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循循善诱—文学教育篇

学习“儿童心理学”，使我从理论上懂得了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从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体验到母亲对我成长的深远影响：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给我耳濡目染的启蒙。家庭教育是多方面的，我们姐妹聚在一起，曾将母亲的教育归结为三方面：文学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女孩儿教育。如果为母亲对我的文学教育打分，我会毫无保留地给她一个实实在在的“A”。

文学教育的确是我母亲花费心血最多的一个方面。母亲从小就喜欢读书，外祖父有可观的藏书，她什么书都抓来看。中学时常蹲图书馆，上大学时专修西洋文学。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母亲每每谈起来，总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尽管她工作很忙，早出晚归，有时周末加班，却总是挤出时间和我们姐妹一起读书。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母亲给我们姐妹介绍的第一本注音的字书就是“灰姑娘”(Cinderella)。 她告诉我们，那个故事是选自著名的《格林童话》。一般来说，美国的小女孩儿，包括在我的在美国长大的女儿，读了那个故事，都想成为漂亮的公主，遇到一个白马王子。 而那时的我却只记得那个狠毒的后娘对灰姑娘的虐待。同时，对那双神奇的水晶鞋划有一个大问号：为什么只有灰姑娘一个人可以穿那双鞋？和我同班的女生，大多和我穿同样号码的鞋子。问母亲，她笑了，说：“这是童话，水晶鞋是神奇的可以变化的”。母亲还和我们一起读《安徒生童话》，先买了两本绘画书，一本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一个是“丑小鸭”。读到小女孩儿冻死在寒冷的街头，我热泪盈眶；读到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我长舒了一口气。那两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那两本童话集。

母亲为我们订了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这些期刊都是专为中小学生创作的小说，诗歌和绘画。有些小说，如“苦牛”，“青莲和玉莲”，“每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至今记忆犹新。有些作品还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创作的，更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我幻想着有一天，我也能给那些杂志投稿。母亲因势利导，引用古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名句，进一步给我们讲读书与写作的关系。她鼓励我们将文学读物里的精彩段落和词句抄写下来，为写作文打基础。当我们将在学校写的作文拿给她看时，母亲总是和我们一起分析老师的评语，指出我们写作的长处和弱点。

像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母亲从小让我们背唐诗。她从《唐诗三百首》中选择短而易记的唐诗，让我们背诵，并解释诗的意义。母亲说：“你现在背熟的唐诗，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确，退休之后，我仍然可以默写十几首。稍后，我从喜欢律诗延展到喜欢对联对句, 母亲经常随口告诉我一些精彩的名联，诸如“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谈者仅二三”，“坐北朝南吃西瓜，籽向东放；由上而下读左传，书往右翻。”有趣的是母亲不喜欢新体诗，嘲笑它们是“分行散文”，“台阶式的句子”。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对自由体诗一直不感兴趣，直到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才改变了态度。

文革前，每次去王府井，那个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是全家必到之处。我们有时买书，有时只看不买。那时的新华书店有开架售书，我们总是边读边选。在书店停留的的时间往往超过在东安市场和百货大楼的时间总和。那时，家里有两个中型书架，一个放母亲的书籍，一个放我们姐妹的儿童书籍。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督促我们整理书架，以保持书籍的分类，便于阅读。我们常常一边整理一边读书，半个周日往往就这样过去了。

记得父母总是对买书读书的问题进行争论。父亲认为读文学作品和买文学作品没有实用价值，是浪费时间和金钱。母亲却说：“文学经典可以修身养性，朔造性格，也可以增加生活的情趣。”我相信母亲的话，从小学起，读文学作品，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乐趣。

文革开始了，烧毁书籍，封闭图书馆。母亲把她珍贵的文学名著都藏起来，把我们的儿童读物和其他的书扔进垃圾箱或当废纸卖掉。只有毛选和一套鲁迅全集摆在书架上，因为毛盛赞鲁迅，说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学校停课了，我有时间读书，在费力地读完了大部分的鲁迅全集后，仍不满足。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她父亲是个文学编辑，家里有许多当代小说。文革初期，红卫兵只顾抓大头，还没扫荡到她家，我就悄悄地向她借书。那时，我只是无选择的乱读，多数是读过就忘。六年级时，在这个同学家发现了《红楼梦》，喜出望外。我在母亲的书架上见过这套书，因为年纪太小，不准许读。在母亲被批判挨整时，我偷偷地读完了这本名著。

上中学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学校图书馆唯一的管理员碰巧是母亲的好朋友。那时，图书馆里大部分的书，尤其是文学作品，还是封存的。那个阿姨知道我喜欢读小说，就冒着风险，同意让我挑选。她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读完再换，要严守秘密。我也深知事关重大，一旦被发现，这位阿姨不仅会丢掉工作，还会受到批判。以后的几年中，我们都是单线联系，定时接头，像做地下工作。

第一次进入打着封条的图书室，我望着一架架布满灰尘的厚书，一时不知从何入手，只好先回家求教。幸好那时母亲已被放回原单位工作。她马上为我挑选，第一部就是李霁野翻译的《简爱》。以后，一发不可收拾: 按照母亲的指教，我开始结识了许多文学巨匠和他们的代表作，诸如狄更斯，莫泊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欧.亨利等等.  母亲有时还加上一些简短的评论，说雨果喜欢“极力地渲染”，契科夫的作品是“含泪的微笑”，妥思托也夫斯基擅长描写“扭曲的灵魂”，致使我对妥氏的小说望而生畏，从未涉足。母亲特别推崇屠格涅夫，她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屠格涅夫的6篇短篇小说。那时，我读小说常常读得痴痴迷迷，不知身在何处。

当我问到中国的古典文学，母亲给我一个简洁的发展纲要：诗经，楚辞，骈体文，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我当时只对小说感兴趣，母亲就列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 认为这四部书是古典小说中的精品。母亲告诉我不要读无聊的言情小说，是浪费时间。我问她是否读过那一类书，她叹了口气，说：“我读书太杂，很后悔。你不必学我。”谈到当代作家，母亲推荐了鲁迅，巴金，曹禺，茅盾和老舍，等等。当然，我也读了《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母亲对这类小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

中学时阅读文学经典作品，我只是跟着感觉走，不求甚解，更谈不上文学欣赏。例如，《战争与和平》是个大部头书，我对前方的战事，往往一翻而过；对于后方的舞会和爱情故事，却细细品味，致使母亲对我读完那套书的速度大为惊奇。又如，不喜欢《三国演义》的刀光剑影，却沉醉于《红楼梦》的风花雪月；认为狄更斯的长篇枯燥乏味，更欣赏欧.亨利短篇的精彩结尾。真正提高了我读书境界的，还是上大学后与母亲的那些有趣的文学讨论：分析《飘》中的人物性格；研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比较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写作风格……

十年的文革动乱，造就了可悲的文化沙漠。这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像沙漠中的绿洲，为我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感谢母亲对我的循循善诱，更感谢那位图书管理员的勇气和帮助，才使我没有变成十足的“文学盲”，白白浪费掉十年的青春时光。

在我们姐妹都退休后，母亲对我们的嘱咐还是那句话：“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