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网上流传甚广的关于平等和公平的图示，据说是讲透了平等和公平的精髓。
但在我看来，这幅画暗含了许多立论不同的假设，这些假设中有些已被公认为不能成立，有些则还在被广泛地争论。然而，要将这些暗含的假设一一剥离并清晰分析，却要求对平等概念的历史沿革和当下的理论争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希望以下的文字能够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在本文的结尾再次审视这幅画作，并提出质疑了。
另一方面，随着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运动的崭露头角，关于平等和公平的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许只有通过深入思考这一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其中涉及了多少争论和分歧。因此，我希望通过对平等概念争论的梳理，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考角度和讨论框架，以应对当前围绕DEI运动的思想交锋。
1. 极简平等思想史
平等，虽然一直都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理想之一，但至今却始终未能像自由和正义那样，为自己赢下一顶女神的桂冠。也许是作为概念它含义过于模糊不清；又或作为主义它旗下的信众过于庞杂；最后作为社会运动其历史中的瑕疵令人难以忽视，总之，平等究竟是怎样一种理想，甚至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理想，时至当代仍然还是政治哲学中激烈争论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平等不珍贵或不重要。事实上，回顾人类思想史，我们会发现正是对平等理想的不懈追求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塑造了今天的社会样貌。在人类思想史的早期阶段，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没有平等的概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平等做出了形式的分析，斯多葛派强调理性生命的平等使平等有了某种实质的意义，而雅典的民主政体终于赋予了平等某种制度的形态。随后，宗教将平等概念推广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表达了主前人人平等的设想，带给我们子民的平等或平等的情感。17世纪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标志着现代平等概念的开端。霍布斯假定在自然状态下个体拥有平等权利，洛克强调个人的自然权利不可侵犯，卢梭通过对不平等的强烈谴责把平等升格为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启蒙为我们带来了自然的平等或平等的权利。启蒙后期的康德把自律和自治的道德律奉为普世原则，要求将所有理性生命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于是我们得以享有人格的平等或平等的尊严。启蒙以来平等理想激发的伟大社会运动和革命终于冲破了上千年的等级体制，现代宪法和人权宣言确保了自由民主国家一定程度上的和逐渐扩展的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我们终于有了平等的公民。
政治和法律的平等理想如同一面大旗，激励着人们冲击皇权和贵族的森严壁垒。然而，一旦自由民主制度清除了这些壁垒，推进平等的努力又该朝向何方？马克思主义把平等的诉求置于阶级斗争的框架之中，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斥为名义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体制。在这种貌似深刻的批判背后作为支撑的，却是一个业已破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一个不能自洽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阵营的攻击引起的反应，就是哈耶克和波普尔对自由先于平等的有力重申。对现代大多数西方政治哲学家来说，自由对于平等的优先排序已是共识，这为平等理想的追求定下了基调。因此，当代自由主义，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关于平等的诉求都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旨在改变财产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现今人们普遍认识到，给定人类在旨趣、天赋、抱负、能力和意志等等方面的千差万别，一个在个人财产上实行公有和均等的社会，既无法保持长期稳定繁荣，也难以在道德上得到辩护。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现代西方关于平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财富以及责任的分配上。平等的诉求逐渐演变为福利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制度化表现就是福利国家。
