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万圣节，又是阴天，飘着细雨，落叶纷纷，萧瑟秋风今又是，想起父亲。他降工资的那一天，1969年。那之前，父亲每月工资145元。之后，40元。幸好母亲出身贫农，没有历史问题，工资没变，53元。但那个年月，一个家庭，收入一下少掉超过一半，恐慌可想而知，尤其在父亲第一次只领到40元之前的那么几天里。我记得，母亲整日跟来访的邻居算计，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在我们家，母亲管钱，父亲只管点儿他自己兜里的零花钱，每月大概5-10块钱吧。母亲常为父亲兜里的钱不知去向生气。但生气并不能找回那钱，或搞明白钱的去向，只能导致两人大吵大闹。偶尔，父亲给吵烦了，就扇我母亲的耳光。是的，我家不但几乎天天有语言暴力，偶尔还有耳光暴力！我记得的，有那么三次。
按母亲的计划，父亲降工资后，零花钱取消。也停止给她母亲，也就是我外婆寄钱，每月开支又减去10元。我二哥当时在合肥工业大学上学，金属切削工艺专业，是刘少奇在文革前搞的半工半读试点，因为半天到车间劳动，所以伙食不要钱，但书本费和零花钱还得靠自己。母亲便给我刚参加工作的大哥写信，让他从此给弟弟每月寄钱。这大概又减去每月10元的开支。我三哥当时在郊区农村插队，一天工分值约3毛钱，也算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家里还剩下四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和我。按说，一个四口之家，每月收入40+53=93元，人均超过20元，在那个时代，要算中上产呢。我初中同学，有一半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10元。人家怎么过的呢？据我母亲说，人家二级工家庭，30多元的收入，八口人吃饭，每月一开支，便把米买好，剩下的钱，够吃什么就买什么。举个例子，我老婆家，双职工，但钱挣得少，两份中专毕业生的工资加起来才70多元。四口人，外带两位户主各自从农村招来的弟妹，实际上是八口人，靠不到80元的工资过日子。一星期只买两次肉，大肥的肋巴条，其上的些许瘦肉细细的切了，拌咸菜里，肥肉炼油，炒青菜，一家八口，大人皮包骨，小孩像豆芽。
但我们家不同。我们家过惯了油水日子，每顿饭必有肉或鱼。我父亲胃还不好，吃米饭胃疼，必须得到食堂买馒头或者上街买烧饼，这也是一笔花费。父亲文革前算高级知识分子，享受副处级待遇，配给好烟，抽烟最差也是大前门，一包5毛钱，也抽牡丹，1块2/包，大中华（不晓得多少钱一包，肯定超过牡丹）。所以，别看在父亲降工资前，我们家收入比一般工人家高几倍，但都吃掉了，抽掉了，直到1972年父亲补发工资，我家在银行没有一分钱存款。这是三十年以后，我哥告诉我的。我很惊讶。我一直以为，父亲虽然出身地主家庭，花钱大手大脚，但母亲出身贫寒，会过日子，怎么也搞得行里没有隔月粮？
但也幸亏如此，我的脑瓜到今天还这么好使——能搞数学，写没几人懂的繁难的程序，学西班牙语，还能写博客——不然的话，我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皮包骨，那脑子的发育肯定受影响。我的同学里，没人写博客，搞数学，学西班牙语，当和此不无关系：童年或少年时期营养不良。这次回国，无论在上海，还是马鞍山，但凡见到我的同学，或老师，无不惊讶：哎，江岩声，你怎么这么瘦！以前你可是个胖敦呢，一脸的肉！
也就是说，我这人，别人都瘦的时候，我胖；别人都胖的时候，我瘦。上帝待我真是不薄！
我记得，父亲第一次领40元工资那一天，也像今日，天阴着，深秋的秋风秋雨。父亲骑车从下放的工厂回家，路上摔了一跤，跌在一个水坑里，棉袄湿了一半。父亲跌跤应该算我的过错。三哥下放后，我家那辆匈牙利造的老鸦鸡自行车就归我折腾维护。不知我前日是怎么鼓捣那飞轮的，父亲骑着骑着，链条卡住了，飞轮不转了，父亲于是摔倒。但我想，也一定和父亲的心境有关系。工资一下去掉一大半，只剩不到1/3， 不管换谁骑那破车，腿都是要软的。
但父亲那天回家后并没有责怪我。
第二天，我上学，穿的是件我大哥的中山装，原来是蓝色的，早已洗得发白，有23块补丁。是母亲从柜子里翻出来的。我现在相信，她是有意的，但我当时很高兴，很自豪，因为我终于加入了穷人的行列。
三年后，1972年，父亲恢复原来的工作，补发了工资。单位会计给了张2400元的支票，叫我父亲自己到银行去换钱。父亲大概从来没处理过这么多钱，到银行那天，特意叫了我三哥一起去点票子。银行的出纳数出一堆钱，放在柜台上，父亲手抖着，怎么也点不清楚。我哥说，你点个什么，原数还给人家，存银行里，不就得啦。父亲欣然。于是，我们家就有了第一笔银行存款。回家后，父亲跟我们夸奖我哥，说，真聪明！
父亲当时想不到的是，聪明总是被聪明误的。那2400元如今还在银行里。当时一斤肉8毛钱，2400元可以买3000斤肉，如今只能买100斤。若以买肉计，40年前的2400元，缩水到80元，3.3%，几乎等于零。真还不如，两人当时都傻点儿，把钱抱回家，全买了肉吃！（原载江岩声网易博客2013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