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除了宗教意义之外，是美国家庭团聚的重要节日，相当于中国的春节。美国人的习惯，感恩节邀请家人或朋友聚餐；除夕夜，年轻人都结伴去餐馆吃饭和参加舞会，一直玩儿到午夜。圣诞节则是专为家庭聚会，一家人围坐在圣诞树下交换礼物，聊聊家常，已是延续百年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聚集在圣诞树下的家庭结构，却有了极大的变化：除了有血缘关系的传统家庭外，还有许多不同结构的家庭：诸如有新组合的双亲家庭，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孩子们来自不同家庭，彼此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一是新旧家庭的孩子们混合，有一半血缘关系(half-sister/brother)；有单亲家庭，多数是未婚或离婚的母亲独自抚养子女；有领养家庭，父母领养本国或外国孤儿，其中有的家庭已有自己的孩子，也有的家庭全是领养的孩子；有同性双亲家庭，孩子都是领养的，也有父母从异性恋转为同性恋，继续抚养原家庭的孩子；还有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如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通婚家庭，等等。于是，各种各样的家庭，围坐在节日的餐桌旁，真是一种非常可观的景象。

这种景象可以得到数据的支持。根据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核心家庭，包括配偶和孩子，占家庭总数的53.2% 。其中异性夫妻占 45.7%，异性同居的占6.5%, 同性夫妻和同性同居的分别为0.5% 和 0.4%。

枯燥的数据后面，隐藏着鲜活的故事。我在麻省S学院工作时，通过女儿在中学六年的各种活动，结识了不少她的同学的家长，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家庭。一般来说，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子女的性格和成长过程有重要的影响。

Colin的父母来自台湾，有两个女儿，夫妻两人在一家超市里拥有一个sushi 柜台，每日早出晚归。我女儿和Colin都参加了学校越野长跑队，一起训练比赛，我和Colin的母亲混得很熟。Colin姐妹在学习上课外活动上争强好胜，相互较劲，关系却十分融洽。她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经常在自家里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并努力地说服我也成为教徒。春节和其它中国节日时，常常请我和女儿去她们家聚餐。Colin母亲不仅中国菜烧得极有水平，sushi 更是妙不可言。每次聚餐，我们总是随请随到，饱餐一顿。抱歉的是，我始终没有入教，辜负了她的苦心。Colin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Max是女儿上初中时的好友，性格活泼开朗。和女儿闲聊时，得知他的父母已经离婚，父亲重新娶妻，而母亲和她的女友同居。Max和他的哥哥与父亲同住，周末去母亲家，就在我家附近。女儿讲得漫不经心，我却听得目瞪口呆。一个周末，Max和另一个同学到我家和我女儿一起制作短录相，是她们摄影课的作业。Max认为我家地下室是一个很好的场景，于是请我外出消磨2小时。我说：“拍录相没问题，就是别拍打斗片。”女儿没吭声，Max却笑嘻嘻地说：“请放心，我们不会搞坏地下室的。”一周后，我看到了他们的录相，不出所料，是一个警察抓罪犯的短片。Max善解人意，解释说：“地下室地上的血迹是蕃茄酱，我们已清理干净。”我真是哭笑不得。

又一个周末的晚上，女儿和Max兄弟以及另一个女生去N城玩儿。Max知道我女儿在该城美术学校上课，就建议去参观那里的展览橱窗。Max指着一幅中国仕女的头像素描，说很像我女儿。我女儿告诉大家，素描课的老师要求每个学生画一幅自画像，并加上想象和夸张。于是她就将自己画成古代仕女。Max的哥哥用挑战性的口吻提出一个问题：“你喜欢画画儿，哪一位是你最喜欢的画家？”女儿反问：“你问的是哪一个画派呢？” 他哥哥一时语塞，Max大笑：“哈哈，被问倒了。”引得大家都笑了。

在麻省的五学院地区，社会风气开放，Max一家不会受歧视，被人指指点点。虽然经历了重大的家庭变动，他依然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儿。

Ann是我在A城结识的好朋友。那时，我和她都是单身母亲，我们的女儿同岁，在一起上高中。不同的是，她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大儿子出生时，医生操作失误，造成了婴儿大脑损伤，患有自闭症。Ann依靠她的律师弟弟，打赢了与医院的官司，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金，由律师控制(trust fund)。她中年离婚后，既要在两个大学当兼职教授，又要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精神上和体力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们相识时，她的大儿子已经20多岁，找到了一份在附近超市上货的半日工，仍然住在家里。另外俩个孩子正在上中学，是最让人费心的teenager。

如果我处在Ann的境况，很可能精神崩溃，而Ann却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感恩节时，她常请我和女儿参加聚餐活动；有时是在她家，有时去她的朋友家。除夕夜，如果Ann没有出城去访问亲戚，她就会请我和另一位单身母亲去她家喝茶聊天儿。在众多的聚会场合，Ann总是谈笑风生，以她广博的知识和幽默感，成为人群的中心。

虽然离异的家庭会给孩子的生活蒙上阴影，而Ann的两个孩子，John和Lily，却非常努力，不仅保持了良好的学习成绩，而且多才多艺：John擅长陶瓷制作，成品摆在学校橱窗里展览，让人惊叹。Lily参加了游泳队，是比赛中的主力队员。我女儿特别喜欢去她家玩儿或过夜(sleep over)，以致Ann和我开玩笑，要收我女儿的食宿费。John和Lily高中毕业后，选择了A城学费低的州立大学，既节省家庭开支，又能陪伴母亲。这对兄妹，都传承了他们母亲独立自强的精神。

我所在的小区有一个邻居，也是单身母亲，早出晚归。我很少见到她。她的儿子A.T.是我女儿的高中同学，看起来像个西裔。我曾经问女儿关于A.T.的种族，被训斥了一顿，说我不该提这种问题，还声称她是”color blind”。 我只好自我解嘲地说: “我在S学院搞数据资料，种族是一个重要的分类项目，是职业习惯。”

高一的万圣节晚上，女儿和几个朋友去城里的一个大学参加化装舞会，认为挨家挨户讨糖是小孩子的游戏。我留在家里发糖果。门铃响了，是一群小学生。意外的是看到躲在后面的A.T.，穿一身黑衣黑裤，戴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我笑着说：“嘿，我认识你。”A.T.也随着一笑，接过糖就快步地走掉了。我先是认为他高中生依然讨糖，十分好笑；又一想，他也许没有朋友同去舞会，只能独自活动。

A城有一个传统，高中毕业典礼后，毕业生都在城郊的一个空地上搭帐篷过夜。虽然校方严禁喝酒，总有一些学生私藏酒瓶，喝的大醉。半夜三更，我刚刚睡下，就被警察的电话惊醒，让我把女儿接回家。原来是从不沾酒的女儿，在同学的哄闹下，喝了几口就醉了。我刚刚将女儿安顿好，门铃又响起来，是A.T.，请求在我家过夜。原来他搭车回家，忘记带钥匙，按了好久的门铃，没有回音。他母亲或许睡得太沉，或许彻夜未归。两个大孩子倒头酣睡，我望着窗外的晨光，一夜无眠。很明显，A.T.没有多少朋友, 总是很孤独。

Dan的经历令人感叹。他是A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唯一被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虽然该校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进入哈佛，但是，作为一个白人男生，又不是校友的子女，确是非常罕见。消息传来，校园里沸沸扬扬。实际上，Dan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多才多艺，在学校管弦乐队拉低音提琴，又弹得一手好钢琴，还是篮球队的主力。他曾多次代表A城高中参加地区的数学竞赛，是一个拔尖的人物。然而，一般情况下，哈佛的名额会落到一个黑人或西裔的毕业生头上，或者至少是一个白人或亚裔女生，条件或许与Dan相似，或许比Dan稍差。

但是，Dan不是一个“一般情况”。高中四年级，Dan和我女儿以及另一个男生去附近的州立大学修课，以提前获得大学学分。我们三家的家长轮流接他们回家，彼此很熟悉。我知道，Dan的母亲离婚后嫁给一个西裔男人。新丈夫通过法律程序，确认Dan为养子，逐将Dan的姓改为Perez。我是搞资料的，S学院与8所常青藤大学属于同一个信息交流协会，了解一些内幕消息。那时，哈佛录取的新生，白人和亚裔(尤其是华裔)，SAT必须是满分，还有其他附加的标准；而黑人和西裔，SAT则低一两个档次。Dan的新种族是西裔，确实很有帮助。看来，重新组合的家庭，也会给子女带来意外的惊喜。

我女儿和她的同级同学大多是出生于1985年，是“世纪代”的起始年。光阴似箭，他们如今都已经接近于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在她们之中，我只是偶然听到Colin的近况：她大学毕业不久，和一个高中相识的男生结婚，有两个孩子，建立了一个亚裔和白人通婚的家庭。

谈到“世纪代”，我的脑海里还会浮现起三个华人女性的身影。由于她们的父母都是我的亲戚朋友和同辈人，对她们的个人生活有较多的了解。三位女士都出生于1985年，分别在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一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则分别居住在这三个国家。然而，三位女士却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位结婚生子，有一个“核心家庭”。另一位离婚后自己带一个孩子，与父母住在一起，有一个“三代人家庭”。第三位与大学时的男友同居多年，然后分手，现在独身一人，浪迹天涯。

随着时间的推移，圣诞树在变化：在传统的自然枞树中，加入了人工仿真树，装饰性的现代派抽象派树。而围坐在圣诞树下的家庭，也从单一结构演变为多元结构。

我所在的退休社区有6000多户，11000多人，相当于一个小镇。由于房价偏高，外加一大笔迁入费，居民属于中上阶层，文化水平多数在大学学历或更高一些。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网上预定游泳池泳道的规定。此项规定从2020年疫情爆发时建立，疫情后继续实行，只是做了若干的修改。我是游泳的积极分子，无论春夏秋冬，每周两次。我平时很少参加这类每月一次的社区会议，这次涉及我的利益，必须出席。

会议前：剑拔弩张。 预定游泳池泳道的规定实施两年多来，游泳者，外加很多有病有残，只能做水中运动的居民，对这项规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分成两派。反对派虽然是少数，却有很大能量：先是不断地找社区主管抱怨，最近又联名上书，要求撤消这项规定，恢复到疫情前自由进入的状态。会议前，我就已经听到风声，许多爱好游泳的熟人相互鼓动，一定要参加会议，“捍卫”新制度，不许开倒车。

