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钱：美国往事——美国内战 IV（America Civil War IV）
“战争是所有罪恶的总和”。
—— 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Thomas Jonathan Jackson）
内战中南北双方的外交
和独立战争一样，外交在内战中的作用也是非同小可。南方一直在寻求外国介入，欧洲大国也趁内战混水摸鱼，但邦联没能得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承认。其中有许多因素：北方的外交技巧、欧洲人的废奴情绪、英法害怕与北方交战的后果，等等。最重要是南军未能取得足以使欧洲各国相信它可以维持其独立的胜利。外交胜利以军事胜利为转移。一八六二年秋，南军的表现几乎要赢得外国的介入，北军在安蒂特姆的胜利使南方要获的外国介入成了泡影。
对美国内战的态度，欧洲有以下看法：上层阶级，特别是英国的上层阶级，是亲南方的，因为南方人和欧洲贵族之间有着姻亲关系。英国的纺织业依赖南方的棉花。英国的工厂主和远洋货运商人想让他们的竞争对手新英格兰人败北。欧洲的统治阶级愿意看到美国民主共和制的垮台。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同情北方，把它看成是共和主义和进步思想的象征。联邦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它会推进欧洲自由主义事业，而南方的胜利则象征着奴隶制和反动的胜利。
出于对本国身利益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确定了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政策。在其中，英国最重要。作为工业和海上大国，英国的利益深受美国内战的影响，而英国也是最有能力进行干预的国家。拿破仑三世（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ＩＩＩ）企图单方介入，但因没有英国的合作而没有采取行动。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八日，联邦海军舰从英国邮船“特伦特”号上，抓到了两位邦联派到伦敦和巴黎的代表。该事件激怒了英国的报界和公众。首相帕尔麦斯顿（Ｈｅｎｒｙ Ｊ 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对内阁说：“你们可能忍受得了。……但我忍受不了！”英国海军派舰只增援在北美的英国海军，还准备派远征军到加拿大。英美之间的战争即在眼前。但是，双方很快意识到，战争对任何一方都没好处。国务卿西沃德（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Ｓｅｗａｒｄ）承认联邦海军做得不对。林肯下令释放了两位邦联代表，而英国也接受了美国的做法。危机乃宣告结束。
美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ｄａｍｓ），赴英之前在国务卿西沃德的陪同下，面见了林肯。林肯只对他说了一句话：“用一切手段让英国保持中立，同时还要让英国不承认南方的独立”。亚当斯不愧出身于外交世家，加上亚当斯家族对联邦的一贯忠诚和对奴隶制的深恶痛决。亚当斯在英国的表现极为出色。首先，亚当斯在女王已内定承认南方独立了的情况下，尽力拖延让国会和英国政府正式宣布。一直到林肯总统宣布解放奴隶之后，这时欧洲各国中没有一个会冒支持奴隶制的道义风险，去承认南方的独立。
英国曾对一八一九年的中立法，作了模棱两可的解释。该法禁止提供装备和设备、安装或武装军舰以用来反对任何与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
一八六一年六月，乔治亚州人詹姆斯?布洛克（Ｊａｍｅｓ Ｄ Ｂｕｌｌｏｃｋ）率邦联使团来到英国，为邦联购置并建造军舰。布洛克机智顽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英国为邦联建造了两艘军舰，“佛罗里达”号和“亚拉巴马”号。这两艘船击沉和俘获了一百多艘的联邦商船。布洛克的对手是利物浦的美国领事托马斯?达德利（Ｔｈｏｍａｓ Ｄｕｄｌｅｙ）。达德利雇用间谍收集违犯英国法律而为邦联建造上述两艘军舰的证据。布洛克用自己的间谍去对付他们，最后，这两艘军舰驶离英国时，都无法在法律上证明其被用于战争。
在这种形势下，亚当斯的处境十分微妙。一八六三年，当亚当斯得知英国在为邦联制造另外两艘军舰时，整个夏天，他都在质问英国外交部。同时含蓄地威胁说，如果这两艘军舰开往邦联，美国就向英国宣战。英国外交大臣罗素（Ｊｏｈ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对他无可奈何。九月五日，亚当斯气势汹汹地照会罗素：“我必须向阁下指出，英国这样做意味着战争。”次日，英国扣押了这两艘军舰，最后买了下来，交给了皇家海军。消息公布后，亚当斯成了英雄。其实，在收到亚当斯强硬照会两天前，英国就决定扣押这两艘军舰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亚当斯的强硬抗议和西沃德在华盛顿对英国大使的强硬态度，这一切使英国人相信，在未来的战争中，中立的美国一定会为英国的敌人建造军舰。为此他们向女王和政府施加压力取消了邦联的军舰定单。
