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文章涉嫌淫见、偏见、异见，对少儿、农民、道士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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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改变我（代序）

江岩声
2010-01-31

久别的同学，是穿越时光隧道的镜子。想出这句话，是因为最近联系上的一位初中同学，给我来信说：“读了你的几篇文章与你近来的博客，始终不能把印象中的你与这个写小说文章的你联系起来。几天来常常冒出你初中的样子与你拉二胡的神态，一个数理化的脑袋， 一个行云流水的文笔； 一个木讷的外表，一个内心涌动涨潮般的激情；一个文弱书生，一个拿起笔作刀枪， 为正义呐喊的勇士，如何能统一起来？ 我真真体会了‘人是不可貌相的’，以表取人，常常要犯错。”  这位同学的描述，就像一面穿越时光隧道的镜子，忽然矗立于我面前，照出了40年前的我，那个我早已忘记的呆相。 

想想也是，上初中的时候，也就是1970年前后，每星期都有几天的下午，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一个班（那时叫排）分成四个组（那时叫班），每组十多人，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一段报纸上的社论，然后轮流讲体会。每个人都要发言。我经常没有体会，但又不能不讲，常常捱到最后，每每憋得脸红脖子粗，方才挤出几句话。这位同学和我在一组，我当时痛苦别扭的样子，肯定给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如今，我若再参加这样的讲用会，不会打怵了。任给一个话题，只要不是我太不懂的专业，我一定可以扯上半天，哪怕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是什么改变了我？年龄？阅历？也许吧。但在读了《Jean d’Ormesson采访记》后，我有了另一种认识。  Jean d’Ormesson 说的许多观点给我启发，但最让我心动的，曾有所感觉，但从没认真想过的，是写作也可以改变作者。他那话说得很有分量：“说《墓中回忆录》一点没改变夏多布里昂，说《惩罚集》一点没改变雨果，说《随笔集》一点没改变蒙田，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一本不能改变其作者的书，不是伟大的作品，甚至不能算是一本好书。”  

 我赞同Jean d’Ormesson 的观点，但我必须对之有所补充：不仅伟大作品可以改变作者，渺小作品也可以改变作者。这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大家写博客的根本意义。不然的话，我们写博客，既不能像伟大作品那样改变别人，也不能改变自己，还挣不到钱，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具体到我个人，写作改变了我什么？   第一，写作让我（自个儿觉得）与众不同。不是说，我比别人更优秀，而仅仅是，不同。这一点，连我家女儿，十岁，都看到了。她说，你是个奇怪的人。她这个奇怪，当然带有贬义。她还不知道使用比奇怪更贬义的形容词。她对我的写作评价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她常说，没任何用处，一分钱也挣不到。我有时会告诉她，人类写作的真正目的，从来就不是挣钱，也不是出名，是不朽。这她当然不可能懂。再过20年，她也不会懂得。须等到我的年纪，还得加上悟性，方才可能懂。

既然说到女儿，干脆扯远一点儿。最后一次她说我写作没用，是在列日一个业余艺术学校。那里有孩子学芭蕾舞，有孩子学钢琴，有孩子学小提琴。我家女儿没这些天分，她到那里是学大声说话。她的小学老师说她胆小，上课不敢发言，偶尔发言也像蚊子哼。我老婆就花了好几百欧元给她在这个业余艺术学校注了册。上课很简单，就是大声念课文，然后聊聊。但每周两次的接送，则是我的事情。这段时间里，她上课时，我或者写东西，或者看《蜗居》。那天下课，她看我在写东西，又说我写作没用。看着她童言无忌，天真无邪的样子，我又好气又好笑，忽然就想起我上初中时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想，咦，原来文革也不全是坏事儿，那些讲用会，不就相当于女儿现在上的讲话课吗？而且不花钱。讲用会的内容，那些革命大道理，当然差不多全忘了，但讲用会的形式，对提高我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大有好处的，是符合西方现代教学原理的。讲用会对提高写作能力也有好处。讲用的时候，不能老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总得想出点儿什么别人没说过的东西。特别是像我这样老没体会的，总是要拖到最后才说的人，必须博采众短，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下个蛋。我今天力求独特的写作风格，说不定就是那时形成的端倪。 

第二，写作给了我另一双眼睛，潜于心底，专门用来观察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观点？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决策，那样的决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那样的情绪？遥想十年前，我开始写作的时候，遇事还不会做这样的思考。换句话说，我那时看不见自己，只盯着别人。如今，分析自己，已成了习惯。而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看不见自己的。这绝大多数人里，包括了我的父亲、母亲、岳母等老一辈人。那么，怎么就能确定是因为写作，我能看见自己了？因为，写作需要理解别人，而理解别人的基础，是理解自己。孟子为什么知道吾日三省吾身？因为他写了很多东西。

第三，写作使我跨越了许多不能再抽身撤出或自降高度的门槛，有些是道德方面的，有些是写作技巧方面的。写下《也议魏京生》，我知道，我不能背叛对民主的追求，撤销对为民主斗士的尊敬，而奚落、讽刺魏京生不懂民主的王伯庆，就可以自由地投向独裁政权, 与其沆瀣一气。写下《信教点滴》，我知道，我今生今世无缘宗教。写下《也谈毛泽东诗词的文学价值》和《试论〈七律-长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我心情矛盾。一方面，我痛恨其人，另一方面，又喜欢其诗词。毛泽东死的时候，Jean d’Ormesson 曾著文悼念，称颂其伟大，今天，他说感到后悔。我不后悔写下那两篇文章。我至今不知道的是，该怎样统一那奇怪的憎爱两极。写下《王蒙之妖》，我再也不能打开他的任何一本书，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写下《出国27年得失》后，感觉上，彻底和党文化一刀两断。自由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之途是单向道，没有回头路可走。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写作给了我一种人生意义，使得我的生命，不再只是消耗物质，我的思想，不再被吃喝拉撒睡所填满，使我在锅碗瓢勺的庸俗生活里，有个地方能透透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