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使命就是获得人类史上最大的合法收入。”
——约翰·道尔（John Doerr）
一九九五年的六月底，我的指导教授终于批准了我最后一版的论文稿。从九五年初开始，我开始找工作了。我的论文是利用超导器件搭一个用于图像识别的神经元网络，因此所有工作都是在计算机上的模拟。尽管我学的是电机工程，但写了成千上万行的计算机程序。不过，我还是一心想做半导体硬件的工作。为此，常常去学校图书馆查半导体硬件的工作广告。这一查才知道，原来美国的工业是分地域的。机械以中西部的底特律（Detroit）为中心，化工以中西部的俄亥俄（Ohio）为中心，制药以东海岸的新泽西（New Jersey）为中心，石油以西南的德克萨斯（Texas）为中心，而半导体硬件则以西海岸的圣荷西（San Jose）也就是硅谷（Silicon Valley）为中心。这种地域性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翻了将近半年的报纸后，圣荷西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的半导体硬件工作广告每周不断，但其他地区同样性质的工作不到三个。于是，这一年的六月底，我就打好行装，一个人开车二千五百英里来到了大名鼎鼎的硅谷。
到了硅谷后，除了知道了那些错落在路边的大小半导体公司外。还知道在帕拉·阿图（Palo Alto）市有一条叫沙丘路（Sand Hill Road）的大街，这条大街上有着全美国最有名的风险投资公司。还知道了沙丘路２７５０号的那家有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同时，也听说了KPCB的那位有名的合伙人约翰·道尔和他的那句名言：“我们的使命就是获得人类史上最大的合法收入。”我心想能说出这样话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等到后来对风险投资和道尔有所了解后，才知道像道尔这样的风险投资家才是硅谷和美国的真正有钱人。而他们的人生和事业是美国活力的代表，也是美国之所以能在高科技领域里独占鳌头的原因。
道尔和KPCB并不是美国最富有的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业也不是由他们创始的，但KPCB定义了风险投资的行规，道尔则是风险投资家的代表。道尔不但在高科技领域路影响力极大，而且对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有着极大的话语权。不管是克林顿（Bill Clinton）还是奥巴马（Barack Obama），都无法忽视他对国家科技和经济政策的意见。道尔在风险投资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他为KPCB在十年内创造了高达一千亿美元的利润，创造了二十万多个就业机会。他对谷歌的投资回报是４００：１，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约翰·道尔（John Doerr）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堪萨斯城（Kansan City）。道尔父亲共有五个子女，他是一位工程师和企业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硫酸泵供应商。一九七四年，道尔由德州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工学院的电机工程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当年，道尔就写信给KPCB的Ｐ——帕金斯（Tom Perkins）要求加入KPCB。但是，KPCB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想加入KPCB必须先要在高科技公司工作过，帕金斯以此为由拒绝了道尔。道尔又去了哈佛读了ＭＢＡ。同时，道尔加盟了成立不久的英特尔（Intel），他和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共事。道尔一边在哈佛读书，一边每周为英特尔兼职工作二十小时，在DEC公司担任英特尔的应用工程师。哈佛毕业后，道尔转到了英特尔的销售部门，和格鲁夫一起带出了英特尔的销售队伍，在为公司赢得了大批定单的同时，他也成了英特尔的销售总监。道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他一天只需要睡三到四个小时。他在英特尔的那段时间里，他手下工作人员的电话决不能响过三次不接，否则的话，就会被警告或扣奖金，甚至丢掉工作。这些经历让他懂得：只有解决问题，才能获得收入；能解决大问题的公司，也应当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英特尔干了五年后，道尔给KPCB的B——拜耳斯（Brook Byers）打了个电话，问：“您还记得我吗？”拜耳斯说：“不记得了，我每天下午五点半要到斯坦福操场跑步，你能来吗？”道尔很聪明，第二天下午，他就出现在了斯坦福的操场上和拜耳斯一起跑步了。两人边跑边聊，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就这样拜耳斯渐渐地了解了道尔，拜耳斯认为道尔具有ＫＰ人的特点：拥有科技才能及商业头脑；了解销售、公司、和市场的运作。拜耳斯后来回忆道：“在了解他的背景时，我曾努力地去找约翰曾犯过的错误。但我无法忘记他在蒙森托（Monsanto）的同事对他的评价：‘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件事时，他几乎不需要休息和睡觉。他会一直认真地工作，直到筋疲力尽。’这让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道尔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很多重要的电子邮件是在凌晨两点发出的。格鲁夫劝道尔留在英特尔。格鲁夫说，即使阿瑟·洛克（Arthur Rock）促成了英特尔的成立，但风险投资人和风险投资行业比房产经纪人好不了多少。但道尔不为所动。
