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美国往事——现代主义艺术先驱：詹姆斯•艾比•马克奈尔•惠斯勒
“自然以其色彩和形式包含着一切绘画的要素，正如钢琴键盘包含着一切的音符一样。艺术家生来就是去挑选、组织这些要素的人，其结果可能是美的，也可能是辉煌的。但自然常常犯错误，很少能成功地产生一幅图画。”
——詹姆斯•惠斯勒，《十点钟》，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十点。
十九世纪后半叶，只有短暂历史的美国，出现了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此人不但是印象派（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绘画的创始人，还是最早的现代主义画家。他是美国的骄傲；他曾在巴黎学艺，法国艺术史上他占有重要一席，他和印象派画家一起反对过学院派，属于一八六三年那一代人的中坚；英国无法回避他，因为此人后来定居伦敦，为英国引进了印象派，又因其口无遮拦，与当时英国最有名的艺术理论家、批评家罗斯金（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打过一场有名的官司。这位美国画家，在法国和英国人眼里，是生活放荡、衣著入时、招摇过市的花花公子。他嗓音尖厉，语速极快尤如炒豆；一双小眼睛时常射出讥讽和嘲弄的冷光；还不知疲倦地对人指手划脚。这位被当时欧洲艺术家称为“举止轻浮”的美国画家摒弃了艺术中的“意义”、“思想”和“内涵”，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Ａｒｔ ｆｏｒ Ａｒｔ‘ｓ Ｓａｋｅ）的唯美主义艺术原则；在艺术理论和实践上，他是欧美现代主义的先驱，是后来欧美各种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发端。他就是本文的主角，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Ｊａｍｅｓ Ａｂｂｏｔｔ ＭｃＮｅｉｌｌ Ｗｈｉｓｔｌｅｒ）。
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七日，惠斯勒生于美国马萨诸塞（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州的洛威尔（Ｌｏｗｅｌｌ）。其先祖是英国贵族的爱尔兰旁支，祖父早年移民北美。父亲乔治•华盛顿•惠斯勒（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Ｗｈｉｓｔｌｅｒ）毕业业于西点（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曾任联邦军队少校，是一位出色的铁路工程师。母亲安娜•玛帖尔达•麦克尼尔（Ａｎｎａ Ｍａｔｉｌｄａ ＭｃＮｅｉｌｌ）祖籍苏格兰。詹姆斯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但母亲偏爱他。母亲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宠爱的这个小东西，长大后竟成了一位艺术大师，还为她画了一幅传世肖像。
惠斯勒九岁时，父亲被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使者选中，到俄国主持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工程。俄罗斯壮丽的雪景、士兵们的整齐的军容，给未来的画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留住这些美好印象，小惠斯勒拿起了画笔，用绘画记录下他在俄国的最初印象。两年后，小惠斯勒进入了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正式学画。四年后（一八四九年）的结业考试中，小惠斯勒得了全班第一。同年四月，惠斯勒父亲病故，给全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办完丧事后，惠斯勒一家回到美国，定居在康乃狄格（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的邦弗里特（Ｐｏｍｆｒｅｔ）。
