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美国往事——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夫人（Elizabeth Cady Stanton）
“不管男性在一般情况下，对女性有多大的保护力，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在生死攸的当头，妇女仍要独自去对付险恶的环境。死神为妇女准备的不可能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只能给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连结无限时空的是神圣的自我之孤独，每个灵魂永远生活于孤独之中。”
—— 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夫人《自我孤独》，一八九二年。
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以保障其国民的自由和平等为其目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妇女和黑人一直没有选举权。一七八七年的美国宪法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宪法之一，美国宪法没有用种族和性别限制公民参政。一七八七年的制宪会议把公民的投票权留给了各州。因各州传统的差异，合众国成立后，黑人和女性都没有选举权。内战后期的一八六五年，国会通过了林肯总统的《奴隶解放宣言》，黑人从此获得了自由。但要到一八七零年国会通过的《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才了规定“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而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黑人才有了选举权。但妇女仍无权参政。一七八七年制宪后的一百多年里，妇女参政受到各州州法限制。美国各州州法，尤其是东部各州州法来自英国普通法，公民的参政权由其拥有的财产来决定。当时，美国妇女婚后没有财产，财产属家庭，而丈夫代表家庭。于是，理所当然地由丈夫代表全家投票，该传统一直存在于美国大多数州内。许多州州法规定，妇女投票非法。在一九二零年联邦《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写入宪法之前，只有西部的几个州妇女有选举权，大多数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
当美国东部的废奴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美国妇女也采取了政治行动并建立了政治组织。废奴事业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动力。围绕着废奴这个问题，美国妇女获得了政治经验，并找到了妇女运动的方法。她们用请愿、鼓动来教育公众。第一代女权运动者都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废奴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是斯坦顿夫人和苏姗•Ｂ•安东尼（Ｓｕｓａｎ Ｂ Ａｎｔｈｏｎｙ）。当时的废奴主义者大都同情女权运动。道格拉斯和加里森都是女权运动的支持者。这些人中，对美国妇女运动贡献最大的就是本文的主角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夫人（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ａｄｙ Ｓｔａｎｔｏｎ）。
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夫人，于一八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在纽约州的约翰斯敦（Ｊｏｈｎｓｔｏｗｎ）。她在丹尼尔•凯蒂（Ｄａｎｉｅｌ Ｃａｄｙ）和玛格丽特•利文斯•凯蒂（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 Ｃａｄｙ）夫妇的十一个孩子中排行第八，她的五个兄弟姐妹死在幼儿期。凯蒂家的孩子只有伊丽莎白和她的四个姐妹活到了成年。
伊丽莎白的父亲丹尼尔，是一位著名律师和联邦党人，曾任国会众议员（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一七年），后来成为巡回法院法官，一八四七年，成为纽约最高法院法官。法官凯蒂把法律带进了女儿的生活，并与伊丽莎白的姐夫，贝亚德（Ｅｄｗａｒｄ Ｂａｙａｒｄ）一起，把法律和社会活动的种子植入伊丽莎白幼小的心灵。年轻的伊丽莎白，喜欢读父亲的法律书籍，并与他的助手辩论法律问题。早期的法律教育，使伊丽莎白很早就体会到法律对妇女的歧视，特别是已婚妇女。她认识到已婚妇女几乎没有财产、收入、和职业、甚至没有对子女的养育权。这种认识让伊丽莎白很早就有了改变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想法。