道尔刚进入KP时只是一名“准会员”。但是到了１９８２年，道尔就成了KP的第五位合伙人了。不过公司信纸上的抬头一直没变，道尔对此毫不在意。
道尔的狂热和他的智慧一样，很容易表现出来。他会让他的热情具体化，而且常常专注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他的朋友们常拿他与动物相比。他们说道尔就像是一只等待喂食的老虎，坐立不安。道尔很少坐下，在会议中，他会在椅子上摇来摇去，两只脚会不停地抽搐，像一匹纯种马在门边不停地走动。有时他会突然站起来不断地来回走动，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赛犬。还有人说道尔就像一只打了类固醇的兔子，无法平静下来。他低沉的声音和呲牙咧嘴的大笑，让他变得更加吸引人。ＫＰＣＢ的Ｃ——加菲尔（Frank J Caufield）说道尔的新陈代谢和蜂鸟一样。升阳总裁马尼利（Scott G McNealy）拒绝和道尔一起跑步，马尼利说：“道尔不是在跑，他是在跳。”
杰瑞·卡普兰（Jerry Kaplan）在《起步》（Startup）这本书中提到他第一次和道尔通话的情形。当时是凌晨四点半，卡普兰在波士顿（Boston），道尔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去纽约（New York）的途中。道尔想和卡普兰会面。道尔问道：“你乘哪家航空公司？”卡普兰说：“TWA。”道尔说：“那好，TWA在圣路易斯有个中转站，我会在那里乘OAG。你明天改乘九点的飞机，十一点到圣路易斯（San Lious），十二点有一班飞旧金山的飞机，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会调整我的行程，在门口等你。”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道尔的无穷精力常常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惊讶。KPCB的K——尤金·克莱纳（Eugenge Kleiner）和其他KP的合伙人都说过，要是现在再考虑一次是否让道尔加入的话，他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的。克莱纳说：“如果只是从金钱上考虑的话，我会聘用他。要是从个性上考量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这是因为道尔的企图心，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和他一样。但道尔常常会太拼命、他狂热、太快让自己陷入一场交易。”
一开始，道尔的行为并不像是一个管理人员。一次，帕金斯发现道尔在同一个时间安排了两个晚餐约会。拜耳斯笑道：“还好他们被约在同一家餐厅。”加菲尔说：“约翰的冒险，经常让他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但决定聘用他，对我们和公司的投资人来说，绝对是增加我们财富的最佳选择。”
按照KP的惯例，道尔必须筹划一家自己的公司。道尔创办了一家生产电子线路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Silicon Compilers。道尔没有公司的管理权。公司成立不久，道尔就把它卖掉了，为KP赚到了几百万美元。道尔和其他合伙人不同，他不依靠专家来决定投资。他有足够的智慧将投资集中于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英特尔工作过，他知道个人电脑的时代即将来临，他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一趋势。在这一领域，道尔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态度。道尔的第一笔交易是Seeq Technology，因为与英特尔的知识产权纠纷，KP陷入了诉讼纠纷，这笔交易无疾而终。
道尔住在斯坦福附近的公寓里，他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这所名校。他发现了学校里的很多有才干的教授们即将完成的新科技成果：复杂的电脑网络、高效的工作站、三维运算等。它是思科、升阳、和视算科技的诞生地。当时，杰姆·克拉克（Jim Clark）还在斯坦福（Stanford University）教书，马尼利还在斯坦福就读MBA。道尔的才能是在市场成熟之前提前进入市场。道尔促使KP在一九八零年投资升阳（Sun Microsystem），紧接着他又促成了投资康柏（Compaq Computers）、赛门塔克（Symantec）、量子（Quantum）、赛博半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莲花软件（Lotus Development Corp）等和个人电脑相关的公司。康柏制造出了和ＩＢＭ类似的个人电脑，并很快超过了IBM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莲花软件研发出了一套比VisiCalc更好的电子表格计算软件。莲花的广告上这样写道：“这就是让你使用IBM个人电脑的理由。”在微软（Microsoft）取代莲花之前，莲花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也是KP最赚钱的投资。十年前的一九七二年，要是你投资一家生产让人无法理解的产品，而且是名不经传的公司，会让很多有潜力的投资者迟疑不前。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人们投资的态度已完全改观了。