一八五一年七月，惠斯勒尊母命，考进了西点，以承父业。但军校生活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除了素描课，其他课目的成绩他都很差。一八五四年，惠斯勒因化学不及格被勒令退学。但他满不在乎地说：“如果硅是气体的话，我就能任少将。”因为硅不是气体，联邦军队少了一名少将，但世界多了一位世界级艺术大师。
一八五五年，惠斯勒决定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在弟弟的财力支援和母亲的支持下，他来到了巴黎。这一去，惠斯勒再也没回过美国，但是，他带去了荣耀。在巴黎，惠斯勒和一群生活在拉丁区的放浪不羁的流浪艺术家们生活在一起，过起了流浪艺术家的生活。这群人被称为“波希米亚人”（Ｂｏｈｅｍｉａｎ），他们的生活混乱、贫困又不安定。“波希米亚人”是人造的新词，泛指放浪不羁的艺术家，他们要将艺术从日常生活剥离，并使其超越生活与社会，这些人用胡闹与轻狂表达对物质社会和现有体制的鄙夷与不妥协。这群被边缘化了的流浪艺术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有学者这样界定“波希米亚人”的性质：“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境遇。它顽固地拒绝抛弃浪漫主义目标，它是狂热的、自我毁灭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对复合感觉的崇拜……它处于无产者和知识阶级之间。但是，在精神层面上，波希米亚人又不属于这两个阶层的任何一个。”“波希米艺术家”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正是对这种边缘感的向往。这些“波希米艺术家”有种缺乏归宿感的焦虑，他们不断地变换着他们的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出生于新英格兰、成长于俄罗斯、受教于巴黎的惠斯勒和这种边缘化生活一拍既合。
惠斯勒在绘画学习上毫不含糊。一八五五年，他进入了皇家素描专科学校。第二年又来到了查尔斯•格莱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ｌｅｙｒｅ）门下。格莱尔的画风属于学院派，但他授课灵活，学生有很多自我发展空间，莫奈（Ｃｌａｕｄｅ Ｍｏｎｅｔ）、雷诺阿（Ｐｉｅｒｒｅ－Ａｕｇｕｓｔ Ｒｅｎｏｉｒ）等后来的印象派大家，当时都在其门下。惠斯勒对格莱尔的一切色彩都基于黑色的理论不以为然。他经常旷课去卢浮宫（Ｌｏｕｖｒｅ）临摹大师们的原作，历代大师中，惠斯勒最欣赏西班牙的委拉斯贵支（Ｄｉｅｄｏ Ｖｅｌａｚｑｕｅｚ），他临摹了大量委拉斯贵支的原作，再把这些临摹画作卖给美国游客，以赚取生活费。
《法国组画》，一八五七年
一八五七年夏，惠斯勒画出了到欧洲后的最初的重要作品版画《法国组画》（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ｅｔ）。作品描绘了他眼里的法国，也反映了惠斯勒与那个时代的特定生活场景的联系，即艺术家自己的生活。作品的主题与波特莱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ａｕｄｅｌａｉｒｅ）的诗歌主题很相似。作为《法国组画》的封面画，惠斯勒描绘的是他在街头作画，一群人在身边观看。这样的场景多次出现在惠斯勒的画作。作品中，惠斯勒表现的不是创作本身的孤独行为，而是创作的“孤独”的社会环境，即画家的生活。这种孤独是《法国组画》的基调。《法国组画》的《莎维尔内大街》中，阴暗的街道上，那个背影和波特莱尔诗中的罪犯、妓女、乞丐、文人如出一辙。最重要的是，惠斯勒和波特莱尔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们的共性是：处于对抗社会的状态，一种身份含混的状态，并且都没有确定的未来。
格莱尔的英国学生杜•摩里埃（Ｄｕ Ｍａｕｒｉｅｒ）的小说《软帽子》（Ｔｒｉｌｂｙ）中，描绘了这群巴黎拉丁区的波希米亚人。其中主人公乔•西比莱（Ｊｏｅ Ｓｉｂｌｅｙ）以惠斯勒为原形：“他是波希米亚人之王……债台高筑……傲视一切，机智过人，衣着古怪……只要他还跟你保持友谊，他就是最令人推不开的朋友。但他对旧友毫不留情，揍上几拳还不算什么，他的舌头更厉害”。惠斯勒对“波希米亚人之王”的称号，感到骄傲。但惠斯勒并不潦倒，他有三百五十美元的年金，在伦敦有富裕的姐姐，他依然按有教养的法国人方式吃饭。学业结束后，他来到伦敦，投奔富裕的姐夫。“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方式不过是惠斯勒的一段经历，但“波希米亚人”的精神从未离开过他。
