ENIAC计算机的发明人莫奇利(John Mauchly)和埃科特(John Eckert)，为了谁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打了一场有名的官司，法院开庭了135次。1973年10月19日，法院宣布：“莫奇利和埃科特没有发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他们只是利用了阿塔那索夫发明中的构思。”阿塔那索夫早在1941年，就把他的电子计算机的设想告诉过ENIAC的发明人莫奇利。莫奇利曾参观过阿塔那索夫在衣阿华大学物理系的计算机实验室。

在1934年，德国人朱斯(Konrad Zuse)也开始制造计算机。1338年，他完成了Z-1号机械计算机，其速度与可靠性都很差。1941年，朱斯制造出了一台电子计算机——Z-3电子计算机，这是第一台可编程的电子计算机。可处理7位指数、14位小数。使用了大量的电子管。每秒种能做3到4次加法运算，一次乘法需要3到5秒。

1940年代，哈佛大学物理系的霍德华·艾肯（Howard Aiken）也在考虑设计通用的计算机。当时IBM的总经理沃森(Thomas Watson Jr.)极具慧眼，资助了艾肯的设想。1944年，艾肯研制出了MARK-1号计算机，它有15万个元件和800公里的电线，每秒钟能进行200次以上运算。女数学家格雷斯·霍波（Grace Hopper）为它编制了计算程序，该计算机能解微分方程。MARK-1号的问世实现了巴贝兹的夙愿，也是自帕斯卡计算机问世以来机械和电动计算机的最高水平。

同一时期，贝尔电话实验室的科学家斯蒂比茨(George Stibitz)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也在研制继电器式计算机。1940年，他们制造出了复数计算机(Complex Number Calculator)，主要用于复数计算。人们对它的运算能力很满意，但它是专用机，不是通用机。1944年起，斯蒂比茨的小组又花了三年时间建造了类似的通用机。1946年，CNC正式运转，性能很好，是现代多处理机的始祖。

1940年9月，贝尔实验室在达特默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演示M—1型机。他们把校园内的M—1型机和电报线相连，当场把一个数学问题解了出来并传输到了纽约，这是人类首次实现用计算机进行远程控制的梦想。

任何时代，军事科研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电子计算机的研发也是如此。二战爆发后，为了计算火炮弹道，需要实时计算工具。当时人们已经生产具有记数、计算、传输、存储、控制功能的电子器件了，电子计算机也应运而生。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埃克特等人在ABC的启发下，研制出了那台有名的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它有17468只电子管，7200多个二极管，70000多个电阻，10000多只电容器和6000多只继电器，50多万个焊接点，机器被安装在一排2.75米高的金属柜子中，占地面积170平方米左右，重30吨，运算速度每秒钟5000次加法，能在3/1000秒时间内完成两个10位数乘法。当时最快的计算机做40点弹道计算，需要两小时，埃尼阿克只需3秒钟，实乃奇迹。埃尼阿克并不完善，它没有存储器，只有寄存器，仅能寄存10个数码。而且耗电惊人，当时的一个笑话说，只要它一开机，整个费城的路灯都会变暗。计算机界有名的“debug”一词也来自埃尼阿克，因为埃尼阿克中的电线常被虫子（bug）咬断，检修人员常常要到机器里去查找被咬断的电线，再把它接上，于是寻错就被“debug”一词取代。尽管埃尼阿克很简陋，但是它象征着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至今，电子计算机已有了70年的历史。在工艺上，它经历了四代，第一代是电子管计算机，第二代是晶体管计算机，第三代是集成电路计算机，第四代是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

1945年，时任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和资源掌门人的布什，发表了一篇影响了几代人的著名文章《如果我们这样思考》（As We May Think）。布什在论文中预言了计算机的未来，未来的计算机不仅是计算工具，也是人们的信息处理工具，即人脑的辅助工具。论文指出，未来的计算机能帮助人们做一切人脑能做的事情：思考、推理、计算、储存信息、处理信息、共享信息。

1947年12月23日，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William B Shockley），巴丁（John Bardeen），布拉顿（Walter H. Brattain）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只晶体管。人类进入了固体电子时代。

1948年6月10日，香农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发表了著名论文《通讯的数学原理》(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名论文《加密的通信》(Communication Theory of Secrecy Systems)。这两篇论文阐述了通信的基本问题，给出了通信系统模型，提出了信息量的数学表达式，并解决了信息通道容量、信息源的统计特性、信息源编码、信息通道编码等一系列基本技术问题。这两篇论文成是信息论的奠基性著作。

肖克利，巴丁，布拉顿

1949年9月，Mark-3号研制成功，Mark-3号是艾肯研制的第一台内存程序的大型计算机，他在这台计算机上使用了磁鼓作为数与指令的存储器，这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改进，此后磁鼓成为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中广泛使用的存储器。1950年，东京帝国大学的Yoshiro Nakamats发明了软磁盘，开创了计算机存储的新纪元。

1954年，贝尔实验室用800只晶体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TRADIC。

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麦卡锡(John McCarthy)，哈佛大学的明斯基(Marvin Minsky)、贝尔实验室的香农和IBM公司的罗彻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一起在达特茅斯大学举办了一个沙龙式的学术会议，与会者还有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纽厄尔(Allen N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麻省理工学院塞夫里奇（Oliver Selfridge）和索罗门夫（Ray Solomamff），及IBM公司塞缪尔（Arthur Samuel）和莫尔（Trenchard More）。是为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在经讨论后，他们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标志着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

1957年8月，麻省理工的肯·奥尔森（Ken Olsen）在波士顿(Boston)创立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此后的数十年中，DEC公司的PDP系列，开创了小型机时代。今天人们广泛使用的UNIX系统最初就是在PDP上开发的。

万尼瓦尔·布什教授

二战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军事机构和学校的关系。此前，军事机构自己建立实验室，组织人员搞科研。就象海军搞飞艇时那样，虽然海军把飞艇基地选在了硅谷，但对硅谷没什么影响。二战期间的情况就不同了。二战期间成立的美国政府的科研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OSRD）主任是特曼的指导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认识到可以让大学参与军事科研。于是大学直接从军方获得科研基金。OSRD一共把４亿５千万美元投入到武器研发，麻州理工拿了１亿１千５百万美元，加州理工拿了８千３百万美元，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拿了３千万美元，斯坦福只得到了５万美元。当OSRD给特曼打电话时，特曼觉得，他们根本看不上斯坦福，他们没有把斯坦福当作是科研性质的大学。特曼只得离开斯坦福到波士顿(Boston)去领导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

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他决心让政府改变这个偏见，他要把学校建成全美国最好的微波和电子研究中心。特曼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十一位同事全部聘到了斯坦福，建立了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最初，他们只能做基础研究。1946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给了他们第一份合同。1950年，特曼已把斯坦福工学院建成了西海岸的麻州理工。

特曼认为，高校的未来在于人才。他说，“大学不仅仅是求知场所，它们要对国家工业的发展和布局、人口密度、地区声望、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教授”。特曼有一套“学术尖端”构想，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要有顶尖人才。对此，特曼这样解释：“一个田径队里与其人人都能跳6英尺，不如只有一个能跳7英尺”。特曼构想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要建立学术顶尖科系。他认为，斯坦福在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上有优势。直到今天，斯坦福的这三个系仍享誉全球。

1949年，苏联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初，韩战爆发。美国政府认识到，对抗还在以冷战的形式继续。这给斯坦福带来了新机遇，而特曼早就做好了准备。军方要求特曼建立一个应用电子实验室(Applied Electronics Lab, AEL）以从事机密军事研究。这使斯坦福的电子工程系增加了一倍。斯坦福第一次成为军事工业和政府研究的合作伙伴。

美国政府深知，尽管和苏联处在冷战中，但冷战随时会成为热战，美国政府知道苏联时刻都想把美国从地球上抹去。但美国不会坐以待毙。由于二战中曾被政府忽略过，特曼决心把斯坦福的资源集中起来，帮助政府了解苏联在干些什么。特曼在哈佛学到的技术，通信、情报和电子作战，变得至关重要。这次，斯坦福已经成了国家安全部（NSA）、中央情报局（CIA）、海军（Navy）和空军（Air Force）的科研中心。以电子战为形式的冷战就这样开始了。

苏联全面继承了德国的防空体系。冷战期间，苏联打下了23架美国间谍飞机，造成了200名机上人员的死亡。美国只得寻找其它侦察方法。一九五六年，斯坦福电子实验室把高空照相侦察机Ｕ－２改造成一个电子信号平台，该平台由一家硅谷公司建造。其它硅谷公司也参与了研发和建造。斯坦福原来有两个电子实验室：一个是搞基础研究的ERL，另一个搞机密项目研究的AEL。1955年，两个实验室合并为一。特曼说，我有了足够的政治保护伞去这样做(I have enough political cover to do this)。这时，斯坦福才真正成为冷战期间国家安全部、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

特曼做的这一切成了硅谷的转折点。特曼深信，他在为美国而战，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使美国成为一个创新式的战争机器。为此，他在1950年中期的斯坦福中采取了一系列新规则：鼓励研究生毕业后去创业而不是去读博士；鼓励教授到企业中参与咨询；他本人和其他教授也成为投资理事会的成员；他把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变得极为容易，从三年变成了三分钟，谁对斯坦福的科研成果有兴趣，签一个合同就可以拿去；他使实际工作经历成为对学术生涯有利的东西。当时，没有一个学校这么做。特曼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他不想成为一个军方的制造机器，他只做科研，让他人去建公司，让军方给他们钱去创业，斯坦福只提供咨询。于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头脑的出头脑，硅谷繁荣了起来，那是1950年代。

这一时期的硅谷，是微波谷(Microwave Valley)，代表产品为超短波电子管、返波管、行波管等。而硅谷的代表性公司是：Elitel-McCullough, Varian Associates, Microwave Electronics) 。这些电子公司为军方生产，先是零件，后来是系统。

不久，微波谷就不仅仅为军方提供零散的微波元件，而是整体微波系统了。斯坦福毕业生功不可没。除了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位于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半军、半民的电子国防实验室(Sylvania Electronics Defense Lab, EDL）对此贡献也很大。该机构雇佣了特曼在内的斯坦福教授搞科研，有1300多雇员，1800百万美元的合同。主任威廉·佩雷(William Perry) ，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斯坦福毕业生。1964年，他和六位副手离开了EDL在硅谷建立了电磁系统实验室(Electromagnetic System Lab, ESL）。面对西海岸蓬勃发展的微波事业，东部企业坐不住了。通用电器微波实验室，于1954年搬到了硅谷的斯坦福工业园，希望利用斯坦福的影响来争取在电子国防上的份量。通用电器也象Sylvania 一样雇佣斯坦福毕业生和科研人员，还与多位斯坦福教授签订了咨询合同。当时通用电器最好的4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中16人来自斯坦福。

1951年，特曼与校长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商定，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个高技术工业区。在他的推动下，斯坦福把靠近帕洛·阿托的部分校园地皮约580英亩，划出来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办公写字楼等。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区诞生了。斯坦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学校赚钱。后来，工业区改名为研究区，成为把技术从大学转让给公司的一种手段。功夫不负有心人，1955年，７家公司在区内设厂，1960年增加到32家，1970年达到70家。1980年，研究区的655英亩土地全部租完，共有90家公司，25万名员工。这些公司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技术公司，这是特曼私人关系最多也最熟悉的领域，也是他认为最具潜力的领域。特曼为科研和生产穿针引线，造就了硅谷。使斯坦福研究区成为美国和全球纷起效尤的高技术产业区。

