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美国往事——现代报纸的先驱：约瑟夫•普利策 II（Joseph Pulizer）
普利策的总统、州长、和市长
接手《世界报》后，普利策终于有机会制造一位总统了。他只有一年多时间。普利策知道《世界报》的发行量不足以产生一位总统。他必须增加发行量。普利策把报纸的对象对准被新闻界长期忽视的爱尔兰、德国、犹太和意大利移民。这些人几乎没有阅读能力。只有最简单的、表达人类最基本情趣的文章，才能吸引他们。《世界报》朴实无华，加上普利策对社会满怀热忱的责任感。使《世界报》大受欢迎。普利策创建了一份廉价报纸，也给纽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一种诚挚、强大、生气勃勃的社会意识。接管《世界报》两周后，普利策就赢得了六千名新读者。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九日，他被选入由富有的民主党人组成的曼哈顿俱乐部。
一八八四年的大选在共和党人詹姆斯•布莱因（Ｊａｍｅｓ Ｇ Ｂｌａｉｎｅ）和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Ｇｒｏｖｅｒ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之间进行。《世界报》公开支持克利夫兰，《世界报》有四点理由：“一、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三、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四、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一八七六年，布莱因为了竞选国会议员，曾要求铁路商人费修为其竞选捐款。布莱因知道他住在波士顿的康门威尔斯（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饭店，但布莱因却把信送到了帕克饭店（Ｐａｒｋ Ｈｏｔｅｌ），并约好时间，让费修去取。信中说：“有报纸想对我抹黑，以破坏我的侯选人资格……。我希望你能按我附上的底稿给我一写封信。若能照办，并于明天午前寄出，我将永世不忘你的帮助……。要是回信赶不上九点的邮车，务必在当夜寄出，此信绝密，阅后烧毁。”费修大意，不但没有烧毁该信，还让它落到了《世界报》手上，但没有附上的底稿。于是，《世界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消息：“阅后烧毁——来自缅因州的谎言家詹姆斯•布莱因的亲笔信。”这是对布莱因的当头一棒。
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大选投票的前几天，支持布莱因的一位牧师在报上撰文道：“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不想与其祖宗为流浪汉、天主教徒、和叛乱分子的后代站在一起。”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普利策对这种带有歧视的论点极为敏感，他立即发现了其中对天主教徒的不敬。普利策就再次用《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揭露共和党的两面派行径，并指出布莱因对此言论未加驳斥。
十一月四日的投票结果是，民主党人克利夫兰以二百一十九票对一百八十二票的选举人票战胜了布莱因，当选为格兰特以来的第一任民主党总统。这是一次双方势均力敌的大选，纽约州实际主宰了选举。在纽约州，克利夫兰以一千一百四十九票之差胜布莱因，只要其中的五百七十五人投布莱因的票，总统就是布莱因的。而这一千一百四十九票来自普利策对布莱因的进攻。正所谓四两拨千斤。
一八八五年下办年，《世界报》全力支持戴维•贝内特•希尔竞（Ｄａｖｉｄ Ｂ Ｈｉｌｌ）选纽约州长，把他说成“在州际政治事务中是克利夫兰总统的信徒。”事实则完全相反，希尔是一个以政党猎官的人。但他写过文章，称《世界报》是可以信赖的民主党报纸。”希尔顺利当选。
普利策获得纽约市第九选区的提名并当选为国会议员。一位朋友对他说：“你将成为众议院领袖。但你无法主办两家大报，又在国会扮演重要角色。你的精力有限，要量力而行。”这位国会议员在纽约的时间超过在华盛顿。《太阳报》批评道，这位议员并不存在，国会点名时几乎不露面。在华盛顿时，普利策总是与他的驻首都记者一起，研究如何改进报纸。普利策无奈地说：“我不能分成两半，在同一时间内，既在华盛顿又在纽约……。”最后，普利策的神经恶化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一八八六年四月十日，他辞去了议员职务。
