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菊 子·
（一）弗兰克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它可爱的伴侣，都已经凋谢死亡。
中午时，看看手头的事情，杂乱无章，却是没有火烧眉毛的，就开了车，准备出门吃午饭。车里的电台还是９９．５ ＷＣＲＢ，正在放的，居然是熟悉的《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小时候看过德国电影《英俊少年》，少年海因茨唱着歌，把外祖父的硬心肠唱软了，把我们的软心肠唱融了。
想起了弗兰克。在这美丽的夏日，想起弗兰克，竟是无边的伤感。
最后一次见弗兰克，本是为他送行，结果他却姗姗来迟，手里拎着一块汽车牌照。“我们刚给我的车唱了丧歌（Ｋａｄｄｉｓｈ）”。那天正好下着大暴雨，他的车在暴雨中彻底趴窝了。
弗兰克是德国人，海德堡大学的研究生。他参加了一个学生交流项目，来我们学校当一年访问学生，一年后，还是要回海德堡的。
弗兰克的破车，是我们每次见面打趣取乐的固定话题。那车好象是俩纳粹车，大众的，弗兰克花了八百元淘来的。奇怪，同一辆车，每一次却 总有不同的故障，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笑话。每次商量什么活动，做什么计划，弗兰克临了都要加上一句：“假如我们的车不捣乱的话。（Ｉｆ ｏｕｒ ｃａｒ ｍａｋｅｓ ｉｔ．）
弗兰克虽然来自第二世界，其实比我们第三世界还穷，一个人的奖学金，却还要养活他自己和太太斯特凡妮。不过，人家究竟还是第二世界人士，别看穷，在美国呆了一年，跑的地方比我在美国十年还多。最能耐的是，他们自己一路开着车跑到了新奥尔良。
从波士顿开车去新奥尔良要二十八个小时。我从来没有驾车旅行过那么远，不过天底下人周游列国的多了，二十八小时驾车旅行本身算不了什么。弗兰克的绝处是：他们是二十八个小时一直开过去的，中间没有休息，没有住旅馆，也没有去饭店里消消停停地吃过一顿饭。
——他们不敢停车。弗兰克那辆车实在太破，跑起来倒也顺溜可靠，闸也还没有失灵，主要是发动困难；每次停车，他们都不知道车子会不会醒过来。万一车子熄火了，壮烈了，他们就吃不成新奥尔良的小龙虾和Ｊａｍｂａｌａｙａ了。
其实，我对德国人很有偏见，对一切“德”似乎印象都不好。德语不懂，德国人冷漠，德国书尽是哲学，深奥繁复，德国诗太哲理，“三从四德”的德，专门欺负女性，德育最讨厌，德智体全面发展里，“德”总是拖我的后腿。
我读的有关德国的书也很少，勉强读的，除了教科书，不过是为了赶时髦而恶补的大路货。直接认识的德国人就更少。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听 过一位德国裔教授的课，现在想来他一定是犹太人了，当时并不懂，只知道他年轻时受过纳粹迫害，后来离开母国，发誓不再说德语。他讲课开始了，却发现学校派 给他的英语翻译根本不能胜任，正好在场的有一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于是他只好改用德语讲课。
他说，那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使用德语。德语是一种忌讳，是一个大伤疤。
——带着这样的偏见，认识弗兰克，便是一种惊喜。
弗兰克那时才二十多岁，就已经开始有中年发福的劲头。他的脸有些胖，轮廓一点也不清晰，而且总是乐呵呵地带着孩童般的笑容，天真烂漫，任由他心中的快乐漫溢出来。刚认识他时，大家随意谈天说地，开心之余，心里却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
细一想，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我心目中“正常”的德国男人都戴着硬挺的军帽，穿着挺括的军服，足蹬闪亮的马靴，脸部轮廓如刀削斧刻，目光凶狠，面无表情。
都是党卫军军官的形象。
（二）玛丁娜和达格玛
