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文章，翦一休的《感慨一下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颇生感慨。我虽然也是七七级的，但对七七级的话题一直没什么兴趣，甚至反感。因为77年高考是我的耻辱，我的心病：走了麦城。我考得不好，人家乔老爷就没按我的志愿，胡乱丢给我一个采矿专业录取通知书，而我又不能不去，结果误了我一辈子。男怕干错行嘛。但是，翦一休文章中的一个观点，引起我同感，便想写点什么，总结教训，也算纪念我的七七级毕业暨考取研究生三十周年。
翦一休那个观点是，“从1977年10月21日宣布恢复高考，到1977年12月10日开考，中间只有六周时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准备。因此，那次高考拼的是老底，拼的是到工厂到矿山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书本没丢基本功还在。”
的确，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应该是个周日，因为我还躺在床上，而平时那个钟点，我早就起来去上班了。我家走廊上挂的有线广播喇叭里在念通知，恢复高考。那广播员应该是夏青，那种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新华体语气和文字，自我以上的7亿中国人永远忘不了——文革十年，我们听得太多了。但那次，夏青念的却是好事情。
然而，我并没立刻开始复习。工作之余，我还是继续看一本厚厚的《晶体管电路》。已经似懂非懂地看了一段时间了。至于为什么看，大概是想朝那方面发展吧。那时我在一个公司机关里当会计，事情不多，也很无聊，便和公司宣传部一个管广播器材的师傅经常在一起，他干活的时候，我主动给他打下手，拿拿电线，扛扛梯子什么的。我对当会计一直提不起兴趣，而对无线电还挺喜欢。小的时候跟我三哥学过装收音机，最高水平曾达到六管超外差。我看那书的意思，现在回想，大概是想向他学两手。因为有一次，他拿着一张扩音机电路图问我，上面一根线，从图最右边的输出，横穿整个电路，接到图的最左端的一点，是干什么的？我瞪眼看那图，看了好一会儿，没想出来。他说，就是反馈呀！我顿时闹了个大红脸！反馈这词我早就知道，怎么就没看出来？知耻而后勇，于是便买了那本《晶体管电路》。
直到有一天，三哥很严肃地说我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复习？人家早都开始了。”
那次高考，安徽省的土政策，禁止我三哥他们参加。他们是老三届初中生。他们之上的，老三届高中生，可以考；他们之下的——我们也可以，惟他们不行。但他提醒我要去考。于是，我才拿起书本来。但也没什么书。我高中只上了两年，其中只所谓回潮那一年还算认真一点儿，然后就是半年学农，半年退潮，况且又是文艺班，上学的日子，每天要花一半时间排练节目，所学太少，太浅，特别是，没做过什么题，也没认真考过试。
我二哥文革前倒是上完了高中，但他留下的书，在我11岁的时候，1966年夏天，大部分被我从床底下的灰尘里掏出来，叫了两个小朋友，一人抱着一摞，走了十里路，到宁芜路的废品站给卖掉了。卖得的钱买了四个弹子盘，用来装了一个滑车。 所以，77年高考复习，我既没什么书，也没多少时间——我还得每天上八小时班——就那么糊里糊涂地去考了。
自然考砸了。倒不是我不会做，而是我做不对。数学卷子的正题，我全做了，但考完以后，回忆那些题，每回忆起来一道，便发现做错了。记忆最深的，是一道解析几何题，中间一步要写出已给直线的垂线方程。我当然知道，垂线的斜率是已给直线的斜率的负倒数，但却漏写了那个负号，后来便当然一错到底。那一题的10分肯定全丢了。这样的错误不胜枚举。
数学卷子还有两道附加题，我一分没得，考场上很花了一些时间想，但没想出来，一点门儿都没有，不知从何下手。那是我的基础不行，我得服气。
于是，便被所谓超志愿录取。我既没考好，考试前填的志愿又太愚蠢：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二志愿，同济大学建筑系；第三志愿，北方交通大学建筑系；第四志愿，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第五志愿，服从分配。试想，如果清华大学不取，我的卷子怎会转到后面那几个著名大学招生人员的手里？即使转了，他们又怎会捏着鼻子要我——清华大学不要的？现在觉得奇怪，为何当时无人给我指点迷津？那等愚蠢，今天看来，太明显了，为何没人告诉我？
我填的志愿都是建筑系。这是因为我在的那家公司是建筑业的，我父亲又是建筑工程师，我以为，人家会考虑这两点。
都是些想当然！今天看着，可笑至极，而这，却是历史！个人历史从来都是可笑的，因为可笑，所以可悲！