在哲学层面上，平等主义叙事在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发表之后迎来了一个小阳春，引起了一波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关于平等的主体–“什么的平等？”：是福利、是资源、是可能性还是社会关系？另一个是关于平等的价值 –“为什么要平等？” 。两个方向各有侧重却也密不可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虽然在思想史上平等主义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左翼，然而随着平等的诉求逐渐由机会平等向结果平等漂移，确有一些哲学家致力于把平等问题的讨论推进到政治、社会和道德领域，他们中的有些人的看法似乎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传统的边界，变得与诸如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种族理论等等更加激进的意识形态泾渭难分了。
2. 平等的当代叙事
当代关于平等的讨论几乎都可以追溯到罗尔斯。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以此来为正义原则奠定理性基础，他建议人们在构想一个正义社会的制度时，设想自己身处一道“无知之幕”背后，因而对在无知之幕揭开之后自己可能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地位等等一无所知。罗尔斯说，在这种原初状态下，所有理性的人都会选择的正义社会，一定是一个不看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而只看个人努力的社会，使一个人的成功前景只取决于他的个人的自然资质和抱负。这个原则罗尔斯称为“公平的机会平等(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简称FEO（罗尔斯的另外两个正义原则， 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不在本文论域之内）。FEO和我们说的择优录取（即罗尔斯说的“事业向人才开放”）的不同之处在于，择优录取体现的，只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谁都知道，在一个财富代代相传的私有制社会，一个人竞争职位的资质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层。比如，家境良好社会条件优越的孩子会更有机会培养自己的各种才能，从而在诸如语言、社交、人脉、视野等等方面对没有这类条件的竞争者胜出。然而在罗尔斯看来，这种个人因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在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在道德上是完全任意和偶然的，或者像罗尔斯讲的，是“社会意外事故”。他坚持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要让历史和社会命运来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因此，一个正义的制度应该致力于排除任何任意和偶然因素对于人们前途的影响。具有同样天赋和抱负的人在竞争职位和工作时都应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这是“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核心。它的要义是，职位竞争中所能依据的能力只是自然的天生的能力，经过培养和训练获得的才能不应予以考虑。
作为制度安排，FEO并不致力于取消富有家庭和阶层所能提供的优势，而是要求职位和工作的机会向处境不利的家庭和阶层倾斜，或由社会提供补偿以抵消富有家庭和阶层的优势。在美国的实践中，最能体现FEO的制度安排之一就是高校招生中的平权行动政策。不过FEO的理念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界的普及也是惊人的。记得一个朋友谈到，多年以前他曾经询问他儿子的小学老师下学期的课程，好让儿子可以在假期当中预习。谁知换来的是老师几乎愤怒的回应：你不能这么做，这对其他孩子是不公平的! 这些年来，随着进步主义的盛行，FEO 在其他领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在特定领域必须要有特定族群的代表。FEO成为潮流自有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值得另加讨论。然而，FEO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它试图将家庭和父母对子女成长的支持视为完全的负面因素加以排除，转而依赖政府力量来填平社会的差距。这种操作抑制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发挥功能。美国四分之一的家庭是单亲，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FEO难辞其咎。不过FEO最具争议的地方在于它涉及了资源的再分配，也就是说，它触动了某些人或阶层在形式机会平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或应得利益。由此引来了诺齐克（Robert Nozick）基于洛克权利理论的有力反击。不过由于我更愿意将本文聚焦于平等主义的发展，诺齐克就只好留给读者自行研读了。
罗尔斯的观点被德沃金（Ronald Dworkin）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德沃金看来，不仅是家庭和社会地位在道德上是任意和偶然的，甚至个人自然天赋（比如技能、体魄等等）也是如此。如果说前者是社会的偶然，后者只是自然的慷慨。因此，个人自然天赋带来的差异优势，正如家庭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优势一样，也应当由正义的制度加以削平，具体做法就是为天赋较差者提供补偿。我现在还不太确定，将个人自然天赋也作为人类共享资源归入应当被正义原则在所有人群中进行再分配的观点，是否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论证和辩护。不过让我们把应不应该对天赋较差者进行补偿的问题放一放，继续跟随德沃金讨论怎样补偿的问题。
