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党为什么要打击知识分子
最近读了落基山人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击知识分子》，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不是毛泽东要打击知识分子，是共产党要打击知识分子。因为打击知识分子，并非自毛泽东始，也非自反右始，早在所谓土地革命时期，张国焘主持鄂豫皖苏区，就借肃反大批杀害知识分子干部。张国焘曾是北大学生，却嫌恶知识分子，只信任工农干部。抗战期间，共产党发起肃托（王明主持）和整风（毛泽东主持），大规模地迫害知识分子。笔者的父亲，1939年华北抗战学院毕业从军，就是在山东肃托中遭受逮捕和迫害的。那是1940年，父亲19岁，当个小小的文书，整天跟着部队瞎跑，骗骗老百姓抗日，刷刷标语什么的，连军装都不发给，抗战5年，一直穿同乡借他的学生装。这样无足轻重的小卒，也遭逮捕，按托派嫌疑严刑逼供信，只因家里是地主，读过几天书。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山东肃托的直接负责人是江华，但山东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罗荣桓。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山东肃托没搞扩大化，没死人，因为罗荣桓政策掌握得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明高华那种只根据中共官方文件治史的方法是不可靠的。
回顾历史可知，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不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也不是其他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共产党的集体行为，几乎可以说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恶习。之所以“几乎”，是因为共产党之初，还没显出这等恶习。1921年至1927年，共产党的势力主要还是在城市，成员主要是下层市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士兵。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朱德率剩余红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合流，落草为寇，走上所谓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共产党逐渐蜕变为农民党，成分主要是农民，而且是文化层次最低，最无赖，最愚昧的那部分农民。知识分子遭受共产党歧视，打击和迫害，与共产党蜕变为农民党是同步发生，同步演进，并且愈演愈烈的。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农民党的本质，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没有发生过专门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或者事件。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斗争的结果，是落后的农村文明战胜先进的城市文明。这和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文化落后地区战胜文化先进地区，例如秦并六国，元蒙灭宋，满清入关，是类似的，并都导致中华文明的大倒退。
或曰， 中国历史上，不乏农民起义成功建立的王朝，例如明朝，或者李自成建立的短暂的大顺王朝，为什么没有发生专门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因为，那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当了皇帝和大臣的农民，还需要知识分子来统治天下。而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是用马列主义邪教武装起来的农民，自信不再需要知识分子那一套来统治天下，所以可以随意打击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并不是为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是为煽动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西欧或者美国）的工人起来革命，取资本家而代之。可是，历史充满吊诡，那些国家的工人，一个都没被煽动起来，倒是在遥远的亚细亚最封建、最落后的国家，最愚昧、最不想做田的农民们，一群一群地被煽动或者被胁迫，通过血腥的枪杆子，漫长的农村包围城市，终于夺取了城市，进城当了主人。他们不但纷纷娶来城市姑娘（女学生优先），休掉农村的小脚发妻，而且尽占城市的大小官职：军长当省长，师长当市长，团长当区长，营长当厂长，连长当科长，排长当股长，……。我上小学的时候，1965年吧，听过一个在红军尾巴上参军的老兵油子作报告。他话说不利索，字不识几个，却在一家大医院当院长，管着好几百医生和护士。真是革命者人人一顶乌纱帽，皆大欢喜——用四川或者湖南话说来就是，革命，硬是他妈的要得嘞！
回顾历史，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人的革命，哪里是什么“理想高于天”，不过是又一轮不等你方唱罢，我方即暴力登场的利益大洗牌，于人类历史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进步意义。悲乎哉？悲也！但退一步想想，也幸亏如此。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中国那些造反的农民，不是想跑到城市小姐的床上滚一滚，不是些只贪图世俗享乐的家伙，那么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磨难，中华文明大倒退的悲剧，就还要深重得多。想一想吧，那些将马列主义邪教信得更加邪门儿的，也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的柬埔寨红色高棉，他们进城后的所作所为——不但屠杀知识分子，而且凡市民皆在驱赶、可杀之列，我们炎黄子孙难道不应该摸摸项上的脑壳，感激我们老祖宗的世俗么？
当然，时代不同了，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家都知识了。如今的共产党，七千万党员里，已经找不到一个没有知识的了。迫害知识分子的事情，虽然仍时有发生，但已经不是因为他/她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是“非同见”人士，或者用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的语言，他们是罪犯。
二、工农迷信
共产党长期打击知识分子，除了导致中华文明的大倒退，也造成了大陆中国人潜意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迷信，工农迷信。人们以为，工农出身的，在革命年代，不但吃苦耐劳，奋勇杀敌，而且意志坚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就像李玉和；而知识分子则胆小如鼠，贪生怕死，一捕即叛，例如甫志高。但李玉和、甫志高都是虚构的，舞台上的形象，现实生活中，果真如此么？我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我承认，要论吃苦耐劳，工农的确比知识分子强。这是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区别。工人农民的生活环境更为严酷，所以更能忍受艰难困苦。然而，若论面对杀头的勇气，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工农其实比知识分子更怕死，更易当叛徒。举几个例子：
向忠发(1879－1931年6月24日)，早年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共产党第三任总书记，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6月24日被处决。58年后，邓颖超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她的确凿证据有两个，一、向忠发被捕的次日（6月23日），军警到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逮捕了三人；二、再次日（6月24日，向忠发于当日被处决）上午，她和周恩来的住处被搜查。向忠发掌握有那里的钥匙。
顾顺章（1903－1934），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钳工，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4月24日被捕并立即叛变，对中共造成严重损失。1934年顾顺章被蒋介石下令于苏州监狱里秘密处死。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被鲁迅引为知己，可算大知识分子，曾两度担任共产党总书记（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民政府军第三十六师向贤矩部逮捕，6月18日被处决。据（国民党匪兵）载，当日，瞿秋白坦然走向长汀中山公园的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不禁想起张志新割喉。相比之下，国民党匪兵真是够仁慈的）。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说，此地很好，坦然饮弹，慷慨就义。1950年，毛泽东尊瞿秋白为烈士。1966年，毛泽东又定瞿秋白是叛徒，致红卫兵捣毁其墓。1980年10月，中共为瞿秋白恢复名誉。不管共产党如何定调儿，可以肯定的是，瞿秋白没有因他的被捕而导致别人被捕。用中共档案术语来说，就是没有造成革命损失。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共产党人的有知识分子江姐，徐云峰，恽代英……，古人有谭祠同，文天祥，苏武……），但详举以上三例已具足够的代表性。为什么知识分子瞿秋白被捕后，可以面对杀头，大义凛然，而产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和顾顺章却一被捕即叛变，给革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呢？我觉得，这可以用逻辑三段论来解释：
大前提：凡动物都怕死；
小前提：工农和知识分子都是动物，但工农更动物，因为他们更缺少只能从书本里学来的形而上的精神；
结论：工农比知识分子更怕死，更易当叛徒。向忠发和顾顺章的叛变，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倒是相反，他们要是不叛变，反倒奇怪。
推论：工农迷信，可以休矣。
最后，必须说明，叛变是一项基本人权，如同自由。这当然是在现代人看来。倒退70年，那时的人还没有这么先进的觉悟。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带领康生等人，于月黑风高夜，将顾家满门抄斩，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用绳子将十几口人（包括当晚偶然造访顾家的客人）逐个勒死，并深埋地下，浇上水泥。
本文旨在说明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错误观念，并无意贬低向忠发和顾顺章，以及古往今来一切叛变者，也不是褒扬所谓烈士。（原载江岩声网易博客，2010-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