大多数高技术的发明者无法将他们的技术卖给厂商，但他们终将是市场的一分子。在帮助他们成为市场的一分子的过程中，风险投资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过程中，高科技就从一些具有高智商的专家学者的头脑中，变成了一笔笔巨大的合法财富。风险投资人和这些专家学者们一起从中致富。个人电脑和电脑软件的出现就是这两者完美结合的一个案例。这是在一九七五年尚未出现的两个行业，但是十五年后，这两个行业创造出了几千亿美元的财富，其成长速度极为惊人。而道尔这样的风险投资人，从中为KP每年赚进了两位数的收益，并且回馈给了投资者。就在营收比别人差的时候，KP也能维持一定的收益。一九八零年代末一九九零年代初，KP的营业额并不好：一九八八年增长了百分之零点三，一九九零年只有百分之三点七，但他们做的还是比大多数竞争者来得好。
在这一波高科技的浪潮中，收益最大的是道尔。他一连串击中要害的投资，建立起了道尔的个人神话。道尔的投资哲学和克莱纳的如出一辙：那些到处可见的天才的日子已然不再，革新和快速改变是风险投资的基础。道尔常说：“不要再奢望会有新企业在惠普的车库内诞生，相似的公司太多了。以前一个新产品可能在六年之内都不会有竞争者，现在，六个月内你的竞争者就会瞄准你的要害。”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风险投资人。
早在一九八零年，道尔还在英特尔时。斯坦福教授弗里斯特·巴斯基特（Forest Baskett）访问了英特尔并介绍了安迪·贝托尔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的“升阳（SUN）：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项目。该项目旨在开发出大众价格的施乐“Alto”计算机工作站，当时施乐的这一工作站炙手可热。在道尔加入KP后，他一直在跟踪升阳项目的进展。
升阳的四位创始人都是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这些初生牛犊般的年轻人对他们正在从事业完全没有概念，对自己将要克服的困难也毫无所知。“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的风险，我们可能就不会去打破当时电脑科技研发的传统思维。”道尔回忆说。但升阳的创始人之一威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仅用七页内容的商业计划书打动了道尔。升阳的商业计划书，其文本堪称典范，就像道尔说的：“最为简单直接的商业计划书永远是最好的。”
升阳工作站和升阳公司创始人
升阳采用的是“开放式系统”：标准化的网络构架、商品化的微处理器外加加州大学伯克利的UNIX操作系统。与此相比，波士顿的阿波罗电脑公司拥有着经验丰富而备受尊敬的管理团队以及更加成熟的设备。但在创业不久之后，升阳的四名创始人科斯拉、马尼利、贝托尔斯海姆以及比尔·乔伊（Bill Joy）就击败了对手阿波罗，并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这四位合伙人始终都保持着友谊，而科斯拉是我遇到的最具商业才华的合作伙伴之一。”道尔说。这里要提一下乔伊，在我的眼里，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最有天赋的程序设计师之一。他还在UC伯克利读研的时候，就写出了TCP/IP协议的UNIX版本，他写的这个协议被UNIX一直沿用至今。当时UC伯克利请了一家公司花了半年多时间写了一个UNIX的TCP/IP协议，但在测试时，错误百出。乔伊就自己写了一个。拿去试用时，其简洁、高效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问起乔伊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他是花了三个星期边读协议边写出来的，还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当SUN需要设计一台新计算机时，乔伊就设计出了SUN的第一台工作站。
道尔对升阳的创业团队情有独钟，他常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太多的技术、太多的企业家、太多的钱、太多的风险投资。真正稀缺的，是好的团队。搭建好的团队是最大的挑战。世界正在各个层面发生巨变，有的是技术驱动的，有的是市场驱动的。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想在这里面占据主动，必须专注于团队。”每当道尔回溯这次投资的成功经验，总会复述这笔一九八二年的投资为KP创造的巨大价值，除了账面收益，这一团队还从各个层面对ＫＰ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贝克托斯海姆是最早为Google提供十万美元启动资金的投资人；作为升阳首席科学家的乔伊主导了包括Java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创新，KP还专门设立了Java基金，收益极佳；科斯拉则干脆成为了ＫＰ的合伙人，他在一九九零年代投资的三家电信设备公司——Cerent、Juniper和Siara共为KP赚进了四十亿美元的回报。
Bill Joy
