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fan是我的房友(housemates)。
为了节约房租开销，我从新落成的异常舒服的研究生小楼区搬了出来，在校外找到一个与另外两个研究生合租的单元房。 搬进去时，那两个房友已度假去了： 一位是化学系的老林，去南部探望妻子；另一位是从西德来的，回家度圣诞节。 在美国，研究生大多住在校外，男女合租也很普遍。 只是有一条：中国人喜欢与中国人住在一起，似乎觉得更方便一些。 只因这个住所搭校车比较方便，我认为这种二比一的格局还可以接受。 如有三长两短，两个中国人对付一个德国人还是绰绰有余的，少数服从多数嘛。
这天夜里，我被沉重的皮靴声惊醒，立刻意识到我的西德房友回来了。果然，听到他在客厅里打电话,讲的是德语。想象中，他一定又高又壮，年纪约在50岁左右。这倒不是瞎猜，我在他敞开的房间里看到过这样一张相片，上面就有一个这般模样的男人和一位金发女郎。管他什么样呢，我们反正要做邻居了。
早上，我打开房门走进客厅，不禁楞住了：眼前竟是一个身材瘦削，似未发育成熟的大男孩，戴着一副白边近视眼镜，顶多二十出头。他笑嘻嘻地望着我，自我介绍说是Stefan，生物系的博士生。细细看去，浅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典型的德国人的特征。 Stefan对我清扫过的客厅和厨房表示谢意，说与他走前相比,这里真是干净整齐多了。这倒不假，我搬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扫除，花了我几天的时间呢。他表示，我们三人应当轮流值日，每周打扫一次。接下去，他又用流利的英语和我讨论如何布置客厅。我们撕掉了原来那位美国学生留下的乱七八糟的招贴画，换上了Stefan带回来的，由他母亲画的两幅水彩画，一幅是林中小径；另一幅是怒放的红玫瑰。顿时,客厅里显得雅致多了。谈到那张照片,原来是Stefan的父亲和妹妹。
一周之后，Stefan搞到一套立体声音响设备，带激光唱盘。我早就听说德国人都有较高的音乐修养，而Stefan的音乐趣味却令我大开眼界:贝多芬，莫扎特，列侬和Natalie Cole轮流登场,并行不悖。从此以后，只有他在家，音乐声就不断。我已向他声明，我是可以边听音乐边读书的，但请他放古典乐曲或轻音乐。至於摇滚乐，我曾告诉他，有人写评论说,西方音乐从music转化为sound,又转化为noise。Stefan笑了,并立刻找出一张唱片，名字就是“最好的噪音”(The Best Noise)。尽管学习工作都很紧张，Stefan的音乐欣赏却丝毫不受影响。一次，他清晨4点才回来，早饭时告诉我，他去纽约市的林肯中心听了一场音乐会。要知道，从我们这个城市到纽约市, 开车来回约七八个小时, 他一夜不睡，就是为了一场音乐会！吃过早饭,Stefan又照常开车去实验室工作去了。
一个夏日周末的傍晚，我们一行四人,由Stefan开车去附近的一个风景区观赏纽约市歌剧院演出的<茶花女>。那是一个露天剧场，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草地票”。在绿茵茵的草地上，铺开毯子，大家或坐或躺，伴着习习的凉风，凝望着群星闪烁的夜空，静静地聆听着那激动人心的咏叹调，真不知人间还有比这更美妙的境地。回来的路上，Stefan与其他两位德国同学对演出评论不休，我却插不上嘴，显然不在一个对话层次上，况且，我的英语词汇量还达不到赏析歌剧的水平。幸亏我在出国之前还看过两场西洋歌剧(感谢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否则就只晓得<红珊瑚>和<江姐>了。
学期中，Stefan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往往清晨6点起床，赶到学校做实验，为他的博士论文做准备；然后做教授的助手，辅导本科生，同时还要修自己的课和做作业。 晚上9-10点钟才回来，听音乐，看电视，直闹到1-2点才睡觉。有时，他看着看着电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害得我和老林半夜起来为他关灯关电视。客厅墙上，挂着他的硕士学位证书。 Stefan当时才24岁，来美国仅两年半的时间，已经拿到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又在生物系攻读博士。与他同系的中国学生告诉我，Stefan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在几次难度较大的考试中，他都拿到了最高分。美国教授公布成绩时，只登出学生证号码，由於Stefan的号码常在前一二名，大家也就不言自明。他做助教也极受人欢迎，英文流利，思路敏捷，连以聪明勤奋著称的中国学生也不得以“讲英文口音太重”而逊色一半。有时我不禁感叹：怪不得二次大战后西德发展这么快,人的素质和精力就是不同,简直叫人害怕。
聪明能干的Stefan自然得到许多女生的青睐。自他从西德归来，就有许多不同的女性给他打电话。其中有一个黑黑的菲律宾姑娘，是在美国长大，完全西化了。她最喜欢Stefan，几乎每天打来电话，叫人烦不胜烦。第一次与她见面，她用一种戒备的目光打量我，差点把我当成情敌了。当我告诉她我已结婚，丈夫女儿还在中国，她才如释重负，和我友好起来。 晚上，她和Stefan常常亲热地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她干脆坐在他的腿上和他发疯般地接吻；我们走来走去他们也不在乎，倒是我不敢抬头乱看。 同时还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女研究生,她自然文静多了。Stefan轮流和她们约会，处理得井井有条，从未发生过“撞车事件”。每逢周末，他们常常玩到半夜才归；有时双双在这里过夜。 一天早上,我起床后,听到客厅沙发上有动静，显然是惊醒了Stefan和他的女友的美梦。这一次，我可不客气了，立刻找Stefan谈话。我说，“你如果留女友过夜，最好睡到你的房间里，并且关上门，这样对大家都方便”。老林也在旁边敲边鼓，Stefan只好接受我们的建议，只是怪异地笑了笑，似乎认为我们的要求很奇特。在他眼里，并没有一条划分“卧室行为”和“客厅行为”的明显界线。
