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印度之行》知道英国作家福斯特（1879-1970），也从萧乾（1910-1999）一些回忆文章中得知，他与福斯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英国的交往，并在俩人的通信中讨论了福斯特的作品，信件累计百十多封。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萧乾由于害怕，全给销毁了。在与福斯特交往期间，十分难得的是，福斯特将其未曾发表的小说《莫瑞斯》手稿给少数他经慎重选择的朋友看，萧乾是唯一被选入的中国人。
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对英国中产阶级的伪善，做作、傲慢和偏见有深刻的批判，对印度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抱有深切的同情与关怀。把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描写得十分真切透彻，给人印象极为深刻难忘。他的名著《看得见的风景的房间》也出人不意地把英国中产阶级虚伪面貌撕得干干净净，不留情面，该小说也成功地搬上银幕。对他去世后出版的同性恋小说《莫瑞斯》，国内介绍不多，该书1971年在英国出版，中国到2002年由萧乾夫人文洁若，义不容辞翻译出版该书。此书写于1913-1914年间，一直未发表，到1960年，作者已八十余岁高龄还补充该书的“结尾的札记”，可见他对自己深藏近五十年的著作并未忘怀。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亲属均已去世，社会对同性恋也已十分宽容，但是他还是犹豫：“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其实不论什么题材，只要是触及人类心灵深处的，总能打动读者的心。《莫瑞斯》也与福斯特其他著名小说一样是不朽的。
廿世纪初，英国社会对于同性恋还是属于禁忌的话题，同性恋被起诉的话，可以判起码五年监禁，社会对同性恋者如瘟疫似的避之不及。但是社会实际上存在这么一批边缘人，剑桥大学是同性恋的温床，福斯特作为同性恋者，小说主角莫瑞斯有作者的影子。莫瑞斯与克莱夫的恋情就在剑桥的肯景下展现，应该说克莱夫是双性恋者或者他感到社会的巨大压力，一直认为这种恋情是不正常的，有犯罪感。最终压抑自己的欲望，与一位女性结婚，把兴趣完全转移到政治抱负上，不惜抛弃相爱三年的莫瑞斯。
小说可贵处是塑造了一个健康、坦诚、理想主义的青年莫瑞斯，他有过傍徨、自责，也寻求心理治疗，企图解脱困惑，最后认识到自己的性倾向是自然的，他不安份，对世俗环境有天然的叛逆性烙，使他看到了现存的社会中的虚伪与庸俗，与自己的理想主义格格不入。
小说的后半部分，随着猎场看守人阿别克的出场，使莫瑞斯意识到自己什么病也没有，完全是个正常人。从肉体到心灵上认同阶级等级比他低的下等仆人，而甘愿抛弃金钱、地位与名誉，同阿别克去追求种全新的幸福生活。
可能这个结尾有点理想化了，是否能够实现，要打个问号。但是福斯特一再明确申言，他不愿给莫瑞斯一个悲剧或悬念，他要给他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相信这种爱与异性恋一样，使人变得高尚，应得到尊重。而斥之为不正常，恰是社会的不正常。福斯特写道：“给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实际生活所提供不了的快乐，这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的。……我书里的人大致说来是好的，但是社会几乎把他毁了，去责怪社会吧，别归咎于莫瑞斯。”“如果我以凄哀的情调或悲剧来结束这部小说，那我就根本不认为此书值得一写。”
1992年萧乾在一篇《唉，同性恋》的文章中，回亿作者当初曾给他看手稿时，他的反应：“这是一本健康的书”而已，而今补充自己的意思是：“它并不鼓励人去搞同性恋”。在这个问题上，萧乾并非是福斯特的知音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仍认为：“我认为异性恋爱才是正常的，同性恋属于变态，我不赞成去鼓励。在美国某些州里，同性恋者可以登记结婚，这种婚礼，我绝不会参加。”还写道：“我觉得倘若同性恋是胎里带来的，就应寄予同情，正如整个社会应关怀残疾人一样，不但不应歧视他们，还应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治疗的机会。”
在今年再版《福斯特》书时，文洁若把当初附在该书后的这篇文章给删除了，做得很对。萧乾是我十分敬崇的作家，他一生历经沧桑坎坷，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写了不少长篇与短篇小说，二战期间，作为《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与特写，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一解放就从香港返回北京，在《人民中国》（英文版）等杂志任编辑翻译工作。但文坛主流仍不认可他，1957年打成右派，从此一直到文革受尽迫害。平反后，自己说像出土文物，晚年写了不少回忆录与散文。更为难得的是，已八十多岁的高龄与患难与共的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了爱尔兰著名作家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化了五年时间把这本现代派意识流的天书，成功翻译出版，功德无量。
2009.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