惠斯勒的好友和艺术同道，芳丹——拉杜尔（Ｈｅｎｒｉ Ｆａｎｔｉｎ——Ｌａｔｏｕｒ）在一幅肖像群画《向德拉克洛瓦致敬》（Ｈｏｍａｇｅ ｔｏ 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一八六四年）中，画了一八六三年一代中的主要成员：芳丹——拉杜尔、惠斯勒、累格卢斯（Ｚａｃｈａｒｉｅ Ａｓｔｒｕｃ）、马奈（Ｅｄｏｕａｒｄ Ｍａｎｅｔ）、莫奈等先锋画家，小说家尚朴•富雷热和诗人波特莱尔、兰波（Ｊｅａｎ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Ａｒｔｈｕｒ Ｒｉｍｂａｕｄ）。惠斯勒在画中被安排在最前面。他的位置即突出又不同，因为他是团体中唯一的外国人。作为生活在欧洲的美国画家，惠斯勒有种强烈的外来者的感觉，即使置身于艺术同道中也如此。朋友们对他的古怪已经习以为常。但在本质上，惠斯勒的古怪不仅是性格，也是“身份”的产物。终其一生，惠斯勒都感到自己是外来人，并为自己即不能在英国也不能在法国真正安身而沮丧。
《弹钢琴》，一八五八年
一八五八年秋，惠斯勒和好友芳丹——拉杜尔一起接受库尔贝（Ｇｕｓｔａｖｅ Ｃｏｕｒｂｅｔ）的指导。库尔贝很喜欢这个对色彩异常敏感的年轻人，惠斯勒也很敬重这位敢于同学院分庭抗礼的艺术大师。一八五九年，惠斯勒第一幅重要作品《弹钢琴》（Ａｔ ｔｈｅ Ｐｉａｎｏ）诞生了，作品宣告了惠斯勒完成了他的学习阶段。尽管画作深受库尔贝的影响，但他的个人风格在这幅画中显露无疑。画家对色彩的运用、对色块间的平衡、及对色调的和谐极为讲究。画中一位黑衣妇人端坐弹琴，对面一位白裙女孩，依琴倾听。画面宁静、飘逸、尤如一首流畅优美的乐曲。尽管很美，但因没有特定的主题和内涵，《弹钢琴》被巴黎沙龙（Ｓａｌｏｎ）拒绝，但受到了大批青年画家的推崇。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在邦樊的画室里展出了他们的沙龙落选画作。库尔贝亲赴画展，以示支持。库尔贝对《弹钢琴》评价很高。一八六零年，《弹钢琴》被英国皇家学院接受。
《白衣少女》，一八六三年
一八六三年，绘画史上有名的“落选沙龙画展”开展，惠斯勒送去了年前落选巴黎沙龙大展和英国学院（Ｒｏｙ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画展的作品《白衣少女》（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Ｇｉｒ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ｌｌｅｒｙ ｏｆ Ａｒ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作品被放在画展的入口迎接观众。作品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白色的长裙，白色的窗帘，白色的鲜花……一片白色中，只有少女的一头红发格外醒目。这决不是传统的肖像画，也没有明显的主题。评论家想从细节中找出内涵，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惠斯勒从未想表达什么。同时代的先锋画家们对此画的评价很高，白色是最难以运用的颜色，此画准确地表现了各种白色，区别出了不同层次和色阶，体现了画家在色彩上的惊人天赋。只是人物构型稍弱。惠斯勒后来将此画更名为《白色交响曲一号：白衣少女》》（Ｓｙｍｐｈｏｎｙ Ｎｏ１：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Ｇｉｒｌ）。因为，在“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中，音乐之美是美的最高层次。
《蓝色与金色的夜曲：巴特西老桥》，一八六五年
《白衣少女》遭到冷落，没有动摇惠斯勒走新路的决心。惠斯勒更认真地研究色调的关系，他要用色彩制作视觉交响曲。惠斯勒开始同库尔贝的写实传统决裂，转而向马奈学习。在看到了葛饰北斋的浮世绘之后，惠斯勒对东方艺术着了迷，自称是“日本主义者”。一八六五年，惠斯勒画了《蓝色与金色的夜曲：巴特西老桥》（Ｎｏｃｔｕｒｎｅ ｉｎ Ｂｌｕｅ ａｎｄ Ｇｏｌｄ： Ｂａｔｔｅｒｓｅ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ａｔｅ Ｇａｌｌｅｒｙ），画面上弥漫着浓稠的雾霭。画中突现的是桥的高度和宽度，桥下一艘露出半个船身的小船，船上恍惚着的身影是站着的船家。远处是模糊的岸，几点灯光和水中倒影与空中的烟火在构图上遥相呼应。惠斯勒喜欢画烟火，这是日本浮世绘的影响，而烟火又能体现他偏爱的抽象图案。但是，当时伦敦的艺术评论家们的眼睛还没有习惯这种标新立异的作品，还远远不能适应这种全新的表现手法。他们认为这幅画是对艺术的亵渎。惠斯勒对此不以为然。惠斯勒非常自信，他知道他的艺术迟早是会被世人承认的。对他来说，拿出好的作品，要比争论更重要。
