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儿园算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加上各种职业训练，曾给我讲过课的老师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位。细想下来，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我的高中物理老师翁光忠先生。
去年教师节前我曾许诺某总编我会写一篇文章赶在教师节前发表。我却迟迟没有笔，主要原因是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翁先生的消息了。几次回国问起老同学都说不知道他的近况，只知道他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就已经离开了我曾就读的第九中学。
今年的教师节又快到了，我欠的那篇文章就又上了我的雷达屏幕。昨晚忽发联想：翁先生一向治学有方，有方必有业绩，有业绩必有名气，有名气必上报，在这个信息时代，上报也必上网。果然，我在雅虎中文检索网站上找到一篇两千零一年翁先生在书城发表评论的报道。顺藤摸瓜，我又上了第一中学的网站。我在题为“教育教学的楷模，第一中学的骄傲”
一文中找到了翁先生：
“市教学能手、市中学物理中心教研组组长、市奥校总教练、多次开设市公开课、示范课、连续多年带高兰毕业班、担任高三年级组长和教研组长，主编市教辅资料《中学生物理教学丛书》、《成功之路教学丛书》高一、高二两册副主编，经常在省、市刊物上发表论文。是连续多年早报、晚报及广播电合的高考专家咨询、热线问答的特邀嘉宾。他的教学原则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一九七七年我在第九中学上高一。上了不到半学期，上面决定大学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于是，学校里上下动起来了。老师们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庆贺自己终于又成了学校的主人，又有了用武之地！我们学生则是重新分班。先是按程度分成快、慢班，又按志向分成文、理班。一时间学校里学习风气盎然。我们这些以往不起眼的学生因为成绩好也一夜间成了学校的名人。
第九中学有百年历史，她的前身是礼贤中学。名山自是藏龙卧虎，名校当是圣贤满堂。理科快班的任课老师全是重量级人物，那些拥有“雅号”、名声在外的人物。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三张两万”中“两万”之一的万述恩女士；教政治的是有“铁嘴”之称的张先生（不知道他是否那“三张”之一），教语文的是市报上常见的朴先生；教化学的是赫赫有名的王先生；教物理的就是本文的主人翁——翁光忠先生。
翁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洪亮。他衣着随便，但讲起课来生动活泼、令人印象深刻。我的记忆里总有这样的一幕；炎热的夏天他伴随着知了的叫声来到教室，上着一件老头杉，下穿一条短裤，手拿一芭蕉扇。上了讲台，先是用他那严厉的目光巡视教室里的学生；待教室里静了下来，他便微微点头微笑，算是赢得了学生的注意力。然后周洪亮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开场白：
“一位跳伞运动员有一次从高空跳伞下来，降落伞没有张开。奇迹发生了，他没死。为什么呢？”
停顿一段时间以后，他忽然快速度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冲量与缓冲。”
原来，伞虽没有张开，却一直吊悬在这位运动员的上方。这位运动员在快要落地的那一瞬间使劲快速地拉了一下降落伞，他的拉力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从而大大减小了他着陆的速度，也就减小了他落地时的冲量。
我从未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它却使听者印象深刻，且终生难忘。说来好笑。在我曾学习和工作过的耶鲁大学有一幢十四层的生物学大楼，餐厅设在最顶层。我常因为工作学习繁忙而错过了吃饭时间。庞大的电梯里时常就只有我一个人。每当此时，我就开始想象：要是电梯的缆绳断了，我会在电梯落地的一瞬间跳起来。其实，在我和电梯同时做自由落体状时，我脚下未必能产生足够的反作用力使我跳起来，我只是瞎想而已。
好的老师都能把复杂的道理讲的浅显易懂。耶鲁大学数学系有位世界级的数学家。我请他做我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并旁听他的《拓扑代数引论》。在讲到连续映射的不动点时他说：你把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随便平摊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地图上总有一点和地图所在地球上的位置相重合，这就是那个不动点。在解释球面上的连续映射至少有两个奇异点时他形象地说，就像人梳头（半球），要把头发理顺，就必须至少有一个旋（奇异点），除非你要所有的头发都竖着（无数个奇异点）。我不知其他数学家是怎样教授这些理论的。每当我听到类似的精彩讲演，我就想起翁先生的跳伞运动员。