伊丽莎白的母亲玛格丽特，是荷兰移民后裔，父亲是大陆军军官詹姆斯•利文斯顿（Ｊａｍｅｓ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上校，参加过萨拉托加（Ｓａｒａｔｏｇａ）及魁北克（Ｑｕｅｂｅｃ）战役。阿诺德（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ｒｎｏｌｄ）叛国事件中，利文斯顿上校在西点协助过逮捕过约翰•安德烈（Ｊｏｈｎ Ａｎｄｒｅ）。玛格丽特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子，气质颇佳，被伊丽莎白形容为“女王”。因为失去了很多孩子，玛格丽特得了抑郁症，这让她无法多接触孩子。孩子的父亲忙于工作，抚养孩子的责任落到了长斯坦顿夫人十一岁的姐姐和姐夫的身上。
奴隶制在纽约州，要到一八二七年七月四日才结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伊丽莎白的父亲也是奴隶主。彼得•惕伯特（Ｐｅｔｅｒ Ｔｅａｂｏｕｔ），是凯蒂家在约翰斯敦解放的奴隶，一直照顾伊丽莎白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伊丽莎白从未提过惕伯特是她家的奴隶这件事。惕伯特多次出现在伊丽莎白的回忆录中。伊丽莎白描绘过和惕伯特一起愉快地去教堂。没过多久，她接触到来自纽约的表哥，格里特•史密斯（Ｇｅｒｒｉｔ Ｓｍｉｔｈ）后，她开始采取激进的废奴主义立场。
与同时代的许多妇女不同，伊丽莎白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六岁前，她在约翰斯敦学院（Ｊｏｈｎｓｔｏｗ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主修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宗教、科学、法文、写作。她喜欢男女生同上的课程，这时她可以和同龄的或比她大的男孩竞争。她的学业很成功，赢得了几项学术奖，包括希腊语奖。
回忆录中，伊丽莎白很感激她的邻居牧师西蒙•荷塞克（Ｓｉｍｏｎ Ｈｏｓａｃｋ），他极大地激发了她那被父亲低估了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写到死去的哥哥以利亚撒（Ｅｌｅａｚａｒ Ｃａｄｙ）时，伊丽莎白说：她对父亲说，她能作的和哥哥一样好，想以此来安慰父亲。但父亲说：“噢，我的女儿，我真希望你是个男孩！”她知道，父亲的心中男子要胜过女子。伊丽莎白含泪把的她失望告诉了荷塞克，荷塞克对她的坚定信念，让她克服了父亲对她的轻视。荷塞克教伊丽莎白希腊语，鼓励她广泛阅读，并给了她大量书籍。荷塞克的影响，加强了伊丽莎白的自信和自尊。
约翰斯敦学院毕业后，伊丽莎白尝到了性别歧视的味道。伊丽莎白沮丧地看着同期毕业的男青年，进入大学深造，而她不行，尽管她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好。因为她是女子，伊丽莎白只能上纽约州的特洛伊女子学院（Ｔｒｏｙ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一八九五年，学校为纪念它创办人艾玛•威拉德（Ｅｍｍａ Ｗｉｌｌａｒｄ）而更名时，请伊丽莎白为主讲人。
在特洛伊的学生时代，伊丽莎白受到查尔斯•Ｇ•芬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ｒａｎｄｉｓｏｎ Ｆｉｎｎｅｙ）的影响。芬尼是传教士和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与早年加尔文长老会的影响的结合，给伊丽莎白造成了极大的不安。芬尼的讲演，让伊丽莎白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对末日审判的恐惧俘获了我的灵魂，迷失的幻觉困扰着我的梦境，精神上的痛苦损害了我，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失去了理性。……”伊丽莎白的父亲和姐夫让她摆脱了芬尼的影响。他们带她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让她恢复了理性。此后，伊丽莎白没有再加入任何有组织的基督教会，她认为逻辑和人性化的道德是思想和行为的最好指南。
年轻的伊丽莎白通过废奴运动结识了亨利•布鲁斯特•斯坦顿（Ｈｅｎｒｙ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Ｓｔａｎｔｏｎ）。斯坦顿与伊丽莎白的表兄，史密斯相熟。史密斯是支持布朗（Ｊｏｈｎ Ｂｒｏｗｎ）哈珀斯起义的“秘密六人邦”的一员。斯坦顿是记者，废奴主义演说家，与伊丽莎白结婚后，成了律师。尽管伊丽莎白父亲对他们的婚姻持保留态度，这对夫妻还是在一八四零年结成了夫妻。伊丽莎白删除从婚礼誓言中的“承诺服从”字样。她后来写道，“我固执地拒绝服从夫妻中的一人，我把平等关系带进了婚姻。”他们共有过七个子女。