《灰与黑的组合一号：画家的母亲》，一八七一年
一八七零年前后，是惠斯勒埋头作画、大见成效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瓷国公主》（一八六四年），《金色屏风》（一八六五年），《阳台》（一八七零年）都是他的传世之作。惠斯勒的艺术成熟了。从委拉斯贵支、库尔贝那里的师承，从马奈和其他印象派画家那里受到的影响，从日本版画那里的借鉴，全都融入了惠斯勒自己的特色中去了。此后，惠斯勒很多绘画作品都以音乐的曲式命名。最有名的是他为母亲所绘的《灰与黑的组合一号：画家的母亲》（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ｒｅｙ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Ｎｏ１：Ｗｈｉｓｔｌｅｒ‘ｓ Ｍｏｔｈｅｒ）。面中人物和构图的重要性隐去了，色彩、色调及色块的安排成了第一位的。画面以黑灰两色为主，母亲侧身端坐，黑裙是画面的中心，黑裙的轮廓与左边的黑窗帘形成了构图上的呼应。画中的空气凝结在母亲黑色的长裙周围，观众的视线被黑色压抑着，在母亲双脚的浅色踏板处，有一舒坦的空间。延伸到地板上的浅色调，使画家的母亲显得很高贵。画面富有装饰性和现代感。画作彻底颠覆了肖像画的传统，引发的争议可想而知。这是一幅出色的肖像画。它被英国皇家学院勉强接受了。一八七六年的巴黎沙龙也展出了它。印象派画家们给以了极高的评价。惠斯勒因这幅肖像首次获得了一枚奖章，他的名声从此得到改善。但仍有很多人无法接受这幅画。出于对故乡的思念，惠斯勒决定将此画献给祖国，但是，美国还不能接受他。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长见到画后，公开称惠斯勒算不上画家，并将它退了回去。后来，因为马拉美（Ｓｔｅｐｈａｎｅ Ｍａｌｌａｒｍｅ）的呼吁，卢浮宫收藏了这幅名作。一八八三年，巴黎奥塞美术馆（Ｍｕｓｅｅ ｄＯｒｓａｙ）开馆时，《画家的母亲》从卢浮宫阴暗的楼道，移到了宽敞的奥塞美术馆。人们终于认识到，绝大多数歌颂母亲的名画，都无法和惠斯勒营造的诗与音乐的优美意境相媲美。
在伦敦，惠斯勒的作品常常引起争议，但也有人开始收藏他的画作了。其中白手起家的英国航运大王弗里德立克•雷兰（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ｋ Ｒ Ｌｅｙｌａｎｄ），收藏了惠斯勒“夜曲”（Ｎｏｃｔｕｒｎｅ）系列中的一些作品。“夜曲”系列是惠斯勒的艺术臻于成熟后画的一系列风景画。惠斯勒和印象派画家们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密友。只是惠斯勒始终不属于任何派别，他在各种主义之间，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夜曲”中，他摆脱了线条的束缚，但没有象印象派画家那样，用细碎笔触按色谱理论画出光影效果。惠斯勒在画面中用色调营造出雾气朦胧的气氛，他从不在现场作画，他常在泰晤士（Ｔｈａｍｅｓ）河上泛舟或在河边漫步，把雾气中的景象印在头脑中，再回画室创作。他的作品不是写实，而是带有自己的主观判断和抽象处理。
惠斯勒和雷兰的关系到一八七七年破裂了。一天，雷兰听见惠斯勒和朋友高谈阔论时说：“从一个暴发户那里，你能指望得到什么呢？”这种毫无理由的刻薄让雷兰很恼火。更让雷兰无法忍受的是，雷兰曾专辟有一间房间陈列惠斯勒的《玫瑰红和银白色的组合：瓷国公主》（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当惠斯勒受雇装修雷兰的宅院时，他擅自在房间墙上用昂贵的金箔绘成华丽的孔雀图样，这就是有名的孔雀房。不仅如此，他还邀请了朋友和记者参观。雷兰大怒，只支付了惠斯勒一半的酬劳，并再也不准他踏进家门半步。