人人都知道法国皇帝对南方的同情。从一八六二年起，拿破仑三世就让法国在墨西哥参与了一场冒险。一八六一年，墨西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引起了英、法和西班牙的联合军事远征，以讨回墨西哥欠下的外债。经过谈判，英国和西班牙于一八六二年撤军。但拿破仑三世强加给墨西哥政府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并于一八六三年增兵三万五千人。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推翻了自由主义的领袖贝尼托?胡亚雷斯（Ｂｅｎｉｔｏ Ｐａｂｌｏ Ｊｕａｒｅｓ Ｇａｒｃｉａ）。
这时，邦联与墨西哥北方省份的反胡亚雷斯的酋长们结成同盟，这些酋长们从德克萨斯边境的走私中得到好处。一八六三年，邦联的主要外交目标是与法国签订承认邦联的协议。作为交换条件，邦联承认法国控制下的墨西哥政权。当拿破仑三世准备让奥地利的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大公为墨西哥国王时，邦联派使者到马克西米利安那里建议结盟。马克西米利安真想这么干，但是，拿破仑三世并不愿冒与美国交战的危险。国务卿西沃德巧妙地在两极之间指导美国外交政策：一是放弃门罗主义（Ｍｏｎｒｏ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二是公开与法国决裂。他彬彬有礼却坚定不移地告诉拿破仑三世，美国是不会容忍外国干涉墨西哥的。他也含蓄地暗示：法国如不承认邦联，联邦就有可能承认马克西米利安。这一政策相当成功。在欧洲的冲突中越陷越深的拿破仑三世渐渐对墨西哥失去了兴趣。他与邦联保持一定距离，并禁止法国为邦联建造战舰。邦联谋求欧洲的承认和援助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了。一八六五年，邦联垮台后，美国把五万名经过内战洗礼的老兵派到德克萨斯——墨西哥边境；西沃德又对法国大施压力，使其从墨西哥撤军。一八六七年，法国撤军后，马克西米利安政府随之倒台，马克西米利安则被处决。
内战转折点：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维克斯堡战役（Battle of Vicksburg）
一八六三年五月的钱瑟勒斯维尔（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ｓｖｉｌｌｅ）大捷给南方造成了欢欣鼓舞的气氛，掩盖了邦联日益加剧的问题。封锁在加强，通货膨胀在恶化；西部战场上，北军咄咄逼人。为了应付这种形势，邦联内阁在五月份举行会议。朗斯特里特（Ｊａｍｅｓ Ｌｏｎｇｓｔｒｅｅｔ）提议，由他率领两个师西进，增援西部。若此举成功，可解放田纳西州，同时减轻维克斯堡的压力。但是，李（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Ｌｅｅ）反对。李要进攻北方，以解里士满的威胁。同时，部队能从宾夕法尼亚得到补给；迫使西部的联邦军队增援东部以减轻西部邦联军队的压力；通过胜利加强北方的主和派；重新提出欧洲承认邦联的问题。李以其崇高威信而力排众议，他的计划得到了一致通过。作为一个为保卫弗吉尼亚而参战的人，李缺乏把南方作为整体的全局战略。尽管，南军在弗吉尼亚取得胜利，但因为输掉了西部战场，而输掉了内战。
一八六三年六月，李的实力大增，达七万五千人。但李的耳目，斯图亚特（Ｊ Ｅ Ｂ Ｓｔｕａｒｔ）急于搞一次戏剧性的骑兵行动，脱离了大部队。这一行动对未来的战役造成了严重后果。
北军的高层也是问题不断，林肯于六月二十八日批准了胡克（Ｊｏｈｎ Ｂ Ｈｏｏｄ）的辞职，任命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Ｍｅａｄｅ）为波托马克军团（Ａｒｍｙ ｏｆ Ｐｏｔｏｍａｃ）司令。但是，南军的进犯，在北方人中间非但没有激励起反战情绪，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使同情南方的“铜头蛇”们噤若寒蝉。入侵的南军抢走了能见到的一切物资。南军俘获了大批宾州黑人，送往南方为奴。这一切激起了北方的愤怒和痛恨，这正是南方在保家卫国时曾有过的激情。
米德的部队把守着通往华盛顿和巴尔的摩（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Ｄ）的关口。双方都无意在葛底斯堡交战。但是，七月一日清晨，前往葛底斯堡抢鞋的南军步兵旅在途中与城西的两个北军骑兵旅交火。于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仗打响了。