从欧洲的蜜月回国后不久，斯坦顿夫妇搬入了约翰斯敦的凯蒂家。斯坦顿师从岳父学习法律到一八四三年。当斯坦顿夫妇搬到波士顿后，斯坦顿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波士顿，伊丽莎白沉浸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这些活动以废除死刑和废奴为中心。在波士顿，她结识了道格拉斯（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加里森（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ｌｏｙｄ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奥尔科特（Ｌｏｕｉｓａ Ｍａｙ Ａｌｃｏｔｔ）和爱默生（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等人。斯坦顿在世时和去世后，斯坦顿夫人在签名时一直使用丈夫的姓，但她不让人称她亨利•斯坦顿夫人。她认为妇女自身是一个个体，不应依附于任何人。
斯坦顿夫人的婚姻生活中，也有紧张和分歧。斯坦顿和斯坦顿夫人的父亲一样反对妇女选举权。因为工作、旅行、和经济上的考量，斯坦顿夫人和她丈夫经常不在一起。夫妇两人有着同样的气质和野心，但在妇女权利和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并不一致。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四十七年，直到斯坦顿在一八八七年去世。
一八四七年，考虑到新英格兰的冬季对斯坦顿的健康的影响，斯坦顿一家搬到了纽约的塞内加福尔斯（Ｓｅｎｅｃａ Falls），落户于芬格湖（Ｆｉｎｇｅｒ Ｌａｋｅ）畔。斯坦顿夫人的父亲为他们在湖边买了房子。斯坦顿夫妇共有四个子女活了下来，两儿两女。在认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性要求的时代，斯坦顿夫人坚信，妇女应在夫妻间的性关系和生育上处于主导地位。斯坦顿夫人在子女教育上，要求她的每个孩子都要有言论自由，要参加大量户外活动，要有扎实的学业。女儿玛格丽特说：妈妈是一位“开朗、阳光、和放纵的母亲。”
斯坦顿夫人很喜欢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但她发现塞内加福尔斯的人们无法满足她智力上的追求。为了打发日子，她成了社区活跃分子。从一八四八年起，斯坦顿夫人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女性建立了联系，开始致力于女权运动。
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权运动，源于废奴运动。十九世纪初，美国有种“对女性的崇拜”，认为有一个“妇女领域”，妇女虔诚、纯洁、柔顺、善持家务，她们是传统道德和文明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她们天生有“优越的道德观”。这种观念看似尊重妇女，但把妇女束缚在所谓“妇女领域”中，无法自由发展。当时的一些美国妇女要改造社会，开展道德改革运动，她们积极参与禁酒、禁娼、和废奴运动。她们为废奴运动募捐、请愿、巡回演讲。她们闯出了“妇女领域”，进入了男人世界。因此受到了保守势力的指责，甚至在废奴运动中也不受男性欢迎。
在定居塞内加福尔斯之前，斯坦顿夫人结识了，年长她二十岁来自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的卢可莱蒂娅•莫特（Ｌｕｃｒｅｔｉａ Ｍｏｔｔ），一位女权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和贵格会教徒，她是美国第一个女性废奴协会创始人，她家是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地下铁道联络站。在莫特的引导下，斯坦顿夫人成了美国女权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一八四○年，两人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废奴大会。大会竟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不给妇女正式代表资格。废奴运动是当时最激进的运动，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是各国最开明、激进的领袖，他们对妇女的态度使妇女代表大为震惊。妇女代表们甚至只能坐在男子代表看不见的地方，只有加里森到会后，为了抗议这一决议，选择了与妇女代表坐在一起。妇女代表们觉悟到自己原来也是奴隶，于是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来争取女权。但要到八年之后，美国才在塞纳加福尔斯召开了第一次女权大会。