开会那天，人们熙熙攘攘，挤满了200多人的会议厅。虽然大家友好地打招呼，我却能感到紧张的气氛：赞成派和反对派都是全力以赴，好像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辩论，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

会议中：众说纷纭。 会议开始，社区总管宣布了几项规则：每人发言不能超过3分钟；不要重复已经发表的观点；由于会场设有4个麦克风，外加通过Zoom的参加者，发言顺序要服从IT人员的指导，等等。我和我先生原是准备发言的，却抢不到麦克风。与会者争先恐后，唇枪舌剑，热闹非凡。

第一回合：一个反对派人士带来了一个文件夹，出示X-Ray和诊断书，证明他只能从事水中飘浮的运动，却不能每天在他希望的时间里得到泳道。然后，他话题一转，批评一个义工缺乏灵活性，不照顾特殊需要。话音刚落，我后面的一位男士打断了他的发言，说“讨论政策，不许攻击个人！”会场响起一阵支持的掌声。

第二回合：另一个反对者表示她不喜欢预定，认为任何时候想游泳，就可以随时跳进泳池。她提出一个比较温和的建议，让2-3个游泳者合用一条泳道，进行循环游泳。说退休前在一个社区学院工作时，学生教师就是这样做的。我正想发言，另一个人抢先一步，说：“不可行。我的一个朋友，好心地和另一个游泳者合用一条泳道。一人自由泳，一人仰泳，两人相撞，造成一人轻微脑震荡。太危险了。”又是一阵支持的掌声。

第N个回合：一个赞成者试图从两派的角度讨论，风趣地声称他有两顶“帽子”：泳池工作人员和游泳者。从游泳者的角度看，随时可以使用游泳池，不必提前1-3天预定，感觉很自在。从工作人员的角度看，在高峰时间，必须2人合用，有人不愿合用就只好等待，很容易发生争吵，很混乱。结论：还是目前的制度有优越性。

会议尾：达成共识。几轮讨论后，会场气氛平和，两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改进当前的预定制度，使其更为完善。会议预定一小时，接近结束时间，尽管许多人举手，社区总管允许最后一人发言。那位女士似乎有些离题，说她退休前住在远离城镇的树林里，没有邻居。退休后感到很孤单，就搬到这个社区。她的邻居都非常友好，经常聚会聊天儿。她感慨地说：“大家都是邻居，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必争吵不休，要珍视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会场上一片寂静，不少人点头，相视而笑。社区总管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尾。”他让没有机会发言的人，将建议写成电子邮件发给他。并表示，他会和有关人员一起，研究大家的意见，做出改进。

会后，我和我先生将我们的共同想法整理成文，发给了社区总管。

会议后：继续改进。几天后，我已经看到一些建议被采纳了。

从这次社区会议中，我体验到，美国的的民主制度在“草根“层次的运作是让每个公民通过多种渠道以“发言”(voice)和“选择”(choice)的方式来参与政治和管理活动。小至社区，有关的政策法规，要让社区居民共同讨论，因为大家交纳月费，一切服务设施必须为每个居民服务。同时，社区董事会是选举产生，赋有最高管理权，向选民负责。社区董事会可以任免社区总管和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不满意的居民可以通过投票来选择新董事会成员。

大到国家，每个公民都是纳税人，对国家事务也有发言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诸如写信写电子邮件给国会议员，与各级官员会谈 (Town hall meeting)，集会游行，等等。每4年的总统大选，不同年限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的选举，各级地方官员的选举，都是选择的大好机会。由于各州有自己的法律，重要的政策法规必须由选民投票决定。例如，妇女流产权成为今年许多州的选举项目。

加州是保护妇女流产权的。即使如此，前两个周末，在我住的小城镇，开车时看到两群人在市中心挂起标语，支持妇女权力，包括决定流产的权力。她们多是60-70岁的女士，热情高涨。可以想像50多年前，她们很可能参与了各种活动，为推动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保护妇女流产权的法案做出了贡献。现在这一权力得而复失，虽然处于远离权利中心的小城镇，她们也要大声疾呼。我为她们这种强烈的公民意识而感动。

加州一贯是民主党的蓝州，但我所在的县(county)是共和党占优势。我们社区里又分为几十个小区。我住的小区，约有120多户。临近今年的大选，看到左邻右舍，有许多竖起的标语牌。在有标语牌的住户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占多数，也有2-3个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记得4年前的大选，支持两党候选人的标语牌几乎相等，还有3户挂起了Trump的彩旗。今年这3户的彩旗不见了，也没有标语牌。还有大约一半的住户没有标语牌，可能是独立党派，或不愿表态。虽然这些人没有表态，但我知道他们肯定会投票的。我们社区里设有投票站，大选投票期间，人们络绎不绝。根据有关资料，65+的年龄组投票率一直在70%以上，高居所有年龄组的首位。

美国的民主制度树大根深，民主精神渗透了“草根”层次。

70年代末-80年代初，恋爱婚姻是一个重新开发的领域。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率先提出了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问题，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当时，对于恋爱婚姻的公开讨论，很多人还是三缄其口。我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听到此类话题，是在大学里掀起的“竞选浪潮”之中。当时，几个同学通过发表宣言和辩论，试图争取选票，当选为区人民代表。我参加了一个历史系同学在饭厅前的问答会。他大约二十七八岁，相貌平平，不修边幅。几轮问答后，有人发问：“请谈谈你的恋爱观！”人群中一阵哄笑。他却不慌不忙，慢悠悠地说：“提高自己，也提高对方。”又有人问“你的交友方法是什么？”回答：“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人群中又是一阵大笑。一个女同学悄悄说：“凭他那付尊容，谁也不会上钩。”

77和78级大学生的年龄跨度很大，从18岁到30岁不等。30岁左右的多数结婚生子，建立了家庭。上大学后，要承受与妻子或丈夫两地分居的痛苦。我的同班同学都是北京的，可以经常回家团聚，似乎不成问题。一般来说，他们属于安静的一组。

77和78级中未婚的是多数，20多岁，正处于交友恋爱的阶段，这是浪漫激情的一组。尽管学习任务繁重，况且校方一再强调不提倡在大学期间谈恋爱，很多人还是“以身试法”。晚上，学校图书馆前的小树林，是约会的“热点”。听说校方曾派保安人员多次进行清理，也挡不住爱侣们的前赴后继。周末舞会是交友的大好场所，由外语系领头，中文系紧跟，然后遍及全校。那时，多数人没有正规训练，舞步生涩；但是，男女同学搂搂抱抱，相拥起舞，也够惊心动魄的。一个没有参加舞会的女生，曾问她的室友：“明天课堂和舞伴相见，你们会不会不好意思？”

那个提问的女生A君，是一个公认的最讲实效的人。4年中，除了学习之外，对课外活动一概不感兴趣。记得我们曾聚在一起听一个女生讲她刚刚看过的外国电影《魂断蓝桥》。讲者绘声绘色，听者如醉如痴。A君却说：“外国人鼻子高，接吻时会把鼻子挤扁。不知他们怎么处理的？”大家听了，又好笑又好气，将一派浪漫之情一扫而空。大约在三年级时，班里传闻，A君结识了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男友，一个县城医院的化验员,是她哥哥插队时的朋友。两人一见钟情，鸿雁传书。毕业前夕，系里有若干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A君顺利地通过了本系的专业和英语考试，即将赴美读硕士学位。据说她的男友要求分手，A君坚决不同意，表示取得学位后一定回国结婚。A君言而有信，3年后学成归国。后来的故事因我出国留学，不得而知。一个最讲实效的人，在感情世界里却非常浪漫，不考虑许多实际问题，诸如北京-外省的两地分居，学历差别，家庭状况，等等。真可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B君是我的室友，也是和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四年级时，因父母一辈是同事，曾介绍她和一个北大男生见面。他们相识是传统性的，而交往过程却非同寻常：一般人约会，总是挑选风景优美的地方，如树林湖畔，花前月下。那位北大男生，却邀请B君去荒郊野外，和一群外地上访告状的人聊天儿。B君站在人群外，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北大男生却谈笑自若，像遇到了熟人。下一次，他建议去教堂参加周日的讲道。80年代初，天主教基督教刚刚恢复活动，教堂周围总有便衣警察的眼睛。 B君不甘示弱，不仅同意，还提议戴上校徽。讲道后，他们和牧师交谈，争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让B君大开眼界。他们终于决定去公园了，没想到，北大男生带她去照“哈哈镜”。B君不忍看自己被扭曲的形象，匆匆走过；他却尽情地欣赏自己极肥胖或极瘦长的样子，放声大笑。我和B君的共同结论是：北大人很狂气；喜欢标新立异，领导新潮流。任何时候，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

记得班里设有一本“班志”，是由每个同学轮流记载班里的人物故事和有趣的事件。后面还有一张表格, 让大家回答一系列问题， 包括“最喜欢的电影和电影明星”，“最喜欢的歌曲”，“最喜欢的颜色”， 等等。这个表格最初目的是促进大家的相互了解，之后有人笑称为“交友图”。现在回想，也真有点儿像当今网上交友的“自我介绍” (Profile)， 只是有更多的浪漫气息。

大学期间，同校同班同学之间交男女朋友谈恋爱也是常事，不少人在这里找到了终身伴侣。80年代初，依然流行一个潜规则：男女朋友先“秘密”交往一段时间，稳定后就公开恋爱关系，类似“订婚”。班里有一对朋友，男才女貌，让人羡慕。公开化之后，没有第三第四者参与，两人甜甜蜜蜜，毕业后顺利成婚。另一对却风波迭起：女生H君非常主动，那男生似乎不置可否；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众人皆知。大家以为他们的关系是板上钉钉，正打算向他们祝贺时，男生却宣布分手，给H君很大的打击。许多女生为她忿忿不平，谴责之声四起。我也参与其中，认为那男生“逢场作戏”。现在回想，公开恋爱关系并非“订婚”，即使“订婚”，也可以解除婚约，不必小题大做。在美国留学时，我认识一个77级的女生，和美国男生交朋友。在一次独立节庆祝会上，我碰巧看到她和一个白人男士坐在一起，亲亲热热。第二天，我笑着说：“我终于见到了你的男朋友了。”她却轻描淡写地说：“那只是一个date。” 入乡随俗，完全融汇于西方文化之中。

