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嫣然一笑”——读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高行健的这本书，自从2000年他得了诺贝尔奖，我就在网上一直注意寻找，找了十年，最近才找到。看了一遍。不出所料。以今天的观点看来，无非一些老生常谈，不然的话，为啥十年当中，迟迟没有好事者把它传上网？我一直在这样猜测。当然，倒退30年，回到1980年的中国来看，这本书里面所讨论的小说技巧，还是非常新奇的，甚至可用惊世骇俗，大逆不道来形容。高行健曾因这本纯粹讨论小说技巧的书而涉嫌精神污染。1989年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他本人的名字遭敏感，直到现在。我在BBC采访高行健的节目里看到，高行健对记者说，有位刚从中国回来的朋友特地到巴黎他的寓所，送给他一个礼物。是中国出版的诺贝尔奖大全。一大厚本。朋友翻到2000年得奖者那一页给他看。两人相视大笑：那一年，偏偏就没有文学奖获奖人！

您能不感叹，敏感词制造者们之蝇营狗苟，之煞费苦心，之透顶无聊么？！

尽管老生常谈，还是有些收获。最大的一点，是讨论使用不使用成语。高行健特别提到“嫣然一笑”。他说，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都最忌讳成语，侯宝林用成语说相声，可以逗得听众呵呵大笑，因为成语到他嘴里就讲活了，可用成语写小说就不会有人看（第58页）。能具体地描述人物的动作心理活动的时候，就别图省事，用些信手拈来的成语。比方说，“嫣然一笑”，这种程式化的语言本身固然挺美，恰如卷轴中的仕女。然而，倘用在当今的挂历上的影星身上，就不免显得迂腐了 （第59页）。

我就用过“嫣然一笑”。1974年初，我高中毕业，等待下乡期间，受一个男同学之托，到女同学马春英面前撒谎。后来，2004年，我在《文艺班》里写道，“马春英嫣然一笑，那种明察秋毫的一笑，我到今天都想得起来。”倘不用“嫣然一笑”，该怎样形容18岁的高中毕业生，文学青年马春英三十六年前的那一笑？ 我到今天都想不出来。在我五十五年人生当中，见过许多女人的笑容，都很美好，过目不忘。可是，能用“嫣然一笑”来形容的，想了想，唯有那天晚上的马春英。不是因为她的美貌。文艺班里，比她漂亮的女同学大有人在。一种特殊的气质吧。在昏暗的灯光下，破旧的饭桌旁，我吭吭吃吃地说完了话，她会心地轻松一笑，立刻消解了我心中的千斤重担，定格了我对“嫣然一笑”的理解。

这说明，要么是三十年前的高行健说的不对，至少不完全对，对于特定的人物和场合，可以使用成语；要么是我的文字水平还差得太远。我相信，刻意避免使用成语，在中国成为潜规则，是和中国作家整体向下看齐有关。试想，笔下的人物全是贫下中农，下里巴人，平时所思所想所谈，没有成语，要成语有什么用？如果写上等人物，阳春白雪，仍然刻意避免使用成语，岂不舍近求远，自找苦吃？精神生活丰富的人，日常使用成语本来就多，为什么到了作家笔下，就一定要刻意避免呢？ 我注意到，哈金的小说里，就经常出现硬译成英文的中文成语。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例如《Waiting》中可以代恋人写《惠特曼诗集》专论的医生，《The Crazed》中的文科教授和博士生，《A Free Life》中的诗人。

另一点收获，来自高行健在书末对未来小说的预测。他说，未来的人文修养普遍比现今的人要高，因为人类世界总的趋向是前进而非倒退。现今记日记的人到那时候改为写小说的肯定不少，写的自然也还是他们个人的生活，供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与朋友们看，这种小说不妨称之为生活小说。其中也许会出现有一定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作品，本人又愿自费出版，而谁也不会拦阻。那么，在小说未来越益宽广的天地中，且不妨也让它占一个小小的角落（第127页）。

我佩服高行健的眼光。30年后，如今遍地开花的博客，我个人为之努力的所谓伟大小说，不就是供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与朋友们看的生活小说么？我相信，1980年，高行健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谦虚地看待他心目中还在酝酿的《灵山》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灵山》之前没有《灵山》。还没有过的小说，在没写出之前，谁有把握吹牛？哪怕在自己心里跟自己吹？当然，高行健写出《灵山》，拿下诺贝尔，也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实际上，至少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完成了理论准备，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日后写作《灵山》的思路。他说，是不是可以把叙述语言的“他”和“你”进而摆到一主一次的地位，乃至并列的地位呢？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与“你”两种人称在同一篇小说中轮流交替使用？我以为是完全可以尝试的，这将大大突破小说创作中那些固定的结构和章法，增强语言艺术的表现能力（第15页）。