以斯坦福研究区为中心，1980年代的硅谷云集了3000多家电子、电脑企业；1990年代后期，这类公司超过了7000家。记者写到：“硅谷人远远不止是把沙子变成了黄金，他们把沙子变成了智能”。

斯坦福工业园区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它带来的收入为斯坦福提供了巨大的财力。预付租金超过了1800万，相当于斯坦福先生最初向大学捐赠的数目。1981年，土地租金年收入为600万美元。收入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特曼用它重金聘请名家大师充实教师队伍，实施人材尖子战略。特曼认为：“大学的学术声望，要看它是否有一批学术水平很高但人数不多的学术尖子，而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但没有拔尖人才”。这种尖子“是一小撮各自在某狭小领域十分精通的人材，他们的学术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并且他们研究的是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

硅谷的迅速崛起，为斯坦福带来的直接回报是金钱，但还有一种无形的回报更为重要：那就是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生气勃勃的发展活力。凭借硅谷的技术开发优势，斯坦福有了一笔收入不菲的专利转让费。从1954年到1976年，斯坦福的专利转让费在45000美元左右。然而，从1970年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创办到1998年，斯坦福的专利转让收入达三亿美元。由斯坦福分娩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一千亿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庆的募捐达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最新纪录，哈佛也望尘莫及。

特曼对惠普公司的扶植，是大学扶持创业的最成功个例。1924年，特曼成为斯坦福电机系教授之后。有一件事让他很愤慨，就是自己最优秀的学生，毕业后纷纷到东岸公司去工作。加州这个人人向往的阳光之州，竟然没有公司能留住斯坦福的优秀毕业生，对特曼来说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于是，特曼尽全力去培养一些被他称为“电子业创业种子团队”的年轻人。特曼称这些年轻人“对真空管的兴趣和对女孩的兴趣一样高。”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惠普公司的创始人比尔·惠烈和大卫·普克。

惠烈与普克在生产线上

尽管两人在特曼的鼓励下，认真考虑过投身于与无线电电子业相关的产业。但是，普克还是接受了纽约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惠烈则来到了麻省理工读硕士。惠烈于1936年回到加州后，特曼帮他在当地一家公司里找了份工作。1937年，普克回加州和老友相会，两人召开了“惠普公司的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了高频收音机、医疗仪器、和电视机方面的事。次年夏天，特曼为普克争取到了一份研究生奖学金。普克立马带着新婚妻子和他的西尔斯(Sears) 牌二手电钻回到了加州，电钻成了惠普公司最早的生产设备。

1939年元旦，普克和惠烈正式成立公司。他们扔铜板决定谁的姓在公司名字的前面。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特曼从当时主要的军工承包商Sperry Gyroscop公司处为他们借到了1000美元的贷款，其中500美元购置设备，另外500美元作为已婚的普克的工资，普克放弃了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al)的工作，为了创业只拿原来的一半工资。HP以538美元的资产注册成立，公司就设在普克夫妇租来的房子的车库中。公司成立后，并没有营运计划。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他们的生意都很小。特曼为惠普推荐了几十个客户。

HP最初在爱迪生大街(Edison Street)367号成立的那间车库，1989年被加州政府定为历史文物，命名为硅谷诞生地。特曼这样评价两位高徒：“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迅速掌握必需的东西，并达到高超水平。办公司时，他们无须指点，边干边学，很快就能掌握必需的东西。他们学习的速度比问题冒出来的速度快”。惠普迅速崛起。1980年，惠烈拥有惠普9.1％的股票，价值1045亿美元，普克有18.5％，价值2115亿美元。两人是美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恩师。1977年，两人向斯坦福捐赠了930万美元，建造了现代化的弗德里克·特曼工程中心。

特曼一开始就知道用自己的钱来投资自己学生的公司。他在惠普做了40年的董事。他常对人说，他是这样辨别惠普的营运状况的：“汽车停在车库里，他们就没有订单；车停在路边，他们就有生意。”惠普推出了一系列的音频测试设备。1939年底，惠普的营业收入超过５千美元，赚了1563美元，营业额不高，但利润达30％。员工增加了50％——达到了３个人。此后，惠普每年赚钱，从未亏损。二战后，惠普员工达上百人，营业额近百万美元。1957年，惠普上市，两位创办人很快跻身于美国前百名富翁的行列。普克一度成为全美最富有的三人之一。直到1990年代，惠普仍是美国电子行业的领导者。除了惊人的业绩报表外，他们的经营理念，也成了一种新的企业模式，“惠普之道”（HP way）。

1948年，东海岸贝尔实验室（Bell Lab）的肖克利、巴丁(John Bardeen)、和布莱顿(Walter Houser Brattin) 发明了点接触晶体管。1949年，肖克利提出了性能更好的结型晶体管的设想，通过控制基极电流，实现放大作用。1950年，结型晶体管研制成功。1955年，高纯硅的工业提炼技术已成熟。肖克利、巴丁、布里顿因此分享了1956年诺贝尔物理奖。尽管肖克利本人的名字没有在晶体三极管的专利上，但他是当年贝尔实验室晶体三极管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而且晶体三极管的基本理论也都是他给出的。后来，贝尔实验室在回顾它在二十世纪的发明时，把晶体三极管和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列为两项最伟大的发明。肖克利不满足于这些，他要进入工业界，用他的晶体管创造一个新工业，并以此致富。肖克利想到了加州老家，和那里在特曼的影响下正发生的令人惊喜的变化。肖克利给特曼打了个电话，特曼说，来北加州吧。

肖克利和他对放作用的“解释”

特曼一直关注着肖克利和贝尔实验室的情况，接到肖克利的电话后，他在第一时间里给肖克利去了信，告诉他帕洛·阿托的种种好处。特曼还说，斯坦福已将晶体管工艺和理论纳入教材，那些电子专业的学生，是他新公司员工来源。特曼还与当地商会联系，将合适的厂址及老练的地产经纪人名单给了肖克利。特曼说：“在这里建厂，你将看到大学与企业的共同发展是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特曼的热诚以及他的影响力，打动了肖克利及他的合伙人贝克曼(Arnold Beckman)。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后来建在了圣克拉拉（Santa Clara），离斯坦福只有５英里。正是由于肖克利的到来，硅才进入了硅谷。但肖克利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没多久他的公司就关门了。

肖克利的公司关门后，特曼把肖克利请到了斯坦福电机系。有着诺贝尔奖桂冠的肖克利来到斯坦福后，为电机系带来了更大的声望。这时，特曼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想法基本上得到了实现。此后，硅、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在硅谷扎下了根。

当时，大多数大学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但特曼不这么想，他认为赚钱是好事，他鼓励教授和学生在硅谷创办公司，不仅要在斯坦福进行学术研究，更要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推动整个地区发展。特曼或许是第一位在商业公司担任董事的大学教授；他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担任董事。在他的带头下，斯坦福的教授纷纷在外创业或兼职，学院还为学生创业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雅虎（Yahoo）就诞生于斯坦福的实验室。

过去50年中，硅谷由斯坦福教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的公司。算上惠普的收入，1988年到1996年由斯坦福人的企业创造的收入占硅谷总收入的60％。不算惠普，该比例为50％。这说明了硅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斯坦福。

没有特曼教授和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

斯坦福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能完成教学任务，发表足够多的论文，斯坦福不会限制教授到外面公司兼职。甚至让他们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现任校长轩尼诗（John L. Hennessy）就是一个例子。1980年代他发明了RISC指令集的处理器 MIPS 后，与人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此后的几年里，他主要在公司上班，而不是在学校教学和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的客户SGI公司(Silicon Graphic Inc) 。轩尼诗才从工业界回到斯坦福担任工学院院长。经过这番闯荡，轩尼诗练就了一身管理才干。几年后，他就担任了斯坦福校长直至今天。今天的轩尼诗是谷歌、思科等上市公司的董事。真正的开放办学应该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

轩尼诗在斯坦福的经历，是斯坦福教学企业相结合的典型。轩尼诗于1977年加盟斯坦福任电工系助理教授，1986年升为正教授，1994年任计算机系系主任，1996年任工学院院长；1999年任教务长。2000年10月，轩尼诗就任斯坦福大学的第10任校长。

轩尼诗和他的言论

轩尼诗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重新定义了CPU构架，这一新构架通过精简指令集（RISC），使处理器的设计更简洁高效，同时处理器本身也能更有效地工作。RISC处理器的应用很广，平板电脑、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用的都是RISC处理器。轩尼诗作为主要著者的两本处理器设计教科书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1984年，轩尼诗离校与其他人创办了MIPS计算机公司，时年38岁的轩尼诗是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1992年，MIPS以3.33亿美元卖给了SGI公司。

1990年代末，轩尼诗和斯坦福电机系华人女教授孟怀萦共同创立了Atheros通信公司。轩尼诗说服了风险基金会投资，并任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在2004年上市。2011年，高通(Qualcom)以37亿美元收购Atheros通信公司。

轩尼诗帮助过很多学生创业。1990年代中期，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David Filo）带他参观了他们在校园拖车里的办公室。他们向轩尼诗展示了互联网站点目录数据库。轩尼诗看后，意识到网络将改变人们的沟通方式。于是，给予他们大力支持。1998年，轩尼诗支持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开发他们的搜索软件。由于斯坦福拥有谷歌搜索技术的专利，2005年，斯坦福以该技术换取了谷歌授权股票，获利3.36亿美元。

轩尼诗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大学的一部分。他鼓励教授和企业联合。斯坦福师生有一个信念，他们认为他们的创新会让世界更美好。斯坦福教授们从特曼开始就有投资自己学生的传统。到了轩尼诗这里成了师生共同创业的传统。他们很快就把学术成果商业化了。斯坦福的专利办公室把超过八千项学校的专利授权给了企业，并收取了13亿美元的专利费。硅谷很多著名公司来自斯坦福，其中最有名的是惠普、雅虎、思科(Cisco)、SUN、eBay、谷歌、仙童半导体、SGI、LinkedIn、特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等等。

孟怀萦教授

在斯坦福帮助它的师生创业的同时，也为自己获得了大量的捐款。在轩尼诗十二年的校长任期中，斯坦福得到了170亿美元的捐款。这些年，斯坦福得到的捐款比任何其他美国大学都多。

硅谷之父特曼和他的学生们为硅谷奠定了基础。今天，轩尼诗继承了特曼开创的学术与企业结合的办学精神，在互联网时代为硅谷的创新掀起了一个新的创业高潮。当年，特曼鼓励学生在硅谷创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斯坦福毕业生要到东海岸去找工作。今天，轩尼诗和他的学生们已经把硅谷办成了全世界工程专业学生向往的圣地了。

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随时都会产生，但是，只有当它们成为产品后，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并以此获利。一个新生产业需要有斯坦福这样的孵化器。发明创造遍布世界，但硅谷仅此一家。那是因为，硅谷有一个斯坦福这样的心脏和大脑，即高科技产业孵化器。

斯坦福创办至今，始终贯彻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言，“生活归根到底是实用的，你们到此的目的是为了能学到为自己谋生的知识。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是斯坦福的教育理念，它鼓励每一个斯坦福人去创业，也是硅谷人的精神支柱。