系里除了弗兰克以外，还有一个德国同学玛丁娜。弗兰克的太太斯特凡妮皮肤白皙，性情温和，玛丁娜却正好相反，她长得黑瘦，脸上线条刚硬，身上大概除了耳朵坠儿就没有一块肉。人以貌相，她的性情和斯特凡妮也正好相反。
新生头一年，我住研究生宿舍，空间狭小，却也碍不着我聚众滋事。冬天下雪时，周末找个黄道吉日，把几件行李往墙边一推，地上铺一张塑料布，就是野餐桌了。现在想想那塑料布的出处有些可疑，说不定是淋浴帘之类，也不知我当时那些客人是否觉得硌硬。
客人都来了，挤挤挨挨地坐了一圈，地上琳琅满目也还堆满了好吃的，于是有人起哄，要摄影留念。斯特凡妮拿过我的傻瓜相机，正要拍照时，突然失声惊呼：“哇，这个相机还可以显示日期的！”翻来覆去地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玛丁娜撇撇薄嘴唇，不屑地翻了翻白眼：“这有什么稀奇。也就是你，从哪个德国村庄里钻出来的，连这个也大惊小怪。”
斯特凡妮白皙的脸刹那间涨得通红。
玛丁娜和我一样，也是读学位的。文科的学位制比较傻，头两三年要修课，修完课考资格考试，还要通过三门外语（法语、德语和一门专业外 语），才能成ＡＢＤ（Ａｌｌ Ｂｕｔ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然后才能开始作论文。不过我们从小就是分数的奴隶，天生那点智商都用在了应付作业考试 上，修课倒也难不倒我们。每学期四五门课，期中期末考试，中间有小文章，期末有大文章，忙忙碌碌，倒也勉强对付得过去。
德国同学们就不行。德国大学里比较散漫，没有美国这么严格原始的修课制度。玛丁娜嘴硬，作业无法完成时，先是攻击教授，再是攻击修课 制度，连带着还打击一回我们这样的五分加绵羊。攻击归攻击，短时间内，玛丁娜却是无法改变美国的教育制度，一年后，弗兰克如期回国时，玛丁娜也放弃学位课 程回德国去了，说是读书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她回去当她那逍遥自在的职业学生去了。
另外一个德国同学达格玛，其实和玛丁娜长得有些象，也是黑发黑眼瘦骨嶙峋，但气质却完全不同，玛丁娜是满头满脸满身的刚硬，她却是满头满脸满身的温柔，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透着优雅。她是从原来的东德部分来的，说起头一次去西柏林，眼神有些起雾，还有些激动和憧憬。
达格玛和弗兰克一样，也是参加的政府项目，一年后将回德国。她很漂亮，漂亮的女孩子自然不会寂寞，在美国这一年，她就经历了她的美国罗曼司。她的宿舍就在我隔壁，因为墙壁薄，居然让我不小心偷听到了她的整个故事。
我们虽是近邻，却是从不同的门进出，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她那个男朋友，现在想起他来也就只是一个声音。头一回听到那个声音，我就想 像出一个形象：鼻孔朝天、不可一世、天下都在老子嘴皮子上的吊儿郎当。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那个大嗓门。总觉得美国男生那样的粗俗，配不上达格玛娇羞的优 雅。当然啦，说的是达格玛的故事，我喜欢不喜欢，有什么干系。
年初时，是大嗓门高谈阔论，论题都很深奥，文学啊，哲学啊，柏林墙的倒塌啊，世界大同啊。一听就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听他夸夸其 谈，我忍不住会心微笑：达格玛小心，这小子在勾引你呢。几个星期以后，大嗓门渐渐变得柔和，情浓时，隔壁便只有卿卿我我唧唧哝哝。再后来时，眼见得达格玛 归期日近，大嗓门声调也日日转高，刺耳，达格玛当初温柔性感的磁性的笑声没有了，大嗓门嚷嚷之后，是她固执的黑色的沉默。
达格玛没有玛丁娜的自负，来美国读书，心中多少存着些感激，所以功课也还是认真对付下来。
弗兰克也没有玛丁娜的底气。期中期末时，他便无比紧张，唉声叹气地说个没完。临考试了，电话打过来，说明天的考试没有准备好，考完试还要写好几篇文章，斯特凡妮嫌他笨，正跟他生气呢，怎么办。
（三）苏珊娜