这种理论准备，当然包括大量的阅读。我们来看一下，高行健至少早在1980年，当我们绝大多数人还陶醉在科学的春天里，读伤痕文学泪眼蒙蒙，视文科如粪土的时候，外文系学法语出身的他已经阅读和思考过的作家和小说。有下列这些（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出现的次序）：

法国新小说派米歇尔-布托尔以第二人称写的小说（法文本) ；
刘心武《楼梯拐弯》；
王蒙《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
意大利卜加丘《十日谈》；
曹雪芹；
巴尔扎克《高老头》，《幽谷百合》；
鲁迅《故乡》（第11页，“我”的例子）；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你”的例子）；
光末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朋友，你到过黄河么？……”，高行健认为是运用第二人称进行语言创作的成功之作）；
路易-阿拉贡《共产党人》（你我他三种人称互换）；
海明威《老人与海》（意识流语言是不顾及时间顺序的，可以把回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柔和在一起。它同时也突破了固定的空间的束缚，在同一章节中，甚至同一段落里，还可以把幻想、梦境同现实环境交织在一起。老渔夫梦中出现的非洲狮子就是这样的飞来之笔，一下子便把主人公单调、孤寂的日常生活提到了一种象征的诗意的境界，却又不丧失其真实感。第32页）
普鲁斯特
詹姆斯-乔伊斯
富克纳
卡夫卡（达到怪诞还有别的途径，例如，在细节和环境的真实描写中，引入个寓意的形象，卡夫卡在《变形记》中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小说的主人公——一位小公务员早晨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便促使他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冷酷的关系，是他平时在人形的外表下观察和感受不到的。第38页）
金进《狐狸打猎人》；
尤奈斯库《犀牛》；
蒲松龄《聊斋志异》；
果戈理《死魂灵》；
吴承恩《西游记》；
马雅科夫斯基，长诗《穿裤子的云》，剧作《臭虫》，《澡堂》；
布莱希特；
鲁迅《补天》，《起死》，《药》，《复仇》，《好的故事》，《雪》，《求乞者》，《秋夜》，《死火》，《墓谒文》，《颓败线的颤动》，《阿Q正传》（罗曼-罗兰读到这部作品时哭了，第114页）；
《诗经》；
《伊索寓言》；
梅特林克《青鸟》；
高尔基《海燕》，《克里-萨木金的一生》；
矛盾《白杨礼赞》，《腐蚀》；
《水浒》；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艾青《吹号手》；
海明威《老人与海》（老人的姓名是无关紧要的，他没有身世，没有家庭，只知道他以打鱼为生。然而，是否打得到鱼也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他不能被鱼打败，在人生的海上颠簸了一生的老人，始终要成为生活的征服者，生活嘲弄了他，他拚死猎获来的只成了一堆毫无用处、无人赏识的空骨头架子。然而，作者对海，对鲨鱼，对他的猎获物，包括老人内心活动的描述，又非常真实。但是，这种真实是超乎个性和具体环境之上的真实，同时也就成了内涵丰富的象征。来看望老人的孩子，未来的渔夫，不过将重复他的一生。小说中的一切都浸透在寓意当中。在海明威笔下，具体的、真实地描述不是为了再现现实生活，也不是通向个性的塑造，而是去达到超乎时空的象征——孤寂而令人绝望的人生。这就是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并且被赋于普遍的意义。第46页）
《儒林外史》；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贝克特《等待戈多》；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马尔罗《反回忆录》；
《失去的嗓子》（尚未查到作者）；
但丁《神曲》；
歌德《浮世德》；
老舍（他不去重复“纸老虎”，却说成“肉老虎”，你说妙不妙？第58页）；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哈吉-穆拉特》，《克莱采奏鸣曲》；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司汤达《红与黑》；
契诃夫；
川端康成；
马格丽特-杜娜《清深如诉》；
法捷耶夫《毁灭》；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雨果《巴黎圣母院》；
罗伯-格里叶《嫉妒》；
刘锷《老残游记》；
巴金《憩园》；
丁玲《莎菲女士日记》；
伯尔《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
格拉斯《鲽鱼》；
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
萨特《恶心》，《可尊敬的妓女》，《上帝与魔鬼》；
郭沫若《女神》。

以上只是高行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讨论的小说和作家，他读过的一定更多。譬如加缪和杜拉斯的作品他就没有提及。他不可能没有看过《局外人》，没有看过《太平洋大堤》。因为懂法语和在外文出版社当翻译之便，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他经常能到法国驻华大使馆的图书馆里借书。因为此，他并没被封闭，一直跟踪着世界文学的潮流。（原载江岩声网易博客201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