斯坦福不仅吸引了学术和创业人才。它的研究园区，还使得学院中产生的新高科技有了一个催生新企业的经济环境，这是一个高科技、高风险、高利润的经济环境。吸引着形形色色的创业者。研究园区使得斯坦福的智力与工业界的财力相结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斯坦福研究园区是推动硅谷发展的核心动力。

斯坦福的实用教育观从一开始就影响着学校的成长。斯坦福先生很清楚实业界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作为斯坦福研究园区创办者的特曼教授也持此观念，特曼反对把大学办成脱离实际的象牙塔。在他的领导下，于1945年制定了斯坦福未来的发展规划：首先，结合斯坦福的尖端学科，使斯坦福成为新高科技的研发中心。同时，使大学和工业联合起来为当地的新高科技和经济增长作贡献，也为斯坦福毕业生提供就业与创业机会。第二，要把学校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吸引世界上一流科学家，组建各学科的前沿研究所，培育专业上引领世界潮流的一流人才。第三，要加强学校的基础教育，使它的毕业生成为未来新工业的技术储备。第四、加强教授与企业的联系，斯坦福改变了过去的专利转让制度，让学校的专利可以很快地转让给企业，同时学校可以从中获得大量报酬。

这种持续不断的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即是斯坦福的传统，也是为提高学术水平和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斯坦福以两种方式，在它的研究园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种方式是在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时，把与企业的合作作为提高学校学术与科研水平的一部分。第二种方式是把研究园区列为学校为公众服务的一个职能。斯坦福以这两种方式取得的成就巨大，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技术空间。

斯坦福为硅谷提供了新高科技研发的灵魂——智慧。斯坦福研究园区就是将斯坦福的智力和企业财力结合起来的产物。对于硅谷的公司来说，它们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市场、原料或员工的素质，而是取决于是否能及早地取得斯坦福大学研究成果的技术转让。由于斯坦福从事着新高科技的前沿工作。企业必须既尊重斯坦福的学术理念，又要发挥它的智惠。企业通过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提供设备、或是直接参与研究作为合作方式，以此来有效地把斯坦福的最新成果用于工业。对公司来说，可以获得高效的技术转让。对斯坦福来说，它可以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在硅谷，资助斯坦福的那些雄心勃勃研究计划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那些与斯坦福合作过的公司。

斯坦福的办学方针使它的教学和科研站到了世界的前沿，斯坦福与企业合作的办学方针使它成就了硅谷，也使自己成了硅谷的心脏和大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坦福大学造就了硅谷的昨天和今天。

“生活归根到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 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斯坦福大学首届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对于硅谷，一位美国科学家曾这样说过：“硅谷之于美国，正如美国之于世界。”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的一位校长这样说过：“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没有斯坦福大学就不会有硅谷。斯坦福大学的创建人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出生于纽约的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曾在威斯康辛(Wisconsin) 州当过律师。28岁时，斯坦福来加州经商，几年后成为加州铁路四巨头之一。斯坦福是1861年成立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 总经理，也是加州最早的共和党人，曾出任加州州长。1862年，国会通过了建设太平洋铁路的法案，法案规定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共同承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由奥哈马(Omaha)自东往西修建，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则由加州太平洋沿岸往东修建。根据法案，两家公司所筑铁路的路权以及沿线部分地权归铁路公司，也就是说着谁筑路快，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利益。这条铁路很快就修好了，该铁路把北美大陆连成一片，使美国真正成了一个横跨两大洋的国家。这条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和西部诸州的崛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为斯坦福挣到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斯坦福夫妇的私人生活并不如意。1868年5月，斯坦福唯一的儿子小斯坦福出生了。小斯坦福11 岁那年，曾随父母去英国旅行，此后每年他都要和家人去欧洲旅行。斯坦福夫妇让小斯坦福在纽约接受中学教育，准备将来让小斯坦福进哈佛读书。1883 年11 月，斯坦福夫妇带着15 岁的小斯坦福前往雅典，然后从雅典搭船去那不勒斯，过完元旦，经罗马抵达佛罗伦萨。旅行途中，小斯坦福突然发高烧，经诊断他患的是伤寒。斯坦福夫妇从巴黎请来名医，并尝试了各种新疗法，希望能为爱子退烧，但毫无效果。1884 年3 月3 日，小斯坦福去世了，6 天后就是斯坦福60 岁生日。

晚年丧子给了斯坦福和他夫人简·莱思罗普·斯坦福(Jane Elizabeth Lathrop Stanford)沉重的打击。此后的5 个星期里，斯坦福把自己关在巴黎的旅馆内，不断地修改遗书。斯坦福从房间里出来后，他对妻子说：“从今天起，所有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传说当时的遗书里并没有提到办大学的事。前总统格兰特夫妇为斯坦福夫妇介绍了一位朋友梅德雷克夫人。创办斯坦福大学的想法就是在这位夫人的影响下产生的。斯坦福最初只想办一所技术学校来纪念爱子，并作为加州大学的一分部，加州州长为此聘请斯坦福任加州大学常务理事，不料遭到反对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斯坦福决心另创一所大学。该大学即是为了纪念爱子，也是为全加州孩子们而建。

利兰·斯坦福一家

斯坦福夫妇为了建校之事，拜访了当时哈佛大学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询问有关在加州建立“另一所哈佛”所需资金，答案是五百万美金。为此，斯坦福夫妇正式于1885年11月成立了大学基金，基金附有斯坦福夫妇条件：“受托人有义务去建立一个教育系统，教导学生在毕业后能找到他们所要追求的理想，并使他们听从内心对于生命意义的呼唤；校内禁止一切宗教的宗派指令，但仍要给予学生们精神上的教育，并告之学生，遵从全能仁爱的造物主是人类的责任；学校必须执行两性公平的政策，男女学生必须享有同等的资源与对待；还要在帕洛·阿托(Palo Alto)维持一个农场，以便向学生提供农业科学的基础教育。”斯坦福夫妇做出决定，将他们名下的位于帕洛·阿托的土地悉数捐出，并捐出二百五十万美元为斯坦福大学的创校基金，同年，斯坦福再度当选为加州的联邦参议员。

1893年6月21日，斯但福因心肌梗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九岁。他将全部遗产捐献给了慈善组织。斯坦福为加州孩子们创建了日后全球一流的学术中心——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此一善举，使斯坦福流芳百世。

斯坦福大学成立以来就男女同校。不过，因入读的女学生人数上升，简·斯坦福勒令校方控制女生入学人数每年最多500名。她担心因为女生人数的增加，学校会失去纪念他们儿子的原意。1933年，校方将本科生男女比例定为3:1。该比例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当时的本科生男女生比例大约2:1。不过，除了人文学院之外的其他学院的男女比例很悬殊。2005年，斯坦福大学废除了性别比例规定，但是，各学院内的男生人数还是稍多，男女生比例为1.6:1左右。

斯坦福夫人和小斯坦福

1891年10月1日，经过６年筹办，斯坦福大学正式开学。斯坦福和其他私立大学不同，它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第一届斯坦福大学一共招生555名，其中最有名的学生是美国总统胡佛（John Edgar Hoover）。学校有25个院系，让学生选择，除了英语必修外，其它课程皆为选修。学校坚持实用教育，鼓励教师和学生创业。斯坦福在开学典礼上说：“生活归根到底是实际的，你们到此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正是斯坦福的这一实用教育宗旨，产生了硅谷神话。

1930年代之前，斯坦福大学是免学费的。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给学校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930年代，斯坦福大学开始收学费。

斯坦福大学校内最初的建筑物是由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及利兰本人设计的。波士顿的建筑公司承办了校园建筑工程。应斯坦福夫妇的要求，建筑加入了强烈的加州特色。

1891年春天，斯坦福夫妇请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担任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遭婉拒。安德鲁推荐了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校长、年逾四十的大卫·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担任此职位。乔丹的教学理念与斯坦福的创校理念非常接近，他答应了出任斯坦福的第一任校长。乔丹于1891年6月来到斯坦福上任。最初的教职员中，有15名来自印地安那大学及乔丹的母校康奈尔大学。

利兰·斯坦福和他的名言

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1893年，利兰·斯坦福逝世。大学的经营和管理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美国经济很萧条，斯坦福夫妇的财产也被冻结了。大多数大学受托人建议暂停办学，校长乔丹也建议简•斯坦福关掉大学，直到找到解决的方法。这时，简·斯坦福想到了丈夫生前买的一笔人寿保险，她从中可以得到一万美元的年金。这是她一年贵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将她家里的十七个仆人减少到三个，每年开销只有三百五十美元。将近万元的年金全部交给了大学以维持学校运转。斯坦福夫人是一位真正的慈善家，她不是在用自己的闲钱在沽名钓誉，她在慈善事业有困难的时候，省吃俭用也要为社会行善。

斯坦福夫人的年金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于是，斯坦福夫人亲自来到华盛顿，向总统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求助。没有多久，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铁路公司的资产。同时，在斯坦福法学院的一名毕业学生的帮助下，斯坦福夫人找出并更正了数个大学成立条款中的法律失误，同时通过游说成功地修订了加州法律，豁免了斯坦福这样的教育机构的赋税，也使斯坦福夫人可以合法地将她所持股票捐给斯坦福。斯坦福大学最初最难的六年终于熬了过去。今天，不但是硅谷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感谢斯坦福夫人。因为，她用她的爱心和毅力创办了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

首任校长乔丹

斯坦福夫人对大学的发展贡献极大。面对财务亏空的可能，她在1893-1905年期间，为了保持学校的正常运作，变卖了自己的私人珠宝财物，1901年她把自己名下的市值三千多万的全部资产过让给斯坦福。1905年逝世前夕，简·斯坦福再将她七百万遗产中的四百万赠与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前后获得斯坦福夫妇四千万的捐助，相当于今天的十亿多美元。

二十世纪初，斯坦福大学因地震损毁而面临经济危机。不过大学复修工程进行的很迅速，学校很快恢复了元气。1931年，斯坦福大学就与哈佛大学进行了全美第一次跨校电台辩论比赛。

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已成为美国最全面的大学了。它涵盖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个大学的专业。哈佛重文而麻省偏理，斯坦福则文理兼修。美国大学的四大热门专业为医学、法律、工程和商业。斯坦福是美国唯一的在这四大专业都名列前茅的学校。斯坦福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并列美国第一，斯坦福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排名第二，工学院仅次于麻省也是第二，斯坦福医学院名列全美前十。

斯坦福大学不仅仅在学术上出众，其他方面它也是美国的佼佼者。斯坦福出过很多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斯坦福的游泳运动员曾站了美国奥运游泳队的一半以上。1976年以来，斯坦福在历届奥运会上至少获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达十七枚。网球巨星麦肯罗（John McEnroe）就是斯坦福的学生。斯坦福的橄榄球和篮球都是美国一流的。运动员们不只是靠体育成绩进的斯坦福，他们在学业上同样优秀。惠普创始人普克(David Packard)不但学业优秀，而且是斯坦福的橄榄球明星，他一直认为自己作为斯坦福橄榄球队队员要比他当美国防部长还有面子。这些运动明星和大家住在同一个宿舍，同上一门课，与一般学生没有任何不同。