一九九四年初，网景公司创始人克拉克充满焦虑、躁动不安、想象着网络多媒体的未来、他甚至要将任天堂游戏机搬上网络。克拉克对于技术、团队和市场机会非常敏锐。克拉克的一位好友建议他和Mosaic浏览器的发明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eerssen）聊聊。两人会晤不久之后，克拉克就提出，若安德森能将他设计Mosaic浏览器的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团队拉出来，那他就投资创建Mosaic通讯公司。克拉克飞抵伊利诺斯大学并对编程人员进行了面试，随后他聘用了全部五名程序员。Mosaic通讯公司诞生了。很快美国太空署称他们拥有Mosaic的合法使用权，于是公司更名为网景（Netscape）。
一九七九年，当克拉克在斯坦福准备创立视算科技（Silicon Graphics）时，他和道尔就认识了。KP已经投资了升阳，道尔因此没有投资视算科技，但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有着狂热的想法，相似的本能。克拉克对网景的估价是二千万美元，如果一个风险投资要加入的话可以买下四分之一。因为网景是一家新型公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公司。没人知道其经营模式，因此投资网景的风险很难评估。当时连KP算在一起，克拉克一共找了三家大风险投资公司，最后KP争取到了投资机会。数周后，克拉克给道尔打电话，请道尔与安德森面谈，当时安德森只有二十二岁。
道尔对克拉克——安德森组合印象深刻，非常希望能和他们合作。KP是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的最早投资者之一，而网景的前景更为看好。一九九四年秋，经过了四十五分钟的会议，KP决定投资网景。KP投资了五百万美元，取得了网景的百分之二十的股份。道尔的想法是正确的，KP的五百万美元投资后来的价值是七亿六千五百万美元。
Jim Clark
道尔和克拉克一起开创了互联网（Internet）时代。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个半导体公司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建厂生产。甚至像甲骨文（Oracle）这样的软件公司，在创立的第一年也没有市场。但网景不同，网景的优势是互联网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道尔和克拉克希望在四个月内建立起管理团队。网景公司的团队思维活跃、锐意创新并敢于打破常规。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星期，道尔以闪电般的速度聘请了世界级的管理人员，很快他们找到了麦克·荷马（Mike Homer）这位来自苹果和GO的传奇人物来负责市场开发。
接下来是陶德·罗伦米勒（Todd Rulon-Miller）。九月底，罗伦米勒和道尔的一位老朋友共进早餐。道尔的朋友称罗伦米勒是一位能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的销售员。两天后，罗伦米勒就在家中的电话留言中听到了道尔的留言：“我是道尔，听说你非常中意Mosaic。我和克拉克两天后会从亚特兰大飞回来，八点三十二分到达湾区。我希望能和你在旧金山的互联网世界会议上见面。”罗伦米勒从未见过道尔，但他决定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当晚，他去机场接道尔和克拉克。他们在咖啡厅里聊了一会，大部分时间是道尔在讲话。第二天，克拉克又在帕拉阿图和罗伦米勒见了面，算是正式面试。罗伦米勒还见到了安德森，面谈中，安德森一直在玩电子游戏。当晚，克拉克就通知罗伦米勒得到了这份工作，他可以得到公司百分之一的股权。罗伦米勒经常比较为克拉克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工作的经验，他说：“他们的个性并不是一个狂热、易怒、反复无常的企业家，他们不会因为个人因素把矛头指向你。你常常会被击倒在地，但是你会慢慢恢复原状。”罗伦米勒不在抱怨，他说：“这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特性。你不能以常人的眼光去对待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罗伦米勒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销售行列。罗伦米勒说；“是道尔和克拉克创造了互联网时代。”
Marc Anderssen
道尔和克拉克还聘请到了另外两名高级副总裁杰姆·肖（Jim Shaw）和里克·斯尔（Rick Schell）。最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能力出众的CEO杰姆·巴克斯代尔（Jim Barksdale）。巴克斯代尔对网景的贡献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他行事果断、备受尊敬、襟怀坦荡、大公无私，他是不知疲倦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他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无畏的勇气，他的幽默、乐观能调动所有工作人员发挥他们的长处。
网景的巡航者浏览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网景正式上市。网景成立了十六个月就上市了，相比之下，微软是在成立了七年之后才上市的。几周前，上市的五百万股股票的价格被锁定在十二到十四美元之间。但在上市的前一天，他们把目标定在了二十八美元。上市当天，早上六点半开盘。股票开盘时，网景的股票完全没有交易量。因为买家太多，股票供不应求。这种不平衡状态持续了九十分钟。没多久，网景的代号出现在股票行情显示器上了，价格是“七十一美元”。供求规律起作用了。由于各种因素，投资人不希望网景的股票超出原价的二点五倍。不久，股价冲到了当天的最高价七十四点七五美元。网景最后收盘价是五十八点二五元。