很显然，如何补偿天赋较弱的群体是一个难题，因为毕竟天赋是一种难于量化的内在资源。德沃金平等理论的一个亮点就是他为弱势群体设计了一个补偿机制，称之为“假想保险（hypothetical insurance）”。和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类似，德沃金也让我们设想对将来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病残）和能力水平（是否低能）一无所知。德沃金坚持说，这时候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会留出恰当的一部分资源作为病残和低能的保险，以防这种不幸降临到自己身上。这份由理性行动者的假想保险汇总而成的保险额度，就是一个正义社会在现实中应为弱势群体提供额外补偿的额度。就这样，这个假想保险不仅论证了补偿弱势群体的理由，也为这种补偿所需的额度提供了一个计算的框架。我个人感觉德沃金这个完全依托市场行为的论证还是很有创意的。
按照德沃金的设想，通过由假想保险市场确定下来的对弱势群体的补偿，社会可以初步实现资源平等。然而，这种平等只是“门槛的平等”。由于人们将资源转化为福利的能力千差万别，补偿方案必须更加具体。德沃金在这方面的方案被称为“运气平等主义 ( luck egalitarianism )”（尽管他本人不接受这个头衔） 。德沃金区分开了两种运气：选择运气（option luck）和纯粹运气（brute luck）。前者是人自愿和可控的，后者是超出人可控范围的。比如，投资股市还是赌场是个人选择，而遭遇雷击则不在个人可控之列。德沃金的基本立场是，凡是由个体本人的选择运气造成的不平等应由个体自己负责；而由于个体的纯粹运气造成的不平等，比如生理的残疾或天赋人格的欠缺或意外事故，则应该由社会加以补偿。这样，弱势群体的补偿问题就与个人的选择和责任联系起来了。按照科恩（G.A. Cohen）的说法，德沃金为平等主义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将选择和责任理念纳入了平等主义之中，而这两者原来是反平等主义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在我看来科恩说得没错，因为个人的选择和责任的确是以往平等主义最不愿面对的部分，它们也是后来左翼对德沃金的批评的主要目标。
不过，要在弱势群体中区分出哪些应该得到社会补偿、哪些不应该得到，已被证明远非易事。由这个貌似清晰的该不该补偿的划分标准引发的争论真可谓蔚为大观，到后来分析之琐碎论证之偏狭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试举二例于此。其一，一个人因家境不佳在鱼市边长大，因此对鱼腥味深恶痛绝；这使得他事业有成之后不得享受品尝海鲜之乐。他可不可以要求补偿？其二，一位女孩因严苛的家教被灌输了一套相当保守的人生观，长大后在享受自由生活方式时常常心怀愧疚而郁郁不乐，她是否应该得到补偿？读到这些我只好掩卷而叹，讨论到了这个份 上，我们平常人恐怕只能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运气平等主义陷入了怎样的困境。
如果说罗尔斯和德沃金关注的是资源的平等，随后出现的局面则是百家争鸣。科恩（A.G.Cohen）提出了优势获取平等（equality of access to advantage）来综合福利平等和资源平等。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批评了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拜物教”倾向，坚持倡导一种更为宽泛的可能性平等（equality of capabilities）, 即作什么事或成为什么人的可行性的平等。阿内森（Richard Arneson）批评了福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各自的缺点，而将两者的优点相结合为“福利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welfare）”。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新进展。不过在此我想特别提一下一种更为激进的平等观：关系平等（relational equality）或民主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
关系平等是以运气平等主义的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安德森 (Elizabeth Anderson)在她的有影响力的“平等的意义何在？”一文中说， 近期的平等主义讨论把焦点集中于补偿那些遭受不幸的人们, 却忽视了平等主义独特的政治目标。归结起来，关系平等的立场有如下几点。第一，平等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平等分配必须与平等承认（equal recognition）结合起来。用安德森的话说，平等主义正义的目标不是消除人类生活中的纯粹运气的影响，而是结束压迫，而压迫，根据定义是社会强加的。第二，运气平等主义在人群中拣选出地位不利群体并对他们做出应该补偿或不应补偿的区分，是对该群体的“污名化”，因为他们得到补偿的前提条件是承认和公开自己的愚蠢和无能，而这与平等主义倡导的平等尊严相悖。第三，无例外地让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可能是不公平的，这违反了人道原则，因为人道主义的精髓就是不设条件的援助。