七月一日，北军在撤离前，击退了南军一次次进攻。下午三点，李到达葛底斯堡，命令尤厄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 Ｅｗｅｌｌ）酌情进攻公墓岭。尤厄尔举棋不定，最后没有进攻。第一天的战斗，南军以伤亡五千人的代价拿下了葛底斯堡，但是，北军并没有撤退而是居高防守。
七月二日，上午十点，李决定从三个方向进攻墓地高地。他命令朗斯特里特立即行动，但直到中午，朗斯特里特还没行动。北军的防线稳固。黄昏，南军精疲力竭，放弃了进攻。
七月三日上午，北军进攻。六小时的鏖战中，北军占领了堑壕，把大部分南军赶下了山。下午一时，南军炮弹铺天盖地而来。下午三点，南军停止了炮击。皮克特（Ｇｅｏｒｇｅ Ｐｉｃｋｅｔｔ）师七千人，开始冲锋。南军接近北军阵地时，北军大炮突然猛射，把南军切成数段。皮克特师，三个旅长两个阵亡，一个重伤。十三个上校，非伤即亡，无一幸免。其余几个旅，军官伤亡也这么多。这是内战中最有名的一次冲锋，进攻部队伤亡六千四百多人。李骑马来到他们中间，说道：“都是我的错”。
七月四日，南军在战壕里待了一天。接着，在满怀希望地北进一个月后，李的部队撤回弗吉尼亚。在林肯的敦促下，北军骑兵击毁了波托马克河上的浮桥。因水位太高，李陷入困境。掉队和开小差使李的部队减员至四万二千人，米德得到了增援，兵力达八万五千人。米德尾随着李，对是否进攻南军犹豫不决。此时，南军在拼命架桥。七月十三日夜间，南军从这架桥上逃之夭夭，仅损失了几百名殿后部队。
葛底斯堡是内战中最关键的战役，南军从此再无力挥师北上，李也再没有机会指挥这么多部队。南北双方在战役中，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南军统帅李固执己见，北军的米德则毫无主见，在战役指挥上漏洞百出。南军军长一级的指挥官一起出错。北军全靠汉考克（Ｗｉｎｆｉｅｌｄ Ｓ Ｈａｎｃｏｃｋ）的临场发挥。不过，双方士兵和下级军官仍是一如既往地英勇无畏。
一八六三年下半年，葛底斯堡忙坏了，善后委员会买下一块地作为国家公墓。有子弟战死的十八个州的州长捐了款，死去的士兵被重新安葬在公墓中，价格是一点五九美元一具尸体。公墓建成后，向北方各界名人发出奠基仪式的邀请，林肯接受了邀请。麻州前州长艾维瑞特（Ｅｄｗａｒｄ Ｅｖｅｒｅｔｔ）是主要演讲人。
十一月十八日，林肯抵达葛底斯堡，看到的是望不到边际的棺木和送葬人群，他的心情更加沉重。晚饭以后，林肯才准备讲稿。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十点，仪式开始。山脚下，一位将军说：“总统先生，想想那些守住高地的人吧”。林肯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些向高地冲锋的人也值得记住”。林肯始终把皮克特当做朋友，并为他的弗吉尼亚师骄傲，皮克特无愧于当年林肯给他的完美士兵的称号。艾维瑞特讲了两个小时，听众纷纷离去到战场去参观了。下午两点艾维瑞特才讲完。林肯的讲话，只有二百六十七个字：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在自由的愿望中孕育产生，它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争，这是对我们国家的考验，也是对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并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的考验。今天，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会。为了使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烈士们滴尽了最后一滴血。现在，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他们最后的安息之地。我们理应这样做，而且这也是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块土地我们既无权奉献，也无法圣化。因为，曾在这儿浴血奋战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倒下的，已经把它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的微薄之躯所能增减的。今后，全世界将很少注意到，也难以长时间地记起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是，勇士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将永远都不会被忘记。”