斯坦福大学不但是硅谷企业家的来源，也是美国和世界学术界的佼佼者。斯坦福拥有过58位诺贝尔得奖者、5名普利策奖得主、27名麦克阿瑟学者、3位国家人文奖章得主、20位国家科学奖章得主、2位国家科技与创新奖章得主、277位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58名国家科学院院士、104名国家工程院院士、67名国家医学研究所成员、32名国家教育学院院士、51位哲学会成员、7位沃尔夫奖得主、6名Koret基金奖得主、3位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56位物理学会成员、2名计算机语言学协会终身成就奖得主、及14位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学者。斯坦福出身的企业界人士遍布硅谷和美国，政界人士也是数不胜数。斯坦福大学是名副其实的硅谷与美国的智慧之源泉。

斯坦福大学女子运动队

1920年成立的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学院）收集了大量了的珍贵文献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论文、戈培尔的记、俄国秘密警察在巴黎的记录等。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日记也藏于胡佛学院。自1980年代起，胡佛学院就一直是美国保守派的智库。

早在1890年代，斯坦福的领袖们就认定了斯坦福是促进西部繁荣的重要角色，并以此制定了学校的发展战略。美国西部人民一直在为建立自给自足的本地工业而努力。这使他们与斯坦福联系起来了，也奠定了硅谷发展的基础。今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硅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斯坦福和它的办学方针；高新科技的兴起；风险投资的兴起；加州政府在政策法规上的支持；美国西部的开创精神。其中斯坦福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1930年代，斯坦福电机系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这位斯坦福最早的毕业生之一，在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办学，四处求援八方奔走。他游说一些境况尚可的企业资助，甚至捐出自己的稿酬和版税。严酷的现实令特曼更深刻地思考：大学与企业应当建立起怎样的关系，才能度过经济不景气呢？思考的结果就是特曼后来开创的斯坦福工业园区。也就是硅谷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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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组建了他的精英学生团队，团队中有普克及特曼的几位研究生，还有才华横溢的本科生惠烈(Bill Hewlett)。特曼不仅传授知识，还教他们怎样用专业知识发展事业。经过了大萧条的特曼知道，对于工程系的学生来说，创业之路是最好的出路。特曼带着他们在旧金山湾区电子公司参观实习，拜访那些最初从事电子业的人。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们接触到了未来的老板或是员工和电子业的最新成就。他们学到了创建公司的第一手经验。普克回忆说：“特曼教授对我们说，‘这些成功的创业人士，多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就是说，你们这些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人会有更好的机会。这使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后来硅谷精英们常常说，当特曼教授带着电机系学生在旧金山湾区实习的时候，就为硅谷播下了创业种子。

特曼教授

1930年代的特曼心中是否在规划未来的硅谷，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特曼一直在促进大学和企业的关系：斯坦福培养优秀的技术专家，公司为他们提供发展空间。特曼给学生们的印象是：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要敢于冒险争当企业家。

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２０年后回加州创办了第一家晶体管公司，很多人把肖克利看做是硅谷之父，特曼本人也这么认为。但在特曼带着学生们在湾区的电子公司实习之时，硅谷就起步了。特曼是真正的硅谷之父。

特曼的领导能力以及对电机工程教育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同行们的肯定。1941年，特曼当选为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IRE，即后来的IEEE)主席。这个象征美国电子技术界的桂冠，历来由东海岸知名人士担任，特曼是西海岸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1945年秋，特曼出任斯坦福工学院院长。此时斯坦福的地位根本无法同哈佛、麻省理工分庭抗礼。

1951年，特曼出任斯坦福教务长，主持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随着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崛起，在把斯坦福推向高技术产业的同时，特曼做出了一项令人惊叹的事情。在工学院院长任上，有公司提出让它们的雇员来斯坦福学习。当时韩战刚结束，许多复员军人和军官去了公司，同时也想继续他们被中断了的学业。特曼想出了一个办法：让这些公司雇员到斯坦福读研究生，象在校生一样，费用由公司出。这种公司和大学联合培养，大受企业和员工的欢迎，通用电器（General Electric）、惠普等公司还和斯坦福建立了长期的员工培养合作关系。

1959年，特曼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

1965年，特曼退休。随即被聘为IEEE的荣誉顾问。特曼还被聘为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顾问。他是韩国政府的座上宾，为韩国写了著名的特曼报告，决定了韩国高科技产业的策略及基本方向。

1975年，特曼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1982年，特曼获百年（1882－1982）国际电子科技教育家首奖。

1982年12月19日，特曼教授在硅谷与世长辞。学术、工业界人士及特曼的昔日门生，齐聚斯坦福校园举行追悼会，场面备极哀荣。惠普总裁普克在悼词中说：“特曼教授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他真正理解技术的美，他不尚空谈，喜欢实干。硅谷因他的学生而繁荣兴盛，绝非偶然！”

借助邻近硅谷的地利，斯坦福教授在公司有兼职和自办公司之便，学生在公司有实习和就业之利，校方从地租获得丰厚的收入。从此，斯坦福蒸蒸日上。自1960年代初，斯坦福开始跻身全美前十名大学的行列，至今不衰。特曼说：“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高科技之都，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技术专家社区，使工业与学术结合起来。依我之见，这是时代潮流。”这就是硅谷的本质。硅谷有很多优秀科学家，他们集中于美国加州。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有1/3生活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海岸线上。一位硅谷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种架构：一流大学、高科技公司与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网络系统，吸引各方关注并刺激投资兴趣。我们还可以在产品互补的企业之间进行协调。

“我们的使命就是获得人类史上最大的合法收入。”

      ——约翰·道尔（John Doerr）

一九九五年的六月底，我的指导教授终于批准了我最后一版的论文稿。从九五年初开始，我开始找工作了。我的论文是利用超导器件搭一个用于图像识别的神经元网络，因此所有工作都是在计算机上的模拟。尽管我学的是电机工程，但写了成千上万行的计算机程序。不过，我还是一心想做半导体硬件的工作。为此，常常去学校图书馆查半导体硬件的工作广告。这一查才知道，原来美国的工业是分地域的。机械以中西部的底特律（Detroit）为中心，化工以中西部的俄亥俄（Ohio）为中心，制药以东海岸的新泽西（New Jersey）为中心，石油以西南的德克萨斯（Texas）为中心，而半导体硬件则以西海岸的圣荷西（San Jose）也就是硅谷（Silicon Valley）为中心。这种地域性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翻了将近半年的报纸后，圣荷西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的半导体硬件工作广告每周不断，但其他地区同样性质的工作不到三个。于是，这一年的六月底，我就打好行装，一个人开车二千五百英里来到了大名鼎鼎的硅谷。

到了硅谷后，除了知道了那些错落在路边的大小半导体公司外。还知道在帕拉·阿图（Palo Alto）市有一条叫沙丘路（Sand Hill Road）的大街，这条大街上有着全美国最有名的风险投资公司。还知道了沙丘路２７５０号的那家有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同时，也听说了KPCB的那位有名的合伙人约翰·道尔和他的那句名言：“我们的使命就是获得人类史上最大的合法收入。”我心想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等到后来对风险投资和道尔有所了解后，才知道像道尔这样的风险投资家才是硅谷和美国的真正有钱人。而他们的人生和事业是美国活力的代表，也是美国之所以能在高科技领域里独占鳌头的原因。

道尔和KPCB并不是美国最富有的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业也不是由他们创始的，但KPCB定义了风险投资的行规，道尔则是风险投资家的代表。道尔不但在高科技领域路影响力极大，而且对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有着极大的话语权。不管是克林顿（Bill Clinton）还是奥巴马（Barack Obama），都无法忽视他对国家科技和经济政策的意见。道尔在风险投资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他为KPCB在十年内创造了高达一千亿美元的利润，创造了二十万多个就业机会。他对谷歌的投资回报是４００：１，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约翰·道尔（John Doerr）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堪萨斯城（Kansan City）。道尔父亲共有五个子女，他是一位工程师和企业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硫酸泵供应商。一九七四年，道尔由德州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工学院的电机工程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当年，道尔就写信给KPCB的Ｐ——帕金斯（Tom Perkins）要求加入KPCB。但是，KPCB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想加入KPCB必须先要在高科技公司工作过，帕金斯以此为由拒绝了道尔。道尔又去了哈佛读了ＭＢＡ。同时，道尔加盟了成立不久的英特尔（Intel），他和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共事。道尔一边在哈佛读书，一边每周为英特尔兼职工作二十小时，在DEC公司担任英特尔的应用工程师。哈佛毕业后，道尔转到了英特尔的销售部门，和格鲁夫一起带出了英特尔的销售队伍，在为公司赢得了大批定单的同时，他也成了英特尔的销售总监。道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他一天只需要睡三到四个小时。他在英特尔的那段时间里，他手下工作人员的电话决不能响过三次不接，否则的话，就会被警告或扣奖金，甚至丢掉工作。这些经历让他懂得：只有解决问题，才能获得收入；能解决大问题的公司，也应当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英特尔干了五年后，道尔给KPCB的B——拜耳斯（Brook Byers）打了个电话，问：“您还记得我吗？”拜耳斯说：“不记得了，我每天下午五点半要到斯坦福操场跑步，你能来吗？”道尔很聪明，第二天下午，他就出现在了斯坦福的操场上和拜耳斯一起跑步了。两人边跑边聊，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就这样拜耳斯渐渐地了解了道尔，拜耳斯认为道尔具有ＫＰ人的特点：拥有科技才能及商业头脑；了解销售、公司、和市场的运作。拜耳斯后来回忆道：“在了解他的背景时，我曾努力地去找约翰曾犯过的错误。但我无法忘记他在蒙森托（Monsanto）的同事对他的评价：‘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件事时，他几乎不需要休息和睡觉。他会一直认真地工作，直到筋疲力尽。’这让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道尔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很多重要的电子邮件是在凌晨两点发出的。格鲁夫劝道尔留在英特尔。格鲁夫说，即使阿瑟·洛克（Arthur Rock）促成了英特尔的成立，但风险投资人和风险投资行业比房产经纪人好不了多少。但道尔不为所动。

道尔刚进入KP时只是一名“准会员”。但是到了１９８２年，道尔就成了KP的第五位合伙人了。不过公司信纸上的抬头一直没变，道尔对此毫不在意。

道尔的狂热和他的智慧一样，很容易表现出来。他会让他的热情具体化，而且常常专注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他的朋友们常拿他与动物相比。他们说道尔就像是一只等待喂食的老虎，坐立不安。道尔很少坐下，在会议中，他会在椅子上摇来摇去，两只脚会不停地抽搐，像一匹纯种马在门边不停地走动。有时他会突然站起来不断地来回走动，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赛犬。还有人说道尔就像一只打了类固醇的兔子，无法平静下来。他低沉的声音和呲牙咧嘴的大笑，让他变得更加吸引人。ＫＰＣＢ的Ｃ——加菲尔（Frank J Caufield）说道尔的新陈代谢和蜂鸟一样。升阳总裁马尼利（Scott G McNealy）拒绝和道尔一起跑步，马尼利说：“道尔不是在跑，他是在跳。”