更大的争议是那幅一八七七年的新作《黑色与金色下的夜曲：烟火》（Ｎｏｃｔｕｒｎｅ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Ｔｈｅ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Ｒｏｃｋｅｔ，Ｄｅｔｒｏｉ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ｔｓ）在英国格洛斯威侬画展（Ｇｒｏｓｖｅｎｏｒ Ｇａｌｌｅｒｙ）上的展出，凌乱的笔触和难以解读的细节，是对大众审美的一次挑战。罗斯金公开说它是“把一桶颜料直接泼到观众脸上，还要向人索要二百几尼的金币”。惠斯勒的脾气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羞辱，何况罗斯金此言一出，向惠斯勒订画的客户也大大减少了。于是，惠斯勒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官司打得很热闹，它涉及的是艺术这种无法捉摸的事，原告和被告又都是艺术界的风云人物，如何判决是对法官的考验。最后，法庭裁决惠斯勒胜诉，但指出：这场诉讼是无事生非，纯粹是艺术圈子里的纷争。惠斯勒得到了四分之一便士的赔偿，但他为这场官司支付了大笔费用，使他于一八七九年五月申请破产。惠斯勒的住宅、收藏和大量作品被迫廉价拍卖。这是对惠斯勒的重大打击，拍卖的结果是：惠斯勒所看重的艺术价值被买家们忽视了。这场官司两败俱伤，罗斯金输了道义，动摇了权威；惠斯勒则输掉了钱财。惠斯勒于一八七九年发表了小册子《惠斯勒对罗斯金——艺术家对艺术评论家》。文中，惠斯勒阐述了自己的新艺术观，这倒使他名声大振，但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利益。
《黑色与金色下的夜曲：烟火》，一八七七年
一八七九年秋至一八八零年十月，惠斯勒来到了阳光明媚的意大利。一到威尼斯，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群青年画家。但是，惠斯勒已经习惯了伦敦的雾气，他又回到了伦敦，同时带去了十四幅描绘威尼斯的版画和一些水彩及少量油画。
在他离开伦敦的一年中，一个新的、更“现代”的画家集团取代了英国皇家学院老一代的位置。年轻一代画家把惠斯勒奉为一代宗师。但他的处境并没有明显好转，直到在一系列画展上取得了成功之后，他手头才宽裕了一些。把以前居住的那幢房子又买了回来。
惠斯勒的艺术观点引起了一位剧院老板太太的兴趣。在她的一手安排下，惠斯勒于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十点在伦敦的王子大厅（Ｐｒｉｎｃｅ Ｈａｌｌ）发表了阐述自己艺术观点的著名演讲《十点钟》（Ｔｅｎ Ｏ‘Ｃｌｏｃｋ Ｌｅｃｔｕｒｅ）演讲以发表的时间为题。只见惠斯勒身穿礼服，潇洒地来到台上，一声高喊：“听着！世上从未有过一个爱好艺术的国家。……只有艺术家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有权确定什么是艺术。”除了一些青年艺术家赞同他的观点，大多数人都反对他。但是，这篇演讲在法国大受欢迎。象征派大诗人马拉美决定亲自把《十点钟》译成法文。为此，一八八八年，莫奈把惠斯勒引见给了马拉美，专门讨论翻译的事情。此前的一八八六年，惠斯勒有五十多件作品参加了巴黎的国际画展。参加展出的还有莫奈、毕沙罗（Ｐｉｓｓａｒｒｏ）、西斯莱、雷诺阿、莫里索、罗丹等人的作品。二十年前一起对学院派宣战的老友重逢了。今天世风已变，他们不再是洪水猛兽了。惠斯勒于当年被选为不列颠艺术家协会主席。
一八八八年，年过五十的惠斯勒与老友的遗孀比特丽斯•戈德温（Ｂｅａｔｒｉｃｅ Ｇｏｄｗｉｎ）结婚了。此后，惠斯勒的火性平和了许多。他的作品在伦墩、巴黎、慕尼黑、阿姆斯特丹等地展出，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一八九零年，威廉•海涅曼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树敌雅艺》（Ｔｈｅ Ｇｅｎｔｌｅ Ａｒｔ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ｅｍｉｅｓ），收入了他和罗斯金的论战文章和其他著述。他的名声蒸蒸日上，不但英法等国对他另眼相看，美国也开始接受他的作品了。惠斯勒在芝加哥画展上荣获大奖，他的祖国第一次给了他荣誉。