美国的女权运动发端于一八四八年七月十九日在纽约州塞内加福尔斯召开的第一届女权大会。大会起源于废奴运动，塞内加福尔斯女权大会发表的由斯坦顿夫人起草的《情感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是模仿《独立宣言》而来的。美国独立七十五年后，妇女勇敢地将《独立宣言》应用于自身，把天赋人权及统治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观点扩大到了妇女身上。这次会议及后来美国各地的女权大会上提出的改革，目的是要争取妇女掌握自己收入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离婚的权利、子女监护权、及选举权。塞内加福尔斯女权大会上的二百五十名妇女代表中，只有年仅十九岁的裁缝夏洛特•伍德沃德（Ｃｈａｒｌｌｏｔｅ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活到了一九二零年，在总统选举中投了票。当年的会址，现在是一个加油站，人行道旁有一块标示牌告诉路人，这里是一场影响全球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祥地。
在女权运动中，斯坦顿夫人逐渐行成了自己的女权观点：一、妇女的权利就是为自身安全和幸福而利用自己的全部聪明与才智。二、妇女是公民，是国家成员，根据政府的基本原则，她应享有其他成员的同等权利。三、必须把妇女视为文明结构中与男子同等重要的一个因素，她的权利与责任也一样，就是个人的幸福与发展。四、只有生活中的附带关系，如作为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等，才需要女性尽持殊责任，接受特殊训练……。斯坦顿夫在她七十六岁时发表的著名演讲《自我之孤独》中这样写道：
“要让妇女受高等教育，让她们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求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同时还要享有广泛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从任何形式的束缚中，从陈规陋习、依附他人及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免受恐惧的侵扰和摧残。之所以要给妇女所有这些机会，最大的理由莫过于每个妇女要对自己孤独的一生负完全的责任。我们要求妇女在自己的政府中有发言权，在让她们信仰的宗教中要有发言权，在她们充当重要角色的社会生活中要享有平等待遇，在她们能获得生计的各行各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之所以如此，最大的理由莫过于她们生来就有的自主权，作为一个人，每个妇女都得完全依靠自己。不管妇女多么喜欢有所依靠，有人保护，有人支持，也不管男人如何希望她们这么做。妇女都得独自驾驭生活之舟。在危急关头要脱险，妇女就得对航海规律有所了解。要为自己导航，我们必须既是船长，又是引航员，又是工程师，舵手之位需配有航海图和罗盘，以便观测风浪、理会天象，适时收帆。作为一个孤独的航海者，男女性别，无关紧要。大自然的恩赐不分性别、一视同仁，因此在危急关头，大自然同样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技艺与判断力，假如无法与环境匹敌，男女将同样遭受灭项之灾。为了弄清每个人都能独立行动的重要性，权且考虑一下自我的无限孤独感。我们只身一人来到世界，又只身—人离开世界，所处的环境独一无二，跟前人毫不相干。前人与后人都不可能出现在令人正要去航行的同一个人生之海。一个人身上的种种遗传作用不会在其他人身上再现；影响这个人的幼年、青年乃至成年期的环境也不会再现于其他人身上。大自然绝不会旧戏重演；这个人的种种可能绝不会重现于那个人身上。没有人找到过两片同样的叶子，也没有人会找到两个一摸一样的人。只要考虑到人性的无限多样化，我们多多少少便能领会到，要是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阶层缺乏教育，在政府中没有自己的代表，这对于该国家将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妇女依赖男人的理论，在妇女一生的紧要关头，男人是无法挑起妇女肩上的重负的。当每个新生儿降临人世时，妇女独自迈向死亡之门。无人能分但她的恐惧；无人能减轻她的剧痛。当痛苦超越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时，她独自一人跨进死亡的门坎……”
“由此可见，每个人总是位于生活的战场，在漫长、疲惫的行军中，独自前行。我们可能拥有许多朋友，拥有别人的同情与仁爱，使每天的旅途顺坦些，但在人生征途上，大喜大悲之时，每个人仍然是孑然一身……”
“在整个思想领域，在艺术、科学和文学界，在政府里，妇女已经占有一些与男人平等的位置……本世纪有出自于她们的诗歌与小说、她们参与过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改革，她们占有编辑、教授和律师的位置，医院病房里有她们的身影、教堂的布道坛上，学校的讲台上也有她们的声音。今天，开明的公众舆论所欢迎的正是这类女性；生活事实与以往虚假理论的斗争所赢来的正是这一胜利。”
“过去妇女围着纺车和编织针转，政治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而今天的女性已经成长起来，要是仍然将她们局限于过去狭窄的政治圈里，会协调吗？不、绝不会！机器不知疲倦的肩膀已扛起男女身上的重负，织布机、手纺车只是昨日旧梦，取而代之的是笔刷、画架、凿子。同时，妇女的理想抱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的外界条件是以说明个人求自由、求发展的理由。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每个人都得依靠自己时，我们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具备勇气，要明察秋毫，要调动身心的各器官，并在使用中得以增强和发展。”