一八八六年，纽约的市长选举是在三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之间进行的。《世界报》推出了钢铁大王民主党国会议员艾布拉姆•Ｓ•休伊特（Ａｂｒａｍ Ｓ Ｈｗｅｉｔｔ）。坦慕尼协会（Ｔａｍｍｎｙ Ｈａｌｌ）主席理查德•克罗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ｒｏｋｅｒ）也支持休伊特。联合工会全力支持“反贫困党”的改革家乔治•亨利（Ｈｅｎｒｙ Ｇｅｏｒｇｅ）。共和党推出了不满二十八岁的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的出选是对休伊特一记重击。罗斯福曾答应支持休伊特，现在他要夺走休伊特的选票。竞选十分紧张，选举接近尾声时，没有一份报纸声援的乔治仍有可能当选，这让很多人震惊。他们不愿意看到乔治，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当选。尽管，罗斯福没有支持休伊特，但很多共和党人转而支持休伊特，选举的结果是休伊特以九万零五百五十二票当选；乔治六万八千一百一十票；罗斯福六万零四百三十五票。
两年时间里，普利策的《世界报》帮助选出了美国总统、纽约州长、纽约市长，和他自己的国会议员。
腐败斗士、永远的改革者
当时的纽约有很多报纸，《纽约时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论坛报》、《先驱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太阳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ｕｎ）、《美国人报》（Ａｍｅｒｉｃａｎ）、《纽约晚邮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普利策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报纸的读者群是中上层人士。普利策把自己的读者群订位在下层人民。他有两个手段：降低售价；刊登刺激性新闻。普利策是诚实的改革家，也是能干的推销员。在大量揭发社会和制度弊病时，他大量报道耸人听闻的黄色新闻。这样一来《世界报》发行量大增。普利策是现代“狗崽队”新闻的始作甬者。
但是，普利策没有忘记他作为改革家的职责，他为《世界报》订下了十大方针：要求立法对奢侈品消费征税；对特权公司征税；征遗产税；征进口关税；改革文官制度；惩办贪官；严惩买卖选票的行为；严惩选举中威胁雇员投票意向的雇主。普利策坚持人材第一，不惜重金从其它报社挖来了一批精干的人材。一八八三年，《世界报》的发行量到了四万份。一八八六年，发行量达到二十二万四千份，是纽约仅次于《先驱报》的第二大报纸。
纽约报届同行的竞争极为惨烈。《纽约时报》首先进攻，由四分钱降为二分钱。一周后，《先驱报》从三分钱降为二分钱。接着，四分钱的《论坛报》降为三分钱。只有《太阳报》仍是二分钱。这无损于《世界报》，那些报纸也未得益。因为它们的广告收入有限，降价直接影响报社的利润。《世界报》则有大量广告。降价后的《先驱报》把报童的利润从半分钱降到三分之一分钱，报童们拒绝出售该报。《先驱报》只得自建代销点。纽约报界围攻的失败，使普利策从中获利。但没有提高他在同行中的地位。
普利策的《世界报》始终抨击“上层阶级”和“暴发户”的丑恶行径。该报热烈欢迎移民，说他们“给国家带来了新鲜血液和无限生机。”报纸以主张地方自治博得爱尔兰人的好感；以刊登俾斯麦的消息拉拢德国侨民；以关心普尔节赢得犹太人的支持。《世界报》帮助移民参政，反对他们自身的敌人——腐败、自满、想当黑帮老大的心理、可恶的税制、恶劣的住房和卫生条件。《世界报》每天提醒它的读者改革必要但不容易。《世界报》抨击那些暴发户，挖苦他们的愚蠢，要求对年收入万美元以上者实行累进税制。《世界报》的社论版讽刺财阀搜刮钱财、炫耀财富。
普利策不是革命者，他反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开明的资本主义中，他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希望。他以揭露和讽刺让民主发扬光大。他猛烈抨击穷奢极欲，因为他担心富人的行径会导致阶级斗争。他主张用光明磊落的办法积聚财产，鄙视以肮脏的手窃取财富，和以财富来炫耀自己和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