对关系平等学说的定位存在争议。一些人把它视为可能性方法的一个变体，而其他人把它归入反平等主义的阵营。然而，许多人都注意到，关系平等学说对其“对手“提出的挑战其实并没有那么有力，运气平等主义经过解释完全可以化解关系平等提出的上述三方面指控。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关系平等提出的，是一种超出了经济领域的、扩大了的关于结果平等的学说，它挑战的与其说是运气平等主义，倒不如说是运气平等主义所依托的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责任和自由的肯定。从关系平等学说诉诸的大量的社会心理分析，以及把不平等视为压迫的激烈批判当中，我们不难看到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的影响。例子之一就是安德森批评运气平等主义的补偿原则是建立在对受益者的”轻蔑怜悯“之上。甚至关系平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点也十分相似：批判态度义正词严，但对解决他们提出的所谓的“问题”却只流于泛泛而谈。例如，安德森建议，为了避免对弱势群体的污名化，我们不应对弱势群体“履行责任的能力或如何行使其自由作出贬损和侵扰式的判断”。 然而，在我看来，一方面要求社会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另方面又要求社会避免对接受补偿对象的状况做出评估，这种立场显然既无道德基础，也不公平，更不用说实践上根本无法操作了。沃尔夫（Jonathan Wolff）曾说，无附加条件的福利有助于受益人保持自尊，这当然没错。但问题是，所谓“无附加条件的福利”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只能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根本不能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至于补偿是对受益者的污名化的说法，其实并不新鲜。德沃金曾说过，“对不幸者的援助是对他们的侮辱” 这种谬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掩盖的，是富人冷漠而非穷人的尊严。然而我们现在看到，过去富人用过的遮羞布，如今却成了声称为穷人代言的激进知识分子手中挥舞的大旗。
3. 从平等主义退却
在形形色色的平等讨论的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 ：为什么要平等？许多哲学家认为平等只有工具性的价值。比如，诺齐克认为平等必须以权利、应得和自愿交换为基础。索维尔（Thomas Sowell）说一个将平等（指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会既不平等也不自由。
但平等主义者不这么看。伯林（Isaiah Berlin）举了一个例子来强调平等本身的独立价值：10个人分一个蛋糕，如果平均分成10份，一人一份，大家都相安无事；但倘若蛋糕分有大小，就会有人提出质问。伯林说这表明平等不需要理由，只有不平等才需要理由。与伯林类似的立场后被称为“平等的假设”：尽管平等分配不是必须的，但为不平等分配辩护却是道德上必要的，且举证责任在于支持不平等分配的一方。安德森也说，令平等主义者烦恼的，不是穷人生活水平的绝对低下，而是穷人和富人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本身。这就是说，有人的生活比别人差本身就是一件坏事。按照帕菲特（Derek Parfit ）的定义，从伯林到安德森这类的平等主义者可称为目的论的平等主义者（teleological egalitarians），他们的信条是：平等就是目的，不平等是一件坏事。对此他们并没有提供详细的论证，却愿意将这个信条说成是我们普遍接受的道德直觉。
然而细分析起来这个“直觉”其实远非不证自明的。所谓的“向下看齐反驳（leveling-down objection）”对目的论平等主义者来说，是迄今未解也许是永远无解的难题。向下看齐，就是指将处境较好者向下拉以期与处境较差者持平，同时却未能使任何人包括处境较差者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设想一个特殊的社区，其中一半的人视力正常，而另一半是盲人。再假定我们没有办法让盲人恢复视力。在这种设定之下，一个目的论平等主义者会不得不同意，把视力正常的人刺瞎以便达到社区最大程度的平等是一个值得赞许的举措。反过来说，目的论平等主义者将会被迫反对在一个盲人社区为有条件的人实行手术以恢复视力，因为这会增加不平等。这种完全的道德倒错告诉我们，看来真正不符合我们直觉的，其实是目的论平等主义的信条。尽管这类例子都属于虚拟的极端案例，但对目的论平等主义却是致命的。向下看齐反驳的要点是：把平等自身当作目的是荒谬的，平等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理想，它应该只是某种或某些其他理想的副产品，或者是追求其他理想的手段。
我一直认为把平等作为唯一目的是危险的。我相信一个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很可能是反智的，大概率会走向反文明反科学。卢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案例—他对平等的推崇和他对文明的憎恶对科学的敌视几乎同样狂热。同样，如果我们把美理解为出众、脱俗、珍稀、独特和令人心动的话，一个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几乎一定是美的敌人。比如，安德森就把自然的丑陋视为主流社会审美规范偏激审查的产物，呼呼改变审美规范而不是个人样貌。近期流行的肥胖美学就是这种改变审美规范的努力的一例。鉴于在关系平等学说那里，自然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常常混为一谈，我其实很难想象一个把自然不平等视为压迫的社会一旦实现会是什么样子：很可能，那里将没有个人自由，出人头地不被允许，天才人人得而诛之，甚至容貌俊美也是可鄙的。人人以高雅为耻，以粗鄙为荣；以自律为耻，以放任为荣–仅仅因为高雅和自律都是稀有的品质。 果真如此，这岂不正是向下看齐反驳所设想的最不可取的结果吗？
时至今日，大多数平等主义者都倾向于承认平等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在我们对平等的追求背后，应该还有其他道德理念作为支撑。也有学者愿意建立一种多元的、更加温和的平等观，使得平等理念与其他理想相容，包括人类的福祉、普遍的自由、人格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等等。