考上大学和出国留学，都是我们这一代生活旅途上的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恋爱婚姻也会受到冲击,幸运中的不幸。记得那时，有过“负心的陈世美”的社会舆论。第一阵舆论风是77-78级进入大学后刮起的。报纸上批评有些大学生，在大城市学习，抛弃了农村的妻子或丈夫，是新时代“负心的陈世美”。我的同学中，只有一个来自北京远郊县，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都会赶回家与妻子孩子相聚；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回家乡工作，和妻子白头偕老。

另一个引发思考的事例是Y君的故事：她也是老三届，上大学前已经拥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一个周末，Y君请我们几个同学到她家小坐，见到了她的丈夫，一个风度翩翩的才子；也见到了她的儿子，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儿。我们都非常羡慕，认为他们夫妻是天设地造的一对。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毕业前夕，Y君的丈夫突然患了重病，急救后，脱离危险，却留下了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Y君毅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考试，留在家中照顾丈夫和儿子。我们都为她惋惜：Y君专业成绩和英语水平在班里是数一数二，考试是稳操胜券。毕业留言时，许多人赞美她是“贤妻良母”，Y君只是苦笑，曾私下对我说： “这是对我的误解和贬低。”我很同意，Y君忠实于爱情，在出国深造和维护家庭之间，做出了痛苦的选择，并非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几年后，Y君的丈夫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她则远涉重洋，去日本和美国留学，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在80年代的出国大潮中，77-78级是主力军。出国留学，造成了许多夫妻或恋人短期分离的局面。其中有幸福的结局：全家终于团圆，或回到国内，或定居海外；现在则纷纷庆祝银婚金婚。但也有不幸的结局：夫妻离婚，恋人分手，然后再婚重组家庭。对于这种“重新组合”，社会上也出现了“负心的陈世美”的指责。然而，每一个恋爱婚姻的破裂。都有不同的境况，不能都以陈世美而一言以蔽之。

举几个例子。78级的M君是我的朋友，毕业后结婚。他的妻子是一个娇小玲珑的人物；每次聚会或出游，M君对她呵护照顾，真是百般恩爱。不久，他的的妻子得到一个自费出国的机会，于是到处筹款，还卖掉了M君心爱的钢琴。不到两年，M君收到妻子要求离婚的信件，声称找到了“新的爱情”。 我当时还在国内，对他充满了同情。在美国研究生院认识的X君，也是78级的。她决心在美国读博士学位，而她的丈夫愿意在国内发展，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离婚后，却为他们三岁的儿子的抚养权打官司，拖了很久。她丈夫扬言，如果是女儿，还可以商量；想要儿子，没门儿。同为母亲，我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她与幼年子女分离的痛苦，却也无能为力。另一位F君是我的大学同学，属于“老三届”，文革中草草成婚，育有一子。丈夫没上大学，两人差距很大。毕业后，F君来美国读博士，他们终于分手，闯过了大学关却闯不过留学关。若干年后，她和一位中学同学在佛州意外相逢。虽然都是人到中年，他们却重叙旧情，结成伴侣。在美国，我与他们几次交往，看到他们生活美满，真心地为他们祝福。

恋爱结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演变，恋爱结婚的观念也随之变化。我们这一代，能够和初爱的恋人白头偕老，固然令人羡慕；而离婚再婚，也不会受谴责遭歧视。我们已抛弃了“从一而终”的旧传统，也不再为了孩子而维持无爱的家庭，凑合一生。当然，婚姻和家庭的破裂，对夫妻双方和子女都有很大的冲击，而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宽容，会让这种冲击逐渐减弱。在美国，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环境中，找到更适宜的伴侣，成为一种常态。

另一篇80年代的流行小说，《当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礼平认为，现代的爱情是粗放，明快，开通自如，更富于力感。也许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感情生活的概括。

在来美国留学之前，听到过一些有关同性恋的谈论。第一次是在上小学时。一个周末，在父母机关里玩了半天，回家后说，一个姓王的叔叔非常和气，和我们姐妹玩得很开心。母亲告诉我，那个叔叔很喜欢小孩子。过了一会儿，他们压低了声音，似乎在谈论那个王叔叔，三十多岁还不打算结婚，再往下就听不清了。以后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

文革后上了大学，英语阅读中出现了同性恋者的字眼。一个在美国进修过的英语教师说, 在美国街头，同一性别的成年人，不可以拉手挽臂，勾肩搭背，否则会被认为是同性恋。当时听了很奇怪。那时在中国，女孩子喜欢结伴出行，拉手挽臂是常情。与此相反，男女朋友或夫妻在公众场合勾肩搭背，则会引起路人的讥笑。

到美国留学已是88年。在70年代中期，虽然美国心理学界已不再将同性恋列为一种病态，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性恋者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压制。纽约州的A市是比较自由化的。第一个暑假，我去麦当劳打工，不仅结识了一群黑人工友，还遇到一个同性恋者。他叫Mike，是个领班，说话行事像女人，对我们的工作很挑剔。我当时不知底里，只觉得他男人作女态，很不舒服，曾和几个工友背后议论。他们笑了，低声说： “Mike是gay，是女人角色。”我恍然大悟：男人女态是辨别男同性恋者的一个特征，而且还知道他们之中有男人角色和女人角色之分。同时，也感受到人们对同性恋者当面容忍客气，背后讥笑鄙视的态度。

96年至2005年，我在S女子学院工作，那里被称为女同性恋者(Lesbian)的“大本营”。校园里，可以看到一些女生成双成对地坐在草坪上，相依相偎，有时还拥抱接吻。我很不习惯，遇见时就扭转头，快步走过。有些女生剪平头，穿着像男孩子，估计是女同性恋者中的男人角色。不久，校园出现了辱骂女同性恋者的标语，在教师学生中引起辩论。一派认为，同性恋者不应该公开展示她们的恋情，让多数人难以接受，对校园风气有负面影响。另一派则认为，同性恋者受联邦法律保护，和异性恋者享有同等权力，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她们的感情。我当时是支持前一派的，希望同性恋者隐藏在closet，不要惹是生非。

2003-2007年，电视里有一个真人真事系列剧，“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每一集，由5个男同性恋者，各有特长，一起帮助一个男异性恋者设计发型，服装，烹调和室内装饰，让那些不修边幅，杂乱无章的男人们变得焕然一新，像真正的绅士。我女儿正在上高中，对那个节目十分感兴趣，每周必看，我也不得不陪同。从那个节目中可以看出，同性恋者中有许多有才能的人，他们在时装，美发美容和文艺界有很可观的数量。此后，我开始对同性恋者刮目相看。和许多人一样，我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开始从冷漠回避到愿意接触和了解。

那时，我的办公室雇用了一个白人临时工，Kate, 人高马大，性格直爽。第一天上班，就和我神聊一通。她是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原在新泽西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有可观的工资福利；为了和她的女朋友在一起，她放弃了工作，到这里重新开始。我为她追求爱情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觉得她过于草率行事。以后，我在一些社区活动中遇见Kate和她的女友，两人亲亲热热，挽臂而行，毫不避嫌。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女同性恋者多是相貌身材不佳，找不到男朋友，才转为同性恋。Kate和她的女友，都只是有些超重，并无其它问题，使我对那种说法半信半疑。我对Kate很客气，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年终总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我对Kate的看法。那次事件中，我的老板说我的英语交流能力较差，总评中给我最低的工资增长率。我很不服气，认为我的英语水平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效果和成绩。办公室里4个人，我是唯一的外国移民，明显的种族歧视。我告到人事部，他们派人到我的办公室调查。Kate仗义执言，运用她社会工作者的经验，以她的所见所闻，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这一事件，让我看到了Kate支持弱者的闪光性格。不幸的是，不到一年，Kate的女友宣布分手，原因不明，让Kate非常伤心。我曾请她到我家包饺子，吃晚餐，聊天儿解闷。她很感激，但决定回新泽西。我们之间短暂的友谊到此结束。

在加州O大学，我认识了一个不公开的同性恋者Matt。他和我是同年到那里工作，不在一个部门，却有许多工作上的联系。Matt大约在40-50岁之间，英俊潇洒，待人和蔼诚恳。和他第一次见面商谈工作，他请我到Starbuck喝咖啡，侃侃而谈：从对新工作的打算到对新城市的观感，差点儿让我误会了他的用意，以为想和我约会。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单身，住在离学校不远的Condo。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者，至今也不敢确定，因为他从没有承认过。

偶然的几次机会，让我得到了一些线索。一次Matt召集我们开会。他未到之前，我和他的秘书聊起最近的电视节目。我说我很喜欢“Project Runway”, 一个服装设计的竞赛节目。Matt的秘书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他告诉我Matt也喜欢那个节目。我有些不相信，Matt的秘书神秘地一笑，说：“Matt很着迷于服装设计，他有时还自己动手搞设计呢。”细细回想，Matt的衣着打扮总是非常入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Matt虽是单身汉，没有儿女，却很喜欢孩子。 他建立了一个以小学生为对象的定期活动：每年夏季，请一组本市的小学生到校园里参观。O校园树木葱郁，鲜花盛开，又有大片的草坪。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次快乐的出游。他总是亲自接待，和孩子们玩儿得十分开心。我感到好奇，因为大多数学校只请高中生参观校园，为升学做准备。问Matt，他说：“我想从娃娃抓起。”

Matt开始任协理副校长，以后升任副校长，工作能力强，在大学里威信很高。我和他共事10年，一直是互相尊重，合作愉快。我相信，凭他的人品，找到一个合意的妻子是很容易的。我的一些女同事，无论在电视上或是在现实生活中，每逢见到一个长得帅气衣着优雅的男同性恋者，总是叹一口气，说：“真是浪费颜值”(“What a shame!”)。我对Matt也有同感：很希望他不是同性恋者。如果我是单身，一定会和他约会。

