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当过兵，所谓班长，就是中国学校里那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本位学生头儿。这种学生头儿，在中共干部编制里，没有位置，离最末一品都差得老远，但却是出将入相的起点。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胡哥，早年在清华，当过学生会的头儿。如果不是当过那个一分钱不挣的头儿，胡哥便不可能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我这里要说的学生头儿，离胡哥那种天降大任者当然要差很远，但性质相同，都是靠管理同学起家。他与我同龄，当了我整整十年班长（1964-1974）， 从小学二年级相识起，到初中，再到高中，直到毕业。非但如此，小学的时候，我和他两家住的楼还总是挨着，在一个区是这样，搬到另一个区，还是这样。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我出入他家，就像出入自家一般随便。初中的时候，有半年时间，我俩还是同桌。他文体极好，但学习不灵，我俩便互通有无，上课我抄他的——我看不清黑板，考试我让他抄我的，这样我俩都能得到不错的分数。
看客不要秉持现在的观点，认为班长那时考试抄我的有什么不光彩。那个时候，大家都那样儿。我不是光和班长这样配合。从小学四年级起，直到高中毕业，七年半的时间里，换过许多同桌，每个同桌学习都不好，而且常常是班上最不好的，于是我和几乎每个同桌都如我和班长那样配合默契。只有一个例外，高一下学期，和一个女生同桌时。那个女生很封建，考试宁愿不及格也不抄我的。一张桌子，一个条凳，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离我老远的。好在平时我也不必抄她的笔记。我上了高中后，必要时，上课已敢戴眼镜看黑板，不再有那种害羞心理了。因为我认为，我已足够有知识，配得上那副眼镜了。只是下课时才摘下来。
按理说，我和班长，又是街坊，又是同学，还是互相抄袭的同桌，应该有极好的感情，可是偏不，许多年里，我一想起他，心里便不舒服。我一向为人厚道，待人总先假定他/她是朋友，遇到与人纠葛，总先想自己有什么错儿，所以在我一生认识的上千人里，让我一想起来心里便不舒服的没有几个。80年代末期，大使馆那个管留学生的官员是一个，他刁难我，不给我延长护照，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位三朝班长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他弄坏了我的门牙。而牙齿，尤其是门牙，在现代文明社会，无论中外，简直就是通行证。毋庸讳言，我持这张残缺了的通行证，在中外社会上行走，与人交往，包括找老婆，找工作，影响是什么，谁都明白。
事情发生在我们9-10岁之间。一天夜里，我们一群孩子在一起疯跑，大概是捉迷藏之类的游戏，奔跑中，班长在我背后猛撞了我一下，我刹不住脚，如一片多米诺骨牌，飞撞到面前一根水泥电线杆上：门牙磕掉一块。我没怪班长，我家人也没去找他家人，我们依然是朋友，依然整日在一起上学，玩耍。但有一天，刚上初中的时候，他在一群同学面前，当着我的面，说我那颗门牙是我自己抱着电线杆啃的。我没说什么，维护了班长的谎言和他的面子，但我记住了他的话。并不是为君子报仇十年非晚，我才特意记住这句话的，而是我的记性太好，忘不了，但我一直也没拿这句话当回事儿。直到几十年后，不久前，忽然想到，不对呀，这说明，班长的人品，是极差劲的那种。至少，他没有忏悔意识。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忏悔意识。我有两个同学，一个是我小学同班，一个是我高中同班。1971年6月13日，是个周日，彼时互为初中同班的他俩，在公园里往树上扔石头砸杏。一块石头不幸落到其中一个同学的眼睛上。那只眼后来渐渐变瞎了。另外那位同学为此难过了一辈子，比瞎了一只眼的那位还要难过。其实那块闯祸的石头，也不一定就是他扔的，还有另外两种可能：别处飞来之石；那不幸的同学自己扔的，砸在树上，回落下来。但另外那位同学认了，承担了责任，也就承担了难过，一辈子的难过。我能理解这种难过。如果我是他，会情愿那只瞎眼是我的。
