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handas是我在学校打工时认识的“工友。
长达三个月的暑假，是学生们打工的黄金季节。打工范围之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遍及各行各业：从大公司的实习员到“麦当劳”的厨工，无论职位高低，都能赚到美元。 对於各国来美国读研究生的一族，其打工层次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理工科的，往往享受全年的助学金，假期中留在学校实验室里，为导师做研究助手，此为上等；学文科的，暑假里一律自寻饭碗。那些英文好又有汽车的，可以找到报酬较好的初级“白领”工作，此为中等；那些英语差且又无车的，只好加入“蓝领”大军，此为下等了。到美国读博士的第一年，我自然而然地参加了“蓝领”大军，在学校里找到一份为期2个月打扫宿舍的工作。没想到，在这社会的底层，我却结识了一位印度贵族。
我所在的州立大学拥有四座塔楼式的宿舍区。当学生们离校后，所有的房间都必须彻底清扫一遍，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学校每年都要雇用了近50名学生，协助那些清洁工完成这一任务。那是我们转入一个新楼区干活的第一天，在楼道里，除了几个相熟的中国学生外，还有三位正式的清洁工, 都是20-30岁的白人，其中一个似乎是白人和西裔的混血儿, 叫乔治亚。她们没有高中文凭，只能得到这种按小时计价，付最低工资的工作。我们自恃文化水准高，不屑与她们为伍；她们则嫌我们语言不通，不愿和我们搭腔。 今天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同：在这三位女工紧紧的包围中，端坐着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男子：棕色的皮肤，浓眉，短髭，微微凹陷的眼睛，一看便知是一个印度人。在我的印象中，印度是一个贫富极度悬殊的国家，既有瘦骨嶙峋的饥民，也有华服美屋的贵族。令人费解的是，能到美国留学的印度人断不会是穷人；而到学生宿舍当清洁工的，又不象富家子弟所为。
从一个叫维基的女工口中，我知道他是从孟买来此地读书的学生。不等维基说完，胖胖的乔治亚就抢着说：“他是一个贵族！在家时有佣人为他做饭洗衣，打扫房间呢。”看她那付兴奋的神情，似乎面前不是一个印度学生，而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大钻石，令她头晕目眩。
贵族？我半信半疑，只当那印度人在这里招摇撞骗。他走过来与我握手，自我介绍是Mohandas，在计算机系读硕士生。当我们一起走到宿舍管理员的办公室时，他抢先为我们开门，颇有一番“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最有趣的是他随身携带一把小梳子，每逢见到镜子，就掏出来梳理他的头发。实际上，他的头发油黑发亮，一丝不乱，大可不必如此上心。Mohandas讲一口流利的带英国音的英语，流利到可以和那几个女工打情骂俏的程度。每逢听到乔治亚那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时，他便会意地大笑。那笑声，借用我的打工朋友小陈的话，是“皮笑肉不笑的干嘿嘿”。小陈也是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在系里见过他几次。计算机系是全校唯一不提供奖学金的理工科系；从这个系毕业的人，学士也罢，硕士也罢，不仅职业有保障，倘若进入硅谷，三五年间，便可成为百万富翁。 所以，他们在校时，可谓吃尽“苦中苦”，学位一到手，就可为“人上人”了。
一次工休时，我问Mohandas为什么来当清洁工，他倒很坦白，说系里没有奖学金，家里因不同意他出来留学，拒绝资助他；他把自己的积蓄都交了学费，暑假中只好打工挣钱了。我笑笑说：“听说你是贵族？”他点点头，说他的家庭是印度种姓中的第二等，Kshatriyas。在印度时，他白天去一家大公司上班，下班回家后有佣人服侍，舒服得很呢。可他不满足，想出来看看，特别是想打入当前最热门的计算机领域。待毕业后，他打算在美国和印度开一家跨国的电脑公司，开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这种创业精神倒是符合地道的美国传统。 到了2000年以后，美国许多电脑公司纷纷移资海外，印度成了主要市场之一，和Mohandas这批留学生有直接的关系。
我说：“你也许有亲戚在美国，给你提供财务担保，可以向他们借钱，免受打工之苦。”他却表示，虽然有一个阔气的伯父在美国，但不想向他开口；“我才刚刚起步，不知能否成功；如果先借下一笔债，总不是好事。”他解释道。於是这位昔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族少爷，就只好在美国的大学生宿舍里打扫厕所了。Mohandas倒也不含糊，看他刷马桶时那份认真的模样，不由得使我想起“劳动改造”这个名词。看来，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贵族正在经历一个革命化的过程。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有机会与Mohandas交谈了。尽管我很想借交谈练习英语，无奈乔治亚紧紧缠住他不放，向他展开了全面的攻势。别看乔治亚在我们这几个中国学生面前吆三喝四，摆“小工头”的威风，在Mohandas面前却变成了恭顺的奴才：一会儿甜言蜜语地与他调情，一会儿去自动售货机买巧克力或炸土豆片与他分享。中午饭时，她主动开车带Mohandas去附近的快餐店买汉堡包，有时还将自己剩下的炸薯条分给他。这时，Mohandas也不顾什么“贵族体面”，照吃不误。 从早到晚，我们的耳边总是响起乔治亚那甜腻腻的声音，一口一个“Mohandas”，叫得人头皮发麻。 维基笑她是印度人的情人，她又假装正经地说：“我是结了婚的，有丈夫有儿子；我可是一个规矩女人呢。”我和小陈在一旁听了，差一点将正在吃的炒米饭都喷了出来。
