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戴维·艾力森（David Allison）等４位仙童工程师得到雷曼兄弟银行(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１００万元的投资，创立了Signetics。吉姆·纳尔(Jim Nall)与斯必图尔·豪斯(Spittle House )辞职创立了Molectro。纳尔是拉斯特小组中的一员，豪斯是摩尔的助手。这两家公司也生产芯片，是仙童的竞争对手。１９６２年初，八人帮之一的人克莱纳离开仙童，走上了风险投资之路。此时，八人帮中四位离开了仙童。仙童对他们的出走、员工的跳槽也习以为常了。
诺伊斯任总经理后，仙童开始推广芯片。当时，芯片成本在１００美元以上，用分立元件组装相同功能的电路，成本不到十美元。汤姆·贝和摩尔都反对把预算用于芯片开发。他们对芯片市场前景持怀疑态度。这正是裁减拉斯特小组经费的原因。但诺伊斯看好芯片。拉斯特辞职后，诺伊斯花了大气力说服摩尔与汤姆·贝，加大了芯片研发力度。随着投入增加，仙童的芯片很快就领先于竞争对手了。但因技术太超前，反倒没有市场。当时晶体管刚出现，销售人员刚说服用户放弃电子管，改用晶体管，现在为了推销芯片，又让客户放弃晶体管。况且芯片太贵，用户自己用晶体管组装电路比芯片便宜得多。这难不倒仙童和诺伊斯，诺伊斯是对技术和市场极具前瞻性的经理人。他大幅调低芯片售价，甚至将价格降至成本之下。诺伊斯知道，芯片取代分立元件电路是大势所趋，只在晶体管市场中发展，迟早会被淘汰。
在大幅降价的同时，仙童想了很多降低成本的办法，一个重要的举措是离岸设厂。１９６２年，诺伊斯派创始人之一的布兰克和制造主管斯波克(Charles E Sporck)去香港考察，研究在香港设厂的可行性。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有很多税收优惠。凭借这些优势，欧美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移师香港，尤其是制衣、塑胶、电子、玩具行业。布兰克与斯波克考察回来后，认为香港制造业发达，成本低廉，在香港设厂完全可行。并称这是通过量产降低成本最有效的方法。
１９６４年，诺伊斯与霍奇森说服了仙童集团董事会，在香港开设了仙童的离岸工厂。１９６８年，仙童的海外员工达４千人，厂房面积超过１．３万平方米。低价促销与低成本，使仙童成功地推动了芯片市场的发展。价格持续下降，需求飞速增长，市场越做越大。六十年代，芯片是仙童的利润增长点，销售额与利润连年增涨。１９６５年前后，成立未满１０年的仙童，与ＴＩ、摩托罗拉一起，成为半导体产业的三巨头。
１９６５年，摩尔对芯片上晶体管数目的增长，做了预测。他认为它们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并预言：每１８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将增加一倍，芯片的价格将降低一倍，而性能则增加一倍。这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
１９６７年进入仙童的虞有澄博士（前英特尔公司华裔副总裁）回忆说：“进入仙童公司，就等于跨进了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大门。”
１９６７年２月，仙童总经理斯波克带领４名手下离开公司，投奔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斯波克来到国民半导体后，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把国民半导体从康涅狄格州迁到了硅谷，使它快速成长为全球第６大半导体厂商。
仙童半导体公司销售部主任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于１９６９年，带着７位仙童员工创办了ＡＭＤ，这家公司是仅次于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生产厂商，它的微处理器产品畅销全世界。
从此，叛逆成了硅谷的特征和发展的重要途径。６０年代末，仙童前雇员创办了３８家公司，７０年代初，达４１家。１９８４年，直接间接地从仙童分出来的公司达到７０多家。１９６９年，在阳光谷(Sunnyvale) 举行的一次半导体产业头面人物的会议上，与会的４００人中，只有２４人不是仙童的前雇员。苹果公司的乔布斯这样说：“仙童就是成熟的蒲公英，你一吹它，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散。”
作为仙童总经理的诺伊斯，他是反肖克利的。诺伊斯正直、公平，信任尊重属下。诺伊斯具有领袖气质，是天生的领导人，但他不是很好的经理人员。他从不反对下属的意见，在公司危机时也不解雇员工或将人降职。
八人帮相继离开仙童，成立自己的公司。１９６８年初，八人帮只剩诺伊斯和摩尔了，仙童员工已达３２０００多人，年营业额达一亿三千多万美元。一九五九年时，第一个芯片只含有一组电路，此时仙童的新产品已含一千组电路了。要想数清芯片中的晶体管数目，就象要数清陆地上的沙子一样。摩尔说，世界上每年出产的芯片中的晶体管数目是加州每年下的雨滴数目的６６倍。
创立仙童时，诺伊斯是研发部主任，后来是公司副总裁和总经理。他崇尚简单和效率，他没有豪华的个人办公室，没有司机，没有专门停车处。尽管仙童半导体所创造的利润已成为仙童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包括诺伊斯在内，没有一位创始人能对公司总体预算、利润分配、员工是否享有优先配股权等重大问题说得上话。不仅如此，仙童集团还把仙童半导体的利润转移到东海岸去弥补其它部门的亏损，而不是用于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和用于半导体发展。员工们怨声载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汗钱流向东岸。斯波克离开后的半年内，有３５人随他投奔到国家半导体公司，包括仙童的销售主管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日后，他成了硅谷风险投资四巨头之一、红杉资本(Sequoial Capital)创始人。
