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旧文，翻到女儿的一则评论，是对于我写的6年读博生活，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互相帮助的感叹。那时，她正在读硕士学位，谈到她们这一代，强调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不提倡互相帮助。即使在华二代中，也是各自为战。读到她的评论，让我浮想联翩。
80-90年代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常自称为“穷学生”。在这一茬留学生中，无论是自费，公费还是自费公派，在国内可能是一代骄子，有小康生活；来到美国后，虽有奖学金，助学金或生活费，依然是手头拮据，还要通过打工来维持生活，接济家庭。
穷学生有多穷呢？为了在美国求生和发展，我们诚信“开源节流”的法则：开源就是拼命打工挣钱；节流就是尽量减少开支。初到美国时，打工之苦无需多讲(已写了3篇短文)，在减少开支方面，大家节衣缩食，吃了不少苦头，也闹出不少笑话:
有的访问学者，由中国政府资助一年。为了攒足美元回国买“几大件”，他们常常一日三餐方便面，造成营养不良。有的还误买了狗食罐头，因为价格低廉。为了省钱，我和几个同学差点儿去了救世军 (Salvation Army)主办的感恩节午餐，认为是得到免费食品的好机会。幸亏系里的几个教授轮流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节，才避免了一些尴尬的场面。住房也是多人合租，有的甚至超出了法定人数。由于租的多是老旧房屋，老鼠蟑螂经常出入。即使偶然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也是4人住一个双床房间。有时是男女合用，好在大家都是学人，能够相安无事。至于去旧衣店买衣服，在街上捡旧家具，更是意外收获。对此，大家并不感到失身份，丢面子，而认为是通向新生活的必经之路。
这些穷学生的故事，我有时会挑选几个，给女儿“忆苦思甜”。当她听到我初来美国，在纽约机场下飞机时，兜里只有$50时，两眼圆睁，差点儿惊掉下巴。但是，我讲得更多的是这些穷学生的互助。
以我读博的纽约A大学为例：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在国内素不相识，但是，我们来自同一片国土，同在异国他乡打拼，总有一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情感。每逢有人陷于困境，大家就会热情地伸手援助。我们懂得，白手起家，既需要个人奋斗，更需要互相提携。如果说，节日聚会，结伴旅游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社交情谊，而在打拼过程的互助，则是“雪中送炭。”这种互助情谊，也许是我们这些穷学生特有的，而华二代或新一代的留学生是不能感受到。
而我对这种互助的情谊则深有体验，受益非浅。刚到美国时，我独身一人，没有亲戚朋友，研究院的中国同学也是陌生人。然而，在以后的六年中，他们对我的帮助则是全方位的，连续性的，贯穿了我的读研生活，有的还延续到我毕业之后走上职场。
学习开车
记忆最深的是学开车。美国是一个建于“车轮”上的国家 (A country on wheels)。我到美国的第二年，有了一些余款，首先想到是买车，不是奢侈，而是生活必须：有车可以暑假打工，周末购物，租房搬家。如果家人来了，无车更是寸步难行。然而，学会开车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首先，付不起驾驶学校的学费，英语也不通；其次，请同学教开车，他们费时费力还得承担风险，真是一师难求。当我和几个中国同学谈起此事，他们却很支持，表示可以几个人轮流当我的教练，还说大家都是这么学会的。于是，我有了4个不同风格的老师。
男生A是来自福建的老三届，已来美国3-4年， 做事一丝不苟。他有一辆手动车，先介绍了开车的基本操作，然后让我在空荡的停车场练习。下一次，我们在他家附近的街道上开车。一不留神，我操作出错，轻轻擦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尾，顿时手足无措。男生A很冷静，给车主留下他的电话，并告诉我他的保险公司会付款的。不过，如果下一年他的保险金上涨，我应该付差额。我已经很感激了，自然是满口答应。同时，也初次领会到“中国式的帮助，美国式的算账”。