近年来，文艺界似乎走得更快：电视节目和电影中，出现了许多同性恋的故事。记得2006年，在宾州一个小镇看李安导演的电影“断背山”。尽管电影中关于两个男人的爱情故事写得委婉而优美，仍然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一个老人曾站在影院门口，举着一个“上帝谴责同性恋”的木牌。偌大的剧场，只有我和4个M大学的教职工。我很佩服李安和其他文艺界人士的勇气，但也有一点保留：同性恋者是一个小群体，不必在每个电视节目或电影中，都有他们的故事。特别是接吻和床上镜头，看起来很别扭。

21世纪初，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依然存在，但他们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和同性恋者的交往，让我认识到，同性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并非一种病态。既然我们可以选择单身，未婚同居或离婚再婚，也可以选择同性恋。虽然我不理解成为同性恋者的原因：也许是先天的或后天的，也许是生理的或心理的，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时，深深感到美国社会尊重人权，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在这个国家里，同性恋者可以拥有自己的宣传月，公开表示自己的选择，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奋争。他们其中的精英人物，可以担任联邦政府的交通部长，大公司的CEO，国会议员和其他高层职务。在联邦法律中，同性恋者是最后提到的一个受保护的社会群体，也许标志着反对歧视的一个最新领域。

罩住同性恋者的迷雾，有同性恋者的自我隐藏，也有世俗的偏见；由社会舆论和个人见解交织而成。我愿意拨开迷雾，努力了解这个群体。

旅行中，人和人的交往，人和景物的交融，都会撞击出感情的浪花。这也许就是我们不满足电视或网上旅游，必须身临其境的原因之一吧。相信许多读者对这些城市都很熟悉，写过许多游记，秀了许多照片。我不想重复，只想摘取数朵“浪花”，记下几点简单的感受。

威尼斯名不虚传

观赏这个水城，可以从渡船上远眺，可以在广场上近观，可以从钟楼上俯视，也可以在雕像下仰望。最有趣的是，从机场到旅馆，从旅馆到市区，逛主街，穿小巷，均以船代步。看市内景色，最好乘水上公车，慢慢行驶，多处停站。穿街走巷，最好坐手摇木船，摇船人和特制的木船是游客们抢拍的对象，我们坐在船上，也跟着“沾光”。驶过Rialto Bridge时, 摇船人说，恋人夫妻应在此接吻，是威尼斯的传统。

午饭时在主河道旁，吃一顿意大利便餐，我的海鲜面味道极好；我先生D的lasagna有太多的cheese. 意外的是，旅馆餐厅的pizza不及我们在美国买的冷冻pizza，晚餐让人扫兴。

旅行中的一道阴影：我们的行李丢失，昨夜难以入眠。今早得到好消息，行李已经找到，到达机场。我们松了一口气，可以尽情游乐。下午回旅馆，看到箱子已在房间里，我高兴地和它紧紧拥抱。感谢Viking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

访威尼斯，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克罗地亚的古城古堡      

Split(首都)和Dubrovnik,依山傍海，有许多中世纪以来的建筑，古朴雄伟。两城的导游各有不同：S城的导游是一个神色忧郁的中年男人，自我介绍是某大学的教授。他历史知识丰富，介绍详细，还有一种民族自豪感。D城的导游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士，性格活泼。那天天气低温，大家在寒冷的海风中瑟瑟缩缩。她微笑地说：“欢迎你们到加拿大。”博得一阵笑声。她解释说，今年气候反常，4月依然要穿厚外套。女导游注重介绍当地的传统和民俗，还带领我们去一个古城中心的市场。我看到一些沿山修建的街道，有数十级石头台阶，至今仍有人居住。每天爬上爬下，十分辛苦。

D城的参观结束后，按照女导游的指点，大家纷纷跑进附近的咖啡店。我和D选了一家小店，点了热巧克力。饮料盛在细长的玻璃杯中，很浓很甜，需要用勺子；喝了几口，顿时全身发暖。之后，可以免费使用该店的洗手间。

有一点儿遗憾：S城附近有一个著名的瀑布公园。我在网上看过图片和介绍，风景极为优美。只是路程比较长，担心体力不支，只好放弃。在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中, 只能两者取一。

 希腊的海岛风光

      Corfu不是典型的景点，没有神庙遗址，没有白墙蓝顶的民居，而是一个安静闲散的小岛。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小岛曾是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浦亲王的故乡。岛上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公园：宏大的建筑物，喷水池环绕的铜像，一个设计精巧的直式旋梯，从悬崖通向海滩。附近有一个远古的城堡，里面有监狱，灯塔，教堂和瞭望台。攀上瞭望台，四面都是蓝天碧海，散落着小船游艇。古堡是小岛历史上征战的见证。

岛上的公路崎岖狭窄，我们乘坐的大巴几乎占据了整个街道。每每遇到对面开来的小汽车摩托车，我们都屏住呼吸，恐怕两车相撞。可喜的是司机技术熟练，处处化险为夷。回到港口，大家为司机鼓掌道谢。导游女士说： “欢迎你们来此参观访问，让我和大巴司机都有工作。”大家报以理解的笑声。旅游业是希腊的主要经济命脉。

罗马城走马观花

罗马是我早已仰慕的名城。据导游说，参观罗马，至少要有三天时间，而我们只有3小时，外加2小时的往返车路。有的旅客选择10小时游城，需要熟悉罗马城，而且有充沛的精力。我和D二者皆无。虽然行色匆匆，依然感受到罗马的壮丽辉煌。在大巴上快闪了角斗场，如今已残缺不全，却依然让人震憾。又看到许多宫殿式的建筑，不仅墙壁上有浮雕，楼顶上也有雕像。只顾忙着拍照，完全忽略了导游的介绍。大巴终于停在Vatican附近的广场，大家可以自由活动1小时左右。

我和D先随队去了一个大广场，在雕像喷泉前留影。之后急匆匆赶往Vatican。有幸在那里短暂停留，可以慢慢观赏，拍照留念。时值复活节，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靠近教堂是根本不可能的。将来，我们打算进行“欧洲三城游”，会重访罗马的。

拿波里和比萨各有特点

      南部的拿波里拥有一个气势宏伟的广场，拍照必须用广角镜头或做短录像；附近还有一个阴森森的古堡，参观时正遇暴雨，透过玻璃地板看到地下室里若干具白骨，非常恐怖。北部的比萨以斜塔著称，处于“奇迹广场”中央。其实，周围的几座教堂巍峨壮观，丝毫不比斜塔逊色，因为都是直立的，不能与其争名。看到许多年轻人做出各种姿势拍照，想取得扶塔，抱塔或踢塔的效果，十分有趣。

在这两个城市，我才得知，要想参观旅游热点，必须在网上提前定票，而现场买票要等2-3个小时。我们不得不放弃登比萨塔的机会，只能望塔兴叹。

拿波里邻近令人震慑的维苏威火山，因想到它曾经埋葬了庞培古城，远望依然胆战心惊。比萨邻近号称“文艺复兴时期博物馆”的佛罗伦萨，那里保存着许多米开朗基罗的优秀作品。同船的旅客在这两地开始分流：有的凭吊庞培遗址；有的追踪大卫雕像。我只恨没有分身术。

 蒙地卡罗闲庭信步

      摩纳哥是世界上第二小的一城之国。出人意外，城里最豪华的建筑物是一个海洋摄影博物馆，附带一个美丽的花园。相比之下，皇宫显得俭朴，赌场平淡无奇。皇宫的二楼对外开放，可以俯视宽敞的庭院，观赏收藏的油画和古式的家具。赌场的外表像一座教堂，每天下午2点开门。晚8点时，赌客必须着西装革履和夜晚服，否则不许入场。猜想有些同船旅客，一定会去那个世界闻名的赌场一饱眼福，试试运气。我和D只是逛市场，看街景，悠闲自在。

摩纳哥人对已经去世的好莱坞影星，他们的王后Grace Kelly很尊重，感谢她让一个无名小国变成人人皆知的旅游胜地。借用导游的话：“She put Monaco on the world map.”

马赛的艺术幽默

这个法国的滨海城市，有优美的海岸线，热闹的港湾。一座拜占庭风格的建筑，是该城的地标，却高高地耸立在海港的小山顶，给游人拍照留影带来巨大的挑战。一条市区街道中心，没有树立统治者或英雄雕像，代之以大卫雕像的仿制品，让过往车辆行人有360度的观赏线，可谓热爱艺术，又不乏幽默感。如果这座赤身裸体的男雕像矗立在纽约市或北京的市中心，定会引起巨大的风波。

令人丧气的是遇上堵车，15分钟的车路我们的大巴开了50分钟，缩短了我们本来就有限的旅游时间。据说，马赛有法国最糟糕的交通堵塞。

 巴塞罗纳的维修时期

      很不幸，阳光灿烂的巴塞罗纳变成了修建工地：那座高大阴森的大教堂，已进入了10年的修复过程，且市内有多处建筑和维修项目，让游人扫兴。听导游说，近期临近总统和市长大选，他们大兴土木，以显示造福于民，争取选票。

只只有哥伦布的铜像风采依旧，站在高达数十米的铜柱顶端,手指前方。底座上还有一些小雕像环绕，令人肃然起敬。在美国，人们对哥伦布颇有争论，还要将哥伦布节改为印第安人节。然而，哥伦布仍是西班牙的英雄。

看到街道旁有许多红色自行车，为市民服务。大家可以付月费或打卡使用。到达目的地，将自行车放在指定地点。每天夜晚，市政府派卡车调运自行车，多数是从海滨运回市中心。这样，既保护环境，又缓解交通堵塞。

海轮上的多彩生活

Viking Sky号是一个中型海轮，有900多名游客。海轮要求旅客必须是18岁以上。和那些巨型海轮相比，Sky号非常安静，也不拥挤。Sky号是2022年完工，一切设备都是崭新的，13天的航行，只有一天出现了热水供应不足的情况。想起以前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有的海轮停电停水，有食物引起的传染病等事故，我感到非常幸运。在海轮上，吃喝玩乐睡都包在一次付清的旅费里。根据一个网上评比，Viking 的食物饮料名列第一，我举双手赞成。