虽然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是77年高考我们班唯一一个考到外省重点大学的。高中同班里，有个好朋友，和我数学成绩不相上下，解难题有时比我会好些，但他考得比我还差，竟被超志愿打发到淮南煤炭学院地质系。那简直就是最差的学校，最差的专业。采矿的，毕竟还住在城镇，但搞地质的，成天钻山沟，驻地也就是些村子，除非你当了李四光，或者温家宝。但我的朋友也不得不去那学校，否则就得继续插队，呆在农村。三十年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些，便觉心痛，为我，也为他。心痛之余，便觉虚空中，显出一支矢，指向时空相距已经非常遥远的我那些中学老师，尤其是数学老师，指向万恶的文革。
我的那些中学老师，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很年轻。高一语文老师是68届大学毕业生，教我们的时候28岁。数学老师30岁，东北一个小地方的师范学校毕业。英语老师，一个是70届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工农兵学员。物理和化学老师年纪稍微大一点，也不过30岁出头。我上的中学是文革前就存在的，有一些原来教过高中的老师，但都靠边站了。一个和姚文元是同学，在打扫厕所。另外几个常年在农场种田。为什么这些高中老师都靠边站了？因为他们年级大一些，自然在旧社会的时间就长一些，便总有些辫子或者尾巴可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年轻老师们便顶了上来。因此，我们实际上是跟着当时几位只有教初中水平的老师上高中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文革造成的高中老师断层里长出来的，学习上又是当时那种松松垮垮的环境和风气，怎么可能有基本功，后来怎么可能考好？
我们那届高中生，300人里，只有一个班的50人例外，他们不在断层里。他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是文革前教中专的，相当于高中甚至还要好一些，因为文革前的那个中专要学一些高等数学。四年后，77年高考，那个班上，有人考到厦门大学，有人考取安徽大学数学系，有人考入合肥工业大学机械系。而我相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和那位去了淮南煤炭学院地质系的朋友的数学天资一点都不比他们差，至少比那三人的平均值要好很多。
我今天才明白，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高考成功与否，老师是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本身在当老师的话，例如我的巴西朋友老王。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考前他在教高中。正像翦一休说的，77年高考，大家拼的是老底，拼的是基本功。基本功哪里来的？如果不是像老王那样在当老师的，那就是高中时从老师那里来的。但我的数学老师本身就没有多少基本功，就没做过什么难题，我们又哪里会有，会做？那两道附加题不会做也就算了，但会做的题做不对，便极不应该。老师没有训练我们考试的基本功。当然，有人例外，没有基本功也能考好，例如我三哥，根本就没上过高中，1978年高考，上了清华！那是天才，而天才是不需要老师的。但我们不是天才，我们只是可教之才，需要的是好老师，而在我们最能学习的年代，偏偏就没有好老师，这是我至今引以为憾的。
所幸，我的专业虽然不好，但那大学还算不错，又在大地方，九省通衢，大江横贯，气魄雄伟、宏大得很。特别是，班上的学生，来自全国几十个省，都是超志愿，不少人能力超强，不幸落难而已。那真是五湖四海，藏龙卧虎。我的一个室友，老三届高三的，来自江苏，高考作文得满分，其自编手写的三大厚本高中数学习题集里收集的许多难题，我见都没见过。一个同学，数学课代表，我看他做那些平面几何证明题，就像看全国象棋冠军下棋，根本看不明白。和这些人在一起同窗四年，令我眼界大开。
在这样高水平的环境里，对最终的学习成绩和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志向和毅力。和我三哥那种天才相比，我可能缺少一些智商，但从来不缺少志向和毅力。所以，1981年底，研究生考试中，我便大放异彩，总分考了全校第一，因而得到一个出国读研的名额。大学四年，考试无数，我知道该怎样对付了。考试不是智力竞赛，比谁更聪明，也不是自尊心竞赛，而是分数竞赛，是田忌赛马，是比谁笑到最后。明白了这些，再有了基本功——会做的题一定做对，考试拿到好分数又有何难？我们那个学校是部属重点大学，因而分到了几个出国读研的名额。倘若我77年考上清华，倒还真不一定能后来考取出国读研，因为名额少，能人多。这也算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
