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尘与土

我和他有三十年没见面了。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那个穿着胸前带两个口袋，口袋上有盖的草绿色军装的样子，面孔瘦削，眼睛因为近视而常眯缝，给人一种有心计的感觉。他喜欢化学，是我高中班上的化学课代表。我讨厌化学，恨乌及屋，所以他不在我当时狐朋狗友的圈子里。

高中毕业那年的春节，全班联欢，每人要演一个节目。这本来并不是难事。我们那个班是学校的所谓文艺班，担负着为学校出宣传差的任务，班上每个人都得会点东西，要么能唱歌，要么能跳舞，要么会件乐器。他能跳舞，是集体伸胳膊甩腿，革命造反光头像式的那种，从不单独上台。那次联欢要在全班４０位同学面前单独亮相，而且其中一半还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这对他来说（对我也一样）委实是件难事。他是磨蹭到最后才红着脸唱了一曲“接过雷锋的枪”。嗓音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嘹亮，有一点天然假声的味道。

毕业猢狲散，那次联欢过后没多久，大家就各奔东西，下放当知青了。我去了安徽的和县，他去了毗邻的含山县，彼此相隔１００公里以上。有一年夏天，我得了疟疾回家养病，正在床上躺着，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床边，隔着蚊帐喊我，要我陪他去高中班主任家，他要告诉班主任，他填了《入党志愿书》。这在当时是件大喜事，我当然得陪他去，尽管心里酸溜溜的。我们那位班主任是位理想主义者，毕业时给班上每个同学发了一张她的标准照，并且在照片背后写上若干行娟秀小字。凡是当班干部的，必有一句“希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题词。他除了当化学课代表外，还兼任班上的劳动委员，班主任对他肯定也是寄予此等厚望的。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也得到了这样一句题词，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前世注定的。

１９７７年高考后，他到合肥入安徽大学的无线电系，我到了武汉，彼此相距７００公里以上。１９８２年他毕业分配回了我们共同的“老家”—Ｍ市，我则出国到了比利时，彼此间的距离增加到一万公里。这一空间距离最终决定了我和他的人生轨迹之间的距离。

三十年的流水，就在这么弹指一挥间滑过去了。昨天，当我和他在瑞士伊维尔栋的一家工厂里见面时，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一定也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因为我看出他分明在犹豫。我们在对方的眼睛里一定都是一个半老的陌生人，如果在街上碰到了，不说的话，肯定会擦肩而过。当然过后也许会有一丝犹疑：这是谁呀？眉眼似乎熟悉，轮廓却完全陌生。

他已经有些发福，瘦削的面孔不见了，代之的是一个上方下圆的脸庞。眯缝的近视眼不见了，那位置上是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里闪动着中年人的沉着与定力。嘴唇和牙齿有些发乌，嗓音厚滞，是老烟枪的特征。

他这是带领Ｍ市经贸代表团出访欧洲，瑞士是最后一站，这样我们才能相会。他和那家工厂的老板用德语会谈。我不懂德语，但听得出来，他说得很流利。这使我感到惊讶。我知道他８０年代曾在德国留学过两年。但以我学法语的经验，知道两年的时间只够学些日常会话。回国的人，几年后都忘得精光。他后来告诉我，他一直没间断学德语，有事没事坚持收听德语广播，还翻译出版过一本６０万字的德文专业书。

代表团一行七人。在代表团名单上，他排倒数第二，名下的官衔是Ｍ市外经贸局副局长。他说这是真的，其他人名下的官衔有真有假。我看看排第一位的官衔是高级经济顾问，猜想那一定是假的。顾问在中国党政机构里从来是末流，不管其前缀如何高级。

“这么些年在外，身体还好吗？”当我俩有机会单独相处时，他这样开始了和我的谈话。
“还好。只是左脚一年前崴了，到现在没好利索。”
“怎么会呢？”
“我想是年纪大了，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差。想想看，我们都是快五十的人了。”
“倒也是。在大学做什么工作？”
“搞研究，开发一种计算方法，编程序。”
“我前些年也编过程序，太累人，脑袋吃不消，那是年轻人的事情。后来调到外经贸局搞管理。”

同学见面，话题更多的是谈论同学。他告诉我，当年的班长沈卫东现在是Ｍ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周军是脑外科主任，我的同桌赵铭力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郝景涛是Ｍ钢公司的部门经理，王嫩是苏州大学的美术教授，数学课代表姚伯元在Ｍ市大学搞专利发了财，赚了一百万元，现在号称姚百万。小提琴手吕城在派出所当所长，经常酗酒。李安文退休了，Ｍ钢公司要裁员，出台一些优惠条件，比方说工资长一级，“鼓励”职工提前退休。我想起在一次语文课上学习毛泽东的“橘子洲头”。李安文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解说毛泽东这首词的伟大意义时，用了“博大精深”。我从此把这四个字记得牢牢的。以后每次听到别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时，我就会想到李安文。

刘某呢？我问他。刘某是我当年的死党之一。下乡时是班上第一个入党的人，招工后听说也是第一个提干的。

他么？不得志。到利比亚施工，不满领导克扣工人工资，带头罢工。共产党虽说是靠罢工起家的，但你要罢共产党的工，我的乖乖，恐怕还是不行的吧？回国后，刘某被撤了职，家里也闹了离婚。

他不是写小说吗？我问。１９９４年回国探亲，见到刘某时，他告诉我要写小说，写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村饿死人的事情。他说他亲眼看到村子里老人用手扣小孩屁眼里未消化的麦粒吃。

小说是写出来了，但没钱发表。出版社要他先付七，八万块钱才肯出版。现在都强调经济效益，出版社要看你的书能卖得掉才肯接受。

我感到心头有些发凉，是那种唇亡齿寒的凉意。为了这次和他的见面，我特意把在华夏文摘上发表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加上新写的反映巴西生活的小说，装订成册，取名“航行在亚马逊河”。刚才见面时，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端详了一下封面，那上面有一幅航空照片，是恣肆汪洋的亚马逊河，然后淡淡地问道，你去过巴西？我说是的，去过一年。代表团同行的人看见了，问是出版的吗？我说不是，是在华夏文摘上发表的。又问：什么是华夏文摘？我说是一个网上刊物。又问：你是搞数学的，怎么还能写这些东西？排名第一的高级经济顾问代我解释道，人家这是兴趣，他们搞数学的要写好论文，就得有写作能力。

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三十年，真是没意思透了。

（刊登在 2002 华夏快递 kd020721，《莱茵通信》2003年第4期，“惠风芸窗”文学网站。有若干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