我能理解这那位同学的难过，不仅因为我和他一样，有忏悔意识，还因为我也承担过类似的责任。小学二年级，一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和三、四个同学一起，隔着篱笆，与校外一条马路对过的几个孩子互扔石块。忽然，那边的孩子里传来哭声，一个女孩的头被砸破了。我方的孩子停下手，都看着我，意思是说，是我扔的石块砸的。我也就认了。挨了老师批。父亲还亲自带着我，到那女孩家道歉，赔了两块钱。以后的几十年里，母亲老提这件事。每次我回国，她必然提起，说不明白，那么多孩子一起扔石头，怎么就一定是你扔的石头砸的？我当然也不明白，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好在那女孩伤很轻，没听说留下什么后遗症，也再也没见过她，所以我没感到多少内疚。但同病相怜，我特别能理解我那位同学。他的父母和其他亲人也一定问过他，怎么就知道是你扔的石头砸的？他也肯定回答不出来。有的时候，承担责任，便意味着无辜牺牲，没有道理可讲。
当然，门牙磕掉一块，和瞎一只眼，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伤害，不能相提并论，但性质相似，影响都是终身的。我不是大象，我属灵长类，大象一生换六次牙，而我只换一次，已经换过了，不可能再换。门牙那天晚上磕掉一块，就是我的一生磕掉一块，就如同那位不幸的同学，瞎掉一只眼，便是瞎掉一半的人生，许多事情都不可能了。
我可以不记恨班长撞我——他当然并不知道会因而撞坏我的牙齿，但难道，我没有权利责怪班长不知忏悔吗？他说那话的时候刚进初中，14-15岁，还不算懂事，但以后，不能说不懂事了，他也从未向我道歉过。我今天其实并不在乎他道歉不道歉，道歉如何，不道歉又如何？几十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别人看我时的目光所向和奇怪表情。道歉，毋宁说，更是道歉者的自我救赎。
好人当然也会做坏事，或因一时失手，或因一时糊涂，但好人做坏事与恶人做恶的本质区别，是好人知道忏悔，会痛不欲生，甚至会成祥林嫂，例如上面说到的那位在瞎眼事件中承担了责任的同学，而恶人从不知忏悔为何物。我当然不是说班长就是恶人，但他性格里有恶的成分。因为此，如果是班长在那位同学的位置上，他一定成不了祥林嫂。甚至，他会把责任推得光光的，就像说我自己抱着电线杆啃那样。想明白了这一点，我豁然开朗，心安理得了，理解了班长，同时也理解了我，理解了我和他的关系，为什么一想起他，会觉不舒服，会觉压迫感。原来，我与班长后来的疏远，是敌情使然，他在我潜意识里是敌人，而我却一直没意识到，一直以为，我没有敌人。
我在潜意识里把他当作敌人，不仅因为门牙，还因为我与他分属不同的阶级。他家是革命阶级，我家是被革命阶级。其实，他家祖上也是被革命阶级，只因为他老爸运气好，投身革命后没挨整，也没当俘虏，所以解放后户口本上就成了“革干”而不是“地主”，而我父亲，虽然参加革命比他老爸还早几年，按理说更应该“革干”，但我父亲运气太差，先遭自己人整肃，又被日本人俘虏，所以我家户口本上就一辈子保持“地主”了。于是，我与他，虽然都是红旗下的蛋，却一到世上便分属不同的阶级，命运因而截然不同。文革中，1970年，我家被革命当局扫地出门，他家一秒钟都没等，立刻抢了进来。真是相煎何急！其实，我家那房子与他家的相比，面积差不多，都是三室一厅，楼层也是一样的，三楼，只是视野宽阔一些。班长后来结婚成家，一直就住在那个我有许多记忆的房子里。那个房子，几十年里，我无数次梦见，始终不得门而入。对我来说，它就象征着共产党中国的阶级压迫、威权和霸道，所以我每次回国，从那楼下走过，仰头看那房子——我不能不看，心里就不舒服。此时此刻，对班长，这位高高在上的革命利益即得者，我怎能在潜意识里不深怀敌意？