一九七七、七八年时有大量文革以前的电影重新与观众见面。其中有一部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讲的是一位女大学生在西伯利亚教书的一生。电影的结尾是三个画面循环交替：从年轻美貌渐成白发苍苍的女教师，越来越多的胸戴勋章的红军军官、工程师、科学家，和一支越来越短的燃烧着的蜡烛。看完电影第二天上课时翁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当老师的，就像那支蜡烛，燃烧的是自己、却把光明给了别人！”
我领略过翁先生的光明。一九七八年市里组织了文革后第一届中学生学习竞赛，我和另外两名学生被选中代表学校参加物理竞赛。翁先生和另一位物理老师负责帮我们备战。记得有一天晚上在物理教研室，翁先生给我们讲解力的分解，黑板上画的是一把斜靠在墙上的梯子。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问：要是那栋墙塌了，力该怎样分析昵？翁先生便耐心地给我们解释转动力矩的概念。那天晚上学到很晚，我还记得翁先生当时只有五、六岁的孩子几次来教研室叫他回家的情景。
由于老师们的精心辅导，那次物理竞赛，我们三人分别获得了全市第二、第四和第六的好成绩，为学校争了光。参加其他科目竞赛的同学也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英语还得了全市第一名。
教师的一句话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九七八年学校鼓励部分高一的学生和应届高二毕业生一同复习高考。记得发成绩那天，翁先生在校长办公室楼前上下打探情报，看上去比我还急。终于有了消息，翁先生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的成绩是全校的第二名。报志愿的时候，翁先生帮我分析情况，他说：考第一的那位高二的同学要报请华，你们自己人就别争了。工程学院“北有清华、南有交大”；你就报交大吧。就凭翁先生的一句话我就上了交大，然后是考研、留学、工作，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大学第四年，我们要好的四个同学都准备考本校研究生。本着翁先生“自己人就别争了”的原则，我们四个同学分别报考四个不同的导师。消除了利益上的冲突，复习时我们四个人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其中一位神通广大，从上海某大学请了一位政治老师为我们四个同学辅导政治。最后我们四人都如愿以偿，考上了研究生。
后来出来留学的学生常说起他们上中学要给老师送礼、请老师吃饭。我总是不以为然。说，没那事儿，我从没给老师送礼，也没请过老师吃饭，而是老师请我吃饭。每当此时，我总是遭遇到异样的目光，好像我是个“异数”。其实翁先生才是“异数”。我记得那次在座的有另外一位中学物理老师，是翁先生的大学同窗。他设计了一套中学物理学教具，是关于定滑轮和动滑轮的，请翁先生提参考意见。我还记得那次品尝了翁先生的拿手好菜：拔丝苹果。
我想凡是翁先生教过的学生都会对他有很高评价。有一年我回国探亲见到老同学谈起了老师们的近况，他们都认为翁先生没有回到第九中学是我们母校的一大损失。
中国人一向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女儿周日上的中文学校不光设有中文课，也设有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的数学班。有一学期数学老师临时辞职，由我代了半学期的课。我教过大学本科生．也讲过研究生的课。却从未教过中学生。我想我有过好的榜样，而“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我自信我可以胜任。
但这里的环境不一样。我的那个班由六、七、八年级的学生组成，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疑是太早。大多数的学生来上数学课非属自愿。我虽尽力把课讲得生动活泼、浅显易懂，听众还是反应冷淡，无动于衷。一堂课下来我口干舌燥，不由心坎意冷，后悔当初不该答应接这个班。正在懊悔时，忽然听到一声“谢谢老师！”也许言者只是出于礼貌和习惯，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此时此刻的一声“谢谢”对我是多么受用啊！
那堂数学课给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最初动因。我想借此教师节之际向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们，向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谢谢”！
两干零三年教师节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