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2011年的一战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我到了奥斯坦德。住了三日。除了吃鱼吃虾，海螺、螃蟹，还看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友人寄来的PDF。我其实早就知道这本书，也看过一些评论，以及评论中的摘录，但一直没想找来看。因为不喜欢才女写的东西。才女们爱煽情，文笔忽悠，天马行空，忽东忽西，让人摸不着头脑。不仅中国才女如此，外国也是。我常看的比利时白领杂志，VIF/L’EXPRESS，其主编就是才女，人极漂亮，经常在首页发表时事评论，我每次都读，但从来没看懂过她到底要说什么。不过，龙应台的这本书，我倒是大致看懂了她要说什么，就是逃亡1949。但她非要命名为“大江大海1949”，可见才女与吾辈，绝非同类项。我说大致看懂，是因为看得并不认真。才女既然可以忽东忽西，我当然也可以忽前忽后挑着看。例如她写列宁格勒围城，我就一目十行地跳过去。我想不出来，远西的列宁格勒围城，与远东的中国1949，有什么关系？她写的列宁格勒那些事，我全都知道。我想，她那样写，可能是为了呼应长春围城。但关于长春围城，我知道的也不比她少，所以也跳过去了。
然而，书中所述，有一人的逃亡1949，我闻所未闻，为之动容，与之共情，几至落泪。就是诗人瘂弦。
我知道瘂弦，不是因为他的诗——我没读过他的诗，我害怕读新诗——而是因为周腓力。但怎么就因为周腓力，却想不起来了。古狗了一番，也未能确认。印象中，可能是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周腓力的《一周大事》，并授之一等奖，瘂弦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当时是该副刊主编，为周腓力写过评论。周腓力对此在回忆中有所介绍。但我现在找不到相关材料。翻了手头的一本《洋饭二吃》，1994年初在台北一家书店买的，薾雅出版社出版，没找到瘂弦二字，倒看见书末有一篇龙应台对《一周大事》的评论，写得蛮明白的，不像她名气更大以后写的那些忽悠文章。
二、瘂弦的逃亡1949
1948年，瘂弦16岁。11月4日，河南省南阳，十六所中学的五千学生，组成豫衡联合中学，由校长老师带着，步行往南，逃离战祸，目标湖南。为何选在11月4日？龙应台在书中没解释。据百度百科“南阳解放”词条：“4日下午，王凌云部在对南阳城进行大肆洗劫、疯狂破坏之后，将南阳城内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师生及一万多名工人、店员、市民掳掠出城，沿白河南岸南下，以三四十华里宽的行军路线，向新野、襄阳方向狼狈逃窜。王凌云部南逃后，（我）六军分区三十九团迅速占领南阳城。4日晚，毛泽东接到报告，挥毫撰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
也就是说，1948年11月4日，瘂弦他们五千中学生，还有一万多市民，是跟着弃城的国军王凌云部走的。老百姓为何要走呢？瘂弦说：“因为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瘂弦的父母没有跟着走。他家里有些地，算是地主，父亲当过副乡长，解放后死在青海劳改营，罪名反革命。他母亲病死在村里。瘂弦是独子，16岁那一走，他父母再也没见过他。走的那天，他父母在人群里找到他，塞给他油饼，他还不好意思，看都没看他父母一眼，头也不回，就这么走了。这段描写，让我想起我下放那天，我妈送我，我也是类似的不好意思，也是头也不回。
瘂弦他们走了两天后，淮海战役开始，战场在南阳东面500公里的徐州附近。他们那一走，自然是再也回不来了，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校长和老师还以为，就像抗日时期撤到西南的联合大学，联合中学一样，仗打完了，便可回家，于是一边走，一边坚持办学，读《古文观止》。走了一千多公里，到了湖南零陵，已是1949年8月。正逢孙立人招兵去台湾。瘂弦去招兵站看了看，吃了顿红烧肉，便报了名。他说，出走大半年来，根本没吃饱过，更没肉吃。也就是说，瘂弦命中，有一顿红烧肉来救他，使他离开那中学生的队伍，去了台湾。那个学生队伍，后来随着撤退的国军黄杰部，翻越十万大山，一直走到越南，只剩下300人。三年后，还是去了台湾。另外那4700人，一些病死，一些失散，一些回了家，总之，留在了大陆，命运可想而知。不说别的，只消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交待为什么逃，就够那4700人受的。
三、父亲的逃亡1949
