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最后一位比利时朋友

Svatoslova CULIKOVA（昵称Svatka）去世了。昨天傍晚知道的。之前打算和老婆去医院看她。老婆打了电话到医院，问住哪个病房。医院说，无此人。老婆查了医院死者名单，也无。难道出院回家了？又打电话到她家，二次，无人接。两个小时后，她外孙女打来电话，说她外祖母已经去世，周二（2017年12月5日），周一入院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遗憾，失落，难过。没能去见她最后一面。今早在床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写一篇文章悼念。可是，写什么呢？脑子里只盘旋着两个字：吃饭。我与她交往了三十二年，主要内容就是吃饭，而且主要就是到她家吃饭。她和她丈夫（就是我在《二泉映月》里写过的列日交响乐团低音大提琴手米劳士）也到我家来吃过饭，我记得的有两次。而我们到她家吃了多少次饭？记不清楚了。至少有十次，也许有二十次。根本不符合礼尚往来的平衡。于是，就想到一个问题，她和她丈夫，为什么那么喜欢请我们吃饭？他们也不是凡中国人一定请去吃饭的。想到一个答案，我年轻时，可能不是我现在以为的那么面目可憎，令人讨厌。

他们来我家吃饭，因为次数少，容易描述，先写下来。

一次是1990年，我刚得驾照。那时我租住在一个私人公寓，一室一厅。做的什么吃，已经忘了。只记得吃完饭，他们走时，天黑着，挺冷，我提议开车送他们去公共汽车站，他们没接受，说，饭后走走很好， 路也不远，发动你的车不值。

另一次是1991年，我买了一栋百年老屋，自以为乔迁之喜，便请他们来吃饭。他们看了房子，称赞我说，你虽然找到工作，但仍能保持谦虚的生活方式。那时我还不能理解谦虚（modeste）在此的意思。现在当然能理解了。他们那时的意思是说，以我当工程师的工资，买这样的房子，是谦虚谨慎，也就是不大手大脚欠债、花钱。

除以上二次我请他们来家吃饭外，还请他们到饭店吃过一次饭，为了报答他们多次请我们吃饭。那时我刚找到工作，时间也应该是在1991年前后。饭店很小，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台湾人，跑堂的也是。我与他们认识，便去那里吃。也是我第一次请人到饭店吃饭。结果留下遗憾：跑堂的可能以为我仍然穷，给我上的尽是便宜菜，鸡翅、鸡腿什么的，没有烤鸭和大虾。而我是本来打算大大破费一次，在这两位比利时朋友面前得瑟得瑟的。此愿未尝，至今遗憾。

关于我请他们两口子吃饭，32年里，就是以上三次。2012年11月25日，我女儿庆生，请 了三位比利时朋友，到一家WOK吃饭，其中有Svatka。

关于他们请我们吃饭，想得起来的，有以下这些。

一次到他们家拉二胡，吃了一顿饭。

一次他们大女儿考上外交部职员，吃了一顿饭。在座的有几位他们大女儿未来的外交部同事。他们大女儿后来一直在外交部供职，已做到大使级。

一次到他们家帮忙刷漆，吃了一顿午饭，在座七、八人，都是米劳士乐团低音大提琴同事。

多次到他们家过圣诞除夕，吃过火鸡，南瓜汤。谈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米劳士于2000年5月14日因癌去世后，我们到她家吃饭的次数少了，只两次。一次是在列日，她大女儿家。我家四口人：我和老婆，两个孩子。她一人。吃的很简单，但她对两个孩子的餐仪举动很不满意，给我留下印象。另一次是在她在捷克的家。2006年7月21日，我们一家四口，开着新买的房车，下午3点，到达她家，一个小公寓，一室一厅。天很热。在窄小的厨房里，她流着满头大汗，给我们煮意大利面条吃。她煮面条前，先用一个秤秤了那些面条。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煮意大利面从来都是随手抓。吃完面条，我们随她一起走路去墓地，拜谒了米劳士墓，我因此知道他生于1934年10月22日。

自2006年捷克之行至今，我做意大利面条，也是先秤了再煮的，这样很少浪费。而每次秤面条，就想起Svatka满头大汗煮面条，便心生感动。她去世后，我再无比利时朋友，那种有事没事，彼此相请着吃饭的朋友。

Svatoslova CULIKOVA生于1933年3月24日，因肝癌卒于2017年12月5日，享年8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