从吃喝说起，船上有4个餐厅，一个是自助餐式的“World Cafe”,供应三餐，从牛排到寿司，从北京烤鸭到炸鱼，世界风味，应有尽有。还有各种甜食和水果。D每次午餐和晚餐后,都要选择2-3种冰激淋，我则被各式精美的蛋糕所吸引。另一个是综合性餐馆，供应午餐和晚餐，每天有新菜单，以当天靠岸的地方风味为主。还有一个意大利餐馆和亚洲餐馆，只供晚餐。旅客可以享受5道菜的套餐和全面服务。在这两个餐馆就餐，旅客必须dress up. 此外，泳池旁还有快餐亭,有汉堡包和炸薯条等。D去过两三次，我却毫无兴趣。

饮料也是应有尽有。无论在哪里就餐，都有服务员送饮料送水，外加各种葡萄酒和啤酒。我在船上，每天饮酒，已经品尝了4国的各种葡萄酒。每天还有英国式的下午茶：精致的小茶壶，精致的茶点，有提琴手和钢琴家现场演奏古典音乐，气氛浓浓。房间里的小冰箱，装满了饮料和零食。复活节那天，每家收到一个巧克力做的小兔子。

由于船上空间有限，睡房比较窄狭，相当于汽车旅馆的房间。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阳台，可以观赏海景，海湾和港口；呼吸新鲜空气；拍照留念。每天服务员打扫房间两次，如有问题，则是电话随叫随到。最为便利的是，海轮是移动旅馆，一夜醒来，已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既节省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也不必常常打行李换旅馆。又读到Viking海轮有最新式的废水废物回收系统，大大降低了对海洋的污染，更感到欣慰。

海轮上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有讲座，也有晚会。由于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参观访问，下午归来，我和D往往筋疲力尽，很少参加。只有在海上航行的两天，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去hot tub 解除疲劳，还在甲板上看西西里岛的海峡。船上的服务人员，大多数是二三十岁，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亚裔，非裔，西裔和白人等。他们总是彬彬有礼，耐心解答问题；有的还主动和我们聊天儿，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顺便谈谈飞机旅行。我们飞行的长途部分，买了Premium Economy的座位，相当于二等舱。座位空间比较大，机窗是电动式，电视节目也很精彩。飞行11-12小时，要尽量照顾自己。出人意外的是，欧洲的两个机场，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设备老旧，电梯和电动人行道运转不灵。最糟糕的是必须在那里过海关，走长路，排长队，几乎误了我们的转机。下次去欧洲旅行，尽量在美国东海岸转机。

旅行之后，似乎明白为什么有人坐海轮上瘾。我有一个熟人，她和她的先生每年海轮旅游3-4次，乐此不疲。我很可能会像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游客一样，迷上海轮旅游。

Carol是我女儿的小提琴教师，从女儿小学六年级开始，每周一小时的课程，一直教到她高中毕业。因此，我和她交往了6-7年多的时间。Carol毕业于New England Conservatory，是一所历史悠久排名较高的音乐学院。当时，她在春城交响乐团拉小提琴, 是她的第一个职业。同时，在5学院地区做私人教师，有7-8个学生，这是她的第二职业。Carol教课很耐心，也很得法，收费合理。我女儿从对小提琴一无所知，到高中交响乐队第一提琴手区坐第四位，进步很快；女儿很喜欢她。每个学期结束，Carol组织她的学生开音乐会，请家长和朋友参加。家长们带一些点心水果，为音乐会助兴。我注意到，音乐会都是轮流在某一个学生家举办，因为Carol的住房不堪负此“重任”。

在S学院工作最初的1-2年，因我起薪不高，还有个上小学的女儿，和Carol生活水平相似，也许都仅仅高于联邦政府法定的贫困线之上。但是，几年之后，我们的差距就显而易见了。以住房为例，我从租单元房变为租townhouse再变为买townhouse。Carol却一直住在N城那个租来的旧房子里。我第一次去她家，是她得了急性肺炎。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为她买了午餐，到她家看望。那是两个小房间，外间有一套桌椅，为住在附近的学生上课而用；其他学生，包括我女儿，一直在A城乐器店楼上的课室上课。里间是厨房兼卧室，只有几件旧家具。后面有个小洗手间。我为Carol简陋的居住条件而感到震惊。

谈到看病吃药，我有S学院付的家庭医疗保险，Carol却是自掏腰包。住房和医疗是在美国生活的两项重大开支，这位优秀的提琴教师只好节衣缩食，或另开财源。一次，我和女儿去S学院的美术馆参观，碰到Carol，见她穿着一身制服，在那里当服务人员。在乐团演出的淡季，这就是她的第三职业了。Carol有一个小记事本，记录着学生们的课表，她的演出时间和美术馆的工作时间。我看那个记事本写得密密麻麻，还有许多改动和增补，有心想帮她制作一个Excel的表格，一目了然，容易删改。又一想，她没有电脑，真正是无可奈何。

和Carol相比，Sherry的生活则是小康水平。Sherry是个画家，是我在S学院的同事和邻居。她虽是美术专业出身，但没有走“作画-开画展-卖画”的道路，而是在美术馆当策展人(Curator)，周末在N城的美术学校教水彩画，作画则成为“业余活动”。由于有固定工资和医疗保险以及其他福利，她不仅买了townhouse，暑假里还常常从麻省飞到新墨西哥州的Santa Fe，进行风景写生，和一些画家朋友们聚会交流。我曾看过她的几副水彩风景画，感觉一般。但我不是专家，不敢妄加评论。

Sherry活得很潇洒。她大约在40-50岁之间，单身一人。家里的陈设简单随意，但很舒服。她是意大利人的后裔，曾请我在她家里喝下午茶，品尝她自制的意式点心。Sherry与Santa Fe的一个小牧场的男主人保持长距离的恋爱关系。我在她家里看到他们的合影：那个彪悍的中年男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副牛仔装束；Sherry骑在后面，紧紧环抱住“牛仔”的后腰，长发飘飘，非常浪漫。

和Sherry相似，Barbara也拥有一个小康之家。我认识Barbara是通过教她学中文，每周一课，持续了一年多。她在波士顿Pop乐团拉中提琴，同时，在S学院音乐系教课(半日制)。乐团演出是不固定收入，而教课是固定收入，外加家庭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此外，Barbara的丈夫也有固定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两人的收入也能够保证小康之家的生活水平。 S学院的许多女教师都是衣着考究，发型优雅。相比之下，Barbara的装束就比较俭朴，甚至有些过时。也许是艺术家的不修边幅，而我却看到了在“不修边幅”后面的拮据和困 窘。

由于两人都是人到中年，没有儿女，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孩子。和许多美国家庭不同，他们领养的不是婴儿，而是一个6岁的学龄儿童；也许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年龄和抚养的精力。为此，Barbara想学会一些中文，以便和她的中国女儿交流。一次，她拿来一叠中文文件，请我帮她译成英文。我快速地浏览一遍，是那个被领养的女孩子的手术记录。我同意做翻译，但请她将译文交给孩子的医生核实，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会出错误。在翻译过程中，我才了解到那个女孩子生下来是罗圈腿；孤儿院曾经送她去医院做矫正手术，就是将腿骨截断，再重新接上。当我很激动地谈到这个情况时，Barbara却很平静，说她们在孤儿院已经知道女孩子的腿部手术，但不了解细节。她打算将我翻的译文交给医生，一起讨论如何继续治疗。我常想，Barbara和她的丈夫并不富裕，却领养了一个有残疾的儿童，还全心全意地为她治疗，真让我感慨万端。以后又看到更多类似的新闻报道，充分体现了这些普通美国人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终于见到了Barbara的女儿。我和当地“中国孩子领养协会”联合举办一个周末活动，讲中国的儿童故事，诸如“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救小孩”，等等。然后做几个中国的儿童游戏，“老鹰捉小鸡”，“丢手绢” 等。最后，我指导几个家长做了一大锅鸡肉蔬菜炒面，大家聚餐。那时，我女儿正在上高中，中文是她的第二语言。她成了我的有力助手，把活动搞得热热闹闹。Barbara的女儿是一个很安静又有些羞涩的女孩子，在聚会的孩子们中是年龄最大的。我注意到，她常常独自坐在一旁，听故事很专心，但很少参加游戏活动。我为她庆幸：她会在一个虽不富裕，但充满温馨爱意的家庭中建康成长。

我女儿曾经也想搞艺术。她很喜欢画画，在美术学校里崭露头角，又自修了美术史，于是想以美术为专业。在她选择大学专业时，我们有过一场很艰难的讨论。我极力反对她的选择，因为学美术专业没有奖学金，毕业后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生活无保证。最后，我举出Carol的例子，终于说服了女儿，选择了某大学的工程学院，是她的第二志愿。毕业以后，女儿在工作之余画画，拉小提琴和上舞蹈课，等等。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依然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纠结。我有时会责问自己：是不是埋没了一个有才气的画家？又一转念，这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然而，我对以艺术为职业的人，总怀有一种敬意：无论是在乐团，舞台或画室，他们都似乎有一种献身精神。他们追求自己所热爱的艺术，并不在乎清贫的生活。不过，搞艺术确实需要其他职业的支撑。于是，对于打算投身艺术的人，美国社会有另一句话：“Don’t give up your day job”。

事先声明，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我的退休社区做广告，因为不需要：一是住户已满，不会扩建；二是即使每年总有人搬出去,也总有人想搬进来。搬出者不是不满意社区生活，而是有病有残，需要进养老院；或是老伴儿去世，想以儿女为邻。据我观察。这里的房子大多卖得快价钱好，有时刚上市2-3天，就有了买主。2017年我们买房，是卖方市场，不仅不能砍价，反而在房主的要价上又加一千美元，才在几个买主中占了上风。搬进后几年，社区房价普遍持续上涨，目前已经增长了40%-50%左右。这里有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的办公室，生意兴隆，一个个挣得腰包鼓鼓。

我和我先生于2017年迁入这个“太阳城”退休社区，至今5年有余。这个社区是从3200英亩的农场发展起来的，位于旧金山和太皓湖之间的中点。自1999年第一个住户迁入，至今已有23年的历史。现在社区已开发完毕，拥有6000多户，总人口超过一万，相当于一个小镇。此地居民都是55岁以上的可以独立生活的退休人员，自己购买房屋，打理前庭后院。最初的“太阳城”只有5个类型的住宅，这个社区已有十几种住宅类型，适合各种家庭的需要。