“镀金时代”的纽约市，有最可耻的腐败。普利策清楚地看到了这些，用文章进行揭露、讽刺、抨击、和斗争。有人说《世界报》是廉价、撒谎、群氓的革命报纸。他们低估了普利策的勇气和胆识。他受到上层人士的咒骂，但受贫民欢迎，工人把他当作伟人。他用事实教育无知的人们，讲解民主的力量，让他们意识到选票的重要性，让他们坚信美国梦一定能实现。普利策是改革的先知。
一八八四年，普利策在去欧洲度假前，发现了自由女神像的困境。当时，法国雕塑家弗里德里克•巴托尔迪（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ｉ）塑造的自由女神像已经完成，巴托尔迪还雕了一个九英尺高的模型。七月四日，组成自由女神像的铜板，正式交给了美国公使利瓦伊•莫顿（Ｌｅｖｉ Ｐ Ｍｏｒｔｏｎ）。这时，法国赠送的自由女神却没有安身之处。一个委员会筹集了十五万美元，要在贝德洛（Ｂｅｄｌｏｅ）岛为塑像建基座，但是钱远远不够，而筹款工作极为缓慢。那只举着火炬的手，在费城的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展出过。头部在一八七八年巴黎博览会上展出过。但散装的塑像，仍在法国。
普利策为自由女神像和扩大报纸发行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普利策带头捐献了二百五十美元。《世界报》在纽约《快邮报》在圣路易斯开展了募捐活动。普利策夫妇五月去欧洲旅行。在巴黎，普利策拜访了雕塑家巴托尔迪。
用普利策募捐运动的捐款，美国建筑师理查德•莫里斯•亨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ｕｎｔ）为自由女神像设计了巨大基座。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纽约港内轮船汽笛长鸣，烟花绽放，在二十一响礼炮中总统克利夫兰宣布自由女神像正式在美国落成。
西海岸的花花公子赫斯特来到纽约后，普利策有了一个真正的对手。这两个人非常相似，都有着疯狂的天性、超强的体力、极高的智力、还有超出常人的快速反应能力。“镀金时代”的美国，报界的商业竞争极为激烈。为了抢新闻，出现了抄袭，和制造新闻，普利策也无法免俗。
赫斯特的《日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刊登了一篇伪造新闻，情节极为感人，想以此让普利策上钩。果不其然，《世界报》改头换面地抄袭了这一新闻。《日报》编辑们，见到《世界报》上的这篇文章后，立即发动猛烈攻击。最过份的是，《日报》的文中主角的名字是“我们抄袭新闻”的谐音。
普利策和赫斯特恶性竞争的最恶劣的事件是挑起了美西战争（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ａｒ）。当时，西班牙和美洲殖民地间的矛盾极为尖锐。美国有一批以罗斯福为首的政治家，大力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但美国政府并不想卷入与西班牙的武装冲突。这就给新闻界带来了机会。美国海军“缅因号”在古巴哈瓦那港爆炸后，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日报》推出了大量扇动性新闻。两份报纸都发表了伪造的“缅因号”舰长给海军部长的电报，称爆炸并非事故。美国民众被激怒了，民众的情绪最终推动了国会对西班牙宣战。而《世界报》和《日报》的发行量则大增。
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疯狂的新闻界里，仍有理性的声音。《晚邮报》的古金德（Ｅｄｗｉｎ Ｌ Ｇｏｄｋｉｎ）就指出，《世界报》和《日报》歪曲事实，捏造故事，扇动民众，挑起战争。《世界报》的疯狂持续了四个月。四个月后，美西战争已经开打。如古金德所说，《世界报》和《日报》在美西战争中的表现，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无耻的行为”。
失明、精神崩溃
普利策极其精明，懂得雇员忠诚的重要性，他付给雇员的工资是最高的。对任何成绩卓著的人，普利策一律发予奖金。普利策对雇员的要求是，希望他们把一生的心血献给《世界报》。谁要是不把《世界报》放在同他的妻子、孩子乃至上帝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就会引起他的愤怒。他也常常担惊受怕。他的健康每况欲下，不能经常呆在办公室里，他开始寻找可靠的助手。