１９６７年第三季度，仙童的收入下降了９５％，利润由去年同期的３００万美元降至１３万美元，股价亦由年初的９２美元跌至５２美元。公司创始人、实际领导者、精神领袖诺伊斯，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了。
最后，诺伊斯和摩尔离开了仙童，此时他们离开肖克利已经十一年了。两人找到洛克，希望他帮助建立一家生产半导体记忆体的公司，新公司需要启动资金２５０万美元。凭诺伊斯和摩尔在业界的名望，洛克花了两个下午就从２５位投资者那里筹集到了２５０万美元，其中有他自己的３０万美元，摩尔和诺伊斯两人的４９万美元，八人帮中的其他人也投入了不少资金。英特尔的商业计划书不到两页，甚至没来得及寄到投资人手中。
１９６８年起，公司销售额不断滑坡，连续两年没有赢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仙童再也不是“淘气的孩子们创造的奇迹”了。为了找人接替诺依斯，菲尔柴尔德以硅谷历史上最高的待遇——３年１００万美元的薪金加６０万美元股票，从摩托罗拉请来莱斯特·霍根博士。霍根是一位能干的经理人，曾给摩托罗拉带来过重大转机。在仙童６年内，他尽了最大努力，使公司销售额增加了两倍。但仙童的灵魂已经离去，它的终结只是迟早的问题。１９７４年，霍根卸任，３６岁的科里根继任仙童总经理，不到三年，仙童这家半导体工业的摇篮就从业内第二的位置，跌落到第６位。
１９７０年代末，科里根终于认识到，挽救仙童的最好办法是卖掉它。仙童半导体于１９７９年，被法国石油巨头斯伦伯格公司(Schlumberger)以４．２５亿美元买下。在硅谷内外造成了极大轰动。
但是，这也不能给日益衰败的仙童半导体注入活力。没多久，仙童又被用原价的三分之一转卖给了斯波克的国民半导体，仙童半导体的品牌一度寿终正寝。１９９６年，国民半导体把原仙童总部迁往缅因州，恢复了“仙童半导体”的老招牌。拥有员工６５００人的“半导体工业的摇篮”不得不退出硅谷。
仙童们的re-union
早在１９６２年，仙童在缅因州建立了研制和制造晶体管的生产线，在犹他州，甚至韩国和马来西亚都有分部。仙童在研制和生产半导体存储器上，仍有很强的实力。总部迁至缅因州的波特兰市后，公司经理人力图重振雄风。但是，仍无效果。１９９７年３月，仙童被国民半导体以５．５亿的价格再次出售。
几经周折之后，仙童半导体于１９９９年重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尽管仙童的招牌还在，但仙童的神话早已死去了。目前仙童半导体仍在生产和销售半导体元器件，但已没人将它与曾在北加州创造过奇迹的仙童半导体联系在一起了。
１９９０年代，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网景公司，在仙童半导体位于山景城充满传奇的总部旧址上成立。硅谷人非常喜欢这种“浴火重生”之举，网景这家互联网公司的“仙童”，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通讯工具，同时也代表着硅谷的生命力创造力、硅谷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硅谷的新精神。
诺伊斯离开仙童后，仙童时代随之而去，但硅谷从未忘记这家传奇公司。正是仙童，将肖克利带到北加州的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之势。后人铭记仙童，不仅是它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更重要的是它吸引和磨练了无数富有梦想、激情、创造力的“仙童”们。他们离开母体后，将创业精神和种子撒遍了北加州，新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北加州的果园一片片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厂房、办公楼、和住宅。这些驾着名贵跑车的“仙童”们，和当地的农夫在怀念昔日田园生活的同时，也兴奋地谈论着一夜暴富的故事。北加州从美国最有名的水果产地，变成了美国及全世界最为密集的电子科技产业区——硅谷。
仙童的市场和销售经理汤姆·贝说：“是仙童在旧金山半岛开创了半导体工业。”尽管，最初的半导体工艺和器件是贝尔实验室发明的，硅管是在德州发明的。但汤姆·贝说的没错，是仙童半导体开创了半导体工业。１９６０年代的仙童，主导了半导体工业的产品和工艺，创造了半导体工业的市场和销售手段，创造了半导体公司全新的内部组织结构。这一组织结构被硅谷大部分创业公司采用，对硅谷高科技公司影响极大。以创新为公司生命的做法，使硅谷公司在全球高科技公司中独占鳌头。从肖克利半导体分离出来这件事本身也成了硅谷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点——spinning-off，即由公司里一组技术人员和风险投资人一起创业组成新公司。
大多数的硅谷公司主管是由技术专家转型而成的企业家，诺伊斯是其代表。但使半导体工业有今天这样业绩的不是诺伊斯，而是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的成立本身创造了技术与风险资本合作的新模式，该模式是如此重要，后来的硅谷高科技公司都由该模式创立；仙童创立了半导体行业特有的“产品－应用”结合的市场销售模式；仙童和国防及航天工业一起为半导体器件的质量和可靠性定下了行业标准；仙童还为半导体工业的量产奠定了基础，它的生产程序和操作流程也是行业标准；仙童把技术创新作为公司生存首要条件，此后所有高科技公司都必须这样做，否则无法生存；早期仙童靠军工产品定下了产品标准，后来仙童的技术开发尽可能地避免以军工产品为主，走的是民用产品路线，这使仙童能够离岸设厂，在竞争中取得先机。
仙童和硅谷落户北加州而不是其它地方完全是偶然的。首先，肖克利老家在北加州；第二，斯坦福和特曼教授在北加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仙童的“叛逆八人帮”都不愿意离开北加州。洛克在一次访谈中说：“和这八个人一起成立仙童是因为从商业上来说这是最佳选择，仙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北加州。硅谷会在北加州而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落户，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这里。”