社区里建有两个综合型的健身娱乐中心，拥有4个室内室外游泳池，两个健身房；若干课室，供绘画课，陶瓷课，摄影课，电脑课，舞蹈课之用，也有练习太极，瑜伽和Zumba的活动室。一个室外体育中心，包括8个网球场，4个Bocce球道，一个棒球场。每月交管理费(Association fee)，可以使用一切设施。另有两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与住宅区相互环绕，但要另付场地费和租金。如果想与家人朋友聚餐，可以去一家环境优美的餐厅；如果想滋养酸痛的身体，可以去一家高档的按摩院和享受热水浴；如果想听音乐会看电影，可以去社区的室内室外剧场，各取所需。

在“太阳城”生活了5年，我感慨颇多。主要是有安全感，充实感和便利感。

首先是安全感，指住所，行车和人身的安全。退休之后，一个主要活动是外出旅游。社区虽是开放式，没有围墙和电动门，但有1-2保安人员，日夜开车巡逻。外加“邻居监察网”(Neighborhood Watch)，分片组成，选出专人负责。实际上，社区处于郊外小城镇，原本就比大城市安全。离家在外，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偷窃和抢劫。我对门的邻居，有一辆大房车，他们夫妇俩，每年外出旅游2-3次，短则1周，长则3个月。除了请亲戚偶然过来查看，基本是空房一座。5年中，社区里只听到2-3件偷车事件。

行车安全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交通繁忙的大城市和高速公路上，中青年人有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喜欢开快车，很不耐烦老年人反映慢和开慢车，对老年人压力很大，容易产生冲突。更危险的是，有些老人会犯糊涂，开车时将油门当成车闸，造成伤人或毁坏财物的事故。在退休社区里和周边的街道，车少人稀，大家不必急匆匆赶路，都很礼让；有的人甚至开高尔夫球车，购物买菜，参加各种活动。

由于社区很安全，基本杜绝了枪击抢劫等恶性案件。人身安全主要指对孤独老人和病人的及时救治。每家前门都装有报警信号灯，看到红灯闪亮，左邻右舍就会打911，救护车会及时赶到，不会因交通堵塞而误事。当然，也有虚惊一场的时候，但人命关天，不可疏忽大意。更值得一提的是，社区里没有传统的电线杆，电缆电线全部走地下；遇到大风，不会断电或引发火灾。对那些依靠氧气瓶和其他电器设备维持生命的病人，是一大福音。5年中，仅有2-3次停电，短则半小时，长则3-4小时，都是由社区外的事故造成的。在夏季漫长电力短缺的加州，我们是幸运的一群。

其次是充实感。如果工作和个人兴趣不相符合，退休生活的最大幸福就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年轻时的理想。我对我的工作还比较满意, 但做了20多年，也有些厌烦；最不喜欢的是人事管理和权力斗争。退休后，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有一个美国同事，70岁出头，在同一职位上干了35年，还不想退休。问他原因，工资福利不是问题，主要是担心无所事事，生活单调，会引发“老年痴呆症”或加速衰老过程。

“太阳城”的设施提供了促进个人发展的极好条件。社区里有数十个俱乐部，自愿参加，交一点儿会费。文艺活动方面，有艺术和手工艺的俱乐部，每年开办展览，展示美术，摄影，纸工，陶瓷等作品；甚至还有盆景展览。看过之后，为这些同龄人的创造力而惊叹；惊叹之余，也想试试身手。表演艺术俱乐部包括交际舞，乡村舞，踢踏舞，Jazz,集体舞(Line Dance),合唱团，等等，平时是学习和排练，逢年过节有精彩演出。我们加入了交际舞俱乐部，每周上一次课，还有课前课后的练习，定期举行舞会。

体育活动方面，也有许多俱乐部，包括网球，台球，棒球，乒乓球，自行车，水球，等等，经常举行比赛。退休后我和我先生学习打台球，每周一次，有了明显的进步。虽然台球俱乐部的主任多次邀请我们参加比赛，我却一直推托，不敢上阵。

即使不参加任何俱乐部活动，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打高尔夫球，出门不远就是球场，非常方便。社区里有25条小路(trails)，半英里至4英里不等；有的靠近小溪池塘，有的进入树林草坡，可以步行，骑车和长跑。行动不便的可以打桥牌麻将，观鸟钓鱼，在小图书馆里看书读报。由于活动繁多，大家变得忙忙碌碌，生活很充实。我感到，住在这里，不是没事干，坐在墙角晒太阳发呆；而是活动太多，必须做出严格的选择，不然会过度疲劳。

第三是便利感。除了学习锻练娱乐之外，退休生活有三件必做的事情：看病就医，采购食品物品和房屋维修。幸运的是, 只要开车往返20-30分钟，就可以满足一切基本需要。社区旁有一个医院，包括门诊，化验，药房等；特殊需要可以去附近小城市的综合性医院，1小时往返车路。牙医诊所和眼镜店也有3-4处，不必排长队预约。周边还有三个商业区，有超市，商场，发廊和各种餐馆以及其他服务设施，凡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应有尽有。实际上，这些商业区都是随着社区的发展而形成的。

房屋维修和打理前庭后院属于重体力劳动，多数住户雇人来做，自己只种花种菜，清理房间。于是，一只维修大军常常开进社区，修理房顶，调换空调，更新地毯，装修门窗，运送家用电器等，一年四季从未停息。有时，还会看到擦洗窗户的工人，打理宠物的流动车和修理电脑的专车。这些上门服务的项目，不仅为住户们带来了方便，也拓展了一个可观的就业市场。至于小修小补，很多住户则去附近的建筑材料商店购买，然后自己动手。美国男人，无论学历高低，何种职业，都能做一些维修的活计。现在年纪大了，精力有限，但我仍然看到左邻右舍，有的检修前院的浇灌系统，有的清理屋檐下的排水管，还有的油漆门窗，不得不让人叹服。

想请孙儿们前来相聚？可以带他们去每天下午的“儿童游泳专场”，可以去小游乐园，可以在宽阔的草地上做各种游戏；我甚至看到一对爷孙在社区小池塘钓鱼，我从后面排了一张照片，很像一副乡村风景画。每逢复活节，社区为孩子们主办寻找彩蛋的活动。暑假期间，可以看到许多小孩子在这里渡假。儿女一辈的中青年，也可以凭“客人证”，使用健身中心的一切设备。

疫情期间，这种便利的条件使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商业区里的几个超市照常营业，医院照常门诊；社区的管理人员想尽办法，开放室外游泳池，将简单的健身器械搬到室外的大亭里，健身课也移到户外剧场。只是要求大家上网预约，以控制人数。那时，社区里供骑车走路的小路成为人人喜爱的锻练场所：不必戴口罩，进入树林草坡，沿着池塘小溪，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景色。我和我先生几乎走遍了社区里所有的小路，相比之下，我才知道我家附近的峡谷小路风景最佳，心中暗喜。加州从2020年三月封闭，至2022年二月全面解封，我们几乎没有困居室内的苦恼。

古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太阳城”的生活，感受到“夕阳无限好”的多彩多姿，淡忘了“只是近黄昏”的无可奈何。

美国服装潮流不仅时代感很强，而且东西海岸也有差别。

从电影电视剧中，看剧中人的发型衣着，就知道是50年代，70年代或是90年代的故事。我长期在大学工作，以校园为例：东海岸的大学教授上课时一律是西装革履。80-90年代，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之一A大学读研时，在课堂，办公室或校园，看到所有教授，男士穿西服打领带，女士穿西服套裙。几年后在麻省西部S学院工作，也是如此，据说是一种敬业精神，敬重教书职业，也尊重学生。直到2000年初，S学院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一个经济学女教授，经常穿一身黑衬衫黑长裤，腰扎“牛仔式”的宽腰带，出入教室校园，很有一种摇滚歌星的气派。校方对此甚为不满，认为与百年以来的校园传统相左；但因这位教授教学有方，深受学生欢迎，却也无可奈何。

2007年，来到加州州立大学之一O大学工作，看到许多教授穿短衫短裤，球鞋凉鞋(flip flap), 在校园里来来往往，十分震惊。虽说加州气候炎热，但东海岸也有夏天，教授们只是免去西装外套，依旧是长裤衬衫。在年度问卷调查中，有的学生评论O大学某些教授打扮得很像“无家可归者”，惹得我和一起整理问卷的同事开怀大笑。

一般来说，大学行政人员在上班时，也要“dress up”，职位越高，服装越正式。我自己就拥有十几套四季套装，每天换穿；一位中国朋友还告诉我，每年必须更新几件，不然会有人笑话。来到O大学，行政人员的装束也比较随便。在许多会议上，教务长穿着一件夏威夷花衬衫，主持会议，发表讲话。公立大学还规定每周五为“学校颜色日”(campus color)：提倡行政人员穿与校旗校徽同样颜色的上衣，显示爱校精神。我喜欢M大学的紫红色，而对O大学的深绿色则不感兴趣。

东西海岸的校园服装也有共同点：例如，学生服装完全是自由化，紧跟时代潮流：80-90年代，流行有破洞的牛仔裤；2000年后，有吊带衫(Tank top)超短裤；近年来则流行紧身裤瑜伽裤，等等。又如，IT工作人员是校园中的新群体，不受传统束缚。在麻省S学院，一位IT工作人员，到我办公室解决软件问题，曾穿着一件旧牛仔裤和T恓衫，打着赤脚，让我大为惊诧。加州O大学的一位IT领导人，喜欢穿“民族化”服装，诸如中国式或印第安式，我打趣说她“善于标新立异。”她说“这是我们IT部门的风格。”

联想到电视新闻中看到的大公司CEO，东海岸大多数是西服领带，衣着考究；西海岸的硅谷，却是圆领套头衫，不拘一格。观察街上的人群，东海岸注重“主流化”，少数民族向白人的装束靠拢；西海岸更喜欢“与众不同”，以各种少数民族服装为时髦。

美国食品以“国际化”闻名，东西海岸只有质量和数量的不同。

记得我在国内参加英语培训班时，谈到食品，诸如中国有饺子和各种炒菜，意大利有pizza和pasta。我问一位美国教师“什么食物最能代表美国食品？”她想了想说：“美国食品就是各国食品的综合。”此话不假。来到美国后，除了快餐连锁店以外，各国风味的餐馆也是遍地开花。

