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旨：半路出家搞艺术的的人生特点
40年前，在文艺班的时候，那些花样年华的女生，于我，就如同上帝，不敢直视她们，更不敢交谈，以至于2004年，我写《文艺班》档案时，对超过一半的女生，竟连一句话也写不出来，只记下她们干吧吧的姓名。如今，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奔六了，才发现，其实她们没啥神秘的，很容易接触，至少在电话里，QQ上。在这些我给之打过电话的女生里，班长薛梅是最大方的，聊得最痛快的，根本无须考虑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就好像与相处了几十年，可以推心置腹的老朋友说话那样。而其实，我和她只在高中同学过两年。之前不认识，之后也没联系。
竟发现，我与薛梅，在人生道路上，有三点相同。
1956年到1958年，也就是，从一岁到三岁，小不点儿的我俩，竟然都住在伟大的首都北京。我生在那里，她来自鞍山。我三岁就离开了，对那时的北京没有记忆，她则一直住到6岁，对北京的幼儿园存有恐怖印象。每到周六，别的孩子都早早被家人接走了，剩下她一人，孤零零地，呆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
1972年到1974年，我们都在文艺班。这个，不用赘述，我已经在前二文里反复标榜过。
最奇特的相同，是第三点：我们都在同一年，1997年，离开了稳定的工作，就好像我们约好了似的，并且因而——借用我从未见过面的老朋友，杜欣欣的新书的标题——此一去，万水千山！
我们当然都不是傻瓜，42岁，人到中年，此一去，离开稳定的职位和收入，自是各有无奈。在薛梅，是为了孩子；在我，是为一口气，一点“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书生傻气。
自那以后，薛梅除了伺候孩子读书，学唱歌，唱京剧，也在马鞍山各处打工，我则辗转各个国家打工。也不是不想找稳定的工作。是找不到。2003年，我从巴西赶考回来，途径美国，在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下一句感叹，I
have also a dream, a job。
如今，将近十年了，这个dream，依然是个梦，不是梦想的梦，是噩梦的梦。我常在梦里与朋友谈论找工作，那种叫做位置的东西，醒来以后，心有余悸，就好像离开农村很久以后，仍然梦见还在下放那种心悸。薛梅比我好些，她已经没有找工作的累赘，可以安度退休生活了。而我，还得艰苦奋斗八年。艰苦奋斗我不怕，自小艰苦奋斗惯了。问题是，奋斗也得有个地方让你操作吧？人没法在空中楼阁里奋斗。这个地方，一直是个问题。就好比三国刘备，落户荆州前，无论他怎样艰苦奋斗，都没出息。
但我不后悔。薛梅也不后悔。自从离开了各自的那个小地方后，我们都见识了万水千山。这些个万水千山，不同于杜欣欣在她书里所描述的旅途中所见那种，我和班长所见识的，更是人世的万水千山，艺术的万水千山，我们的人生道路，因人到中年此一去，而大开大阖。在薛梅，结识了各地老师，各种高人，演唱艺术得到质的飞跃，唱到了中央电视台，南京京剧院，自己组建了剧团。在我，见识了不同大陆，好几个国家，各种大学，好的，差的，老的，新的，与各种顶级专家共事，老外，国人。今天，竟然得以在医学院，与最有前途的抗癌专家一起工作。想想看，我一个学采矿出身的，走到这一步，匪夷所思。这当然还只是工作上的。而对我来说，此一去，更重要的意义，是写作上的。
按照博萨的观点，如果说，薛梅来到世上，注定是来唱歌的，那么，我来到世上，便注定是来写作的。我当然也曾在理工科的道路上认真地，充满热情地，狂奔了许多年，也不无成绩，也曾出人头地，但今天回头一看，方才明白，那并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是因为那个时代，所谓科学的春天，大家都那样儿。而人真正的兴趣，是大家都那样时，你独独不那样，并且不是为了什么好处。这在薛梅，就是唱歌；在我，就是写作。而写作最基本的前提，是精神的解放。设想，30年前，我没出国，那我今天肯定是个养尊处优，脑满肠肥，一肚子民脂民膏的家伙。写作？想都不会想。即使想，我拿什么来写？写所谓教授，官场牢骚，包二奶那种？可惜了我的文笔！再设想，即使出了国，如果我今天还在比利时那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公司里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一定也写不出《航行在亚马逊河》和《巴西观瀑》那种豪气文章。存在决定意识。对我与薛梅这种人来说，必得有一劫，因而人到中年此一去，方能沧海放帆，艺有所成。
我常想，在我的同学中，从小学到大学，为什么只有我一人写作，写小说与博客短文。我与所有这些同学，到底有何不同？想到了这些：出国，法语，此一去。
抛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