上市的头一天，网景就募集了一点四亿美元，其股价从每股二十八美元飙升至七十四点七五美元，网景上市当天收盘市值达到了二十三亿美元。网景上市当天的市值改写了新上市公司的市值记录，它是苹果电脑公司上市当天市价的两倍，也是道尔和KP一年前评估网景价值的九十二倍，它超过了伊斯曼柯达（Eastman Kodak） 、年轻的微软和其他许许多多高科技产业一辈子的价值。网景的上市是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次IPO，互联网股票的第一炮震惊了世界。引发了随后长达年五多的互联网热。网景的疯狂上市，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商业价值，还有对未来的梦想。KP的投资成了二亿五千六百万美元的回报；克拉克的股票价值达五亿四千四百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他未兑现的股票选择权；安德森的股票价值为五千六百万，而两年前他的时薪只有六点八五美元，当时的安德森刚过二十四岁。这一年感恩节两周后，网景的股价到达了空前的一百七十四美元。克拉克的财产到了十六亿美元，安德森则拥有了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而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创建微软二十年后才迈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网景、美国在线和升阳宣布，美国在线将收购网景，网景的市值从四十亿美元上涨到了一百七十亿美元。当初KP投资的五百万美元几年后成了四亿美元，回报率高达八十倍。
一九九九年，KP启动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期基金：九号基金。仅用了十个月它就将全部五点五亿美元投了出去。这一期基金里最重要的投资就是Google。道尔投资Google，仍是受益于他的关系网。将Google介绍给ＫＰ的人，是道尔多年的合作伙伴拉姆·施拉姆（Ran Shriram）。一九九四年，三十三岁的施拉姆成为网景公司第一位销售员，并在随后四年中帮公司带来超过二点五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一九九八年他创建一家名叫Junglee的物价比较网站，迅速以二亿美元卖给亚马逊后，他出任亚马逊事业发展副总裁。在两家KP投资的公司工作后，他发现了Google，并成为了Google最早的“投资导师”，其工作用道尔的话来说就是“把经营模式清晰化”。
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是很难驯服的技术天才，要把公司的控制权让给外人，对这两个小伙子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要为Google找到一位合适的CEO并非易事。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到二零零一年初的十八个月里，道尔为Google推荐了七十五位CEO人选，都被他们挡在了门外。佩奇和布林这两个技术天才希望找到一个既有技术背景，又能管好公司的管理者，这极为困难。当道尔从他的电话本里找到了在Novell任CEO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之前，布林邀请过施密特任CEO，未果。于是，道尔出击了。在一次政治募捐活动上，道尔问施密特：“你为什么不去Google看看？”两人相识已久，道尔下定决心邀请他时，道尔采用了疲劳轰炸战术。几个月后，施密特终于同意与Google的两名二十七岁的创始人见上一面，这最终促成了施密特上了Ｇｏｏｇｌｅ这条船。
即使这样，也因为施密特太尊重这两名年轻的创始人及他们制定的企业文化，Google仍长期处于混乱但高速的发展中，为此，道尔再度把他信任的管理者调到Google。他请自己在一九八零年代末就熟识的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担任Google顾问。坎贝尔每周花几个小时给那两个天才小伙子做辅导，加速了Google正规化。“上帝保佑”，道尔在一次采访中说：“真不知道，要是没有坎贝尔，公司会成什么样子。”
二零零四年夏，Google上市，以每股八十五美元计，KP所拥有的百分之十的股份已经价值二十点三亿美元。之后，KP于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一百七十二点五美元的价位上售出了五百七十万股，获利九点八三亿美元。KP又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以二百零三点六六美元的价位售出了一千一百四十万股，获利二十三亿美元。二零零五年五月二日，KP售出了价值二点四七亿美元的一百一十万股。即使不算各种期权带来的千万美元规模的小交易，这三桩大抛售已经让其获得三十五点四九亿美元的收益。KP尚持有二百五十万股Google股票，按八百八十美元的价格，其价值仍有十七亿多美元——其总回报约为五十二亿多美元，约为当初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投资的四百倍。