仙童为半导体工业和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开创了很多先例。由技术和风险投资结合的创业方式由此发端。仙童是如此重要，以致于直到约翰·道尔来到ＫＰＣＢ后，才改变了由仙童设立的风险投资在新创公司的股份比例。“叛逆八人帮”从肖克利实验室出走这件事，成了硅谷的创业惯例。从仙童起，叛逆在硅谷就不再是新鲜事了。公司间的知识产权诉讼也成了常事，一家半导体记忆体公司总裁在九十年代说过，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堆来自英特尔的起诉书。叛逆没有给硅谷带来灾难，它是硅谷的创业种子。高科技创新变化的频繁与快速，把这种叛逆对公司的影响降到了最低。仙童的杂质扩散、平面制作、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为仙童带来了巨额利润。从仙童出走的创业人，在仙童学会了这些技术，然后在生产中使用这些技术，同时付给仙童大笔专利费。既给仙童带来了巨额利润，也把仙童的技术扩散了出去。仙童点燃的创业之火燃着了北加州，也把北加州燃成了硅谷。
仙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公司成立不久，美苏开始了大规模的冷战。冷战中需要大量的高科技武器，它们需要晶体管来保证其质量、可靠性、和寿命。航天航空工业也需要大量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它们对电子器件的要求极高，为满足它们，仙童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寿命。仙童这样做，即赚到了大量财富，又提高了技术和工艺水平，仙童的产品和工艺水平因此在业内遥遥领先。在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寿命上，仙童还为半导体工业建立了行业标准。
仙童为半导体生产线和生产线管理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克莱纳从传统公司借鉴了工艺手册的办法，这使训练新工人变得简单易行，也使管理变得一目了然，科研人员寻找出错原因也变得很容易了。克莱纳还建立了一个技术小组负责把研发小组的新工艺转到生产线上。这一小组在研发与生产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新工艺因此很快就能上马，使生产变得更快更好。有了这些管理办法，仙童的产品的正品率从５％上升到了４０％。为了进一步保证产品的品质和数量，在诺伊斯的鼓动下，杰·拉斯特设计生产出了一个逻辑电路系统，为仙童争得了市场，赚取了利润。仙童刚成立时，采用了军工产品标准来生产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后来仙童刻意避免用政府资助从事研发。这样做的好处是，仙童的工艺和产品不会因为军工产品的保密性而被政府控制，其工艺和产品因此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是硅谷公司与传统公司不同的地方。
仙童还为半导体器件的市场和销售做出了巨大贡献。仙童首创了销售与应用并进的措施。也就是说，仙童在把产品卖给用户的同时，也教用户如何使用它。这一做法，使用户一旦用过仙童的产品，就会一直用下去。
仙童的创业和经营使得高科技产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了反传统精神。高科技产品的多元化和升级换代的高速化，使硅谷的企业文化变得与传统企业的集中和垄断不同。高科技产品多元化和升级换代的高速化，使其企业文化变得去中心化，就是说是反集中反垄断的，至少是在高科技产业开创之初是这样的。
高科技产品中最重要的是信息产品，因为这些产品，使得中国、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实际上是全球的老百姓及其政府能够在同一时间内得知乌克兰事件的真相。于是，政府和媒体想垄断信息就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于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著名的政治预言小说中描述的绝对专制和绝对控制，在今天就不太可能发生了。由肖克利、诺伊斯、基尔比等人创造的高科技和硅谷文化，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态。这一变化才刚刚开始，以后将会怎样，无法预知。
随着硅谷的成功，美国的财富开始由大西洋沿岸的古老家族——政治或财富门阀手中转到了太平洋沿岸的加州。经济权力的转移必定伴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硅谷的成功给北加州带来了众多就业机会，于是来硅谷淘金的人越来越多，这使加州在选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西岸和加州的政治权力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硅谷在国家科技政策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硅谷的成功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创业方式、还为世界带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也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这一切都产生于北加州的一家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