以中国餐馆为例。东海岸多是川菜湘菜；西海岸以粤菜为主。我所住的东海岸几个城镇，中国餐馆店堂一般较小，装璜简易。即便是多元化的麻省5学院地区，也仅有两家中国餐馆。其中一家“湖南餐馆”，门面不大，菜肴精美。我们点了该店的“花篮三鲜”：干炸面条制作的花篮，胡萝卜做花，白萝卜做仙鹤，栩栩如生。花篮中是鱼虾贝，浇上鲜汤，真是难得的精品。与此相反，在宾州的M小镇，只有一家中餐外卖馆，我去了一次，食物粗制滥造，不堪入口。不过，我很佩服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在美国，不用说大城市，任何一个像样的小城镇，都能找到一家中国餐馆。

当我到了加州，看到富丽堂皇的中餐馆，真是大开眼界。特别是一家“dim sum”店，十几个服务员，推着装满各式小菜小吃的小车，穿梭于上百桌的客人之间。第一次就餐，我几乎挑花了眼，烧麦，虾饺，芋头糕，一大堆小吃。这种口福，在80年代的北京，我都没有享受到。O城虽是中等城市，却拥有数十家中国餐馆；周边的几个小“卫星镇”，也是处处有中餐。我在这个地区住了十几年，同事聚会，家庭晚餐，也没能走遍所有的中餐厅。此外，第一个中国快餐连锁店，Panda Express, 就是70年代在南加州创立的，现在已遍布全美和其他一些国家。

中国人喜欢自家烧菜，需要各种食物原料，中国市场也就应运而生。在东海岸时，这类市场也和餐馆相似，店铺小而且品种不全。90年代初到2000年初，麻省的5学院地区只有一家中国市场，店堂面积相当于一般住家的客厅。店主人是台湾人，负责采购运送，有时要开车到波士顿取货。妻子是个白人，照顾店里生意。顾客多数是中国人，白人极少。宾州北部山区，没有中国市场，我只好开车往返2小时，去纽约州的康乃尔大学城买中国食品。相比之下，加州O城的几家中国或亚洲超市，规模和美国超市相当。当我推着小车，在玲琅满目的市场里采购时，就像回到了北京。据报道，加州有一些中国人或日本人办的农场，种植亚洲蔬菜水果，为亚洲超市供货。

日本餐馆和墨西哥餐馆，也是西海岸超过东海岸，和两海岸的移民历史密切相关。纽约州的首府A城，不记得有日本餐馆和墨西哥餐馆，也许是穷学生的缘故，没机会外出聚餐。康州的B城和宾州的M镇，这两类餐馆更是闻所未闻。麻省的5学院地区算是很多元化了，也只有一家日本餐馆和一家墨西哥餐馆。加州O城不仅有多家高档的日本餐馆和墨西哥餐馆，还有日本和墨西哥的连锁店和家庭开的本地小店等。印度，泰国和韩国餐馆也同样是“东弱西强”。意大利餐馆和中国餐馆一样，历史悠久，受人欢迎，只是价钱比中餐高；至于餐馆的数量质量，东西海岸似乎差别不大。

美国的房屋庭院在东西海岸有不同的风格。

东海岸的住房一般比较旧，有的已有百年历史。多数是2-3层的楼房，有顶层(attic)和地下室，周围是花圃草坪或树林围绕，一种“开放式”的格局。一些稍微豪华的房子则是“维多利亚式”, 前廊后厦，设计精巧；每每路过这些房子，我总是幻想自己坐在房子侧面那个尖顶小楼中，读书听音乐。在麻省的Marsh’s Vineyard，可以见到许多更为夸张的Ginger Bread house。

西海岸的住房一般比较新，建筑设计受西班牙和日本的影响。虽然也是花园楼房，后院则是封闭式；有的带游泳池，蔬菜园等。有的住房还有封闭式的前院：先进院门，穿过小庭院，再进房门。加州O城，有一条“办公街”，全部是日本式建筑，一律平房，落地长窗；庭院中间有小桥流水，花木掩映，还有奇石筑成的小瀑布。坐在办公室里办公，真是赏心悦目。我常常走过那条街，挂的牌子都是律师事务所，民间协会和保险公司等。我曾经到过一个住宅区，一座座2层单元小楼之间 (Townhouse)，也是小溪环绕，像是住在公园里。有意思的是车库：东海岸的车库往往是独立的，隐藏在后院；西海岸的车库往往和住房相通，面向大街，给人一种喧宾夺主的印象。

在南加州旅行时，我看到一所傍海的豪宅，建筑风格很独特，便请同行的一位大学同学为我拍照。刚刚拍完，那住宅的前院门突然打开，一辆敞蓬车缓缓驶出，停在我们前面不远处。我们很紧张，以为会受到呵斥。没想到，开车的年轻人突然站起来，给我们拍了照，然后一笑，扬长而去。如果发生在东海岸，我们很可能被教训一顿；如果发生在德州，我们说不定会吃枪子呢。无论何处，美国的家庭住房是私人财产，只邀请家人朋友前来。陌生人的冒然闯入，是违法行为。

美国虽然没有欧洲式的古城堡或帝国宫殿，但东西海岸都有一些历史性的豪华住宅。去罗德岛的Newport，可以参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建的豪宅群，许多是沿海而建，是欧洲城堡宫殿的仿制品。其中最漂亮的Rose Cliff, 曾是电影 “The Great Gatsby”的拍摄现场。加州著名的历史性豪宅是Hearst Castle, 依山傍海；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游泳池：室内的一个带有跳台；室外的一个有雕像，喷泉和亭台环绕。这是东海岸豪宅中未有的景象。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是我在S学院的美国同事；听到我感慨于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时，他说：“看过那些豪宅，很多人都想成为社会主义者。”

讲了一通“吃穿住”，最后谈几句“行”：在东海岸，我在I-95，I-90 和I-84几条交通大动脉上开过车，自以为见过世面；到了加州，看到每侧6-8条车道，顿时晕头转向。东海岸的汽车多是蓝红绿等深颜色，也许是考虑到冬天的泥浆；西海岸的汽车却有30%-40%为白色银灰色。东海岸的嘲笑加州司机，下小雨也会打滑；西海岸的则可怜东部和中西部的司机在冰雪路上的挣扎。最使我头痛的是在加州换驾照。91年我在纽约州考得驾照，到康州，麻省和宾州，只要上交/或出示旧驾照，就可以领一个该州的新驾照，非常简单。到了加州，必须重新考笔试，感觉是到了一个新国家。开车多年，还得抱着书本背交通规则，真是哭笑不得。

一杯清茶在手，细细想来，东西海岸都有许多可留恋之处。

文革前，我们的书架上除了文学书籍以外，还有许多历史书籍。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套14本，共有400个故事 (近年来合编为《炎黄子孙四百轶事》)。全套书简明易懂，文字生动，并配有插画。每本都有一个主题，诸如刻苦学习，发明创造，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等等。 故事的主人公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政治家，能工巧匠和民间传奇人物。以后，母亲又买了比较正式的青少年历史读物，如《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初步认识了中国三千年有文字的历史，知道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文明古国。

除了读书以外，母亲常带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北京是首都，有许多博物馆。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故宫，民族宫，美术馆和农业展览馆等。在历史博物馆，我们用了两三个周末才走遍。母亲往往是边看边讲，谈到四大发明，书法和国画，唐三彩和景德镇磁器，毫无倦意，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当时，我正值八九岁的年纪，走了一天，已筋疲力尽。尽管我从心里佩服母亲丰富的知识，暗中却开始抱怨为啥中国有这么长的历史，搞得那个展览似乎是无休无止。二十几年后，我带女儿来到美国。当她为美国历史考试做准备时，我说：“你真幸运，只需要学二百年的历史。我高考时，必须复习三千年的历史。”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岳飞是母亲最推崇的爱国英雄之一。她先为我们买了一套岳飞生平的连环画书，我爱不释手，读了许多遍，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岳母在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的情景。以后母亲又买了《岳飞传》，还为我们讲解岳飞临刑前写下的“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那壮烈的词句，总让我心胸激荡。当然，她也指出其中有些句子“太野蛮了”。年纪稍长，我产生了一点疑问：为什么岳飞要忠于腐败的南宋王朝，冤死在奸臣的刀下？母亲变得迟疑不决。思索片刻，她说：“无论遇到明君昏君，都要为国尽力”。

当谈到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母亲就变得非常悲愤，归结为“不断地割地赔款，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的时代”。她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渡过的。母亲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被列强欺负，就在于缺乏“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英文字头。那时，母亲不愿多谈民主制度，却对科学充满了热情，认为科学可以救中国。她考大学时，本来打算选择理工科专业，但因为考试那天发高烧，数学考砸了，只好改修西洋文学。此事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为此，母亲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姐妹身上，鼓励我们长大了成为科学家或医生，为中国的富强而尽力。她为我们买了许多科普书籍(对此，父母是一致赞同的)，诸如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火山和地震》，《征服病菌的道路》，科学探险故事《黑龙湖的秘密》，从而激发了我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并对那些为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充满了敬仰之情。还有一本科幻小说《在明天的世界里》，讲到空间宇航站，自动化生产线，水陆两用汽车，等等，为我展现了一个神奇美妙的未来，令人心驰神往。不幸的是，文革的十年动乱，打碎了这些希望和理想。

母亲不仅教导我们热爱祖国，为国效力，而且身体力行。自建国以来，到退休为止，母亲勤勤恳恳地为政府工作了近四十年。由于工作需要，她早出晚归，常常加班加点。当我在幼儿园上整托时，只有周六接出，周日晚送回。每到周六下午，我就眼巴巴地盼望母亲快来接我回家。可是，总有一些周末，我和妹妹不得不留在幼儿园，因为父母工作太忙。眼看着小朋友一个个欢天喜地被家长接走，我强忍着眼泪，难过之极。上小学时，多少次全家准备假日出游，正要出发，母亲忽然接到电话，必须加班，我们的美好计划立即付之东流。文革中，母亲被批判关押。由于她的工作单位不允许红卫兵冲击，只有内部造反派瞎折腾，才使她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我和外婆去监狱里探望她时，她精神上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里通外国”是强加在她头上的罪名之一，也是她最不能接受的。让我困惑的是，母亲恢复工作后，却一如既往，勤勤恳恳，毫无怨言。在她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岳飞的魂灵。

