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道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Ｊａｃｋ Ｋｅｒｏｕａｃ，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却从来没有看过。最近漫不经心地翻《应许之地：改变美国的 十三本书》（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Ｌａｎｄ：Ｔｈｉｒｔｅｅｎ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在路上》居然榜上有名。我对这 类罗列排名次向来兴趣不大，翻了翻就搁下了。不过倒是发现了，作者凯鲁亚克曾经是个美式足球运动员，后来拿了个足球奖学金，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出生 地，原来是波士顿北面的卢维尔市（Ｌｏｗｅｌｌ，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照片上的小凯，英俊黑发，脸部轮廓清晰如雕刻，帅得简直像格利高里·派 克。足球，帅哥，邻居，倒是让我觉得，这本书无论如何要看看了。
（一）
我的祖先肯定不是游牧民族，垮掉的一代，反叛，冒险，漫无目的地为旅行而旅行，我要说喜欢，也一定只是叶公好龙。不过，《在路上》初读起来，还是有些 亲切，作者无情地嘲讽知识分子的刻板和玩世不恭，由衷地赞扬他的朋友和旅伴丁（Ｄｅａｎ Ｍｏｒｉａｒｔｙ）那种原始简单的快乐和乐观，不由人会心一笑。
“我”的名字叫萨尔，Ｓ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读它的近似谐音，便成了“灵魂的天堂”。萨尔要从纽约旅行到旧金山，兜里只有五十美元。他准备从纽约 出发，沿六号公路，一路招手搭车（ｈｉｔｃｈｈｉｋｅ），经芝加哥辗转到旧金山。萨尔兴致勃勃地出发了，转了几辆车，走到纽约北方一个地界，却发现再也找 不到往西去的车。好心人说，六号路走不通，你还是先回纽约，另选经匹兹堡那条路走吧。
萨尔一生气，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第二天赶到芝加哥，就花钱买了车票坐灰狗。兜里的钱一下子去了一半。
看到这里我就偷偷笑。我深知我的局限：这样的事情我永远做不出来，所以我永远只能是井底之蛙，温室里的花朵。
想一想，招手搭车的事情我也是做过的。两回。都在英国。
第一回，是从哈瑞福德（Ｈｅｒｅｆｏｒｄ）到伯明翰（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刚刚去威尔士和英格兰南部玩过，准备那一天乘车返回牛津。票是现成的，来时就买的来回票。穷学生算得很精的，往返票一起买，比往票返票分开两次买，要 便宜很多。兴冲冲地扛着行李到了汽车站，傻了眼了。原来哈瑞福德太偏僻，往北方去的车子一天只有一趟，上午十点，我们这些懒虫都误点了。大家也没有再呆一 天的兴致，决定搭招手车，搭到伍斯特（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伍斯特是大站，从那里可以搭到回牛津的班车。
两个男生找到一张马粪纸板，趴在路边吭哧吭哧写牌子，我则独自颠颠地跑到路边招起了手。也是伍斯特名字长，字母多，还没等他们把牌子写好，已经有一辆挺漂亮的小跑车吱扭一声，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电影里的老镜头，总是男孩子躲起来，然后让女孩子往前面去招手，招到车了，男孩子再一个一个钻出来，让停车的人觉得受骗了却有苦难言。我们不是故意这么做的，却也无意插柳柳成荫。
司机很斯文帅气，白白净净的奶油小生，后座上方挂了几件浆得笔挺的衬衣。看看要上来三个人，还欠着身子将衬衣整理了半天。现在看来，这么讲究的男士， 说不定就是个同志哥，不过当时单纯，只是直觉地觉得自己是有点糊弄人家了，于是主动地坐在前排，积极地花言巧语，讨好巴结司机。想想脸红，原来自己还玩过 以色事人的小把戏。
司机是从南安普敦开过来的，一路要开到苏格兰去。他老家是在南方，工作却是在北方。我们觉得他伟大极了，这么远啊，简直是浪迹天涯。现在想来，英国还是小，区区弹丸之岛，他这一趟，把英国那粒弹丸从头到尾都穿过去了，也才不过七个钟头。
聊着聊着，司机听说我们的目的地是牛津，说，那你们不用在伍斯特下车，干脆，我把你们一路带到伯明翰，你们再从伯明翰坐车回牛津。
到了伯明翰时，司机并没有把我们丢在城外，而是直接把我们送到了城里的车站。我们当时都不开车，并不知道他这样离开高速公路，把我们送进闹市中的公共汽车站，要额外多花多少力气。
我们到了车站，一个男生饿了，就在站台上打开背包，从里面拿出牛奶，ｃｅｒｅａｌ，居然还找出一只碗和一只勺子，津津有味地吃将起来。同学长了一副娃娃脸，满脸单纯稚气，吃的时候还是蹲着的，就是山西话的那个“圪蹴”。旁边一位中年妇女看着他，忍不住会心地微笑。