道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长期来说，数据会最终说明：KP投资的公司，会比其他上市公司表现更好。”道尔非常平静：“谢谢你，把Google的成功归在我身上，但那还是企业家的成功。我个人最大的压力是，努力做好一个好父亲。我有两个女儿，这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不过，在接受采访时，道尔愿意将故事戏剧化：一九九九年，佩奇和布林去拜访道尔。当时这两个斯坦福学生开发出的搜索引擎，占用了学校一半的带宽。但让道尔惊讶的是，他们说：这将是个一百亿美元的大交易。“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我问：你们是说市场总额吗？他们说：不，是年收入。这下，我真的从椅子上摔下来了。”即使多年后回忆时，他还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与“一百亿”一样夸张，一样富有魅力的是Google的这两个创始人的理念：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享用所有信息。道尔喜欢这种宏大的梦想，但他必须确保自己的投资不会在空想中浪费掉。
道尔的风险投资哲学因为他的巡回演讲而闻名世界。道尔说：“我们的使命就是获得人类史上最大的合法收入。”道尔演讲的收费是每人四千美元，他让听众们“了解未来的走向，并且投资获利。”他说：“网络改变了一切，网络是一时运行不会停止的。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网络发展的速度使得摩尔定律不再适用了。”
Larry Page, Eric Schmidt, Sergey Brin
一九九八年五月的一个周末。道尔在圣荷西的玉山科技（Mount Jade Science & Technology）会议上，发表了一场演说。在道尔的幻灯片中有一张对比表格，很说明问题：
旧经济体系 新经济体系
维持现有技术 不断学习更新
管理、生产相对立 部门间的合作
保守 有评估的冒险
独占、垄断 竞争、创新
设备 智慧
标准化 按客户需求调整
诉讼 授权
安于现状 不断进步
纵向控制 横向综合
薪水、奖金 所有权、股票选择权
道尔的这张对比表中，可以看出新旧经济体系的不同。因为道尔是最早懂得新经济体系的人，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道尔说：“流传已久的美国致富传奇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我知道问题所在。新经济体系有四个重要支柱：芯片、个人电脑、网络、基因。美国有百分之四十的GDP来自硅谷和其相关产业。硅谷的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三，硅谷有高薪，而且每个地方都在持续的进步中！在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谁最有钱？不是农业联盟，而是Gateway Computer。硅谷是智慧的中心，它将它的智慧扩展到世界各地。”
一九九六年，道尔将电脑工业组织起来，成立了科技网络（Tech Net）。这是一个专门向联邦政府为电脑软硬件和其使用安全陈请的组织。道尔在高科技行业中的影响力不只是金钱，他领导着把高科技议事日程变成美国政府议事日程的运动，因此被称为“硅谷与华府间的枢纽”。道尔指出，首先到来的是个人电脑热，接下来是电脑软件，现在是互联网，今后将是全球联网。数字世界才刚刚起步，这是一场刚刚发生的“大爆炸”，才过了百分之一秒。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看到今天的媒体系统，比如电脑、电话、电缆，就像我们看到过去的打字机一样。道尔通过他的科技网络影响了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
是谁在驱使新经济体系的形成呢？他们是ＫＰ旗下的大部分公司，他们就是道尔所预言的那些特殊行业。KP投资在网络上的资金在互联网出现的初期就超过了十亿美元，他们对亚马逊（Amazon）的投资超出了五亿美元。在硅谷只有乔布斯的影响超过道尔。
道尔接着说：“在冒险之前，一定要知道冒险的内容。每个风险投资人都在追求完美的技术、卓越的人才、还有广大而又高速增长的市场。但首要问题是，在需要长期经营团队、产品和其他花费大量金钱的地方，我们能否承担？尤其是当所有东西只是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能力分割原子或是将人类基因解析透彻？这是科技冒险。狗是否会吃这种狗食或是鱼是否会跳出鱼缸？这是市场上的冒险。真正的成功不是在交易中杀价，而是在交易之前能详细评估，是否值得冒这个险。”遗忘市场的风险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ＫＰ喜欢慢慢注入资金直到危险因素消失，然后在新公司占领市场时获得大量利润。
道尔说，他最担心的是市场因素，因为这是无法掌控的。你可以发明世界上最好的电子产品，但并不表示所有的人都要去购买。而技术因素是KP最擅长的一部分。所有合作伙伴都有工程技术背景，在科技方面大家都差不多。其他投资公司喜欢在新公司有了产品管理体系之后做投资，这样的话风险最小，但要花更多的钱来拥有公司的股份。道尔说：“我们喜欢高风险、高回报，一般来说，大部分人不喜欢这样做。这会使人头发变白、焦虑不安。”
风险投资家有一个奇怪的论点，虽然他们会把投资风险分析的很透彻，但是下决定仍然靠直觉。KP并没有经济学家及高明的分析家来详细计算每次交易所能带来的利润。道尔说：“我在这群毫无目标的年轻小伙子们中间搜寻，然后，我们给他们一张支票，接下来就是几个月的努力工作。突然，你就拥有了一个市场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公司了。”这是和传统观念的竞赛。
道尔在KP也有过失败。两次最大的投资失败是对GO和Dynabook Technologies的投资。Dynabook Technologies董事长把他的二千二百股股票贴在了厕所的卫生纸上方，以表示两者的区别不大。道尔的这两次失败让KP合伙人对他的直觉曾一度感到失望。