三十九岁那一年，普利策爆发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眼睛也渐渐失明了。普利策无法忍受任何噪音，那怕是轻微的、常人听不到的噪音，都无法忍受。此后一直到他去世，普利策有二十二年是在他那豪华游艇上遥控《世界报》。那些年里，他只能住在隔音极好的游艇上，游艇飘在海上，以远离尘世无时不在的噪音。普利策眼前一片黑暗，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但此时他已成了一位超级富豪，有能力支付他的特殊生活方式。普利策思维仍然十分敏捷、仍然有新闻人的精明和智慧。他把报纸的日常的事务交给了报纸主编，自己管大方向。普利策高薪聘请了一个秘书班子，让他们每天读报来了解世界，然后再口述文章和指示，以此遥控《世界报》。普利策无法忍受噪音，却很喜欢音乐，他的游艇上有支乐队，随时为他演奏。普利策从未离开过新闻业，他没有生活，只有报纸。
二十世纪的到来，标志着普利策从事新闻业已有三十三个年头了，尽管他才五十三岁。他曾对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每个政治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对每个重要的政治家进行过仔细分析。他以非凡的勇气，坦率的精神，公正的态度对他们进行评价。政治上，他是合众国消息最灵通人士。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坚持自由和改革的信念，这是新闻业中教育民众的巨大的进步力量。他大部分的差错来自于他无法控制的神经和野心。普利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工作中去了，妻子和孩子与他团聚都成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普利策本人一直是新闻界谈论的主题。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天才。人们开始猜测普利策是否能长期保持头脑清醒。他开始产生轻微的幻觉，一种可怕的焦虑一直在他头脑里缭绕。有时他凭空猜疑他的编辑们在欺骗他，他的家庭和朋友在抛弃他。他一直在与精神错乱作斗争，他用办报纸的那种专心在自我治疗。
普利策象一只被关在自己特制的金色笼子里的鸟。他只能听到新世界的声音，但看不见它。普利策的投资在飞快地增值，因此他相信麦金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的再次当选对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仍然不去从事风险的股票交易，只向服务良好，资产丰厚的公司大量投资，尤其是铁路行业。几年内，他的股息就超过了他报纸的利润。尽管，他的股息可以让他象一个大富翁那样生活，但报纸才是他的生命。
揭露巴拿马、罗斯福的坚持、高院判决
一九零八年的大选中，普利策发现了美国政府在开发巴那马运河时的一些问题。
一八九四年，改组后的新巴那马运河公司总裁法国人瓦里略，找过纽约的克伦威尔律师帮忙，克伦威尔成了公司的主要院外说客。美国原打算在中美洲狭窄地带开一条运河，在尼加拉瓜还是在巴那马是个未决的问题。主张尼加拉瓜的人是国会中多数。一九零零年大选中，克伦威尔向共和党捐了六万美元，倾向“尼加拉瓜运河”的共和党，接到捐款后，就语焉不详地主张开一条“海峡运河”了。一九零二年，众院仍偏向开尼加拉瓜运河，并将草案提交参院再议。
此时，瓦里略来到华盛顿，同克伦威尔一起大肆活动。他们鼓吹尼加拉瓜运河的危险性，尼加拉瓜是火山区，火山经常爆发，运河随时会有危险。当年五月六日，尼加拉瓜的佩列埃火山爆发，震坏了圣庇埃尔城。八天后，在参院讨论运河之际，莫诺托巴火山大爆发。尼加拉瓜的邮票上也用火山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使参院倾向于巴拿马，最后参院决定将运河修在巴拿马，再把提案送回众院，众院同意了参院的决议。决议案让罗斯福总统以低于四千万美元的价格买下新巴那马运河公司。
罗斯福以制造一个新国家——巴拿马共和国的办法，完成了运河计划。但克伦威尔的事却没完，直到一九零八年，他还在向巴拿马人要钱，而巴拿马人反过来向他索钱，并对他进行指责，克伦威尔认为这是讹诈。
一九零八年十月二日，罗斯福派了一名新闻秘书会见《世界报》执行编辑范汉姆，要他不要刊登有关克伦威尔的的传闻。还说，克伦威尔事务所的同僚寇缔斯已向首都地区检察官杰罗姆报告，巴拿马的讹诈者想在大选中利用这些指控。
但范汉姆不予理睬。他在《世界报》上报道了寇缔斯给杰罗姆报告。称克伦威尔和瓦里略通过一个辛迪加操控运河交易，辛迪加中有共和党总统侯选人塔夫脱的兄弟和现任总统的姻兄。文中暗示，美国政府的四千万美元，大部分落入了那个辛迪加手中了。《世界报》还刊载了克伦威尔的声明，完全否认对他的指控。