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在《起步》（Startup）这本书中提到他第一次和道尔通话的情形。当时是凌晨四点半，卡普兰在波士顿（Boston），道尔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去纽约（New York）的途中。道尔想和卡普兰会面。道尔问道：“你乘哪家航空公司？”卡普兰说：“TWA。”道尔说：“那好，TWA在圣路易斯有个中转站，我会在那里乘OAG。你明天改乘九点的飞机，十一点到圣路易斯（San Lious），十二点有一班飞旧金山的飞机，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会调整我的行程，在门口等你。”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道尔的无穷精力常常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惊讶。KPCB的K——尤金·克莱纳（Eugenge Kleiner）和其他KP的合伙人都说过，要是现在再考虑一次是否让道尔加入的话，他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克莱纳说：“如果只是从金钱上考虑的话，我会聘用他。要是从个性上考量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这是因为道尔的企图心，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和他一样。但道尔常常会太拼命、他狂热、太快让自己陷入一场交易。”

一开始，道尔的行为并不像是一个管理人员。一次，帕金斯发现道尔在同一个时间安排了两个晚餐约会。拜耳斯笑道：“还好他们被约在同一家餐厅。”加菲尔说：“约翰的冒险，经常让他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但决定聘用他，对我们和公司的投资人来说，绝对是增加我们财富的最佳选择。”

按照KP的惯例，道尔必须筹划一家自己的公司。道尔创办了一家生产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Silicon Compilers。道尔没有公司的管理权。公司成立不久，道尔就把它卖掉了，为KP赚到了几百万美元。道尔和其他合伙人不同，他不依靠专家来决定投资。他有足够的智慧将投资集中于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英特尔工作过，他知道个人电脑的时代即将来临，他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一趋势。在这一领域，道尔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态度。道尔的第一笔交易是Seeq Technology，因为与英特尔的知识产权纠纷，KP陷入了诉讼纠纷，这笔交易无疾而终。

道尔住在斯坦福附近的公寓里，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这所名校。他发现了学校里的很多有才干的教授们即将完成的新科技成果：复杂的电脑网络、高效的工作站、三维运算等。它是思科、升阳、和视算科技的诞生地。当时，杰姆·克拉克（Jim Clark）还在斯坦福（Stanford University）教书，马尼利还在斯坦福就读MBA。道尔的才能是在市场成熟之前提前进入市场。道尔促使KP在一九八零年投资升阳（Sun Microsystem），紧接着他又促成了投资康柏（Compaq Computers）、赛门塔克（Symantec）、量子（Quantum）、赛博半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莲花软件（Lotus Development Corp）等和个人电脑相关的公司。康柏制造出了和ＩＢＭ类似的个人电脑，并很快超过了IBM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莲花软件研发出了一套比VisiCalc更好的电子表格计算软件。莲花的广告上这样写道：“这就是让你使用IBM个人电脑的理由。”在微软（Microsoft）取代莲花之前，莲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也是KP最赚钱的投资。十年前的一九七二年，要是你投资一家生产让人无法理解的产品，而且是名不经传的公司，会让很多有潜力的投资者迟疑不前。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人们投资的态度已完全改观了。

大多数高技术的发明者无法将他们的技术卖给厂商，但他们终将是市场的一分子。在帮助他们成为市场的一分子的过程中，风险投资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过程中，高科技就从一些具有高智商的专家学者的头脑中，变成了一笔笔巨大的合法财富。风险投资人和这些专家学者们一起从中致富。个人电脑和电脑软件的出现就是这两者完美结合的一个案例。这是在一九七五年尚未出现的两个行业，但是十五年后，这两个行业创造出了几千亿美元的财富，其成长速度极为惊人。而道尔这样的风险投资人，从中为KP每年赚进了两位数的收益，并且回馈给了投资者。就在营收比别人差的时候，KP也能维持一定的收益。一九八零年代末一九九零年代初，KP的营业额并不好：一九八八年增长了百分之零点三，一九九零年只有百分之三点七，但他们做的还是比大多数竞争者来得好。

在这一波高科技的浪潮中，收益最大的是道尔。他一连串击中要害的投资，建立起了道尔的个人神话。道尔的投资哲学和克莱纳的如出一辙：那些到处可见的天才的日子已然不再，革新和快速改变是风险投资的基础。道尔常说：“不要再奢望会有新企业在惠普的车库内诞生，相似的公司太多了。以前一个新产品可能在六年之内都不会有竞争者，现在，六个月内你的竞争者就会瞄准你的要害。”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风险投资人。

早在一九八零年，道尔还在英特尔时。斯坦福教授弗里斯特·巴斯基特（Forest Baskett）访问了英特尔并介绍了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的“升阳（SUN）：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项目。该项目旨在开发出大众价格的施乐“Alto”计算机工作站，当时施乐的这一工作站炙手可热。在道尔加入KP后，他一直在跟踪升阳项目的进展。

升阳的四位创始人都是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这些初生牛犊般的年轻人对他们正在从事业完全没有概念，对自己将要克服的困难也毫无所知。“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的风险，我们可能就不会去打破当时电脑科技研发的传统思维。”道尔回忆说。但升阳的创始人之一威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仅用七页内容的商业计划书打动了道尔。升阳的商业计划书，其文本堪称典范，就像道尔说的：“最为简单直接的商业计划书永远是最好的。”

升阳工作站和升阳公司创始人

升阳采用的是“开放式系统”：标准化的网络构架、商品化的微处理器外加加州大学伯克利的UNIX操作系统。与此相比，波士顿的阿波罗电脑公司拥有着经验丰富而备受尊敬的管理团队以及更加成熟的设备。但在创业不久之后，升阳的四名创始人科斯拉、马尼利、贝托尔斯海姆以及比尔·乔伊（Bill Joy）就击败了对手阿波罗，并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这四位合伙人始终都保持着友谊，而科斯拉是我遇到的最具商业才华的合作伙伴之一。”道尔说。这里要提一下乔伊，在我的眼里，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最有天赋的程序设计师之一。他还在UC伯克利读研的时候，就写出了TCP/IP协议的UNIX版本，他写的这个协议被UNIX一直沿用至今。当时UC伯克利请了一家公司花了半年多时间写了一个UNIX的TCP/IP协议，但在测试时，错误百出。乔伊就自己写了一个。拿去试用时，其简洁、高效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问起乔伊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他是花了三个星期边读协议边写出来的，还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当SUN需要设计一台新计算机时，乔伊就设计出了SUN的第一台工作站。

道尔对升阳的创业团队情有独钟，他常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太多的技术、太多的企业家、太多的钱、太多的风险投资。真正稀缺的，是好的团队。搭建好的团队是最大的挑战。世界正在各个层面发生巨变，有的是技术驱动的，有的是市场驱动的。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想在这里面占据主动，必须专注于团队。”每当道尔回溯这次投资的成功经验，总会复述这笔一九八二年的投资为KP创造的巨大价值，除了账面收益，这一团队还从各个层面对ＫＰ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贝克托斯海姆是最早为Google提供十万美元启动资金的投资人；作为升阳首席科学家的乔伊主导了包括Java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创新，KP还专门设立了Java基金，收益极佳；科斯拉则干脆成为了ＫＰ的合伙人，他在一九九零年代投资的三家电信设备公司——Cerent、Juniper和Siara共为KP赚进了四十亿美元的回报。  

Bill Joy

一九九四年初，网景公司创始人克拉克充满焦虑、躁动不安、想象着网络多媒体的未来、他甚至要将任天堂游戏机搬上网络。克拉克对于技术、团队和市场机会非常敏锐。克拉克的一位好友建议他和Mosaic浏览器的发明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eerssen）聊聊。两人会晤不久之后，克拉克就提出，若安德森能将他设计Mosaic浏览器的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团队拉出来，那他就投资创建Mosaic通讯公司。克拉克飞抵伊利诺斯大学并对编程人员进行了面试，随后他聘用了全部五名程序员。Mosaic通讯公司诞生了。很快美国太空署称他们拥有Mosaic的合法使用权，于是公司更名为网景（Netscape）。

一九七九年，当克拉克在斯坦福准备创立视算科技（Silicon Graphics）时，他和道尔就认识了。KP已经投资了升阳，道尔因此没有投资视算科技，但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有着狂热的想法，相似的本能。克拉克对网景的估价是二千万美元，如果一个风险投资要加入的话可以买下四分之一。因为网景是一家新型公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公司。没人知道其经营模式，因此投资网景的风险很难评估。当时连KP算在一起，克拉克一共找了三家大风险投资公司，最后KP争取到了投资机会。数周后，克拉克给道尔打电话，请道尔与安德森面谈，当时安德森只有二十二岁。

道尔对克拉克——安德森组合印象深刻，非常希望能和他们合作。KP是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的最早投资者之一，而网景的前景更为看好。一九九四年秋，经过了四十五分钟的会议，KP决定投资网景。KP投资了五百万美元，取得了网景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道尔的想法是正确的，KP的五百万美元投资后来的价值是七亿六千五百万美元。

Jim Clark

道尔和克拉克一起开创了互联网（Internet）时代。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个半导体公司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建厂生产。甚至像甲骨文（Oracle）这样的软件公司，在创立的第一年也没有市场。但网景不同，网景的优势是互联网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道尔和克拉克希望在四个月内建立起管理团队。网景公司的团队思维活跃、锐意创新并敢于打破常规。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星期，道尔以闪电般的速度聘请了世界级的管理人员，很快他们找到了麦克·荷马（Mike Homer）这位来自苹果和GO的传奇人物来负责市场开发。

接下来是陶德·罗伦米勒（Todd Rulon-Miller）。九月底，罗伦米勒和道尔的一位老朋友共进早餐。道尔的朋友称罗伦米勒是一位能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的销售员。两天后，罗伦米勒就在家中的电话留言中听到了道尔的留言：“我是道尔，听说你非常中意Mosaic。我和克拉克两天后会从亚特兰大飞回来，八点三十二分到达湾区。我希望能和你在旧金山的互联网世界会议上见面。”罗伦米勒从未见过道尔，但他决定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当晚，他去机场接道尔和克拉克。他们在咖啡厅里聊了一会，大部分时间是道尔在讲话。第二天，克拉克又在帕拉阿图和罗伦米勒见了面，算是正式面试。罗伦米勒还见到了安德森，面谈中，安德森一直在玩电子游戏。当晚，克拉克就通知罗伦米勒得到了这份工作，他可以得到公司百分之一的股权。罗伦米勒经常比较为克拉克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工作的经验，他说：“他们的个性并不是一个狂热、易怒、反复无常的企业家，他们不会因为个人因素把矛头指向你。你常常会被击倒在地，但是你会慢慢恢复原状。”罗伦米勒不在抱怨，他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特性。你不能以常人的眼光去对待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罗伦米勒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销售行列。罗伦米勒说；“是道尔和克拉克创造了互联网时代。”

Marc Anderssen

道尔和克拉克还聘请到了另外两名高级副总裁杰姆·肖（Jim Shaw）和里克·斯尔（Rick Schell）。最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能力出众的CEO杰姆·巴克斯代尔（Jim Barksdale）。巴克斯代尔对网景的贡献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他行事果断、备受尊敬、襟怀坦荡、大公无私，他是不知疲倦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他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无畏的勇气，他的幽默、乐观能调动所有工作人员发挥他们的长处。

网景的巡航者浏览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网景正式上市。网景成立了十六个月就上市了，相比之下，微软是在成立了七年之后才上市的。几周前，上市的五百万股股票的价格被锁定在十二到十四美元之间。但在上市的前一天，他们把目标定在了二十八美元。上市当天，早上六点半开盘。股票开盘时，网景的股票完全没有交易量。因为买家太多，股票供不应求。这种不平衡状态持续了九十分钟。没多久，网景的代号出现在股票行情显示器上了，价格是“七十一美元”。供求规律起作用了。由于各种因素，投资人不希望网景的股票超出原价的二点五倍。不久，股价冲到了当天的最高价七十四点七五美元。网景最后收盘价是五十八点二五元。