Dynabook Technologies是最早想做超薄笔记本电脑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在一九八七年由道尔和科斯拉发起。他们希望能从基本理论来制造一台梦幻电脑。Dynabook拥有芯片厂商、设计队伍、和从硅谷募集的三千七百万美元为后盾。KP单独投资了八百万美元，并计划在第一年就有一亿美元的营业额。但他们的技术失败了。Dynabook的简化芯片的设计成功了，但仅此而已。因为屏幕一直无法正常工作，在加上公司内部混乱的管理，使这个公司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一九九零年夏天的《华尔街日报》以头条新闻报道了道尔和科斯拉的失败。标题是这样的：“电脑故障：风险投资巨星KP在笔记本电脑上栽了跟斗。”这对KP来说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一本硅谷的商业月刊《Upside》上一篇有南希·路透（Nancy Rutter）撰写的报道中称KP的成员们“专注于享受生活而不是投资”。路透后来成为克拉克的妻子。几个月后，Unisys称Dynabook只值几百万美元。
道尔的另一次大的失败，是投资试图生产“手写输入法”软硬件的GO公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用手写输入。公司的创办人是卡普兰和米奇·卡普（Mitch Kapor），后者是莲花软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卡普兰告诉道尔他关于下一代电脑的想法后，道尔让KP投资了五百万美元。其他投资者至少投资了三千万美元。IBM和AT&T都非常喜欢这个想法。道尔对这种新型电脑的市场预测是到二零零零年，年销售量会达到一千亿美元。
手写输入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可惜的是时机不成熟，工程问题始终无法克服；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困扰，就是要和微软竞争电脑的操作系统。卡普兰在公司关闭前拿着录音机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谈话，他们谈到了公司的兴亡和三千万美元是怎样燃完的。后来卡普兰以创办GO的过程写了一本书《Startup》，内容被好莱坞买去拍了电影。卡普兰后来创办了一家网络拍卖公司“打折”（On Sale）。一九九七年上市后，卡普兰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GO的失败并没有影响KP对他的投资，但道尔和卡普兰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不再出版有关硅谷金钱游戏的书。KP在“打折”上市后赚进了一亿多美元。
GO和Dynabook对道尔来说都是意外，他和他的许多新伙伴们成就了许多新事业。一九八三年成立了基金KPCB——III、一九八六年成立的KPCB——IV，和一九八九年成立的KPCB——Ｖ。每个基金都有一亿五千万美元，它们为KP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道尔一再声明他不爱出风头，但他仍是风险投资业的巨星。他集银行家、行贿者、领导者和间谍为一体。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间，他的名字被报纸引用了六百二十六次。
每年秋天，道尔都和“互联网时代的爱迪生”乔伊讨论下一个五到十年内，科学、通讯、社会、电脑和商业会有哪些巨变？讨论内容看似空泛，但足以帮助道尔做好迎接各种变化和机会的心理准备。一九九一年，乔伊跟道尔说：“约翰，有一天你会投资一个二十岁的孩子来写一个改变世界的程序。”道尔表示同意。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个程序就是浏览器，他们认为会是某种游戏软件。但当二十二岁的安德森和网景出现在道尔眼前时，他能立刻说服ＫＰ其他合伙人同意对此进行投资。
抓住时代的技术趋势，是道尔在风险投资业长盛不衰的原因。虽然人们将道尔看作是高科技投资人，但道尔的投资方向改变了好几次。一九八零年代，道尔和ＫＰ看重的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技术：即以康柏为代表的PC和以莲花为代表的软件，和升阳及美国在线为代表的网络硬件技术，这是所有高科技成功的基础科技进步。到了一九九零年代，道尔把目光投向了数字化、信息技术、网络应用。一九九零年代末，当所有人为网络而疯狂时，道尔认为PC直接与服务器对话，以及用一个浏览器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是Google的目标。
近两年里，道尔和乔伊将视野伸向了更为广阔的未来：他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趋势是“城市化”（urbanization）。未来五十年内，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将从二十亿变成六十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每年将增加一个曼哈顿，这让全球各地提高对更清洁的能源、更有效率的能源的需求。
二零零五年，乔伊加盟KP。道尔开玩笑说：“他把我们每个合伙人的平均智商提高了二十个点。”道尔这时的主要投资方向并非电脑相关业务，而是绿色科技。至今，KP一共投资了五家绿色科技公司。
同样被看好的是生命科技领域。其方向是：个人医疗、药物的数字化、基因问题、蛋白质问题……KP多年的合伙人科斯拉认为，依靠生物工程技术，由农业废物中提取酒精的效率将比传统的由玉米中提取的高四到八倍。用科技仿真实运转的系统生物学，也可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实现。