同学在车站上吃饭，小事一桩，却算是我们那次出行的最大的离经叛道了。
这个同学，倒是那种能够怀里揣了五十块钱就能上路的人，可是在生活中，这样的路，却不知道会把你带到那里。他后来被英国一个基督教另类教会Ｊｅｓｕｓ Ａｒｍｙ“收编”，再后来又回国，后来还申请过美国的法学院，再后来又做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他依然还是在路上。
（二）
第二次搭招手车，事后想想，也是意外。
麦吉尔大学的一位教授，希望我转到他那里完成学业。他给我打过几回电话，还说，我有个好朋友就在牛津，你去见见他，他会向你介绍麦吉尔。
很惭愧，他那个朋友的名字我都忘了，也不记得他是哪个学院的，只记得他英法双语，是麦吉尔校友。事先约好，坐学院的定点班车到某处，然后在某处下车，然后再步行走到他家。
等到那一天，我却突然发现，我已经误了班车。于是慌慌张张地冲出门。从我们住的庄园，到有车辆来往的大路边，走路还要好几分钟，后来梅塔告诉我，她那天从窗户里看见我，手里拿着一张纸，一边看，一边往前冲，神色很是紧张。
也不过才十来年的功夫，想一想却真像是另一个时代：那是一个没有车，没有手机，没有黑莓的时代。
凯鲁亚克也是。他西行的五十年代初，美国仍旧还是灰狗时代；他总是囊中羞涩，甚至连坐灰狗都是难得的奢侈。他记下的，就是尘土飞扬的公路，和灰狗车 站。灰狗之前，还有横贯美国的大铁路。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的高速公路全面修通，凯鲁亚克那样的灰狗旅行，大概也就大大减少了。《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 伯特教授，起码还有一辆汽车，于是纳博科夫记下的，便是形形色色的加油站。
凯鲁亚克终生没有学会开车，所以他更能以崇拜景仰的笔触，写出丁飙车时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速和敏捷。
我第二次搭招手车的路程很短。坐了不知名的陌生人的车，敲开了不知名的陌生人的家门。只记得他们夫妇都很谦和，在他们家里略坐了一会儿，他们就带我到附近一家中餐馆吃饭。饭很好吃，我却还是没有去麦吉尔。
在生命的某一个路口，有个人为我指出过一条路，我却没有走上那条路。按我的习性，我挑了一条似乎更光明、更宽敞的路，就这样一路走将下来。路不同，总 归是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见闻，不一样的终点。有时候却不免惶惑，不知道走上另外一条路，会是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见闻，什么样的终点。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不光是因为人生没有回头路。我只是一个生命的匆匆过客，顺着生命的河流，随波逐流地，就这样漂流下来了。
我不是一个行路人。《在路上》的日子，我过得不多，想起来时，竟也是人生的一大憾事。
更好笑的是，那一次和梅塔聊天，才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误班车，不过是看错了手表。梅塔自己就是坐我本来应当坐的那趟车进城的。生平总共两次搭招手车，其中一次，竟然是因为我上路心切，看错了时间。
（三）
《在路上》，原来是“垮掉的一代”的出处。书中多处用到ｂｅａｔ一词，人累了是ｂｅａｔ，街道荒凉了是ｂｅａｔ，物事家具老旧了是ｂｅａｔ，黄昏时 分，人的心境没来由地生出一些悲凉，也是ｂｅａｔ．中文的“垮掉”，更像是从前的好孩子变坏了，其实并不能表达出ｂｅａｔ的意思。Ｔｈｅ Ｂｅ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的出处应当是这一段：
Ｔｈｅｙ （Ｄ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ｏ）ｗｅｒｅ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ｕｎｇｅｏｎ 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ｏｍ，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ｓｏｒｄｉｄ ｈｉｐ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 ｎｅｗ ｂｅ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 ｗａｓ ｓｌｏｗｌｙ ｊｏｉｎｉｎｇ．
萨尔到了丹佛，最终的目的地是旧金山。他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主人出钱买菜，他做饭、洗涮，换口饭吃。穿了朋友的西装，让朋友的女友陪着，他认认真真地去看歌剧。Ｗｈａｔ ｇｌｏｏｍ！Ｃｒｉ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ｒｉｔｏｎｅ．悲伤的歌剧把他感动得稀里糊涂。