一天，那位台湾姑娘惠文来找Stefan。因他还没回来，便和我攀谈起来。 毕竟是同语同宗，我们俩人很快就混熟了。闲聊中，我看出她很爱Stefan，对这段恋情很认真，并期待以婚姻为归宿。不知出於什么感情，姑且称为“民族感”吧，我对她十分同情，就试探地问：“你们是不是正在进行三角恋爱？”她马上追问究竟，恰好Stefan走了进来，打过招呼后，他就忙着烧咖啡，放音乐。惠文拉我坐在客厅一角继续用中文交谈。我将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惠文顿时脸色发白，看起来很受刺激。我忙说：“这是在美国，风气不同，你也不必在意。”惠文说：“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我很在意。”过了一会儿，她就借故匆匆告辞。Stefan好奇地问：“你们在谈些什么？”我忙掩饰道：“没什么；都是女人之间的闲扯。” 此时我有些后悔，生怕自己被牵扯进Stefan复杂的社交生活之中。幸亏他不懂中文，我竟然能够当着他的面向他的一位女友通风报信。
从此之后，惠文和我成了好朋友。她清我到本地一家最好的中国餐馆吃饭，以答谢我所提供的重要情报。我逼她赌咒发誓，无论她和Stefan的关系如何发展，绝对不能提到我的名字。据惠文讲，Stefan一直在追她。 她却认为自己比他大几岁，并不想与他交朋友。无奈两人同在一个系，经常在一起做实验；加上Stefan初来美国时没有汽车，惠文便常常带他去购物和办事。日子一久，感情日益加深。后来，Stefan买了车，事情就开始复杂化。惠文早就怀疑有第三者第四者存在，但一直得不到证实，我的情报正好为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以后我又从惠文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她和Stefan的故事：Stefan对她的冷淡和回避非常不满，倒不是为失去爱情而痛苦，而是因失去面子而恼怒。他的逻辑是：我可以和你分手，而你不能甩掉我；否则我就是一个情场上的失败者。在美国，什么事都要讲输赢：无论在情场，战场或比赛场，失败者(loser)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失败者总是和无能，胆小或软弱联系在一起；很没有一种“胜败乃兵家常事”的大将风度。为了报复，Stefan故意将那位菲律宾女孩带到系里，当着惠文的面，与那女孩亲亲热热，手挽手走过她的身边，神情十分高傲。那女孩自然很得意，似乎在情场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追求Stefan的还有一位美国女孩子。她与那两位亚裔女性不同，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事实上，她长得并不漂亮，人也不够聪明，Stefan很看不上她。但她却爱得要死要活，求爱信学片般地飞来，电话也是不断，甚至半夜登门，使Stefan无处躲藏。 一天,我在信箱里拣到一支红玫瑰, 没有卡片也没有信。Stefan见了无可奈何又不无得意地说：“我猜一定是那个美国女孩子干的。”闹到最后，这女孩眼看追求不成，便翻脸成仇，居然向警察局报告Stefan私入她的房间，偷走了她的东西，闹得生物系人人皆知。 这下可把Stefan气坏了，他对我说，如果这个女孩再打电话或敲门找他，他就去法院要求一个“禁止接触”的通令(Restraining order)。我半开玩笑地说: “你的恋爱游戏做过了头，自食其果。”Stefan急赤白脸地辩解说：“我从未对她表示好感。我是她们班的助教，这位女生理解能力差，我不得不给她一些额外的辅导，她却认为我对她有情意。实际上，她这个人不正常，看过心理医生的。”我从旁观察，那女孩是有点儿神神道道的。
翻天覆地了一阵，Stefan还是钟情于一个他的本国同胞。那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丰满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显得比Stefan更成熟。最重要的是，她非常崇拜Stefan，曾对我说，Stefan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从此以后，两人形影不离，其他女孩子都无影无踪了。几个月的热恋之后，Stefan终於决定在圣诞节前搬出去，与他的女友同居。记得Stefan曾向我们炫耀他有许多不同国籍的朋友：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等等。我说他是好奇，他更正说是开放(open mind)。在美国大学，多元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课题，开放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
柏林墙被推倒的消息传来时，Stefan已搬出去与他的女友同住，没有机会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交换意见了。其实也毋须交谈，谁能不为拆除这堵人工建造，隔绝了同一民族长达40多年的墙而欢呼庆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