但是，在二零一二年的福布斯全球最佳科技风险投资人排行榜中，基于投资交易的规模和数量，道尔的排名从二零一一年的第十二位下滑至第二十六位。自二零零九年以来，道尔再未跻身该排行榜的前十位。同样，KP这家拥有四十一年历史、以投资多宗大型科技公司IPO而闻名的公司，错失了在早期投资脸书（Facebook），Linkedin、和Groupon的机会。二零一二年，由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转售或IPO时估值超过二亿美元的公司中，KP几乎没有建树。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以九家公司独占鳌头；Accel合伙公司有六家；KP只有二家，且规模不大。当被问及去年过得怎么样？道尔条件反射地用起了外交辞令：“好极了，真的好极了。”多年来他通过成功的投资积累起了二十七亿美元的身家，在继续前进和重新调整之前，他慢了下来，他说“去年同样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道尔所指的挑战，是他的前办公室主任艾伦·坡（Ellen Pao）在二零一一年六月就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向KP提起诉讼。道尔承认KP在绿色科技投资上遭遇了滑铁卢。道尔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他说这是有史以来关于KP最全面的谈话，目的是探讨哪里出了错以及该如何能够拨乱反正。在业内打拼了三十三年、名字已成为风险投资代名词的道尔不得不重新证明自己。尽管从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九年，在福布斯全球最佳风险投资人排行榜中，道尔的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道尔新近出任董事的四家公司是Zynga、Upthere、Flipboard、和Coursera，他们都属于社会化、本地化以及移动化领域——即所谓的SoLoMo（Social Local Mobile）大趋势，这个词是由道尔在二零一零年创造的。
KP对Twitter的投资最有潜力，道尔表示，KP注入该公司的资金达一点五亿美元——是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们还会错过一些机会。”负责公司日常运营的副总说，“不过，如果你仍然有办法为公司合伙人赚到钱，那并没有什么不妥。”
为了减少失误，道尔对自己的投资对象甄选流程进行了改造。KP打造出了一套名为Dragnet系统，对各种目标进行追踪，包括某公司的招聘动向，社交媒体上关于这家公司反应以及有关初创公司及其产品在应用商店的排名等。
John Doerr
KP还改变了批准投资交易的方式。在KP转投绿色科技时，公司决定由合伙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投资交易进行投票，并遵循规模较小的知识型团队行动更快的理念。但速度未必能转化为成功，有经验的合伙人不会看到所有的投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资金配置变得取决于哪支团队下手更快，而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分配。
尽管KP发生了变化，但它仍由道尔主导。虽然道尔承认在绿色科技上投入资金太多，摊子太大，不过他依然看好这个领域。
投资者对KP和道尔的信心并未动摇。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管理着二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说，虽然KP近来的回报不及其鼎盛时期，但ＫＰ带来的收益要多于耶鲁大学投资组合中任何一家合作伙伴，斯文森说，“我不打算赌他们会失败。”
尽管道尔在北加州著名的富人区伍德赛德（Woodside）拥有一处豪宅，和一架私人飞机，道尔仍然非常平易近人，他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指导创业者。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为创业者和合伙人服务的。我们喜欢在一起共事。KP不一定是一个优秀而又庞大的幸福家庭……但我们是一支不错的团队，我们都是其中一员。”
任何有价值的创意、技术在硅谷都能得到投资和帮助。硅谷的风险投资人、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大都和道尔一样，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的创造性、知识的前瞻性和产品的市场前景有着很好的判断能力。风险投资决策是迅速而严格。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很多是成功的高技术企业的创业者，他们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运作，向创业者提供创业计划和战略，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招募关键管理人员，他们还在董事会任职，为企业提供关系网络和多年积累的一手经验。对创业企业来说，得到的不仅仅是资本，还得到了制度创新、改组企业领导班子、建立新的理念、经营战略和管理模式的机会。这些风险投资人中的佼佼者就是约翰·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