《印地安纳波利斯新闻报》在看到《世界报》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社论：
竞选即将过去，选民们明天将去投票，但他们仍然不知道有关巴拿马运河交易的真相，有人指控美国政府以四千万美元从法国手中购进了一千二百万美元的财产。政府支出了四千万美元，但谁获得了这笔钱呢？我们无法知道。政府及塔夫脱先生觉得人民不必知道。总统的姻兄也涉及其中，但他也是无可奉告。共和党总统侯选人的兄弟是辛迪加的一员，不过现在他公开否认，而且拒绝提供证据，证据在政府手中，局外人无法接近，档案在华盛顿，它们属于公众，但人民不得查阅。
罗斯福总统看到这篇社论后，马上作出了反驳：“我们一再声明，政府直接向法国政府支付了四千万美元。法国政府把这笔钱给了谁，我们不得而知，这是法国政府的事。有人说一些美国人从法国政府得到了“外快”，那是无稽之谈。这不仅是谎言，也是对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诽谤。根本没有什么辛迪加，就我所知，在美国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辛迪加。”罗斯福斥责《印地安纳波利斯新闻报》主笔史密斯是骗子。
史密斯声明，材料来自纽约一家著名报纸。《世界报》社论编辑威廉斯•比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Ｂｉｌｌ）看到罗斯福的声明后，发表了一篇社论《巴拿马骗局——要求国会调查》，其中说道：
由于罗斯福总统在对《印地安纳波利斯新闻报》主笔史密斯先生进行人身攻击时，有意歪曲事实，《世界报》谨求国会对巴拿马运河骗局立即进行全面公开地调查。
比尔罗列了罗斯福的四个论点：一、政府没把四千万美元中的任何部分给任何美国人；二、政府直接把钱给了法国政府；三、钱给了谁，政府一无所知；四、“就我所知，在美国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与政府打交道的辛迪加。” 社论还说：
据《世界报》所知，上述所引的罗斯福先生的声明中没有一条是真实的，它们全是不真实的。罗斯福先生在说那些话时，也一定知道那是不真实的。
《世界报》问道：“钱给了谁？”它说，美国为运河支付了四千万美元，为巴拿马共和国支付了一千万美元，这些钱没有给法国政府，而是付给了一家美国公司——摩根公司。社论指出克伦威尔在交易中的影响及他和总统的亲密关系。它说，克伦威尔在参院作证时曾说存在一个辛迪加。他是通过这个辛迪加同法国运河集团对话的。它暗示美国根本没同法国打交道，而是在和克伦威尔等美国人在打交道。后者发了大财。克伦威尔成了巴拿马的总顾问，摩根（Ｊ Ｐ Ｍｏｒｇｏｎ）成了巴拿马政府的财政专员，支付给巴拿马的一千万美员中的四分之三落入了他们两人手中。社论说，罗斯福先生要调查吗？好极了，《世界报》早就要求调查了。
十二月十五日，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特别咨文，专谈《世界报》的问题。他说，“史密斯先生说他只是转述了纽约一家报纸的话，既约瑟夫•普利策先生的《世界报》。众所周知普利策先生的为人和他报纸的品格，他的报纸不可信。有人不了解情况，轻信他的报纸。”“事实上，根本不用调查。那些话不过是无耻的诽谤。表面上是对个人的诽谤，即对塔夫脱和罗宾逊先生的诽谤，实质上是对美国政府的诽谤。”“真正的肇事者是《世界报》的老板和主笔约瑟夫•普利策先生，他的罪行是诽谤，后果是破坏了美国人的好名声。因此，不应由个人来控告他诽谤，而应由政府对他进行起诉。国家有责任对这个丑化美国人民的人，对这个诽谤可尊敬的美国公民的人，对这个在全世界人面前诽谤自己政府的人，给予审判。”
第二天，《世界报》回敬了一篇社论：
总统先生错了，他别想封住《世界报》的嘴。不管他说了多少下流话，都无法改变我们的决心，我们愿意再说一遍我们说过的话——合众国国会应该做一次彻底的调查，来查清巴拿马事件，美国人民应当知道真相。
总统先生把这个问题列为总统咨文的主题，对此我们非常欢迎。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位总统曾对一家无畏的独立报纸的权力和影响表示过如此的敬意。
要是《世界报》的确诽谤了某人，我们希望它被惩罚。但我们不会被总统先生的威胁吓倒，更不会被总统先生的权利吓倒。《世界报》的老板可能会坐牢，但即使身陷铁窗，《世界报》也要担当保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的旗手。