上市的头一天，网景就募集了一点四亿美元，其股价从每股二十八美元飙升至七十四点七五美元，网景上市当天收盘市值达到了二十三亿美元。网景上市当天的市值改写了新上市公司的市值记录，它是苹果电脑公司上市当天市价的两倍，也是道尔和KP一年前评估网景价值的九十二倍，它超过了伊斯曼柯达（Eastman Kodak）　、年轻的微软和其他许许多多高科技产业一辈子的价值。网景的上市是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次IPO，互联网股票的第一炮震惊了世界。引发了随后长达年五多的互联网热。网景的疯狂上市，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商业价值，还有对未来的梦想。KP的投资成了二亿五千六百万美元的回报；克拉克的股票价值达五亿四千四百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他未兑现的股票选择权；安德森的股票价值为五千六百万，而两年前他的时薪只有六点八五美元，当时的安德森刚过二十四岁。这一年感恩节两周后，网景的股价到达了空前的一百七十四美元。克拉克的财产到了十六亿美元，安德森则拥有了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而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创建微软二十年后才迈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网景、美国在线和升阳宣布，美国在线将收购网景，网景的市值从四十亿美元上涨到了一百七十亿美元。当初KP投资的五百万美元几年后成了四亿美元，回报率高达八十倍。

一九九九年，KP启动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期基金：九号基金。仅用了十个月它就将全部五点五亿美元投了出去。这一期基金里最重要的投资就是Google。道尔投资Google，仍是受益于他的关系网。将Google介绍给ＫＰ的人，是道尔多年的合作伙伴拉姆·施拉姆（Ran Shriram）。一九九四年，三十三岁的施拉姆成为网景公司第一位销售员，并在随后四年中帮公司带来超过二点五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一九九八年他创建一家名叫Junglee的物价比较网站，迅速以二亿美元卖给亚马逊后，他出任亚马逊事业发展副总裁。在两家KP投资的公司工作后，他发现了Google，并成为了Google最早的“投资导师”，其工作用道尔的话来说就是“把经营模式清晰化”。

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是很难驯服的技术天才，要把公司的控制权让给外人，对这两个小伙子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要为Google找到一位合适的CEO并非易事。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到二零零一年初的十八个月里，道尔为Google推荐了七十五位CEO人选，都被他们挡在了门外。佩奇和布林这两个技术天才希望找到一个既有技术背景，又能管好公司的管理者，这极为困难。当道尔从他的电话本里找到了在Novell任CEO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之前，布林邀请过施密特任CEO，未果。于是，道尔出击了。在一次政治募捐活动上，道尔问施密特：“你为什么不去Google看看？”两人相识已久，道尔下定决心邀请他时，道尔采用了疲劳轰炸战术。几个月后，施密特终于同意与Google的两名二十七岁的创始人见上一面，这最终促成了施密特上了Ｇｏｏｇｌｅ这条船。

即使这样，也因为施密特太尊重这两名年轻的创始人及他们制定的企业文化，Google仍长期处于混乱但高速的发展中，为此，道尔再度把他信任的管理者调到Google。他请自己在一九八零年代末就熟识的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担任Google顾问。坎贝尔每周花几个小时给那两个天才小伙子做辅导，加速了Google正规化。“上帝保佑”，道尔在一次采访中说：“真不知道，要是没有坎贝尔，公司会成什么样子。”

二零零四年夏，Google上市，以每股八十五美元计，KP所拥有的百分之十的股份已经价值二十点三亿美元。之后，KP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一百七十二点五美元的价位上售出了五百七十万股，获利九点八三亿美元。KP又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以二百零三点六六美元的价位售出了一千一百四十万股，获利二十三亿美元。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KP售出了价值二点四七亿美元的一百一十万股。即使不算各种期权带来的千万美元规模的小交易，这三桩大抛售已经让其获得三十五点四九亿美元的收益。KP尚持有二百五十万股Google股票，按八百八十美元的价格，其价值仍有十七亿多美元——其总回报约为五十二亿多美元，约为当初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投资的四百倍。

道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长期来说，数据会最终说明：KP投资的公司，会比其他上市公司表现更好。”道尔非常平静：“谢谢你，把Google的成功归在我身上，但那还是企业家的成功。我个人最大的压力是，努力做好一个好父亲。我有两个女儿，这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不过，在接受采访时，道尔愿意将故事戏剧化：一九九九年，佩奇和布林去拜访道尔。当时这两个斯坦福学生开发出的搜索引擎，占用了学校一半的带宽。但让道尔惊讶的是，他们说：这将是个一百亿美元的大交易。“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我问：你们是说市场总额吗？他们说：不，是年收入。这下，我真的从椅子上摔下来了。”即使多年后回忆时，他还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与“一百亿”一样夸张，一样富有魅力的是Google的这两个创始人的理念：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享用所有信息。道尔喜欢这种宏大的梦想，但他必须确保自己的投资不会在空想中浪费掉。

道尔的风险投资哲学因为他的巡回演讲而闻名世界。道尔说：“我们的使命就是获得人类史上最大的合法收入。”道尔演讲的收费是每人四千美元，他让听众们“了解未来的走向，并且投资获利。”他说：“网络改变了一切，网络是一时运行不会停止的。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网络发展的速度使得摩尔定律不再适用了。”

Larry Page, Eric Schmidt, Sergey Brin

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个周末。道尔在圣荷西的玉山科技（Mount Jade Science & Technology）会议上，发表了一场演说。在道尔的幻灯片中有一张对比表格，很说明问题：

旧经济体系                      新经济体系

维持现有技术                   不断学习更新

管理、生产相对立          部门间的合作

保守                                   有评估的冒险

独占、垄断                      竞争、创新

设备                                   智慧

标准化                              按客户需求调整

诉讼                                  授权

安于现状                          不断进步

纵向控制                          横向综合

薪水、奖金                      所有权、股票选择权

道尔的这张对比表中，可以看出新旧经济体系的不同。因为道尔是最早懂得新经济体系的人，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道尔说：“流传已久的美国致富传奇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我知道问题所在。新经济体系有四个重要支柱：芯片、个人电脑、网络、基因。美国有百分之四十的GDP来自硅谷和其相关产业。硅谷的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三，硅谷有高薪，而且每个地方都在持续的进步中！在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谁最有钱？不是农业联盟，而是Gateway Computer。硅谷是智慧的中心，它将它的智慧扩展到世界各地。”

一九九六年，道尔将电脑工业组织起来，成立了科技网络（Tech Net）。这是一个专门向联邦政府为电脑软硬件和其使用安全陈请的组织。道尔在高科技行业中的影响力不只是金钱，他领导着把高科技议事日程变成美国政府议事日程的运动，因此被称为“硅谷与华府间的枢纽”。道尔指出，首先到来的是个人电脑热，接下来是电脑软件，现在是互联网，今后将是全球联网。数字世界才刚刚起步，这是一场刚刚发生的“大爆炸”，才过了百分之一秒。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看到今天的媒体系统，比如电脑、电话、电缆，就像我们看到过去的打字机一样。道尔通过他的科技网络影响了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

是谁在驱使新经济体系的形成呢？他们是ＫＰ旗下的大部分公司，他们就是道尔所预言的那些特殊行业。KP投资在网络上的资金在互联网出现的初期就超过了十亿美元，他们对亚马逊（Amazon）的投资超出了五亿美元。在硅谷只有乔布斯的影响超过道尔。

道尔接着说：“在冒险之前，一定要知道冒险的内容。每个风险投资人都在追求完美的技术、卓越的人才、还有广大而又高速增长的市场。但首要问题是，在需要长期经营团队、产品和其他花费大量金钱的地方，我们能否承担？尤其是当所有东西只是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能力分割原子或是将人类基因解析透彻？这是科技冒险。狗是否会吃这种狗食或是鱼是否会跳出鱼缸？这是市场上的冒险。真正的成功不是在交易中杀价，而是在交易之前能详细评估，是否值得冒这个险。”遗忘市场的风险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ＫＰ喜欢慢慢注入资金直到危险因素消失，然后在新公司占领市场时获得大量利润。

道尔说，他最担心的是市场因素，因为这是无法掌控的。你可以发明世界上最好的电子产品，但并不表示所有的人都要去购买。而技术因素是KP最擅长的一部分。所有合作伙伴都有工程技术背景，在科技方面大家都差不多。其他投资公司喜欢在新公司有了产品管理体系之后做投资，这样的话风险最小，但要花更多的钱来拥有公司的股份。道尔说：“我们喜欢高风险、高回报，一般来说，大部分人不喜欢这样做。这会使人头发变白、焦虑不安。”

风险投资家有一个奇怪的论点，虽然他们会把投资风险分析的很透彻，但是下决定仍然靠直觉。KP并没有经济学家及高明的分析家来详细计算每次交易所能带来的利润。道尔说：“我在这群毫无目标的年轻小伙子们中间搜寻，然后，我们给他们一张支票，接下来就是几个月的努力工作。突然，你就拥有了一个市场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公司了。”这是和传统观念的竞赛。

道尔在KP也有过失败。两次最大的投资失败是对GO和Dynabook Technologies的投资。Dynabook Technologies董事长把他的二千二百股股票贴在了厕所的卫生纸上方，以表示两者的区别不大。道尔的这两次失败让KP合伙人对他的直觉曾一度感到失望。

Dynabook Technologies是最早想做超薄笔记本电脑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在一九八七年由道尔和科斯拉发起。他们希望能从基本理论来制造一台梦幻电脑。Dynabook拥有芯片厂商、设计队伍、和从硅谷募集的三千七百万美元为后盾。KP单独投资了八百万美元，并计划在第一年就有一亿美元的营业额。但他们的技术失败了。Dynabook的简化芯片的设计成功了，但仅此而已。因为屏幕一直无法正常工作，在加上公司内部混乱的管理，使这个公司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一九九零年夏天的《华尔街日报》以头条新闻报道了道尔和科斯拉的失败。标题是这样的：“电脑故障：风险投资巨星KP在笔记本电脑上栽了跟斗。”这对KP来说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一本硅谷的商业月刊《Upside》上一篇有南希·路透（Nancy Rutter）撰写的报道中称KP的成员们“专注于享受生活而不是投资”。路透后来成为克拉克的妻子。几个月后，Unisys称Dynabook只值几百万美元。

道尔的另一次大的失败，是投资试图生产“手写输入法”软硬件的GO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用手写输入。公司的创办人是卡普兰和米奇·卡普（Mitch Kapor），后者是莲花软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卡普兰告诉道尔他关于下一代电脑的想法后，道尔让KP投资了五百万美元。其他投资者至少投资了三千万美元。IBM和AT&T都非常喜欢这个想法。道尔对这种新型电脑的市场预测是到二零零零年，年销售量会达到一千亿美元。

手写输入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可惜的是时机不成熟，工程问题始终无法克服；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困扰，就是要和微软竞争电脑的操作系统。卡普兰在公司关闭前拿着录音机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谈话，他们谈到了公司的兴亡和三千万美元是怎样燃完的。后来卡普兰以创办GO的过程写了一本书《Startup》，内容被好莱坞买去拍了电影。卡普兰后来创办了一家网络拍卖公司“打折”（On Sale）。一九九七年上市后，卡普兰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GO的失败并没有影响KP对他的投资，但道尔和卡普兰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不再出版有关硅谷金钱游戏的书。KP在“打折”上市后赚进了一亿多美元。