瘂弦的逃亡，令我唏嘘、共情，不仅因为我经历过多少有点类似的下放，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父亲也曾随着学校和老师逃亡，也是1948-1949 ，也曾逃到湖南零陵。以前，我以为，父亲的逃亡只是个个例，没有代表性。现在，我知道，逃亡，是1949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人共同的悲剧。
然而，我父亲的命中，没有瘂弦的那顿红烧肉。而且，即使有，去台湾，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父亲比瘂弦大十岁，经历因而复杂许多，抗日时期当过共产党，在山东八路军里当文书，期间被共产党当作托派嫌疑关入监狱一年半，逃跑后被日本人抓了，又关一年监狱。所以，我父亲的五年抗日，有一半时间在我敌双方的监狱里度过。1948年，父亲在蚌埠上学，学国防建筑。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父亲他们学校撤到南京，然后上海，然后湖南零陵。1949年8月18日，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我父亲又随学校撤到广西，途中还遭土匪抢劫，最后，在桂林，学校被解放军收编，父亲的逃亡史终止，那是1950年初的事情。从蚌埠到桂林，有多远呢？查古狗地图，直线距离1300公里，绕道上海，则有2000公里。也就是说，父亲的逃亡1949，逃了2000公里，比瘂弦远得多，跟瘂弦那些从河南信阳出发，最后翻越广西十万大山进入越南的300同学，在逃跑距离上差不多，吃的苦也差不多，只是命运差了许多。父亲后来的59年里，一直都在为五年抗日赎罪，再未能挺直腰杆做人。
人生如棋。如今，马后炮一番，将父亲的逃亡1949复盘，他在桂林的最佳选择是什么？跟着黄杰那支队伍逃到越南，最后去台湾？不好。他当过共产党。台湾有段时间杀共产党杀疯了，真是宁可错杀一百，不肯放过一个。据《大江大海1949》，1948年，济南战役之前，山东联合中学八千学生，也像河南的瘂弦他们，由七位老师带领，步行南下避战。1949年走到广州，7月4日登船去了彭湖。7月13日，彭湖守军架起机关枪，强征这些学生当兵。老师与守军司令交涉，说当初带孩子们离家时，向孩子家长保证过，不送孩子当兵。司令未允。五个月后，12月12日，七位老师被枪决，罪名匪谍。所以，当过共产党的父亲去台湾，结果可能不比留在大陆妙。
也许，去香港，是父亲当时可能想得到的最好的选择。1949-1950年，数十万难民涌入香港，必得大兴土木，父亲学的是建筑，自有用武之地，说不定能成香港地产大亨呢。但父亲不会说广东话，正患肺结核，又没钱治，如何知道，在香港立住脚之前，不一病不起呢？
父亲最后活过86岁。他临死前一再声称，他的一生，一步都没走错。可是在我看来，他15岁投身抗日这步便走错了。抗日很好，很高尚，但是你能干的事情吗？跟着共产党抗日，免不了共产党设下的牢狱之灾。跟着国民党抗日，难以逃脱解放后挨整，甚至杀头，例如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抗日期间，父亲那种家庭出身的，个人利益最优的出路，是去上学，比如汪曾琪、杨振宁。但汪曾琪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解放后还是当了右派，灰头土脸二十年。真是复巢之下，岂有完卵！而且，像汪曾琪、杨振宁那样，千里迢迢，去西南大后方上学是要钱的，当时我爷爷有地，却无钱让孩子们上学。1950年初，父亲逃到桂林，仍还有选择。但他选择了最容易的，因为马上就有饭吃，同时也是最不容易的，因为须一辈子唯唯诺诺。说到底，父亲不是那种敢闯的人，甚至没我敢闯。我在公司受不了洋老板的气，还敢孤身一人，漂天过海，逃到一万公里外，语言不通，完全陌生的巴西，而父亲在人生选择中那种关键时刻——马上要变天了，他又不是不了解共产党，却不敢离开单位，去仅相距600公里，那么多人都逃去了的香港。当然，如果说，活着就是胜利，那么父亲说一步都没走错，也许有道理，换任何其它一种活法，他可能都活不到86岁。然而，活着真的就是胜利吗？
共产党经22年流血牺牲，夺得大陆的那场革命，结果竟是，洒向人间都是怨，真是毫无道理，这就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要说的。
附录：瘂弦评论周腓力
小论周腓力散文的叙述风格
痖 弦
文人通常有两类。一类是狂放型的：如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况，对世人时事所呈出的“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的现象批判不已，而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可以说是高洁的狂放；如李白，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旷达，也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豪，可以说是潇洒的狂放。对于这类“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自我意识非常浓厚的作家，我们总是又钦佩又喜欢，因为他们的作品在茫茫的红尘中有一种提升的力量，教人心生向往。