不久，我买了一辆破旧的手动车，不想再损坏教练的汽车。我找到男生B，一个来自广东省的77级的大学生。他是一个慢性子，细细指点。我也比较放松，一路顺畅。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是一个上坡路。当红灯转绿灯时，我推离合器和踩油门没有配合好，车子向后滑了一下，与后面的车头相碰。我吓得脸色发白。男生B却慢条斯理地说：“别害怕。后面那个美国男士看到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子开车，不会生气的。”我笑了，定了定神，下车道歉。由于没有损伤，那个司机挥挥手，放我一马。
看来，开手动车是行不通的，我下决心买了一个自动档的二手车。买车时是男生A带我去的，车主是一个车库的修理工，车子虽旧但保养得比较好。男生A和他砍价，还玩儿了减税的“猫腻”，最终达成协议，不愧是经济系的博士。买车回来，男生C正好有空闲时间，于是和我一起试车，同时当教练。他是我的北京老乡，说话咋咋呼呼。一会儿嚷叫：“喂喂，你过黄线了！”。一会儿又说：“停车停车，你没看见stop sigh吗？”搞得我手忙脚乱。
终于熬到学车出师。考车的前夕，我找到女生D，她是我同系的好朋友，也是北京老乡，车技娴熟，又热心助人。她带领我练习了平行停车，UTurn，起动车时看三点等全套考核项目，认为我可以过关。当她陪我去考场时，我突然想起纽约州的路考非常严格，有的同学考了2-3次才过关，顿时紧张起来。我请求考官让女生D坐在车后座。那个警察很惊诧，女生D急忙解释，说是帮我解除紧张情绪，还表示她会安静得像个little mouse。警察同意了，我松了一口气。路考过程比较顺利，只是出了一个小笑话：开到一个街口，一个行人正在过街，我停车等待；考官说：“很正确。你不想撞倒那个行人吧？”我冲口而出:“Yes!” 考官瞪大眼睛看着我，我意识到犯了语法错误，忙说：“No, 我不想撞倒那个人。”中文语法：同意对方的观点，回答“是的”。 英文语法：对方是否定观点，即使同意，应回答“No.” 那天，我一次考车成功，顺利拿到驾照。我对女生D和其他3位教练，真是感激不尽。
若干年后，我在ESPN工作时，曾帮助一个中国同事练习开车并陪他考车。康州路考必须去首府的一个指定地点，是全州唯一的考点，经常排长队。即使如此，想到我学车考车的经历，对他的帮助似乎是理所当然。然而，当我女儿开始学车时，我毫不迟疑地送她去驾驶学校学习，一是我可以付得起学费，二是可以降低我们两人共用车的保险费。再说，我很清楚，父母当不成教子女开车的好教练。
照顾孩子
那时，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已结婚成家，有了小孩子。我在研究院的前两年是独身一人，后四年是单身母亲。当时，我一边做论文一边打工，还要照顾6岁的小女儿，有的同学笑称我是“Super Mom”。说实话，没有同学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坚持到底。大学里，即使夫妻两人，也是一人读书一人打工，忙得不可开交，有时也需要有人帮忙照顾小孩子。 我们一般都请不起保姆，只能互相帮助。
我带女儿来美国的第一天，就住在女生D家。她的父母从国内来探亲旅游，住在一所两居室的房子。我每天外出租房子，找同学凑家具，打扫房间和搬家，忙乱了3-4天。两位老人原是归国华侨，中文英文皆通。他们待我女儿就像自己的孙女，照顾她吃饭，一起读书画画，帮她熟悉新环境。当我们搬出去时，女儿对他们依依不舍。
女儿第一天上学，不会讲英语，教室里都是陌生的面孔，讲着陌生的语言。我离开教室时，她也跟了出来，不愿回去上课。我正在为难，老师带来一个叫Peter的中国小男孩，让他和女儿讲中文。Peter的中文有些生涩，他费力地说:“我们都要讲英文，我可以帮忙”。从那天起，两人成了好朋友。
Peter的父亲在我校读研，母亲在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拥有一家中餐外卖台。许多周末，我就将女儿交给Peter的妈妈。她照顾外卖，让两个孩子到对面的游戏室玩儿。中午，他们在外卖台吃饭；吃饱喝足后，又跑走了。我抓紧时间，在学校计算机室或图书馆准备论文。下午接女儿时，她往往玩儿得筋疲力尽。有时，Peter的父母周末外出，Peter就到我家玩儿一天。天气暖和晴朗时，我们两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的公园，他们荡秋千滑滑梯，我们聊天儿。至今，我的相册里还保留着一张我们公园出游的照片。