暑假时，弗兰克如期回到海德堡，我则拿了个基金会给的旅行经费，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上暑期班。同班大都是叽叽喳喳的美国同学，同屋却碰巧是来自德国的苏珊娜。
我和苏珊娜天生有缘份。按照以色列的安全归类（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我们都是高危险系数人物：临行前，她在法兰克福机场的航班因为 她被推迟两个小时，我在波士顿的航班因为我推迟三个小时。身为超级恐怖分子嫌犯，说起以色列的安全措施，我们都有些不屑；白天各自分头行动，晚上闲谈，总 要交流交流当日的“安全艳遇”。
因为长相特殊，我们经常在大街上惹麻烦。苏珊娜是金发碧眼，以色列人一眼就认得出她是德国纳粹的后代、亲戚，我则是黑发黑眼、长发长 裙，大约让他们想起曾经炸过特拉维夫机场的日本共产主义恐怖分子。进出校园、超级市场，我们常常遭拦截，背包也常常要被人翻个底朝天；大街上，海滩上，常 常有帅帅的黑发青年向我们眉来眼去大送秋波。刚开始，我还有些得意，以为自己光芒四射、魅力无穷，没几天就恍然大悟：以色列最优秀的青年都在军队里搞特 工，这些冲我们大飞眼风的青年里，起码有一半以上是特工人员。幸亏我们是货真价实的穷学生，不然，我们这样意志薄弱的好色之徒，岂不是乖乖中了人家的美男 计。
苏珊娜在法兰克福机场被扣，是因为以色列安全人员问她为什么要来以色列，她说出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她的父亲是个牧师，她就是想学希伯来语，这样好阅读旧约的原版。安全人员不信。金发碧眼的德国妙龄女子，吃饱了撑的，才会颠颠地跑到这兵荒马乱的地方来没事找事。
我们住的宿舍楼下，有一只小黑野猫，大概只有几个星期大，一身漆黑的毛，眼睛却是宝石般的纯绿。某一天，我们外出时多次被人骚扰，彼 此都很愤懑，正在嘲笑以色列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时，小黑猫从树丛后面钻出来，我脱口而出：你看你看，连这只小黑猫，没准也会让他们说成阿拉伯间谍。“阿 拉伯间谍”，就成了这只小野猫的临时名称。
我们住的宿舍楼，七八间宿舍合用一个小厨房。小厨房里有一个大冰箱，每个人指定一格。吃不完的冰激淋、香肠，顺手放进冰箱，却常常是 不翼而飞。先前以为是自己老年痴呆记错了，自己并没有剩下的东西，后来才听旁边屋子的本校生讲，别看以色列人张口闭口“安全”“安全”，这里的冰箱却极不 “安全”，放在那里的东西，随时是会给别人“共产”的。
知道了这一点，苏珊娜和我就学聪明了，剩下的香肠肉类，情愿拿来喂小黑猫。
每天黄昏，忙过一天，暴烈的阳光渐渐变得柔和，炙热的沙漠天气也转为凉爽，我们常常坐在楼前的石阶前，和我们的“阿拉伯间谍”玩耍。好日子却是不长，夏天要结束了，我们都要回到各自的学校去，还有没有人来伺弄这个阿拉伯间谍，我便不得而知了。
一天，苏珊娜突然“失踪”，彻夜未归，令我提心吊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回来，大大咧咧地拍拍背上的睡袋，说她去加利利湖了。我便笑自己多事，人家德国学生就是潇洒自由，德国开车都没有限速的，人家夜不归宿，哪里用得着向我这个临时同屋请示汇报。
我是天生的书呆，每天上完课，就是马不停蹄地钻图书馆、档案馆，访问学者教授、政府官员，得到的不过是官样文章、大路新闻。苏珊娜却 是绝对的草根，跑的尽是不知名的小村庄，参加犹太和阿拉伯青年之间的定期对话。回头看，我记住的东西尽人皆知，而她则是真正的“亲历历史”。
有一个周末，我们分头南下北上，她去了北方的一个德国移民后裔的基布兹（社会主义集体农庄），我去了南方一个基布兹。北方的基布兹 穷，成员越来越少，新增加的往往是带着一群孩子、在别的地方生存困难的单身母亲。我去的基布兹很富有，虽然内部是集体生活和财产共有，生产方式却早已经是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营。假期时，成员们都能集体去巴黎度假，每个周五晚上的集体大会餐，还有葡萄酒喝。
苏珊娜那年已经二十六岁，准备毕业，拿个硕士学位。她说，这么年轻就毕业，她的同学都说她疯了。她的同学都象玛丁娜，准备当一辈子职业学生。