“我们这些尚活在人世的人，应该在这里忘我地致力于勇士们未竟的崇高事业，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去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希望在这里，我们能从光荣的烈士们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希望在这里，我们能够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他们白白牺牲。希望我们能使国家在上帝的赐福中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林肯的演讲持续了两分钟，给总统照相的人连快门都没来得及按。当时多数记者把林肯的讲话，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时间证明，林肯的演讲是对内战最好的注解。一八六零年代，平等在美国尚未深入人心，自由的理念要靠战争来争取。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重申了《独立宣言》中的基本观点。从《废奴宣言》到葛底斯堡演说这一年，林肯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走出了种族主义，成了一代伟人。
联邦在葛底斯堡获胜的同时，在西线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维克斯堡，格兰特指挥的北军坚定不移地加强了对它的包围。工兵在南军防线下挖坑道，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坑道中实施爆破，但进攻未能取得突破。另一爆破准备在七月六日执行，届时格兰特计划发动总攻。但是，叛军早已疲惫不堪，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最后，他们连骡子和老鼠都吃光了。维克斯堡于七月四日正式投降。
从此，密西西比河成了北军内河，邦联被一截为二。邦联再无获胜可能。北方的船只可以从新奥尔良一直安全地开到圣路易斯。后人普遍认为，维克斯堡战役是内战中最成功的战役。北军毙伤南军一万人，俘虏三万七千人，北军伤亡不到一万人。一位英国军事史家写道：“必须追溯到拿破仑指挥的历次战役，才找到时间同样长，损失同样小，而战绩又同样辉煌的战例。”
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从根本上动摇了邦联。南方人都知道，他们说：“现在南方已没有维持下去的前景了。我们丧失了密西西比河，我们的国土被分割，剩下的已经不值得为之战斗了。”一为邦联高官在日记中写道：“各种事件以灾难性速度接踵而来。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我们显然就要取胜。李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威胁着哈里斯堡，甚至威胁着费城。看来维克斯堡要嘲弄格兰特的一切努力……。但现在，眼前的景象之暗淡，就仿佛早先它有过光明的时刻那样……。人的力量居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变化，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昨天还驰骋于成功之巅——而如今，我们的命运似乎就要彻底完蛋。邦联现在摇摇欲坠，行将解体”。
内战中的黑人士兵
黑人部队在维克斯堡战役中的两次参战，改变了许多白人对他们的怀疑态度。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两个路易斯安那黑人团参加了对维克斯堡下游的哈得孙港（Ｐｏｒｔ Ｈｕｄｓｏｎ）的进攻。尽管北军在进攻中受挫，伤亡惨重，但黑人士兵的英勇作战使北方人大为吃惊。一位白人军官写道：“你根本就想像不出，前几天的战斗是怎样消除了我对黑人部队的偏见的。”。助理陆军部长写道：“黑人在米利肯斯本德（Ｍｉｌｌｉｋｅｎｓ Ｂｅｎｄ）作战之英勇，完全改变了部队对雇佣黑人军队的看法。我听说，那次战斗结束后，那些在私下曾对让黑人参战的想法冷嘲热讽的优秀军官，都同样深深地表示赞许。”
一八六三年十月，北军已有五十八个黑人团。北军对他们的偏见已消除，只是反对黑人和白人享有同等待遇。在废奴主义者的敦促下，国会于一八六四年六月通过一项法案，给白人和黑人士兵同等薪饷，但补发薪饷的差额从一八六四年一月算起；除此之外，在内战爆发前即获得自由的黑人从入伍之日起领取同等薪饷。这项立法未能使奴隶出身的士兵取得同等的联邦入伍津贴。其他形式的歧视一直持续到内战结束。即使有那么多的不公平，十八万黑人士兵仍对北军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黑人帮助北方打赢了这场战争，也使自己在战后赢得了公民权。
南北双方的内政