母亲退休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新事物层出不穷，新思潮汹涌澎湃。当我和她谈到“自由，平等，博爱”等观点时，母亲苦笑着说，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她一直追求的新思想，解放后，却受到严厉的批判，要不断地检讨改造。当改造得差不多了，现在又是360度大转弯，回到了原地。为了跟上形势变化，母亲每天要读许多报刊杂志，每晚必看电视新闻，关注国内外的形势。看到国内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她欢欣鼓舞；看到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贬低中国传统文化，她痛心疾首；看到某些政府官员贪污受贿，她义愤填膺。母亲写了许多杂文，表达她的观点，却很少投稿，认为那些编辑们会把她的文章当做保守过时的见解而扔进废纸筐。我们常劝她不要忧国忧民，保重身体。她总是摇摇头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

1997年，我邀请母亲来美国, 和我们短住了九个月，参观游览。我注意到一个鲜明的特点：母亲不像有些来自国内的老人，被美国的物质生活搞得头晕目眩。她对逛购物中心，买衣物电器并不感兴趣，而喜欢参观历史景观，博物馆，自然风景区和著名的大学，甚至泡图书馆和钻旧书店，激动地与那些英文原著“重逢”。 此外，她还参加了我们所在的大学城老人中心的读书会和外出参观等活动。母亲懂英文，熟悉美国历史。无论参加任何活动，她总持有一副分析批判的态度。

在参观麻省的一处历史村落时，母亲对那些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极为赞赏。她不仅看得仔细，而且和那些穿着早期移民服装的工作人员交谈。对我们居住的小城，她也查询了资料，了解其历史发展。我们还参观了波士顿的“独立之路”和首都华盛顿的博物馆群(Smithsonian museums)。她常常感叹国内没有对许多历史遗迹和文物进行合理的保护，造成了毁坏和流失。同时，她又开玩笑地说：“看美国的文物展览，像是看小孩子玩古董”。

春季，我们乘船游览了尼加拉瓜大瀑布；夏季，去科德岛渡假，出海看鲸鱼；秋季，沿莫哈克山路观赏枫叶；冬季，在森林公园里参观圣诞夜的灯光展览。母亲曾发表了一些有趣的评论：她称美国开车看灯是“整体机械化行动”，高效率，但不如中国元宵节赏灯，优哉游哉。 她赞叹美国的自然风光，说这里的秋景“不是漫山红遍，而是漫山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然后又说美国是“天时地利，得天独厚。”

第一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我女儿给外祖母上了一堂“如何使用电脑检索”的速成课，她感激不尽。母亲一直为自己使用检索卡片的能力而骄傲，现在面对电脑技术，不得不从头学起。尽管母亲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和更新惊叹不已，还是强调美国是“站在巨人的肩头往上爬“，美国的成就“是各国移民带着各自的文明，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中国的历史包袱太重，不然也能赶上来。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妈妈，你时时不忘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参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后，母亲要求我在工作之余，为国内教育刊物投稿，介绍美国的高等教育，我满口答应。我的博士学位是高等教育管理，又在大学里工作，理应作些交流工作。只是太忙，一直顾不上。经母亲的一再督促，几年后，我写了两篇文章，介绍美国大学的通才教育和大学排名榜，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母亲读了我的文章，非常高兴。2019年，我受邀回母校开讲座，开始犹豫不决，最后终于成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就是想到了母亲的教导。

对于爱国主义，我女儿在上大学时就宣布：她放弃“国家”的概念，做一个“世界公民”。我不能认同女儿的观点；但对母亲的教诲，也不能全盘接受。如果让我给母亲对我的爱国教育打分，我可能会给她一个“B+”，因为其中有些盲点或误区。

文学教育的确是我母亲花费心血最多的一个方面。母亲从小就喜欢读书，外祖父有可观的藏书，她什么书都抓来看。中学时常蹲图书馆，上大学时专修西洋文学。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母亲每每谈起来，总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尽管她工作很忙，早出晚归，有时周末加班，却总是挤出时间和我们姐妹一起读书。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母亲给我们姐妹介绍的第一本注音的字书就是“灰姑娘”(Cinderella)。 她告诉我们，那个故事是选自著名的《格林童话》。一般来说，美国的小女孩儿，包括在我的在美国长大的女儿，读了那个故事，都想成为漂亮的公主，遇到一个白马王子。 而那时的我却只记得那个狠毒的后娘对灰姑娘的虐待。同时，对那双神奇的水晶鞋划有一个大问号：为什么只有灰姑娘一个人可以穿那双鞋？和我同班的女生，大多和我穿同样号码的鞋子。问母亲，她笑了，说：“这是童话，水晶鞋是神奇的可以变化的”。母亲还和我们一起读《安徒生童话》，先买了两本绘画书，一本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一个是“丑小鸭”。读到小女孩儿冻死在寒冷的街头，我热泪盈眶；读到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我长舒了一口气。那两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那两本童话集。

母亲为我们订了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这些期刊都是专为中小学生创作的小说，诗歌和绘画。有些小说，如“苦牛”，“青莲和玉莲”，“每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至今记忆犹新。有些作品还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创作的，更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我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给那些杂志投稿。母亲因势利导，引用古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名句，进一步给我们讲读书与写作的关系。她鼓励我们将文学读物里的精彩段落和词句抄写下来，为写作文打基础。当我们将在学校写的作文拿给她看时，母亲总是和我们一起分析老师的评语，指出我们写作的长处和弱点。

像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母亲从小让我们背唐诗。她从《唐诗三百首》中选择短而易记的唐诗，让我们背诵，并解释诗的意义。母亲说：“你现在背熟的唐诗，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确，退休之后，我仍然可以默写十几首。稍后，我从喜欢律诗延展到喜欢对联对句, 母亲经常随口告诉我一些精彩的名联，诸如“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谈者仅二三”，“坐北朝南吃西瓜，籽向东放；由上而下读左传，书往右翻。”有趣的是母亲不喜欢新体诗，嘲笑它们是“分行散文”，“台阶式的句子”。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对自由体诗一直不感兴趣，直到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才改变了态度。

文革前，每次去王府井，那个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是全家必到之处。我们有时买书，有时只看不买。那时的新华书店有开架售书，我们总是边读边选。在书店停留的的时间往往超过在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的时间总和。那时，家里有两个中型书架，一个放母亲的书籍，一个放我们姐妹的儿童书籍。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督促我们整理书架，以保持书籍的分类，便于阅读。我们常常一边整理一边读书，半个周日往往就这样过去了。

记得父母总是对买书读书的问题进行争论。父亲认为读文学作品和买文学作品没有实用价值，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母亲却说：“文学经典可以修身养性，朔造性格，也可以增加生活的情趣。”我相信母亲的话，从小学起，读文学作品，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乐趣。

文革开始了，烧毁书籍，封闭图书馆。母亲把她珍贵的文学名著都藏起来，把我们的儿童读物和其他的书扔进垃圾箱或当废纸卖掉。只有毛选和一套鲁迅全集摆在书架上，因为毛盛赞鲁迅，说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学校停课了，我有时间读书，在费力地读完了大部分的鲁迅全集后，仍不满足。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她父亲是个文学编辑，家里有许多当代小说。文革初期，红卫兵只顾抓大头，还没扫荡到她家，我就悄悄地向她借书。那时，我只是无选择的乱读，多数是读过就忘。六年级时，在这个同学家发现了《红楼梦》，喜出望外。我在母亲的书架上见过这套书，因为年纪太小，不准许读。在母亲被批判挨整时，我偷偷地读完了这本名著。

上中学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学校图书馆唯一的管理员碰巧是母亲的好朋友。那时，图书馆里大部分的书，尤其是文学作品，还是封存的。那个阿姨知道我喜欢读小说，就冒着风险，同意让我挑选。她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读完再换，要严守秘密。我也深知事关重大，一旦被发现，这位阿姨不仅会丢掉工作，还会受到批判。以后的几年中，我们都是单线联系，定时接头，像做地下工作。

第一次进入打着封条的图书室，我望着一架架布满灰尘的厚书，一时不知从何入手，只好先回家求教。幸好那时母亲已被放回原单位工作。她马上为我挑选，第一部就是李霁野翻译的《简爱》。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按照母亲的指教，我开始结识了许多文学巨匠和他们的代表作，诸如狄更斯，莫泊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欧.亨利等等.  母亲有时还加上一些简短的评论，说雨果喜欢“极力地渲染”，契科夫的作品是“含泪的微笑”，妥思托也夫斯基擅长描写“扭曲的灵魂”，致使我对妥氏的小说望而生畏，从未涉足。母亲特别推崇屠格涅夫，她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屠格涅夫的6篇短篇小说。那时，我读小说常常读得痴痴迷迷，不知身在何处。

当我问到中国的古典文学，母亲给我一个简洁的发展纲要：诗经，楚辞，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我当时只对小说感兴趣，母亲就列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 认为这四部书是古典小说中的精品。母亲告诉我不要读无聊的言情小说，是浪费时间。我问她是否读过那一类书，她叹了口气，说：“我读书太杂，很后悔。你不必学我。”谈到当代作家，母亲推荐了鲁迅，巴金，曹禺，茅盾和老舍，等等。当然，我也读了《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母亲对这类小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

中学时阅读文学经典作品，我只是跟着感觉走，不求甚解，更谈不上文学欣赏。例如，《战争与和平》是个大部头书，我对前方的战事，往往一翻而过；对于后方的舞会和爱情故事，却细细品味，致使母亲对我读完那套书的速度大为惊奇。又如，不喜欢《三国演义》的刀光剑影，却沉醉于《红楼梦》的风花雪月；认为狄更斯的长篇枯燥乏味，更欣赏欧.亨利短篇的精彩结尾。真正提高了我读书境界的，还是上大学后与母亲的那些有趣的文学讨论：分析《飘》中的人物性格；研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比较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写作风格……

十年的文革动乱，造就了可悲的文化沙漠。这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像沙漠中的绿洲，为我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感谢母亲对我的循循善诱，更感谢那位图书管理员的勇气和帮助，才使我没有变成十足的“文学盲”，白白浪费掉十年的青春时光。

在我们姐妹都退休后，母亲对我们的嘱咐还是那句话：“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