当然，我明白，这些都不是班长个人的错儿，时代使然，不该班长个人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忏悔意识的基础是同情心，而同情心要求的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上看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班长没有忏悔意识，说明他没有同情心，他不能从别人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以今天的观点看来，班长的意识形态是有残障的，但在那个时代，又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特殊材料的配方里，没有忏悔和同情。
尽管如此，若我径直把班长看作敌人，恶人，不共戴天，感情上又有一道坎儿过不去，因为他还给我留下许多朋友一般的美好回忆。举几个例子。高二的时候，我和他步行去一个建筑公司还大提琴。那琴我在班上拉了半年，伴奏，无师自通那种。那天，我们一人握琴头，一人拎琴脚，看上去就像提着一口肥猪，只是没那么沉。走了十里路，其中一段是宁芜铁路，踏着枕木。枕木间的距离，一步迈一根嫌小，二根嫌大，很别扭的。一路上，我们谈了许多，但我一句也记不得。我跟他不说心里话，而他是那种没有心里话的人。不是心里话，便是废话，而废话是记不住的，尽管我记性超好。1978年末，寒假，我从武汉回到家，班长特意找到我，邀我一起去看望小学教音乐的韩老师。班长认为，我77年考上大学，是给韩老师争了光。韩老师那次说，江岩声从小就算术好。这我倒不知道。1995年，我回国探病父，班长和几个初中同学请我下馆子吃饭，之后执意用他的坐车——有司机的夏立面包车，送我回家，直到我家门口。其实根本用不着，从那饭馆到我家，走路不过十分钟。班主任张老师喜欢集各国硬币，我去她家拜访时，便给了她几个欧洲国家的硬币，记得其中有一套瑞士法郎硬币。班长找到我，一定要付我等值人民币，不过几十元而已。我无论怎么说，他都不收回。我只好假装笑纳，再专程跑到邮局，填汇款单，付了寄费，给他（或张老师）寄回去，颇费了一些时间。
给我留下这些美好回忆的班长，难道不是朋友吗？
潜意识里是敌人，心坎上又是朋友，中文缺少适合的词来表述这样一种奇怪的复合感觉。法文里倒有一个词很合适，Frère ennemi（兄弟-敌人），即敌人般的兄弟。什么是敌人般的兄弟？电影《情人》里有一个例子：兄妹三人吃饭，当大哥的，从小弟盘子里抢过一只鸡腿，一边大口吞咬，一边恶狠狠地说，鸡腿该我吃！小弟抹眼泪。排行老二的小妹“我”（杜拉斯）气愤地对大哥说，我恨不得你死（Je voudrais que tu meurs）！ 摔桌而去。是的，我与班长，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敌人般的兄弟，虽然敌对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天生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无论在一起交往多久，多么密切。
正因为，是兄弟，又是敌人，所以，几十年里，我经常在离班长一万公里外的地方，从内外双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他。
如果单从达尔文物种进化的观点来看，班长无疑是我们那一代人里进化最好的，最适合生存竞争。他个头适中，1米73，长相俊朗，眼睛不大不小，鼻子不高不低，嘴巴不阔不窄，皮肤不白不黑，总而言之，他全身上下，你就是架起倍数最高的俄罗斯望远镜，近看，远看，都找不到一个缺点，一切都恰到好处。尤其是，他的手脚和身段，极其灵活，体育极好，小时候，喜欢时不时找我摔跤。我力气跟他差不多，或许还稍大一点儿，但总是被他使绊儿摔倒，压在身下，动弹不得。班长的文艺最为突出。同样是吹笛子，他稍稍一吹，便鹤立鸡群，技压所有大块楼同时学笛子的几十个孩子，以至于大人们游行的时候，都要请他去。他小小年纪，坐在彩车里，吹“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多么光彩！大家一起刚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一回到家，他抄起笛子，就能把主题歌吹得响彻我们那两栋楼，“拉嗦咪嗦拉希多希拉—，拉嗦咪嗦拉希多希拉咪—，咪咪咪嗦拉嗦咪咪来多咪—，多咪咪咪多，多咪咪咪多，希来多希拉—”。