南方对国会、内阁、和戴维斯的批评，一点也不留情面。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这样评价戴维斯（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Ｆ Ｄａｖｉｓ），他“优柔寡断、怯懦易怒、性情乖戾、固执己见”。后来的历史学家写道：“戴维斯个人对内战影响很大。假如联邦与邦联互换总统，那末，邦联可能会赢得独立。”但是，没有谁应该单独承担邦联的失败。南方的问题没人能改变。作为领袖，戴维斯有着严重缺点，随着内战压力越来越大，他的健康问题日益严重。作为一个治国者，他常把精力浪费在小事上。戴维斯最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正确，而不关心结果。戴维斯从不认错；他没有林肯的与批评者和那些仅在方法上不同但目标一致的人共事的能力；他没有林肯的政治敏感和平易近人，那种与各阶级的人交往对话的才能和把战争的目的和意义讲的清清楚楚的口才。
和他们的联邦对手一样，邦联的一些将领也无视人身保护法，逮捕他们认为对军队不利的平民而不交给法院。戴维斯政府默认了这些作法。这些作法激起了南方人的抗议。他们担心，“军事专制”会危害他们的宪法权力。副总统斯蒂芬斯说：“让独立第一，自由第二的想法见鬼去吧。一旦失去了自由，就永远无法复得。”
戴维斯的反对派聚集在州权的旗帜下。州权是南方的一项根深蒂固的原则，即使是出于全面战争的需要，也不能放弃。戴维斯、李和其他领导人主张征兵、戒严及一些必要的集权措施，他们把现实置于原则之上。然而，斯蒂芬斯和其他人不愿这样做。随着邦联的处境每况愈下，邦联不但不能同心协力，反而四分五裂了。
林肯政府同样面临着强大的反对派。在军事上受挫时反对派就更为强大。但是，联邦有政党，南方没有。政党减轻了北方的分裂。南方没有政党，但有反对势力。因为该势力具有超政党的性质，所以容易失控。由于没有政党的约束，反对派常常是不负责任的。据邦联宪法，总统无法连任，因此戴维斯无意建立政党。由于不存在一个与忠诚和切身利益相联系的政党，戴维斯无法用组织手段获得民众的支持。同时，反对不是来自有形的政党，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对付。国会选举中，反对派在众院只有十五个席位之差，参议院只有两个席位之差，未能取得多数。但在戴维斯政府只是国会微弱多数时，由于没有政党，政府很难调动这个多数。
北方则相反，林肯是一个朝气蓬勃、组织完备的政党的领袖。而反对党的存在有助于共和党的团结。在历次选举和国会投票中，林肯的共和党团结一致。北方的州长几乎全是共和党人，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有着忠诚和互利的关系。一八六三年后，北方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南方则相反。邦联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内政上，都在输掉内战。
一八六三年的西部战场上，南军节节败退。北军占领了田纳西、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弗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在这些地区重建民选政府，需要制定一项政策。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八日，林肯发布了“大赦与重建宣言”。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联邦对那些曾参加过叛乱而现在宣誓忠于合众国及其所有法律和有关奴隶制宣言的人，全部赦免并恢复其除奴隶外的全部财产。邦联政府的内政外交官员，军队高级将领及一些重要的邦联分子不在赦免之内。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州，宣誓的选民人数达到了一八六零年选举时投票人数的百分之十，就可以重建州政府，联邦将给予承认。决定该州是否派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力属于国会。文件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它论述了内战中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制定了如下政策：一、承认到目前为止奴隶解放所取得的成就将是重建的先决条件；二、南方各州暂时可以颁布劳动合同法或其它措施，以便从突然解放所引起的混乱中恢复秩序；三、一些州从政治上回归联邦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对叛乱分子将不施于严惩，不没收其除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并且在开始阶段不要求选举人数超过百分之十。林肯希望大赦会让不热心的邦联分子重回联邦，从而进一步削弱邦联。但是，这些条款分裂了共和党，并引起了府会之争。
□ 读者投稿
刊登在 2011 华夏快递 kd11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