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中国小说一路向下，势头越来越猛，卑微崇拜，贫贱崇拜。进入共产党时代，把农民推上祭坛，崇拜得不行。改革开放后，商业盛行，农民光环熄灭，兴起流氓崇拜。始作俑者，当推王朔，其后有贾平凹，王小波，卫惠，现有所谓晚生代的曹寇，朱文。当然，文学上的流氓崇拜并非产自中国，西方早已有之。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可算作流氓小说，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更是：前者写了上流社会的流氓，后者写了底层社会的流氓。但流氓在现代西方文学中不占主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则占主流，在中国影视作品里也占主流。这与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里，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就是流氓的看法相吻合。
朱文的《我爱美元》，描写了一对父子寻花问柳，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流氓小说。这种小说的特征是，人物没有正当职业；或虽有，却都不把所从事职业当真，对工作毫无兴趣，敷衍了事；生活里游手好闲，得过且过。他们没有追求，人生没有目标。并非没有追求，没有人生目标者都是流氓。《活着》里的富贵和家珍也没有追求，也没有目标，但他们不是流氓，他们只是因为没有选择，才从不做选择地（苟）“活着”。而文学里的流氓不同，他们就是要苟活，就是要把自己等同畜牲，行尸走肉。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以自认为别出心裁的选择，居“高”临下，蔑视常人和常规。
流氓小说并非没有价值。敢写流氓小说的人，向朱文这种，是有远大抱负的。他们是在用流亡意识挑战正统说教。正如西方第一位翻译朱文小说的Julia Lovell所指出的，《我爱美元》反映了自1989年后，中国人看破红尘，玩世不恭，重商主义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氛围。而中文媒体里，有一位作者认为，《我爱美元》写的是儿子对父亲的挑战。对这些说法，我除表赞同外，还认为，《我爱美元》写了一个社会性的技术难题：老年人的性欲。朱文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老年人的性欲问题》。在《我爱美元》里，他用讲故事的方式，重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让那儿子给他父亲一个一个地找女人，就像对父亲射去一支又一支的丘比特箭，而父亲则举起一层又一层的道德裹脚布，挡箭牌一般，将那些丘比特箭一一阻于脚下，维护了他为人父的尊严，但也窒息了他这把年纪的老人的性欲。“窒息”一词在此，不算准确。性欲就如同洪水，可因疏导而分流，而细化，而不兴风作浪，如何能因窒而息？如果真能因窒而息，人类恐怕早已因两千好几百年的各类正统说教的驯化而死绝了。
老年人有没有性欲问题呢？按照孔子的观点，没有，因为他老人家说过，他七十岁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孔夫子说话，向来言简意赅，一字顶一万字。所以他说的那个欲，当指一切欲望，自然也就包括性欲。所以孔子那话又可解释为，他七十岁时，性欲已经低到不论怎样由着性子胡来，都不会犯法。譬如说，看见美女的丰乳肥臀，孔子不会伸手去摸。这不是因为孔子能忍住不摸——如果是那样，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因为，七十岁的孔子已没了那种邪恶的欲望，自然就不会逾矩。这听上去很美妙，但放之于四海里的每个老头，都能很美妙吗？我怀疑。比方说于我，孔子的话对不对呢？我觉得，也对，也不对。我距七十还有十三，差不多也可算老人了。也许，我其实早已是了。因为，我早已注意到，见到漂亮女人时，我已没了年轻人的那种物理反应。从这点来说，孔子的话是对的，我也不会去摸。然而，我又分明感觉到，吾身虽无反应，可吾眼球仍会随着美女转。要让它们不转，须在心理上暗示自己，把自己拉回古人圈定的那个正人君子的范围内，非礼勿视，就好像将唐僧圈定在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那个圆内。此外，美女在视野里消失后，伊在我心理上的倩影不会立刻消失。须等上一段时间。只是这段时间比我年轻时要短一些。所以，我体会到，严格说来，孔子的话又是不对的，我的欲望并没有因为吾之老去而尽失。以己度人，显而易见，在既没失明，又没痴呆之前，有些老年人是有性欲问题的。这与年轻人相同。只是强弱、急缓的程度不同。再次，老年男人的性欲问题，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解决。因为没有女人愿意与老年男人做爱。在性欲面前，不同年龄段的人是不平等的。这是物种延续所需。可是，当今社会，随着医学和社保的进步，老年人越来越有力量，需要越来越多的性资源，而偏偏性资源是向年轻人倾斜的，这便形成了社会问题。或曰，不是有28岁的女人嫁给82岁的老头，并且每每十指紧扣吗？这个，不能算作反例。因为，我相信，无论“嫁给”，还是“紧扣”，都不是因为那女人愿意与那老头做爱。愿意，就是情愿，而情愿总是包含了一些喜欢的成分。28岁的年轻女人，喜欢和82岁的老头做爱，这超越了上帝赋予地球上一切动物的想象力，自然也超越了朱文的想象力。所以，在《我爱美元》里，当“我”向女友提议，跟“我”父做爱时，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小说便结束了。
这记耳光很可惜，扇得不是时候。其实小说到那之前，应该算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我们不妨流氓到底，将正统意识逼到墙角，设想一下，那女友偏偏就同意了！至于原因，可以是因为伟大爱情——怕得罪“我”，失去“我”，也可以因为就是喜欢老男人。为什么不呢？凡事总有例外。比如28岁的女人嫁给82岁的老头。这样一来，球便到了父亲手里。情节该如何发展？有两种可能：拒绝，接受。如果拒绝，再加上那位父亲一惯的慷慨陈词，便又落入吾国人写父亲的伟光正俗套，很没意思。那么，让他接受。准儿媳妇，这道丘比特箭，太遒劲了，父亲此前举起过的种种道德遮羞布都没法招架，父亲终于被射中，纳了儿子进贡的“妾”。事后，父亲当然要遭受来自内心的重重折磨，面对老伴的羞愧，面对儿子的尴尬，而“我”和女友今后的关系也必定复杂许多。这样一来，小说发展别有洞天，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从未有过的父亲形象。
世上的父亲并不都是《背影》里的那种。恶棍，兽父，扒灰，大有人在。而在西人里，恶父，兽父尤其多。君不见，奥地利那位73岁的恶父，约瑟夫·弗莱茨勒，把女儿关在地窖里，乱伦24年？所以，西人在描写恶父方面也远远走在中国人前面。弗洛伊德早就发现，儿子和父亲是天敌，因为对同一个女人（儿子的母亲，父亲的老婆）的争夺。卡夫卡的《变形记》里，儿子忽然变成了可怜的甲虫，父亲竟毫无恻隐之心，从未去看过一眼，只是更加厌恶那据说已变成甲虫的儿子。这样的父亲，在中国文学里尚属空白。《我爱美元》做了一定尝试，却没深入，用一记耳光，草草收场，终成中国文化酱缸里的又一根银样镴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