4. 从不平等主义的观点来看
按照戈斯帕斯（Stefan Gosepath）的分析，对平等主义持批评立场的，不止有来自保守主义方向的”反平等主义“，也有来自进步主义方向的 “不平等主义（non-egalitarianism）”。所谓不平等主义并不是要把“不平等”本身作为一种理想，如同等级社会那样，而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即认为在平等的概念框架内展开关于正义社会的叙述是有缺陷和错失重点的。不平等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不认同平等主义的思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足够论（sufficientarianism），优先论（prioritarianism）和应得论（doctrine of desert）。这些观点之间的差别不在我们的论域之内，我们关注的是不平等主义对平等主义的批评。
首先， 不平等主义意在颠覆一个比较性（comparative）平等概念。在平等主义者眼中，平等总是被视为至少两个人之间境遇好坏的比较问题。然而，这并不是看问题的正确视角。弗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指出，从足够论的角度看，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人所得是否相同，而是每个人所得是否足够。平等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们经济资产的相对规模上，忘记了人们财富上的差异本身并不必然令人不安。例如，普通中产阶级和亿万富翁之间的财富的巨大差异不会令我们感到困扰。真正困扰我们的，是由不平等带来的相对劣势和绝对贫困。帕菲特的优先论主张是我们应该优先帮助那些受苦、贫困和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们。人们的处境越糟糕，使他们受益在道德上就越重要。乍看之下，这与平等主义并不矛盾，但优先论并不认同平等。帕菲特说，如果我的处境比你差，使我受益就更为重要。但我之所以更应该受益是因为我比你处境更糟糕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但这实际上与你我的关系无关。举个例子，A在拉萨喘不上气来，B在上海呼吸自如，这是因为A所处的位置比B所处的位置海拔高吗？是的，但问题不在这儿。即使上海没有B，A在拉萨还是喘不上气来。A喘不上气这个绝对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比较性的平等概念导致人们错失了问题的本质。不平等主义的这类论证让我联想起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个人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缺失，是因为中国人只会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自我定位。
其次，平等主义是一种基于弱势群体立场的叙事，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平等主义才关心弱势群体。耐特（Carl Knight）指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必然以对弱势群体的蔑视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为前提。博爱也关心弱势群体，但博爱依据的是普遍的人性和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我们帮助陷于饥饿病痛贫困的人们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过得比他们好，就是说，不是不平等，而是因为饥饿病痛贫困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是不幸，就是说，是贫困本身。对这类不幸的关切并不需要假定任何类型的平等主义。因此，平等主义者需要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采取弱势群体的立场就比采取全人类的立场更好。可惜，现实生活的故事往往是平等诉求挤占了博爱精神的空间。如果被社会放大的声音只有据说代表弱势群体的怨恨，反映同情互助仁慈的社会愿景就不再会有足够的话语空间， 戾气就会蔓延，对立就会加剧。
第三，帕菲特提出了平等的界域问题。按照平等主义的信条，如果一些人比其他人生活更糟，这本身就是不好的。平等主义者拒绝为这个信条加上任何时空限制，仿佛它对于不同的社区和不同的时代都普遍适用。按照这一逻辑，印加的农民或石器时代的狩猎者比我们现在更糟糕，这当然也是不好的–这种结论显然过于荒谬。因此，优先论主张，只有相对于特定的社区或特定的范围，我们才能有意义地说不平等是不好的。如果两组人完全不相关，那么他们的处境不同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不会带来其通常有的不良后果。我认为一个平等主义者有义务向我们说清楚，如果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与我完全无关的其他人比我过得更好，我为什么应该愤愤不平？同样，如果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与我完全无关的其他人比我过得更差，我为什么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
