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SPN总部体验美国的“体育热”

这是我在美国“洋插队”的第三部分。“洋插队”三部曲本来是应女儿的要求，用英文写的。改写成中文，只是想通过自身经历，谈谈美国社会的林林总总。

94年拿到博士学位，并不能马上找到一份对口的专业工作，只好继续“洋插队”。毕业三个月后，经朋友的介绍，我得到一个全日制工作的机会：到ESPN(体育电视公司)总部当中文翻译。说起来很好笑：除了爱好游泳和有时打打网球外，我对体育，特别是美国的体育活动，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在国内时，认为搞体育的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到美国后，每天看晚间新闻，最后10分钟是体育新闻，也就是我关掉电视机的时刻。

主持招聘会谈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白人女士, 国际部的主任；另一个是中国人吴先生，他是我朋友的朋友，虽是第一次见面，他已经知道我的背景。谈了半小时，吴先生让我将一页高尔夫球赛的短讯翻译成中文。我从未看过高尔夫球赛，只记得几个术语，还是从别人聊天儿中听来的。我用尽浑身解数，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笔试”。两位主持人对我还算满意，当场拍板。这个工作发年薪，还有家庭医疗保险，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实话说，我对那段高尔夫球赛的中文翻译毫无把握，想是吴先生对我手下留情。那时，吴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生，正在写论文，他了解我的潜力。总之，联系网(network)比技能更重要！

接下来，我从住了6年的纽约州搬到康州，先住在公司付款的一家旅馆，开始租房，买家具，为女儿转学校，忙得不可开交。一周后，我到公司报到，让吴先生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我的动作如此神速。一些从纽约市来的中国同事，几个月也搬不过来，一直住旅馆，周末回家。当然，公司支付他们的旅馆费。我很得意，给我的顶头上司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最初的一两个月很辛苦。我要做夜班，半夜两点才能回家。我倒没什么，可苦了我九岁的小女儿。两个月后，体育新闻的中文节目推出，吴先生让我协助中文播音员翻译稿子，才结束了我的夜班生活。此后，我每天下午2点上班，6点半新闻播出，我就下班了。有时，我做周末班，就带着新闻稿到附近的小公园，一边翻译，一边看着我女儿在游戏场跑来跑去，玩得开心。我对吴先生真是感恩不尽。

在ESPN工作，深切体会到美国的“体育热”。美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都热爱体育。各种体育项目，都有大批的爱好者。特别是男人，不懂球赛，不曾参加一两项体育项目，实为一大耻辱。许多小城镇中学的橄榄球队长，往往是当地的英雄，常常得到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的青睐。我们住的这个小城也不例外。城市中大多数居民是白人，只有几个中国人，是新来户，都是ESPN的雇员。这个公司全国闻名，是城里唯一的大企业，也是全城人的骄傲。在一些社交活动中，小城居民对中国人保持一定距离，但听说我在ESPN工作，立刻热乎起来，对我增加了几分敬意。

可惜的是工作初期，我的体育知识贫乏，常常闹笑话。 一次，在牙医的办公室治牙。他得知我在那个体育电视公司工作，兴趣大发。他让我预测“世界联赛”(World Series , 全国棒球决赛) 的赢家。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只好问他什么是“世界联赛”。那个牙医一脸惊诧的神色，说“你在ESPN工作，竟然不知道世界联赛，真不可思议！”

几个月后，我到附近的一所州立大学寻找一份半日的无报酬的实习工作，以便为将来谋取专业工作打基础。那个办公室的领导看到我的博士证书，似乎无动于衷；但他听说我在ESPN工作，立刻兴奋起来，满口答应。那时，通过翻译体育新闻，我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实习的第一天，我们在办公室大聊了一通体育赛事。更加得意的是，在国际部晋升考试中，我得了高分，特别是能够正确答出10个重大杯赛的项目，例如“美洲杯”是国际帆船比赛，“联邦杯”是国际网球团体赛，“斯坦利杯”是美国冰球赛”，等等。