1982年1月，毕业那天——具体哪一天记不得了——的上午，系主任到班上来讲了几句话，然后发毕业证，豆腐干大小，上面写着，“修业四年，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我看看旁边一个同学的，也是“成绩及格”，觉得很没劲。那同学成天下围棋，真的只是“成绩及格”，而我实际上是门门优秀，结果到了毕业，大家都一样，“成绩及格”！那还要用功读书干啥？所以，毕业那天，系主任走了以后，那位成绩及格的同学兴高采烈，举着毕业证，放声高歌，联络图，我为你，朝思暮想……，而我却高兴不起来，感到失落。倒不是自尊心受到打击，而是觉得根本就不过瘾，学得太少。这就算大学毕业？那天，我坐在后来再也没去过的那间教室里，冬日温暖的阳光中，拿着那块豆腐干，这样自问过。
好在，我已经考取了研究生，不参加分配，也就没有同学们在分配前的焦虑。而且，我知道，还有长长的学习之路在等着我，我完全茫然无知的比利时在遥远的欧洲等着我。对这个结局，我很满意。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福即祸，我后来的命运，因为出国，是怎样的艰难和失败；因为艰难和失败，又是怎样的充实和丰富。回首毕业三十年的历程，虽然，以世俗的标准衡量，金钱，地位，贡献等，我可能辜负了77级的名声，那张毕业证，以及国家和人民给我的出国读研的机会，但是，若以学识而论，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我没虚度过一天光阴。
谨以此纪念我大学毕业暨考取研究生30周年。
附文：
感慨一下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
来源: 翦一休 于 2012-01-13 19:31:30
2012年1月，是大学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
国内同学的纪念聚会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据我向周围朋友打探，七七级今年的紀念活动，声势很大，就好像全国七七级的同学都动起来了似的。我也想回校参加活动。可惜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插着公司，要想专程回去一趟，实在有点儿奢侈。不过，纪念活动还真是撩起了一点儿怀旧的心情，激活了这么多年想说说七七级的 “年级情节”的愿望。不为竖碑立传长篇大论，就图了个愿。
我一直觉得七七级跟其他年级有点儿不一样。不是因为我是七七级的就这么说。首先七七级进校就跟所有其他年级都不同。从文革开始到恢复高考，中间有十年空白。在这期间大学要么关门，要么进不进大学与读不读书一点儿关系没有。只有那些真正想读书又爱读书的人，才会在政府反复明确宣布书最好不读，读也白读的时代，不抱任何功利目的地为读书而读书。要不说七七级有点儿书本气呢。读书在当时可能只是排遣或爱好，但却无意中为那场姗姗来迟的高考打下了基础。要知道，从1977年10月21日宣布恢复高考，到1977年12月10日开考，中间只有六周时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准备。因此，那次高考拼的是老底，拼的是到工厂到矿山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书本没丢基本功还在。有的七七级同学觉得自己能从570万考生录取27。3万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定很聪明，素质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七七级胜是胜在小李飞刀出手快，跟聪明不聪明没关系。又有人说77年的试题特别浅，所以七七级占了便宜。这种说法也有问题：竞争都是横向的，胜负定于一拚。纵向比没有意义，就像你不能说你现在知道相对论就比牛顿聪明一样。七七级的同学会说，给我一点时间复习，我会考上更好的学校。所以还是那句话，77年考试是一个突然袭击。面对突然袭击，仓促上阵，能够攻城拔寨，就算七七级对此有点儿得意，也不能算目中无人忘乎所以吧？有贾岛“剑客”为证：“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
对于一些七七级同学来说，入学也有点儿惊险。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头版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是这样界定招生对象的：“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周岁，未婚。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三十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我相信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反反复复逐字逐句地读过这段文字。坦率地说，这个通知写得有点儿粗糙，文字前后反复语气含混。