我女儿上三年级时，在校外活动中认识了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女孩子珊珊。珊珊的父母也曾帮助我照顾女儿。同是留学生，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裕。丈夫是学医的，在一家实验室工作，妻子带孩子做家务。他们先是住在城里的旧房子，不久就搬到郊外的condo。一个夏季的傍晚，他们一家邀请我们去一个露天音乐会。夫妻俩带了野餐的大被单和食品篮子，我也凑了一个菜，大家聚餐。两个小女孩儿在草地上树林中跑来跑去，非常兴奋。这是女儿来美国第一次参加音乐会。毕业前夕，我到康州ESPN做求职面谈，清早离家，晚上归来，女儿就在珊珊家包吃包喝，玩儿了一天。此外，我毕业后，带女儿回国度假，将我的汽车寄放在他们家，帮我保存了3个月，完好无损。
寻找工作
工作分为打工和正式职业。读博时需要打工，挣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大学宿舍的清扫工，麦当劳的厨工，旅馆的清洁工，都是和中国同学交换信息找到的。当我需要一个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时，一个女同学介绍我参加家庭护理的训练班。她还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工作的特点和工钱，正符合我的要求。大约2年之后，我面临毕业，就将这个工作介绍给另一个中国同学的妻子，因为她也需要边打工边照顾小孩子。
毕业后去ESPN当翻译，虽然不是专业对口，却是一份拿工资有福利的好工作。我曾得到了两个同学的帮助：一位是在A校拿助学金时，同一办公室的中国同事。他建议我申请这个工作，说他的好朋友是那个部门的负责人。面谈时那位吴先生(见“在ESPN总部体验美国的体育热”一文)，一个哥伦比亚的博士生，对我翻译的高尔夫球讯的中文稿高抬贵手，让我顺利地得到了那份工作。
在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过程中和调换工作时，女生D一直是我的简历中排列第一的reference。她不仅是我的研究生院的同学，而且毕业后一直在一个州政府的高教部门工作。从S学院到宾州M大学到加州O大学，女生D不仅为我提供信件，有时还要接受电话访谈。最难忘的是，我曾经去她所在的城市进行求职面谈，她工作忙，便请她的丈夫去火车站接我，还在她家住了两天。面谈时也是她的丈夫接送，还表示，如果得到那份工作，他会帮我租房和买房。她们的盛情，让我感动万分。
此外，还有许多难忘的小故事：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住的单元楼的锅炉停摆，没有暖气。一对中国夫妻，也是A大学的研究生，让我和女儿在他们家狭小的客厅里打地铺，直到房东修好了供暖系统。同楼的另一个中国同学的一家，也找到了庇护之所。
我带女儿来美国之后，又和她一起回国一次。两次机场接送都是同学帮忙，免费服务。当然，我也从国内带来他们所需要的书籍物品。回国期间，我的车轮胎出了问题；送我去机场的同学，又负责保管，他及时送去修理，为我先垫上了修理费。
节日期间访友，一个同学去火车站接我和女儿回家，半途中车子出了故障。当时已是晚上11点，纽约州北部的冬夜天寒地冻。那个同学急忙找到公用电话，让另一个同学前来帮忙。忙乱了一阵，还是先将我们母女两人送回家，然后再回去处理车子的问题。
当然，留学生活的互助情谊之外，也有一些阴影，诸如学习中的明争暗斗，背后的流言蜚语，等等。因为不是主流，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
女儿6岁来美国，跟随我在研究生院渡过了四年的打拼生活，对中国同学对我们的帮助记忆犹新。她继续评论说：“这些事例非常感人，让我也渴望能找到这样一个由移民和有色人种组成的群体。”我不愿承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我怀疑，我们这一茬留学生所具有的“穷学生的互助” 情谊，能否流传下去？
扩展开来，从道德层次观察，现代社会，某些社会群体的道德标准，已经下滑到一个可悲的境地：一个屡次散布谎言的人可以得到信任；一个利欲薰心极端自私的人可以受到崇拜；一个有犯罪行为的人可以赋予最高权力……。而人类的美德，诸如诚实，正直，博爱，以及本文提到的互助，已经，或者,将要被埋没于历史的故纸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