“不管男性在一般情况下，对女性有多大的保护力，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在生死攸关的当头，妇女仍要独自去对付险恶的环境。死神为妇女准备的不可能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只能给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连结无限时空的是神圣的自我之孤独，每个灵魂永远生活于孤独之中。”
“有一种孤独，我们每个人随身挟带的孤独，比冰雪覆盖的山峦更可望不可及，比午夜的海洋更加深不可测，这就是自我之孤独。也称为自我的内心世界、不管是凡人还是天神都看不穿、摸不透，它要比神灵守护的地下宝穴更隐秘，要比神殿的内室更隐秘，要比古希腊以流西斯城里的暗室更隐秘，因为唯有全能全知的上帝才能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生，慨莫如此。试问：有谁能够，又有谁敢将他人的权利与责任夺为己有?”
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和莫特
一八五二年，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加入了短命的妇女禁酒协会。斯坦顿夫人被选为协会主席，协会于一八五二年解散。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很快就把注意力放到了妇女选举权上。单身，没有孩子，安东尼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的发言和旅行，斯坦顿夫人无法做到。斯坦顿夫人的演说更好、写作水平更高。安东尼是运动的组织者。与安东尼的相对狭隘的选举权不同，斯坦顿夫人的女权概念更为广泛。虽然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这些不一致从未威胁到她们的友谊和工作关系，两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斯坦顿夫人去世。
内战后，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宣称选举权应包括妇女。斯坦顿夫人的立场引起了许多民权领袖的注意，尤其是道格拉斯，他认为白人妇女通过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已间接地有了选举权，而黑人男子和妇女的处境则更遭。斯坦顿夫人坚持黑人妇女，和黑人男子一样应该拥有选举权，她说黑人妇女身上有三重枷锁：奴隶制、性别、和种族。一八六六年，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等几个志同道合者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普选权不分性别和种族。请愿书交到了美国国会众议员史蒂文斯（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Ｓｔｅｖｅｎｓ）手上，尽管有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的努力，《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并没有给妇女选举权。
在《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被各州批准时，斯坦顿夫人的立场，导致了女权运动的分裂。许多女权运动领导人，反对斯坦顿夫人的“全有或全无”策略。一八六九年五月，以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为首的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ｍａｎ Ｓｕｆｆｒ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成立，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担任了二十一年主席。ＮＷＳＡ反对没有女性选举权条款的《宪法第十五修正案》。以斯通（Ｌｕｃｙ Ｓｔｏｎｅ）和布莱克威尔（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及其追随者们，于同年十月，成立了美国妇女参政权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ａｎ Ｓｕｆｆｒ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该协会支持《宪法第十五修正案》。