光年龄就划了三条杠：二十岁左右，不超过二十五岁，放宽到三十岁。另外又加了三个括号来扩大范围。文字表述也不清楚，什么叫“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通知是一个紧急决定的产物。事实上，虽然八月六日已经决定恢复高考，但直到九月二十日经邓小平批示，教育部才最终决定停止原定的七七年推荐招生而改为恢复高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这么大的改变，不?卒才怪。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怎么感激邓小平都不会过。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通知没有为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关上大门。我是初六八级的，过了二十五岁，又没上过高中。通知中没有明确说可以报考，但也没有说不能报考。让不让考，就看单位怎么解释这份发挥空间很大的文件。我宁愿相信这种发挥空间是一些胸怀宽广目光远大对读书上学报有发自内心的认同的人们的蓄意而为。耐人寻味的是，从我们这批人入学还算一帆风顺来看，社会和单位对于上学读书的支持和尊重，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些做着大学梦的毛头小子的预料。中国社会源远流长的对读书和读书人的抬爱，不是十年对文化的反动所能颠覆得了的。
七七级入学是七八年三月的事。七八年是个什么年代？那是刚从文革走出来的年代。我们年级一位有心的同学，保存着当年学校发给每位新同学的欢迎词，弥足珍贵。我借花献佛，把它贴一段在这里，作为纪念。欢迎词是这么写的：“新入学的战友：红梅报喜讯，战鼓迎新春。十一大路线指航向，抓纲治国见成效。看，神州大地春满园；听，祖国四方传捷报！在这举国欢歌庆胜利，万马奔腾齐跃进的战斗声中，我们满怀革命激情，热烈欢迎你们——又一批朝气蓬勃的新战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亲爱的新战友！你们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选拔，担负着社会主义祖国赋予你们的历史任务，即将踏进大学的校门。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华主席抓纲治国英明决策的丰硕战果！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召唤！让我们并肩战斗，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奋勇前进吧！”这些文字今天读起来，恍若隔世，其文风和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幸反复聆听并摇头叹息的北朝鲜纪念金正日逝世的文宣有几分相似，在读多了北岛舒婷王朔韩寒李承鹏们之后，我们也许会对这些文字报之一笑。但如果我们因此对它们取倨傲轻慢的态度，就是对历史不敬了。这段欢迎词用很八股的文风所记录的，是一个不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们自己都是历史性的时刻，又岂是北朝鲜的廉价煽情可比？坦白地说，它们今天读来甚至很亲切。人就是这样，在知道再也不必担心走回头路之后，走过的山路也就显得不那么崎岖艰辛了，路上的别样风景甚至会留在心中。我还记得当年读到这些文字时的喜悦，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如今，经过三十年的打拼，七七级迎来了毕业三十周年。七七级的年龄跨度大，到今年年纪大的同学很多已经退休，年纪小的也已进入不惑之年。就大多数同学而言，事业上大局已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感情的疾风暴雨早已平息，年轻时的打球跑步熬上一夜第二天照样上课的精神头已不见踪影，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件时不时的会要求关照。这就是今天的七七级。而再过十年，当七七级下次聚会纪念毕业四十周年的时候，保不准有些同学会永远地离开了。（但愿不会如此！）岁月催人，因此这次同学聚会难免有些伤感沧桑的味道。然而，相对于重新集结的喜悦，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气应当还在。当再次相聚，我们可以把许多过去没有讲后来又不能忘的故事重新讲过，去掉一些青涩，添上一些老成，灵犀一点，来一次回到青春时代的时空穿越。我们可以再经历一次灵魂的朝圣，相逢一笑，洗净铅华。这样的聚会人生又能有几次？这样的同窗之谊一个人又能有几多？所以，让我们祝福这毕业三十年后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