我也跟班长一起学过几天笛子，但很快就看出不是他的对手，这才改学二胡的。我家墙上一直挂着把二胡，有这个条件，虽然那二胡的蛇皮破了个洞。因为会拉二胡，我高中进了文艺班，班长笛子吹得好，当然也进了。后来从和县转来一个学生，也会吹笛子，班长就让他吹，自己改学手风琴，很快就拉得很好，能胜任一切伴奏，成为乐队的核心。
高中毕业，我们都必须下乡。班长主动报名去了最艰苦的淮北。大家佩服极了。就连照相馆的橱窗里，都陈列着班长的大照片，背着背包，胸前一朵大红花，朴素，英俊，潇洒。我了解班长，他不是那种好出风头的人，为了那张大照片，那朵大红花。他也不是那种热血青年，一听到学校领导作动员报告（说淮北大地一马平川，闭眼走一小时也不会跌跟头），便像有些同学那样，激动得不行。在我的印象中，班长从没激动过，无论为何事。倒不是他深沉，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激动因子。我相信，班长带头报名去淮北，只因为他是班长。也就是说，他是个负责的学生头儿，上对班主任负责，下对一班同学负责。否则的话，都像我这般落后，跑到和县吃大米，谁个去淮北吃山芋干？班上岂不乱了套？班主任如何对上面交待？一个班，40人，其中多少该去吃山芋干，上面是规定了比例的，就像1950年镇反杀头，1957年甄别右派。
事实证明，班长去淮北那种贫穷地区插队，是正确的选择。贫穷的地方，必然落后，落后便需人才，班长很快脱颖而出，当了大队干部，入了党。招工自然优先。不久也就回了城，提了干，年纪轻轻，未及不或之年，便荣登法院院长的宝座。他在我们班乃至我们那一届学生，五、六百人里，最早荣升正处级。班长的人生，真可谓顺当极了。达尔文进化论应用在班长身上，乍看起来，真是大获全胜！
然而，即使伟大如达尔文者，千虑也必有一失：在进化论里，达尔文没给上帝留下位置，而上帝最是公平。上帝赋予班长超群的外在条件，却没在他脑瓜里植入超群的智力或智慧。我和班长从小在一起，同学十年，同桌半年，知道他学习非常一般，没有任何一科出色。不是他不努力，是再努力也不会有多少改善。所以，班长的学习，一直也就是得过且过，考及格不费力，考90分不可能。但他也并不在乎。他并不需要非凡的学习成绩来提升自尊心，证明他的能力，维持他的超群地位。他已经足够优秀，足够白马王子了。
白马王子的婚姻当然顺利。班长不乏仰慕者，只需挑选就是。奇怪的是，在我们文艺班众多喜欢班长的女生里，班长选择了一位学习最不怎么样的。当然，她或许可以说是其中最漂亮的。然而，对于一个有起码智慧的男人来说，他一定明白，漂亮不能当饭吃，特别是，不能给子孙当饭吃。再说了，那位的漂亮，和其他女生相比，差别几乎微不足道。就如同将林黛玉，薛宝钗，晴雯，秦可卿排在一起，非要让你说出，哪个最漂亮？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统一答案，无非各有千秋，见仁见智而已。客观地讲，我们班的女生都漂亮，都远超平均水平，不然怎么能进文艺班，上台演出？
虽然说，在学校里学习好坏，与后来在社会上混得好坏，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大家都不学习的年代里，学习好的人比较有趣一些，聪明一些，不是吗？父母学习都好的，孩子的学习尚且不见得一定好；父母学习都不好的，孩子学习好的概率更接近于零。这不用想便知道。天下哪家父母不希望孩子学习好？所以，在得知班长娶了谁，尤其那是在舍了谁以后，我极感诧异。那个被舍的女生，舞蹈天赋超群，品学兼优，1978年考入一所著名大学，毕业后成为工程师，直到今天，快要当奶奶的人了，还有昔日文艺班同窗，几十年不见了，仍对她念念不忘，说她身材匀称，胸部丰满，舞姿轻盈。