对於乔治亚和Mohandas的暧昧关系,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只乐得看戏,连茶余饭后的谈资都排不上号。每天半小时的午餐时间，正是我们高谈阔论的大好时机：来自不同系的人，各显身手，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到美国的两党竞选；从电脑热到学分制，哪里还有乔治亚的份儿。可是乔治亚却逐渐显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蛮横态度。当我们一起打扫一套单元房时，她常常将扫厕所和拖地板的重活都留给我和小陈，她自己只擦擦家俱，然后就东游西逛。开始几次，我们也就忍忍算了；好在州立大学属於政府机构，不讲效率，没有定额，我们戏称为美国的“大锅饭”。但时间久了，大家对乔治亚的偷奸取巧就大为不满。她再吆喝我们干重活时，我和小陈就装聋作哑，似乎听不懂她的话，一走了之。事情闹到宿舍管理员那里，他宣布每个人包做房间，从擦家具到扫厕所，一个人从头干到尾，谁也不干涉谁。看来，从“大锅饭”到“包工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西概未能外。
打工即将结束时，整个清扫界都知道乔治亚正在追一位印度来的阔少爷，还传言Mohandas已表示要与她结婚了。我们几个知情人都暗自发笑，深知这传谣的起源正是乔治亚的那张“大嘴巴(Big mouth)”。一天，乔治亚没来上班，我就打趣地问Mohandas是否打算举办婚礼？他笑了，说全是流言蜚语，根本没有这会事。 他在印度有一个女友，也是贵族出身，两人感情甚笃，快要订婚了。至於乔治亚，只是好朋友罢了。我说：“你是被乔治亚的巧克力收买了。她又蠢又懒，这里打工的学生都讨厌她，只有你是个例外。” 看着我那极其鄙夷的神色，Mohandas沉默了一会儿，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年近60的老黑人去牙买加旅游，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爱上了她。 那女孩只有19岁，就是乔治亚。乔治亚并不爱那个老黑人，却看到这是一个脱离贫困，进入美国的大好机会。她与老黑人结了婚，来到美国；一年之后，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老黑人使乔治亚成了美国公民。尽管他并不富裕，却尽量满足她的各种要求：为她买了一辆漂亮的汽车,虽然不是全新的；为她买了许多首饰,虽然不是纯金的。但乔治亚并不满足。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不仅需要父亲般的疼爱，还需要刺激的性生活，而这后一条是老黑人不能满足她的。 於是，乔治亚就象一个饥渴难忍的人，四处拈花惹草，挑逗调情。不过她还得处处留心，不能做得太过分，因为她丈夫仍是她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尽管乔治亚是美国公民，但一无文凭，二无技术专长，一旦离婚，她是很难养活她自己和她儿子的。“你如果了解她的身世，你就会理解她的行为了。”Mohandas以此结束了他的故事。
这一次，轮到我沉默了。眼前似乎浮现出那个碧海蓝天，阳光明媚的南美岛国。 一个红裙少女穿梭般地来往于散坐在棕榈树下的游客之中，为他们送上粉红色的草莓汁或者金黄色的菠萝水，…… 我不能说我没有被打动，但与其说是被这个故事本身，不如说是被讲故事的人。漂亮女人用青春换取美国国籍的故事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一个印度来的阔少爷，却能为这位令人讨厌的清洁女工送上一份同情。无论Mohandas的动机如何，同情心在乔治亚的生活中是不常见到的。当她遇到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披露自己的身世，倾诉心灵的创伤。是的，轻佻懒惰的乔治亚也曾经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少女。
新的学期开始，我们都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之中，打工生活似乎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一次在校车上，我偶然地碰到Mohandas；闲聊中我问他下一个暑假是否还会去当清洁工，他兴奋地说：“不打工了。我的硕士学位就要拿到手，先回家看看，准备结婚了。”当然，这新娘绝对不是乔治亚。当我开玩笑地提到乔治亚时，他微微一笑：“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她听说我回国探亲，还哭了一场呢。”说得潇洒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