美国的体育赛事，一年到头，从不间断，拥有大量观众。ESPN专门制作和播出体育节目，似乎没有淡季。从早上6点到凌晨2点，总有节目播出，也总有人在上班。工作时间虽然灵活，不是8小时坐班制，但是要服从需要，上夜班和节假日加班。公司的雇员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90%是男性。在他们看来，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看各种球赛，真是最理想的职业，加班加点也在所不惜。 但也有差别：棒球，篮球，橄榄球是最热门的节目，人人抢着做；而高尔夫球，网球和赛车，则令人昏昏欲睡。记得公司为了做节目，特意把冰球赛的“斯坦利杯”从赛场运到播录室，停放一夜，并严加保护。公司的雇员纷纷跑去观看，络绎不绝，唯恐失去这个大好机会。此情此景，使我想起文革中人们瞻仰毛主席送的芒果的情景。

90年代以来，该公司建立了国际部，下设中文和西班牙语两个频道。足球赛是这两个频道的热点节目。中文台由吴先生领头，包括十个播音员和三个导演助理(Associate Director)。播音员是将体育节目的英文翻成中文，以便向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播放。他们不上屏幕，给美国主持人配音。导演助理是在播音室看画面，帮助播音员和“工程师”在播放广告时切入切出。两个月后，我虽然只做翻译，但还是保持这个头衔。

“工程师”负责操作视频和音频，都是美国人，尊称为“工程师”。我猜想他们只有大专或大学本科水平。年轻男人多数是大大咧咧，满口粗话。我曾是中文台唯一的女导演助理，他们对我还算客气，但也有一两次小冲突。他们对另一个男导演助理就很不客气了。也怪那个男同胞，不肯每天洗澡换衣服，一副脏稀稀的样子。同在一个狭窄的播音室工作，那两个工程师常常捂住鼻子，嫌他身上有味。最后他们汇报到吴先生那里，才听说有所改善。那时，他们对亚洲人的印象是“不讲卫生”。

在体育新闻中心做翻译，不仅需要双语能力，更需要丰富的体育知识，诸如各种比赛的规则术语，著名的球队和球星，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我尽管对体育没兴趣，为了做出准确的翻译，也强迫自己学习。我和播音员们最头痛的是翻译各种球队或著名赛马的名字，常常一起磋商，争取翻译成有意义有趣味的中文。每当有人想出一个绝妙的译名，大家就齐声叫好。 我们甚至还打算编写一部“中英体育译名词典”。

中文台的播音员是九男一女，是为了配合美国体育播音员的性别比例。那时，ESPN只有高尔夫球赛和网球赛才有女播音员。中文台的播音员都是来自大陆，定居纽约市。他们不是我所熟悉的读研究生的学人，而更像娱乐圈的艺人：都是二三十岁，一个个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唯一的女播音员也是一个身材苗条的美女。其中几个曾在纽约市的中文电视台当过节目主持人或演员。这些播音员原本是要上电视屏幕的，出于各种原因，公司不打算派他们做现场转播，只让他们做配音。他们很不高兴，觉得大材小用。但因为工资高，也就留下来了。我冷眼旁观，除了一两个外，多数缺乏长期打算。尽管吴先生再三督促，有几个人还是坚持住旅馆，不肯租房，公司不得不为他们付费。

好景不长。一年半后，公司决定将中文台迁到新加坡，理由就是节省开支。这些播音员才慌了，又是请愿，又是和老板商谈。我虽然也加入了他们的活动，心里明白是无济于事的。幸运的是，我已经找到了在一个大学的专业工作。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只是在一部中美合拍的电影中，看到一个中文台的播音员，他担任一个只有两三句台词的小角色，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这家体育电视公司很会为雇员举办各种活动，以培养团队精神。春暖花开的一天，公司包租了附近的游乐场，让大家下班后去那里聚会，玩乐。我带着女儿玩了5-6个小时，直到她筋疲力尽。大雪纷飞的圣诞节时，公司在一个豪华的旅馆里开宴会，大家穿上节日的盛装，开怀饮酒，享受美食，还可以与家人合拍节日照片。在送别中文台的聚会上，公司订了丰盛的中国餐，配有免费酒吧。一些播音员垂头丧气，我却借机向大家告别了。

至今，我还保留着公司送给我的那件蓝色夹克衫，绣有公司的名号，算是对那段特殊经历的纪念吧。好笑的是，每当我穿上那件夹克衫，走在街上，总是引来许多好奇的目光，似乎在问：这个亚洲女人和ESPN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