平等主义混淆平等的界域导致的廉价同情的泛滥，让我想起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对美国民主前景的担忧。托克维尔说，同情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情感，但若将同情用作道德标准，就会引发其自身的误用。我们都必须关心–或者至少假装我们都关心–比我们自己更不幸的人的困境，结果是创建了一种新的同情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人们必须通过对他人的高度敏感和情感来证明他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这种同情的等级制度会使民主社会陷于过于软弱和道德化的风险。史密斯（Steven Smith）在评价托克维尔的观点时进一步指出，误用同情的谬误正是当代“政治正确”的根源。在我看来，美国现在的开放边境和对“零元购“行为的容忍，就是源自这种无界域的平等观的恶性膨胀。
最后，不平等主义开辟了一个前景可期的领域，提出了许多有启发力的课题，而这些课题是平等主义话语体系根本无法涵盖的。比如，优先论不反对不平等，除非它对人们不利。如果消除某种不平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那消除这种不平等就是非必要的。同理，优先论不反对给境况较好的人提供福利，只要这样做不会恶化境况较差的人的处境。如此等等的结论，与平等主义信条的差距已经有十万八千里了。卡根 (Shelly Kagan) 的应得论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获得与其美德（应得性）相应的好运。卡根的例子是， 一位圣徒比一个恶棍处境更好，但相对于他们各自的应得而言，圣徒的处境低于她的应得，而恶棍的处境高于他的应得。假设我们只能补偿其中的一个，平等主义会补偿恶棍，而应得论会补偿圣徒。对这两种立场卡根争辩说，我们应该支持的，是使人们得到与他们的美德相对应的福利，而不是不分善恶地让人们获得相同的福利。从卡根的应得论，我们甚至可以引申出一个有趣的政治原则： 放弃传统的一人一票制，而让不同人获得与其美德（应得性）相应的投票权重。所以，冲破平等主义的思想樊笼可以导致对这类意义深远的课题的充分讨论，这也许就是不平等主义的吸引力所在。
不平等主义的这些讨论还在发展之中，它能否构成平等主义的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尚难预料。然而它的确和古典自由主义一道，对平等主义的纲领提出了挑战。即使在平等主义阵营内部，其不同门派之间的较量也仍在持续，谁将胜出却很大程度取决于现实社会中左右两派的博弈。鉴于美国社会日趋严重的两极对立，是否有哪家学术能像当年罗尔斯的理论那样对社会制度施以方向性的引导还难有定论。然而，类似的讨论至少应该有助于我们对平等的内在逻辑进行思考，对平等的未来发展开阔眼界。所以，总的说来，平等仍然是值得我们继续追求理想之一，推动向弱势群体伸出援手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同时我们也应铭记，不要让我们发家致富的美国梦死于平庸，不要让我们的恻隐博爱之心泯于怨恨。不要让我们对美的感动、对卓越的追求和对出类拔萃的仰慕被一种向下看齐的廉价美德所取代。追求出人头地和更富足的生活不应受到谴责，反而应当得到褒奖，因为这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道。
5. 对平等和公平图示的质疑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本文开头转贴的平等和公平图示。我认为这幅画作依据的立场就是我们以上讨论过的“目的论平等主义”，宣扬的是一种抽象的结果平等。网上对它的反驳不在少数，我把这些反驳归结为4点质疑。我相信如果您用以下4点中的任何一点来挑战这幅画的拥护者的话，那些拥护者对您的答复一定会基于其他被质疑的3点之一或者全部。
1） 公平是独立的目的吗？这幅画的要旨似乎是：为矮个子垫高以便和高个子达到同样高度是好的。真的吗？试将图中的围栏换成存放枪枝或毒品的高架，你还会认为为矮个子垫高是好的吗？当然不会。这说明“达到同样的高度”，也就是图中标注的“公平”，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独立的目的，它必须与其他价值观相结合才能代表我们的社会理想。这是当前理论界大多数的共识。
2） 自然的不平等是否就意味着不公平呢？如果画中高个子的优势被视为不公，那么篮球场上高个子的优势是否也应该取消呢？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人们的自然天赋是否应该得到更大的回报？这是应得论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关于自然不平等就是不公正的所有论证都不够令人信服。将别人对矮个子的身高优势视为对矮个子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代表的是一种需要论证的受害者立场。
3） 矮个子得到更多脚垫是公平的吗？图中的脚垫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福利或资源。这幅画的误导之处在于似乎矮个子得到更多脚垫并不会影响高个子观看比赛，但在实际的资源分配中情况并非如此：矮个子得到更多的资源就意味着高个子的资源减少。既然如此，这种资源再分配的合理性何在？这是平等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的核心之所在。所以，请不要把这幅画视为对平等主义和保守主义分歧的中立描述，它其实只是一幅鼓吹平等主义的宣传画。
4） 公平是比较性的吗？这里的问题不是高个子能看见而矮个子看不见所以不公平。这里的问题纯粹就是矮个子看不见。就算高个子走掉了，矮个子依然看不见。所以与矮个子的看不见有关的，不是高个子，而是围栏。这幅画诱导人们错失了问题的焦点。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把高个子的脚垫给矮个子，而是应该是修更多的球场。球场多了就不需要围栏，矮个子就能看见了。这是足够论和优先论的立场。有些跟进的图画把拆除围栏标注为“自由”或“正义”，这是不对的，因为自由和正义的意义不是没有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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