一九零九年二月十七日，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的大陪审团对普利策和范汉姆提出了诉讼。《世界报》发表社评：
罗斯福先生只是一个插曲，《世界报》则是经久机构，罗斯福先生百年之后，普利策先生百年之后，《世界报》仍将活着，作为一家绝不会被封嘴、绝不会被吓倒的伟大的独立的报纸而存在。
普利策知道这是背水之战，他让朋友去看过牢房，还提早立下了遗嘱，对财产的分配做了安排。和律师商议后，普利策决定不反驳罗斯福对他和《世界报》的指控，而是要否定政府对该事件的管辖权。普利策认为，问题的结症是新闻自由，而不是揭露个别的贪官污吏。《世界报》赢得官司，新闻还会有言论自由；要是败诉，新闻界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功能将丧失怠尽，新闻业将落入可怜的境地。
罗斯福在华盛顿遇到了一位不愿合作的法官。于是，他改在纽约州提出诉讼。
普利策不惜重金，派人去法国调查四千万美元的下落。罗斯福和克伦威尔都说有关公司的一切档案都保存在公司巴黎办事处。但普利策的律师在巴黎获释公司档案已封存在里昂信用公司，据法国法律，休业公司档案不得查阅，封存二十年后予以销毁。普利策的追查工作搁浅了。
一九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纽约法官查尔斯•霍判《世界报》赢得了官司，起诉无效。他说：“构成诉讼的理由，与多年来的法律精神背道而驰……。”普利策仍不满意，他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以确保新闻自由原则。普利策是被告，政府是原告，并且在州法院中已经失败了。因此，这是一个被告方要求上诉的奇特案子。
罗斯福的总统任期于一九零九年届满，接任的是塔夫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 Ｔａｆｔ）。《世界报》编辑因报社的官司，而不敢批评白宫了。普利策见状，给了编辑们一个训令：
我从未见过《世界报》像今天这样不敢说话、不敢批评白宫了。塔夫脱已担任总统多日，他犯了很多人人可见的错误，但《世界报》却保持沉默，有意的沉默。这是为什么呢？
我曾示意公正地对待塔夫脱，但他作为关税改革派是一回事，作为极端的关税保护主义者又是一回事。不能因为我说过什么，就不去批评塔夫脱。
我不想你们缺乏主动精神和勇气，你们必须发扬这品格。
普利策就他的报纸的权威和义务阐述了的思想：
“我们要保持真正的独立，《世界报》同情民主党的立场是无疑问的。《世界报》应该比总统更有力量。总统受政党和政治的束缚，只有四年的任期；但报纸可以年复一年地生存下去，可以自由地说真话，实实在在地为公众利益服务。只要不过于感情用事，不过份夸夸其谈，报纸就有最大最高的自由，但报纸绝不能失实。比如罗斯福赞成关税改革，我们就支持他这一点，但又要批评他在其它方面的错误。”
一九一一年一月三日，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普利策的裁决，结束了这场长达两年的诉讼案。《世界报》为此写了一篇社论：
合众国最高法院昨天对罗斯福控告《世界报》一案，做出了一致的裁决，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人民击败联邦党的“叛乱法”以来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历史学家评论道：“即使普利策一生中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他也有权享有美国人民对他的感谢，为了他在这场英勇而昂贵的战斗中，所显示的胆略和勇气。”
至于，那四千万美元最后落入谁的手中了，也许永远是个秘密。
结局
一八九二年，普利策就准备了一笔经费给哥伦比亚大学（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帮助该校建立新闻学院，但是大学董事会，认为新闻还不是一个专业，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普利策创办新闻学院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们接受了他的建议。普利策提议由一个顾问委员会来管理和指导新闻学院的工作。他聘请了教育界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物当顾问。但哥大校长不同意。最后，普利策放弃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主张。