另外一类文人是谦冲型的，他采取低一点的姿态，以幽默自嘲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看法与情感。如金圣叹，读他的三十三个“不亦快哉”，如听老友恣意畅谈，其中有“还债毕，不亦快哉”的自嘲，也有“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的嘲人。对于这类作家，我们通常觉得又亲切又喜欢，因为幽默风趣仿佛天籁，为苦闷的尘世带来许多人生的趣味。
在现代文学里，也找得到狂放与谦冲的例子。前者如诗人纪弦，诗作“狼”中，自比为原野上的一匹狼，当他行过，其他动物都惊走四散，而他一声长嗥，大地为之发抖；另一首诗说他散步时，拐杖击地，咚咚作响，连地球另一边的人都能感知他的存在。后者则以林语堂、梁实秋为高手：林语堂提倡幽默，以身作则，不遗余力；梁实秋则以“雅舍小品”为幽默散文立下典型。另外如周作人，笔下隽永，也有散淡的情趣。
在文学广阔的原野中，无论是狂放或谦冲，只要狂放得不傲慢、不自我膨胀，谦冲得不矫情、不油腔滑调，都各有其美，可以把文学的原野妆点得更丰美多变。因此这两种文学形态都教人欣赏。可惜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坛，生活化的幽默作家很少，即使有，也出不了头，更得不到正常的呵护与发展。
而在台湾，虽然30多年来，文学的发展蓬勃兴盛，无论质和量，都大有可观，但谦冲型的幽默文学始终没有很好的表现，就算有那么多形似的作品，也多半受到商业市场的因素而变质为消闲式的作品。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周腓力的出现，的确给文学带来新鲜的讯息。
周腓力是外文系出身，博览英美文学，也在美国居住了十几年，但他仍保有中国文学根底，写作风格非常中国，在前述文学类型里，他无疑地继承了谦冲、幽默与嘲弄的传统。周腓力的幽默散文从题目就开始了，他喜欢用成语，然后改变关键字句，立刻就产生了崭新有趣的效果，如“家不和也兴”、“写剧不成仁义在”、“老人与‘嗨’”、“老板无才便是胆”、“老来得书”、“名不正，言也顺”、“先赌为快”、“周小二过年”等。把成语拿来作类比的、甚至是相反的意思来用时，本身就具有“反传统”的趣味，加上题目摆明了就是“要你好看”，兴味十足。
有人说作家最迷人之处是他的叙述风格，这点周腓力当之无愧。无论人生大事(如“家不和也兴”里的创业历史)或芝麻小事(如“以吻为礼”的西式见面礼)，一经他的叙述，就妙趣横生；同时，严肃的大事在他的诙谐述说下仿佛只是小小的人生插曲，给人无限的信心，而普通的西式见面礼，又在他风趣的旁征博引下，像是一篇“吻的风俗考”。这种举重若轻、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搭配他现场抓辞的语言趣味，使得他的作品流露出亲切的魅力。
而最让人有如听老友娓娓道来的痛快感觉的，是周腓力毫不躲藏的人格与性情；他过五关斩六将的奋斗历程，他走麦城与滑铁卢的经验，他大大小小的丑事，甚至他的脆弱与缺点，都在他自我嘲弄的口吻中和盘托出。中国人最爱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世事人情在传统或现代文学中都描绘不少，但笔头针对的却是别人；周腓力勇于摘掉那一层虚幻的面子，真实地对待自己，实在不简单。而这种原有可能赤裸得不忍卒睹的真实，却又在他的谐谑中轻轻化解，使读者既不必承受某种道德上的愧疚，也在笑之中见到了在光明与黑暗交叉行走的真实人生。
当然，趣味盎然而又与社会现象搭配得恰到好处的妙文也不少。如“老来得书”，不但交代了他写作、投稿、出书的经验，也把对国内文坛的感想带了出来，让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编辑人有点腆颜，其中还一针见血地替台北人下了个新定义：“很容易请你吃一顿饭，但却很难得回你一封信的人。”同时，在文中他也亦庄亦谐叙述他的写作经，虽然他开始写作的年龄比苏老泉年轻得多，但他言必称老，对于出书，他是“高龄产妇”，对于书的命运，又怕是个“早产儿”，对于书的期盼，则是早日升入“排行榜国小”，然后在班上考个第一名回来；这样隽永的比喻，让人会心不已。
周腓力常说他是半路出家，在他面前还有长长的路在等待他，这话虽然谦虚，却也是每位写作者对名山事业最诚恳踏实的态度。但我宁愿说，他像是一座刚刚开采的矿山，从现产量的成色，我们可以推想到整座矿山蕴藏量的丰富与美好，希望他以敦厚的性情为铲、以深沉的阅历为锄，不断地挖掘出更多醇美的人生矿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