更多的时候，他出入丹佛和旧金山的大小夜总会和酒吧，追逐着形形色色的爵士乐队，如饥似渴地崇拜着众多的爵士明星。五十年代美国的地平线上，摇滚乐已经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
丁和卡罗都神秘得很，丁正在和妻办理离婚手续，每天却还要定期去她住的旅馆和她作爱；他有了一个新的情人卡米尔，他是打算离婚后再娶她的，也是每天要 定期作爱，然后他还另有一个女人。他很守时，总是在固定的时间从一个女人跑到另一个女人那里；晚上的时候，黄金时间，他却不是和她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在一 起；他总是去卡罗那里，然后两个人进行神神秘秘的对话：生命，哲学，宗教，灵修。大概肯定是要吸毒的。
卡罗的原型，即是阿兰·金斯伯格（Ａｌｌｅｎ Ｇｉｎｓｂｅｒｇ）。
萨尔总是在喝酒。凯鲁亚克将酗酒浪漫化了，浪漫化了的美酒，又使他更加变本加厉地追逐酒精。他本人，后来也因为酗酒伤身，于四十七岁时早早辞世。
国内研究“垮掉的一代”的，是我大学时的朋友。朋友秀气斯文，每每我们疯闹胡说，见了她，便不由自主要收敛许多。她却选了垮掉的一代，和美国六十年代 的青年反叛文化为课题。和我们一样，她也想出国，却“卡”在了华侨证明上。她在国外确实有直系亲属，却开不出符合要求的证明，于是便滞留下来。
她们省的侨办是红旗单位。
于是，我们得意洋洋地上路了，她无可奈何地留在了后面。回头看去，她在路上已经走出很远，很远，而我们，竟还是在原地。
去丹佛的时候，乘坐的客机，也不过是灰狗六十年后的化身。在路旁的一个饭店里，会齐了公司的几位同仁，没时间碰他们订的午餐，匆匆忙忙进盥洗室补妆。
我们是在路上，却必须精心修饰，不能让人看出风尘仆仆。
一片青灰色四平八稳的石头建筑，岗楼下交验了良民证。踏进会议室，一张一望无际的大会议桌，这一面是我们公司的一排衣冠楚楚，对面是明星公司的一排衣 冠楚楚。我心中称奇，原以为，丹佛的男士们，都穿着约翰·埃尔维（Ｊｏｈｎ Ｅｌｗａｙ）那样的丹佛骏马（Ｄｅｎｖｅｒ Ｂｒｏｎｃｏｓ）球服。那个常打 电话的杰森，大约是荷兰或德国后裔，更是彬彬有礼，一丝不苟。
难以想象，他们会像《在路上》的人物一样，从一家酒吧喝到另一家酒吧，从一幢破屋闹到另一幢破屋，也很难想象，他们会像萨尔和他的朋友们那样，如醉如痴地，合着酒精和毒品，从一个城市奔波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蓝调乐队追赶到另一个蓝调乐队。
凯鲁亚克是加拿大法国后裔，他的朋友丁是意大利后裔。他追随的爵士明星，很多是黑人。后来，丁还开着新买的破车，浩浩荡荡开到了墨西哥。法裔，意裔，黑人，墨西哥人，为战后美国的音乐、艺术和文学注入了亢奋放纵的新鲜血液。
当然了，还有英国人。甲壳虫们。
“我试着告诉她，想想生活，想想我们一起能够做的事情，我是多么兴奋；我一边这么说，一边计划在两天后离开丹佛。她疲倦地转过身去。我们仰面躺着，盯着房顶，一边心里琢磨，上帝究竟是怎么搞的，让生命充满了这么多的哀伤。”
是不是因为害怕这样深重莫名的悲哀，这样肌肤相亲却无法穿越的隔膜，我们才总是想家，而且，每到一处，就忙不迭地，成家立业，安营扎寨？
萨尔又要离开丹佛了，他告别了丁，要到旧金山去。丁这个名字，竟然如此巧合。美国青年反叛的面孔就是丁。詹姆斯？丁（Ｊａｍｅｓ Ｄｅａｎ）。
战后美国的年轻一代，早在五十年代时，就已经蠢蠢欲动地酝酿着六七十年代的反叛。比这更早的，更遥远，更陌生的世界里，我都能读到自己熟悉的生命，而凯鲁亚克的人物们，却是另一种生物。他们是行走的生物，在路上。
一个好朋友去了丹佛。朋友有微微卷曲的黑发，像凯鲁亚克那样，总是有一缕，桀骜不驯地搭在额头上；我们都戏称他“五四青年”，指他矫揉造作，风流自许。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曾经对着清泠泠的湖水，很沉重地感慨：她们都很漂亮，但是，就是缺少一种味道。
来美国后，他向我炫耀：科罗拉多是美！天气好！
如约来到丹佛，已是十年以后，朋友早已海归。按他发来的国内电话打过去，那边却是人声嘈杂。听到我的声音，他说：等一下。一阵息息索索，人声散去，他说，他刚刚告诉员工们，他要接听美国来的重要电话，今天的会议改期。
他胖了，比当初刚来美国时胖了二三十磅。人们都叫他老总。
在路上……在路上的人们不会长胖，在路上的人们也不会秃顶，他们的额前，总是飘着一缕桀骜不驯的，狂放的，青春的头发；在路上的人们风尘仆仆，在路上的人们，不会容许任何人称他们老总……
在路上的人们永远年轻。
Ｊａｃｋ Ｋｅｏｕｒａｃ（Ｍａｒｃｈ １２，１９２２—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１９６９），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Ｖｉｋｉｎｇｓ，１９５７.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