普利策留给后人的另一个遗产是根据他的遗愿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八十多年来，普利策奖象征了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的文字。特别是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每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美国记者无不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作为奋斗的目标。普利策奖在每年的春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的十四名会员评定，五月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正式颁发。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普利策的“自由号”游艇在无声无息地徐徐航行。中午时分，秘书正用德文给普利策读路易十一世的生平，老板打断他的阅读问道：“今天有政治新闻吗？”一点左右，这位一生在暴风雨中不断拼搏的人平静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轻点，再轻点。”秘书放低了声音，还在读书。凯特于一点二十分来到了船舱，十五分钟后，普利策安祥地死去。
普利策的一生正值美国新闻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新闻是为满足人的本能需要而产生的。人类组成了社会，就要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新闻需要鲜活、真实的社会动态。美国的报纸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它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两个竞争中的政党的需要。内战争中，人们对战争新闻的需要，大大推进了新闻业的发展。很快，达官贵人和市井小民，就都离不开报纸了。
新闻的一个重要的本性，是揭露腐败，新闻也在揭露腐败的同时，使自己获利。新闻的另一个本性是猎奇。由于新闻的这两个本性，这个行业里很快就聚集了一批，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发掘腐败违法为目标的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人生使命，他们是无冕之王，总统议员都在其监督之下。
新闻业是最彻底地表现人性矛盾与冲突的行业。它在伸张社会正义的同时，无法避免它的种种缺陷。新闻业的虚荣和夸张、过度的猎奇、和极易受大众操纵的特性，来自人的本性。对待新闻业，应该象对待人一样。不能把它当成天使，也不能把它当成魔鬼。任何一个社会要想要把新闻业当成一种宣传工具，就会扼杀社会的自我调节作用。人的良知有限，新闻业的良知也有限。人的创造性源于好奇和猎奇。但是，当新闻业为了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就会带来令人震惊的负面后果。善恶是人性的两面，也是新闻业的两面，尽管新闻永远以善的面目出现。新闻业是最能体现人性善恶两面性的地方，好的新闻人一定要有这种认识、要有界限，在狂热的事业心驱动下，才不会过度利用民众的弱点，放大人性的弱点。新闻业必须有反省。
普利策身上集中了新闻业的矛盾性，并把这种矛盾性放大了无数倍。他有真诚的正义感、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富人奢侈生活的深恶痛绝。但是，报纸的商业性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为富有的报业大亨。他一面过着奢侈生活，一面做着善事。他通过自己事业，寻求社会公正、关心弱势群体。社会批判和社会关怀，不再是人性善的自然延伸，而成了一种抽象的理念，一个实现自我的理想。这就是人性，不论善恶，都是人性，不足为奇。
今年是普利策逝世一百周年，那些从理想出发，企图用国家之力控制新闻事业的共产主义国家，所剩无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报纸上只有“好的思想、好的言论”。
谨以此文纪念普利策逝世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