以后的十年中，维多利亚•伍德哈尔（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Ｗｏｏｄｈｕｌｌ）宣称，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已经赋予妇女选举权了。她认为，第十四条修正案定义的公民为“所有出生在美国的人或加入了美国籍的人，”包括妇女。第十五次修正案，规定了所有公民的选举权。于是，女性已有了宪法赋予的选举权。这个以宪法为基础的妇女选举权理论，是女权运动的新起点，它从早期试图修宪的作法，变成了重新解释宪法的问题了。一八七二年，安东尼首先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参加投票。两星期后，安东尼被警方逮捕。法庭判定她非法投票有罪罚款一百五十美元。同年十月十五日，密苏里州妇女运动领导人弗吉丽亚•迈纳（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Ｍｉｎｏｒ）进入圣路易市投票所注册投票被拒绝。迈纳以公民投票权被剥夺为由在州法院起诉地方政府，被州法院裁决败诉。迈纳一直上诉到联邦法院。一八七四年，联邦高院在审理此案时对公民权作出了著名的保守解释：美国公民的公民权不包括投票权。联邦高院的解释成为各州政府拒绝妇女投票的法律依据。斯坦顿夫人在一八八零年，来到投票点投票，遭拒绝。从一八七四年到一九二零年，经过四十五年的斗争后，美国妇女才获得了选举权。
斯坦顿夫人认为基督教教会组织是女权运动的主要障碍。她撰文阐述对圣经中女权主义的理解，认为圣经并不歧视妇女，是教会在压抑女权。斯坦顿夫人支持妇女的离婚权、就业权、和财产权。斯坦顿夫人的最激进的立场是支持异族通婚。一八八四年，她写信祝福道格拉斯与海伦•皮茨（Ｈｅｌｅｎ Ｐｉｔｔｓ），一个白人女子的婚姻。斯坦顿夫人还支持节育，但认为堕胎是弑婴。
自一八七六年起，斯坦顿夫人和她的同道开始编写六卷本的妇女参政史，直到一九二二年才完成。斯坦顿夫人的其他著作包括《妇女的圣经》（一八九五年），自传《八十年及其他》（一八九八年），和一八九二年在美国全国妇女参政权协会上的讲演《自我孤独》。
斯坦顿夫人还加入了纽约的巡回演讲团，在十二年的巡回演讲团的职业生涯中，她每年有八个月在旅行和讲学，以此来支付两个儿子的大学费用。同时让她的思想在人群中传播，并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这些活动进一步建立了她的女权运动领导人声誉。斯坦顿夫人还促进了各州的妇女选举权。
一八九二年一月十八日，斯坦顿夫人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重申了妇女选举权的问题。经过了近五十年的女权运动，她在国会议员面前谈到了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指出价值观不应基于性别。正如四十五年前她在《情感宣言》中写下的，妇女不仅需要投票权，而且要有社会地位。
一九零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纽约市家中，斯坦顿夫人死于心力衰竭。美国妇女要在十八年后才获得投票权。斯坦顿夫人被安葬在布朗克斯（Ｂｒｏｎｘ）的在伍德劳恩公墓（Ｗｏｏｄｌａｗｎ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由于斯坦顿夫人对宗教和关于女性就业和其他妇女问题的非正统言论，使许多女权主义者视安东尼为正统的女权运动的创始人。直到一九九零年代，斯坦顿夫人才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她在女权运动中创始人的地位被广泛接受，她的有关妇女选举权、就业权、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的思想和言论也被广泛地接受了。
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宪政改革。建国两百多年的美国历史，就是宪法在不断适应社会变动的历史。其中，民权运动和经济扩张对美国的制度和法律的影响最大。但是，美国的宪政改革来自投票，因此推动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并不容易。改革力量和反改革势力有同样的机会。那些明显有进步意义、对国家整体发展有利的改革，也不容易进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妇女选举权要到宪法生效一百三十一年后才得到宪法认可。尽管美国宪法的应变能力在过去的历史上显示出巨大力量。但是，任何宪政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道德上的推动。美国的女权运动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明文规定了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从此妇女投票权有了宪法保障，妇女参政成了势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二零零七年一月，南西•波洛希（Ｎａｎｃｙ Ｐｅｌｏｓｉ）正式就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一美国民选公职中仅次于总统及副总统的最高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