GO和Dynabook对道尔来说都是意外，他和他的许多新伙伴们成就了许多新事业。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基金KPCB——III、一九八六年成立的KPCB——IV，和一九八九年成立的KPCB——Ｖ。每个基金都有一亿五千万美元，它们为KP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道尔一再声明他不爱出风头，但他仍是风险投资业的巨星。他集银行家、行贿者、领导者和间谍为一体。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间，他的名字被报纸引用了六百二十六次。

每年秋天，道尔都和“互联网时代的爱迪生”乔伊讨论下一个五到十年内，科学、通讯、社会、电脑和商业会有哪些巨变？讨论内容看似空泛，但足以帮助道尔做好迎接各种变化和机会的心理准备。一九九一年，乔伊跟道尔说：“约翰，有一天你会投资一个二十岁的孩子来写一个改变世界的程序。”道尔表示同意。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个程序就是浏览器，他们认为会是某种游戏软件。但当二十二岁的安德森和网景出现在道尔眼前时，他能立刻说服ＫＰ其他合伙人同意对此进行投资。

抓住时代的技术趋势，是道尔在风险投资业长盛不衰的原因。虽然人们将道尔看作是高科技投资人，但道尔的投资方向改变了好几次。一九八零年代，道尔和ＫＰ看重的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技术：即以康柏为代表的PC和以莲花为代表的软件，和升阳及美国在线为代表的网络硬件技术，这是所有高科技成功的基础科技进步。到了一九九零年代，道尔把目光投向了数字化、信息技术、网络应用。一九九零年代末，当所有人为网络而疯狂时，道尔认为PC直接与服务器对话，以及用一个浏览器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是Google的目标。

近两年里，道尔和乔伊将视野伸向了更为广阔的未来：他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趋势是“城市化”（urbanization）。未来五十年内，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从二十亿变成六十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每年将增加一个曼哈顿，这让全球各地提高对更清洁的能源、更有效率的能源的需求。

二零零五年，乔伊加盟KP。道尔开玩笑说：“他把我们每个合伙人的平均智商提高了二十个点。”道尔这时的主要投资方向并非电脑相关业务，而是绿色科技。至今，KP一共投资了五家绿色科技公司。

同样被看好的是生命科技领域。其方向是：个人医疗、药物的数字化、基因问题、蛋白质问题……KP多年的合伙人科斯拉认为，依靠生物工程技术，由农业废物中提取酒精的效率将比传统的由玉米中提取的高四到八倍。用科技仿真实运转的系统生物学，也可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实现。

但是，在二零一二年的福布斯全球最佳科技风险投资人排行榜中，基于投资交易的规模和数量，道尔的排名从二零一一年的第十二位下滑至第二十六位。自二零零九年以来，道尔再未跻身该排行榜的前十位。同样，KP这家拥有四十一年历史、以投资多宗大型科技公司IPO而闻名的公司，错失了在早期投资脸书（Facebook），Linkedin、和Groupon的机会。二零一二年，由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转售或IPO时估值超过二亿美元的公司中，KP几乎没有建树。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以九家公司独占鳌头；Accel合伙公司有六家；KP只有二家，且规模不大。当被问及去年过得怎么样？道尔条件反射地用起了外交辞令：“好极了，真的好极了。”多年来他通过成功的投资积累起了二十七亿美元的身家，在继续前进和重新调整之前，他慢了下来，他说“去年同样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道尔所指的挑战，是他的前办公室主任艾伦·坡（Ellen Pao）在二零一一年六月就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向KP提起诉讼。道尔承认KP在绿色科技投资上遭遇了滑铁卢。道尔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他说这是有史以来关于KP最全面的谈话，目的是探讨哪里出了错以及该如何能够拨乱反正。在业内打拼了三十三年、名字已成为风险投资代名词的道尔不得不重新证明自己。尽管从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九年，在福布斯全球最佳风险投资人排行榜中，道尔的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道尔新近出任董事的四家公司是Zynga、Upthere、Flipboard、和Coursera，他们都属于社会化、本地化以及移动化领域——即所谓的SoLoMo（Social Local Mobile）大趋势，这个词是由道尔在二零一零年创造的。

KP对Twitter的投资最有潜力，道尔表示，KP注入该公司的资金达一点五亿美元——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们还会错过一些机会。”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的副总说，“不过，如果你仍然有办法为公司合伙人赚到钱，那并没有什么不妥。”

为了减少失误，道尔对自己的投资对象甄选流程进行了改造。KP打造出了一套名为Dragnet系统，对各种目标进行追踪，包括某公司的招聘动向，社交媒体上关于这家公司反应以及有关初创公司及其产品在应用商店的排名等。

John Doerr

KP还改变了批准投资交易的方式。在KP转投绿色科技时，公司决定由合伙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投资交易进行投票，并遵循规模较小的知识型团队行动更快的理念。但速度未必能转化为成功，有经验的合伙人不会看到所有的投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配置变得取决于哪支团队下手更快，而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分配。

尽管KP发生了变化，但它仍由道尔主导。虽然道尔承认在绿色科技上投入资金太多，摊子太大，不过他依然看好这个领域。

投资者对KP和道尔的信心并未动摇。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管理着二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说，虽然KP近来的回报不及其鼎盛时期，但ＫＰ带来的收益要多于耶鲁大学投资组合中任何一家合作伙伴，斯文森说，“我不打算赌他们会失败。”

尽管道尔在北加州著名的富人区伍德赛德（Woodside）拥有一处豪宅，和一架私人飞机，道尔仍然非常平易近人，他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指导创业者。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创业者和合伙人服务的。我们喜欢在一起共事。KP不一定是一个优秀而又庞大的幸福家庭……但我们是一支不错的团队，我们都是其中一员。”

任何有价值的创意、技术在硅谷都能得到投资和帮助。硅谷的风险投资人、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大都和道尔一样，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的创造性、知识的前瞻性和产品的市场前景有着很好的判断能力。风险投资决策是迅速而严格。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很多是成功的高技术企业的创业者，他们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运作，向创业者提供创业计划和战略，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招募关键管理人员，他们还在董事会任职，为企业提供关系网络和多年积累的一手经验。对创业企业来说，得到的不仅仅是资本，还得到了制度创新、改组企业领导班子、建立新的理念、经营战略和管理模式的机会。这些风险投资人中的佼佼者就是约翰·道尔。

【正文】帕累托（Vilfredo Pareto）于184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是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帕累托精通数学，在他的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及政治学理论中广泛地应用了数学分析方法。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在近代西方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帕累托受过扎实的教育，对数学有深入的研究。他曾在都灵工学院主修工程。帕累托以工程师为业逾20年，主持过两家意大利铁路公司。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是实证主义者，笃信自由主义和社会进步。希望意大利能有一个完整的铁路网和电报网，并以此为意大利统一的开端。帕累托成为社会学家很偶然。他博览群书，因家庭及工作的关系，帕累托结识了很多学术界名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精通数学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us）。瓦尔拉斯对帕累托的印象也很深。帕累托深厚的数学修养，使他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熊彼得把他列为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之间的十大经济学家之一。帕累托于1893年接任瓦尔拉斯在瑞士洛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职位，时年45岁。50岁那年，帕累托继承了一笔财产而衣食无忧。此后，他在瑞士深居简出，同时写出了社会学名作——《心灵与社会》。

帕累托的精英主义政治学主张发纫于世纪之交。进入二十世纪后，帕累托抛弃了早年的自由主义理性立场，认为非逻辑、非理性的观念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理性学说只是将其合理化、学术化的自圆其说。尽管，帕累托隐居在瑞士，但他从自由主义得出的非理性主义是当时的社会学与政治学中非理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帕累托与其他的非理性主义的区别是，他的论述有大量的社会学研究为依据。他的理论甚对墨索里尼的胃口，墨索里尼曾委任帕累托为其政府部长。1923年，墨索里尼请帕累托出任参议员时，被婉拒。同年8月，帕累托死于日内瓦。

帕累托在经济学上取得了很高成就。他在政治学上的非理性主义观点，在政治学领域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帕累托以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观察政治现象，得出了非理性主义的结论。而不像尼采是从其“权力意志”的哲学观点得出非理性主义结论，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的学术界颇得人心。帕累托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有《精英的兴衰》，《民主制的变革》等。

帕累托对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中理性主义的批判

帕累托观察了人的能力相对于人口的分布。他发现，人的能力高低与人数多少是反相关的。他还发现了按占有财富的数量，社会可以分为不同阶层。他的20/80分布很有名：帕累托对意大利社会财富的分配研究后，发现在意大利20%的人占有了80%的社会财富，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是第一次对社会的财富按人口分布的量化研究，后来用于表示社会财富按人口分布的基尼指数，源于帕累托最初的研究。在帕累托那里，自由主义与民主共和国的遭遇是纯粹巧合，或曰后见之明。帕累托认为，民主共和国从来就不是基于天赋人权、自然权利的，也不是基于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的进步、是为最多的人取得最大的幸福的那些理论学说，那些学说要么是为了国家变制造的声势，要么就是学者们的后见之明。从国家组织结构上来看，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依法而治的政府形式都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与争取幸福的权利。这与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无关。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愿意，就能达成保障其公民的生命、自由与争取幸福的权利等功能，同时也能具有为大多数人取得最大的幸福的功能。民主只是在确立政权的正当性上和促进公民参政上比其他制度更能得到公民的认同而已。

在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之时，自由主义很容易被理性的人普遍接受。代议制民主政治的结果，正反两面都有很多例子。从反面来看，古雅典的苏格拉底之死；十八世纪，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法国大革命时，民众对断头台的欢呼；1848年革命及以后法国的社会动乱，都是人民参政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众人之事，从古希腊以后就不再是真正的众人之事的原因之一。自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衰落以后，大多数时候，政治是难以见容于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领袖也是由派系或利益集团推举出来的少数人，与贵族制的少数统治阶级相似，这与贵族制并无区别。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政治是按公开政治原则进行的。政治领袖一旦选出，则只需忠于宪法原则，无需忠于其隶属的派系和利益集团。因为宪法对选举权不设限，民选的官员和议员及由他们组成的政府，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这些官员和议员，也有一个底线，就是必须依法行事。