一八九二年，惠斯勒迁居巴黎。因为夫人患病，他们于一八九四年迁回伦敦。惠斯勒夫人最终不治，于一八九六年五月去世。一八九八年，惠斯勒这位孤独的老人重返巴黎，同年被选为世界雕刻家、画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并在该协会组织的首届画展中成为中心人物。这次参展的还有罗丹（Ａｕｇｕｓｔｅ Ｒｏｄｉｎ）、马奈、莫奈、图鲁兹¬—劳特累克（Ｈｅｎｒｉ ｄｅ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Ｌａｕｔｒｅｃ）、维尔亚等人。此外，他还在巴黎办过一所短命的美术学校。一八九九年到一九零一年这三年中，他到过很多欧洲国家，画了很多水彩和油画。但是，他的心脏病已经不轻了。一九零三年七月十七日清晨，惠斯勒挣扎着起来去画室浏览自己的作品，当天晚上，家人发现惠斯勒已死在那里了。
惠斯勒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具独创性也是最受争议的画家之一。他出生于美国，以美国人自傲，但他长年居住欧洲。他永远和传统及主流格格不入，但在先锋艺术运动中他的名声响亮。他一生都在用画笔和文字与大众审美观斗争。他的那些风格独特的作品和尖刻的“俏皮话”让他树敌无数。他的朋友和敌人奥斯卡•王尔德（Ｏｓｃａｒ Ｗｉｌｄｅ）说过，对于惠斯勒：“朋友所谓，敌人才重要。”惠斯勒通过不停的争执、反驳，来坚持自己鲜明的艺术立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后来的艺术家打开了新的视野。艺术思想上，惠斯勒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旗手。在这一点上，他在他的时代并不孤独。戈蒂埃（Ｐｉｅｒｒｅ Ｊｕｌｅｓ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ｅ Ｇａｕｔｉｅｒ）、波特莱尔、马拉美在法国，王尔德在英国都在各自领域里表达了这一信念。“为艺术而艺术”作为美学理论历史悠久，但在十九世纪中，才形成了一个艺术运动。它是“波西尼亚艺术家”的唯一财富。有人说：“波西尼亚人”只有一条律令，一种道德准则，一个追求目标，那就是艺术。“波西尼亚人”只对艺术负责。但是，惠斯勒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在公众中，甚至在他的朋友和同道中都引起了更为强烈的批评。他并不把它看的那么神圣，他率先揭开了它的迷底。“为艺术而艺术”有两重性：一是为了反对艺术向市场投降，而聚集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旗下；另一方面，作为进入市场的知识阶层，他们在寻求新的买主。惠斯勒对此毫不隐瞒。惠斯勒的《十点钟》是创造性的、也许是第一次关于“纯艺术”的诗意表达。他告诉我们：“自然以其色彩和形式包含着一切绘画的要素，正如钢琴键盘包含着一切的音符一样。艺术家生来就是去挑选、组织这些要素的人，其结果可能是美的，也可能是辉煌的。但自然常常犯错误，很少能成功地产生一幅图画。”一八六五年，惠斯勒就使用“纯画”来称呼自己的画了。其主张和马拉美的“纯诗”很象。“纯画”在惠斯勒不仅是一种技法，更是一种艺术思想的表达，“纯画”就是一种色彩和构图的科学体现。
十九世纪的欧洲，很多艺术家对东方艺术很着迷。这当中有印象派画家和诗人，也有拉菲尔前派（Ｐｒｅ－Ｒａｐｈａｅｌｉｔｅｓ）和罗斯金等人。但是对惠斯勒而言，东方艺术有特殊含义，就是通过对东方艺术的赞赏，来表达对欧洲学院派，甚至整个欧洲艺术传统的独立。他把日本和中国的艺术上升到和古希腊艺术同等的地位。与大多数欧洲先锋艺术家不同，他们只愿回到欧洲去寻找新艺术理念。而惠斯勒的眼界更为开阔，更敢于创新，他从东方艺术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甚至基于东西方艺术的综合创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艺术理念。这使惠斯勒更能超越传统、流派、和文化的桎梏，而“为艺术而艺术”地从事创作。在他的时代，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像惠斯勒那样自觉地同西方艺术传统分离，最后，他成了与所有派别都不同的一个独行者。
惠斯勒孤独地穿越各种流派和运动以获得独立完美的自我。他和那些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一样，有着孤独的心灵，他始终处在其置身其中的文化边缘。他无法离开也无法真正融入他的时代。文化价值的确认在时间上总是滞后的，大众与文化精英不可能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历史是由这些孤独者的名字组成的，惠斯勒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