各自回校后，我们还互相写过一些信。她说，暑假结束，她和同学凑到一起，互相竞赛，看谁暑假期间搜集到了最好笑的笑话。因为我提供的资料，她的笑话得奖了，让她在同学间大大露脸。
临去以色列前，有广东同学相托，让我在以色列打听商机。七拐八拐，我竟然也找到了一个大商人，告诉他，有人想从以色列采买鸡脚。商人 很礼貌，耐着性子告诉我：生意的事你不懂，也不用懂，你这样聪明乖巧，还是好好念书是正经。看我穷学生，还送我一张ＳＰＡ卡，每天去学校附近的海亚特旅馆 游泳桑拿做头发修指甲。
生意没作成，还被人居高临下教训一通，有挫折感。晚上跟苏珊娜诉苦。听着听着，她瞪圆了眼：什么，你说什么，鸡脚？Ｃｈｉｃｋｅｎ Ｆｅｅｔ？
我很认真地说，其实没那么难听的，我们毕竟是文明古国，这玩意儿也有斯文名称。我伸出自己的手，比划着说，我们叫它凤爪，Ｐｈｏｅｎｉｘ Ｆｉｎｇｅｒｓ．
一阵爆笑，两个人都是泪眼婆娑、手脚瘫软。笑毕，苏珊娜就有了她的年度最佳笑话。
（四）约瑟芬
弗兰克回德国后，和在美国时一样，永远缺钱。离开学校后，他成了自由职业者，帮报纸写稿子，也写电影剧本之类，写得好不好我也不得而知。
东德西德合并之初，就业压力很大。我和一个同学分别几年后重逢，头一次见面，话题竟然被她的德国同屋抢走——那个女生有些歇斯底里，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她喧宾夺主，不停地抱怨东德人搞坏了经济，抢走了工作，害得她背井离乡，离开她的父母亲人，千里迢迢地跑到美国来讨生活。
弗兰克温和得多，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经济窘境而指责他的东德同胞。好在斯特凡妮顺利毕业，当成了小学教师，有了固定收入，不久更有了好消息，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起名约瑟芬。日子虽然艰难，却也其乐融融。
去年的某一天，却收到弗兰克的消息。坏消息。脊椎癌。
写信去问候，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事已至此，礼节等等早已无关紧要。询问，不过是累他重新叙述一下他的病情；他一定已经向无数的朋友叙述过。帮助，这样的绝症，我辈无能，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曾经绚丽的生命，终究将归于凋零。
弗兰克缠绵病榻，还在继续阅读、写作。给他寄去了全套的《纽约客》光盘，供他聊以打发时光。上次来信，他说最近刚作过一次手术，如果手术再晚半个钟头，他就不会在那里给我写信了。
弗兰克的女儿约瑟芬开始上钢琴课了，弗兰克发来了她的新照片，小姑娘踮着脚站在钢琴前，金发碧眼、漂漂亮亮的小美人胎子。
小肯尼迪从飞机上掉下去了。他的叔叔特德·肯尼迪，这一辈子送过无数的至亲好友，说过无数的悼词，每一次说出的悼词都能令人动容。他说，希望小约翰和他的父亲，在天堂里能够长寿，能够活到“梳理灰白的头发”的那一天。
从来都以为白发苍苍、满脸皱纹，是青春易逝、生命短暂的悲剧。今天，却突然意识到，白发和皱纹，原来也是一种奢侈，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
想看见弗兰克，脸上挂着我们熟悉的温和亲切的笑容，用手指梳理着灰白的头发；盼望着有一天，他能够顶着苍苍白发，挽着女儿的手臂，走过长长的教堂甬道，把她交给她的白马王子。
ＫＵＨＬＡＵ：Ｌａｓｔ Ｒｏｓｅ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ｔｅｖｅ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ｉａｎｏ； Ｄｏｎａｌｄ Ｚｏｏｋ， ｆｌｕｔ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Ｚｏｏｋ Ｒｅｃｏｒｄｓ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