世纪之交产生的帕累托的政治学说只是一派反自由主义理论而已。之前的尼采就说过，所有的政治学说的基础都是“权力意志”，全无科学真理。帕累托最初在意大利参与了许多社会活动，包括公司管理和政府管理。他来到瑞士博览群书、静观欧洲政治生活之后，发现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学说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成功的政治家个个是见风使舵、背叛理论之徒。这就不得不使帕累托认为流行的自由主义出了问题。当时欧洲国家以自由主义标榜的政党常常为了国家和集团的利益轻易转向，自由主义标榜的理性完全受国家或集团的利益驱使，这让帕累托十分困惑。随着观察的深入持久，帕累托越来越不相信政党和政治运动是按具有“科学真理”的政治学说行事的，那些貌似科学的政治学说、政治观点与宗教信仰一样没有实证基础。帕累托的自由主义观点幻灭了，他觉得多数政治学说是意识形态垃圾。令他不安的是，政治学说尽管在他心中越来越像意识形态垃圾，但在现实社会中，反而越来越重要了。作为信念体系的政治观念，尽管不是科学而且其实行的效果与原初的理论全无关联，但在现实政治中却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效了。原因是现实的政治家越来越需要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来获得选民的支持了。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实质是用意识形态理论代替传统的政治理论，该理论与帕累托政治学唯一相同之处就是认为现实政治与政治理论全然无关这一点上。人们的政治动机除自私自利之外，不做他想。帕累托认为所有政治理论都是次要的“衍生物”，“衍生物”来自“沉积物”。帕累托的沉积物意指一些单纯的、概念化的态度与信念，它是比逻辑、实践、和结构性的理性更基础性的东西；它是人们在构建概念之前的常识的内容与知识；它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性。沉积物在社会中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帕累托常常称之为本能，类似人的条件反射，它们是人们的观念、思想、价值观的条件反射，是中性的。所有政治派别、利益集团都要利用它来获得大众支持。沉积物由来已久，是潜意识的、非理性的、难以改变的社会性沉积。衍生物是某种价值判断的基础，衍生物可以解释人的行为。以此来赋予人们行为的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衍生物也可以系统地填补我们知识的空白，赋予实质性的事务以价值，也可以作为社会行为的信念基础。沉积物的衍生物和沉积物同样难以改变，同样不按理性行事。

帕累托认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在政治领域之外，大多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行为是按部就班的，并且每一步都是建立在证据和逻辑基础上的，这些活动的手段和目的是和谐的。帕累托认为，人们最具理性的社会活动是经济活动：首先，个人与群体的经济目的可以清晰地被表达出来；第二，个人和群体可以清晰地计划、理性地行动，以达成其经济目的；第三，评估其达成目的的手段，也有理性、客观的方式。

帕累托认为，人们的确会追求那些他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有些是出于本能，就像生殖与繁衍这种生物本能。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就属于这个范畴，也就是追求利益，这种追求可以是个人的方式，也可以是集体式的。帕累托认为大部分情况下，只有手段是理性的，目的则不是。

但是，政治团体的诉求很难用科学的方法来表述，达成这种诉求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根本没有评估的统一标准。“自由”、“平等”，“革命”等目标太模糊、太笼统。政治运动完成后，人们很难评估其是否达成。在帕累托那里，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只是一种利益集团招呼选票的口号堆积。一切具有宗教意识的政治理论、进步、人道、甚至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观念都是沉积物的衍生物，必须丢弃。帕累托非理性主义的核心是，真正的政治理论是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把科学和理性拿掉后剩下的东西。该论断极为惊人，从启蒙时代到十九世纪末的自由主义，人类能够依靠自身理性的思想和行为建立一个基于人类理性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和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和期望。帕累托把人们几个世纪以来的主流思想和期望完全给否定了。帕累托直指政治理论的要害：信念、理性、及合理的行为，与社会功能没有直接关联。

不过，帕累托并非完全否定社会中的理性活动。比如前面提到的人类对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组织化的。在帕累托这里，利益追求的目的除了人类本能上的基本需求之外，更无其他。他最有力的说法是让我们自问，是否理性的人能达成一致意见去追求某种人类非基本需求之外的目的。帕累托只承认政治诉求中的经济自利和由此而来的权力追求是理性的，其他的政治诉求只是为了争取多数选票的宣传。帕累托认为人们放弃经济自利和由此而来的权利追求，将珍贵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用于追求空洞而模糊的社会进步、人类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甚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大的浪费、最大的非理性行为。无论这些追求披着怎么样的主义外衣。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

帕累托认为在一个社会组织各方面尚未进化到相当程度的国家中，实行议会民主、理性的行政系统、和工业化将会产生一个高效、理性的社会的理论，是本末倒置。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程序和政府权力的制衡只有在社会组织已经高度统一的社会中才能有效。这是帕累托对比了当时的意大利和英美两国，还有法国、南美等抄袭美国宪法的共和国得出的结论。于是，到底是什么在维系着像当时的意大利那样的国家的呢？在意大利、法国这样的国家政治背后有没有一种可靠的理论可以解释它们的政治生活呢？帕累托说有，那就是精英理论。

精英理论在意大利有着悠久的传统，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意大利人就清楚地知道，任何形式的宪法都可以沦落为粉饰权力的面子，为与宪法精神完全相反的方式行使权力提供正当性，并在宪政体制内破坏宪法应当保护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在一个组织结构上没有高度统一的社会里，会有很多的个人和利益集团在同时行使权力。如果把权力定义为个人或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生存有重大影响的能力的话，在没有统一组织结构的社会里，会有多个权力中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就是，社会不同的部分会有互不制约平衡的权力中心。其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发挥社会的整体作用，在面临战争、灾难和需要社会各部分统筹行动的事件面前效率低下。现代和古代社会都由社会的不同部分组成，现代社会的分工和自由市场把高度分化的社会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尽管，社会的不同部分会产生自己的精英阶层，但那些精英会以其自身和集团的基本需求为目的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发挥其整体社会效率，以达成人类社会中只能以整体才能达成的目的。

政治精英只是一个社会中的统治精英，也就是其政治决策能影响未来的人。尽管不是所有对未来有影响的决策都来自政治决策，任何领域里对未来能够施加影响的人就是该领域里的精英。现代社会的精英遍布各行各业，他们具有真才实学是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帕累托的关键论点是，社会总是处于某种程度的平衡状态，一种动态平衡，精英与精英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会有种种互动，互动之一就是精英的代际交替。新的精英不断地从精英集团及非精英中产生，新旧精英之间有代际交替，也有它特有的规则，但这种互动并不一定为社会带来进步。

现代民主社会里的政治精英来自选举，新旧精英之间的代际交替规则由宪法规定，无需武力。集权社会中，新旧精英间的代际交替最常见的方式是阴谋和武力，传统社会中则以继承为主要方式。在帕累托看来不同的精英代际交替方式之间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成本和效益不同。近代以来，民主选举成为精英代际交替的公认方式。原因之一就是近代社会越来越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了。帕累托不认为社会总是在进步，未来在帕累托眼里很可能是过去的重演。尽管现代统治精英不会用武力作为代际交替规则，但当他们的地位和前途受到威胁时，武力就不仅仅是一种威慑力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地位和前途。

帕累托的理论极为激进，它企图将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推倒重来。从柏拉图起，人们就开始把存在过的统治形态进行分类。亚里士多德说有158种统治形态值得分析，他将它们分成几类。后来的人们都沿用其分类。但帕累托说，这些分类和对不同统治形态的分析是浪费时间。统治形态无论是一人独裁、少数寡头、多数统治、王权或是民主制，本质上只是精英统治。未来的人们无论怎样将现代的各种统治形态进行分类，其背后只有一个事实——精英政治。政治精英进行统治，因其有统治权，他们对政治思想也是主动的。帕累托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之所以被人们认同，主要是政治或统治精英及学术精英为它确立了主流政治理论地位。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是这样解释社会革命的：精英的代际交替有时会很缓慢，精英的数量跟不上人口增长，精英在数量上相对越来越少的同时，在质量上也越来越衰退。精英能力的降低，使得精英不再适合统治，他们又不愿意退出精英行列。于是，就发生了强行的精英代际交替——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迫使旧的精英们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社会革命的原因。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有两个并非其本意的重要结论，这两个结论都有利于民主共和制。第一个结论是任何利益集团都会自发地产生自己的精英，无产阶级精英分子也会在议会民主制中有机会成为统治精英，一旦他们成为统治精英后，无产阶级精英分子在议会政治中，就会一步步地沦为职业政客，即统治精英——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于是，马克思鼓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被议会民主训化。从这一点上看，民主共和制比人们想象的要强韧的多，民主共和制可能是使无产阶级就范的唯一办法。精英理论有利于民主共和制的另一方面是，它隐含着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从根本上就不是一回事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者通常认为既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那么实行代议制民主来间接达成直接民主的目的，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变通。在帕累托这里，代议制会产生一批代议精英，一旦成为精英后，他们就会有自己的精英利益，他们就会按精英利益行事，代议制在事实上得到的结果完全可能与直接民主的目的不同。代议制完全可能是与直接民主完全不同的新制度。代议制的这一效用把直接民主产生的暴民统治可能性大大减小了。

对帕累托政治理论的评述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所言不差。所有社会的政治都由精英把持，古今皆然。但是，帕累托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同时因为当时民主共和制并未像今天这样健全，因此今天对帕累托的理论有重新评述的必要。首先，帕累托混淆了进步、人道、自由、平等这些政治观念与统治精英们的行事目的这两件事。现实政治中的统治精英们的确是为了个人及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行事。保障人权和自然权利，争取社会的进步和人道，保障公民在法律下的自由与平等，是国家的组织原则，这些政治理念是立国原则，而非统治精英的执政目标。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体育比赛的例子，政治理念是建立比赛规则的原则，而统治精英的从政目的就像是运动员的参赛动机。第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社会分工和法治下的自由市场。社会分工在各行各业中产生了大量精英分子。市场则将他们的能力加总成社会力量，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精英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精英有很多方式来施行他们的影响，当然了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选举参与国政。第三，历史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集权的后果。于是，在有机会定义一个国家组织结构的时候，民主共和国的始作俑者按当时政治理论家的理想，以制约平衡来分权。同时采用让民众都有参政机会的民主选举来授权，选举也是对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政绩的仲裁方式。代议制则把暴民统治的可能性减少到了最低。第四，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一套公开的国家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宪法，宪法还明确规定了，任何公民都可以对民主共和国的统治精英进行监督，以防其偏离宪法，集权自利。

现代民主共和制国家以民主选举的授权方式，重新定义了选拔统治精英的机制。西方古代的直接民主、中国的考试科举都是选拔统治精英的方式。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各行各业都自发产生精英。市场的好处是有一个与政治权力无关的商品分配方式，80/20是其可能的结果之一，是否合理，按个人的价值观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民主选举的授权和共和制衡的分权，使得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及个人经济利益分开，这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分工。这对自由市场和法治均有利。选民也是官员和议员政绩的仲裁人，选举自然就成了选民参政和选择统治精英的机制。这些都是集权社会中不存在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统治精英出任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即不是世袭的也不是全能的。各行各业的精英，其权力和仲裁机制及选择机制可以与政治领域里完全不同，只要不违宪违法就行。这些领域里的精英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与名声及经济利益，完全可能高于统治精英，于是统治精英不再是唯一的社会精英。

现代社会中的任何利益集团都会自发地产生它的精英。除了黑社会之外，这种精英产生的过程必须符合法律。现代民主共和国统治精英的选举程序，就是宪法中的民主选举规则。选举过程要受到所有媒体和公民的监督，统治精英的任期也是有限的。民主选举的授权和共和制衡的分权，使得统治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了保障，也使得统治精英无法长期盘踞统治地位，更无法在一国国民和媒体的监督下腐败、专权。于是，社会动乱和政府腐败也被约束到了最小。

帕累托对政治生活的非理性性的分析，是对宪政政体强有力的支持。因为政治生活的非理性性，一个有序、高效的社会就必须有宪政，让宪法、法律来限制统治精英以权谋私、私利误国这种谋取个人或集团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回顾近代以宪政立国的国家历史，这些以全体公民和媒体对政府实行监督的民主共和国，经历了世界大战、经济恐慌、天灾人祸，最后在世界范围内胜出，其中一定有某种内在价值值得人们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