我这样拿班长的个人私事大做文章，纯属无事生非，显我以小人之心，度班长爱情之惠，不仅得罪了班长，更无端得罪了那位同学，而我对她，根本毫无不良看法。我甚至记得，她的英文还是很好的，因为我改过她的英文作业，那时盛行兵教兵——英文老师因此可以回家奶孩子。不管怎么说，班长的婚姻，以任何标准评判，都是成功的，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如今，可说白首偕老，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婚姻更美满的呢？文学家们都说，爱情不需要理由，但实际上，爱情真的不需要理由吗？世上有没有不需要理由的爱情？即使在最低等的动物之间？假设爱情需要理由，再从小人视角看，我对班长的选择想到的唯一解释是，班长看上去白马王子，优秀得不行，其实内心很自卑，怕跟智力超群的女人待在一起，真的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可以说，班长不尊重智慧，而不尊重智慧的原因，是班长没有智慧。
或曰，智慧便是分数吗？也许，智慧现在不是分数，但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不读书，或读很少的书，智慧便是分数。
的确，在我关于班长的种种记忆中，没有一条和智慧有关。班长乐器演奏得好，但那只是一种技艺，算不上艺术。虽然从小就吹笛子，比一般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音乐，但班长对音乐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理解和灵性。举一个例子。高二的时候，我和他曾一起熬夜，为一首曲子配器，加前奏，过门之类的东西。我至今都记得那个难劲儿。当我们想自己写一段曲子的时候，简直就没有办法。后来，我下乡的时候，为公社宣传队写过一首曲子，还演出了，女生表演唱。我没觉得怎么难。我就在想，和班长在一起时，作曲怎么就那么难。他作不出来，搞得我也作不出来，一句都写不出来，写出来便划掉，而平时我的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些没听过的旋律，就像现在经常会胡思乱想一样。也就是说，我俩几乎同时接触音乐，他的机会比我还好一些，但他的乐思却还不如我，而我的乐感，不过略好于一般人而已，远非专业那种。我听音乐，有时会流下泪来。我拉二胡，能如醉如痴。我拉小提琴，能治疗我的抑郁。近年来，我忽然喜欢听西方交响乐了，但也听不出多少名堂，只是心仪，喜欢而已。我不知道，班长现在与音乐还有没有缘，除了卡拉OK，听不听高雅音乐，拉不拉琴。我和他，已逾37年没因为音乐待在一起了。说老实话，尽管潜意识里有敌意，但我有时还是挺想的，和班长再能待一起，一小时就够了，班长拉琴我拉琴。
前面说过，班长没有激动因子。是的，无论我怎样仔细回想，都想不起班长激动、愤怒、发狂、流泪时是什么样子。我相信，那就是没有。而这些表情，是和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情商连在一起的。因此，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班长没有情商，或者很低。他也不是冷漠、麻木。他就是没有。好像一部机器，该怎样运转，就怎样运转，毫无表情。所以，他招工进司法部门工作，真的很合适。虽然一开始，他只是跑龙套——开摩托递送文件，但很快就崭露头角，升任法官，继而院长。药家鑫案如果落在他手上，判决一定和现在一样。
了解班长的同学，或许不同意我的观点：班长没有情商，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和当年的老师们在一起？师生情难道不是情商？的确，我对此也曾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读了王蒙自传。他不无得意地写道，当了文化部长后，他去访问台湾，专程看望了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见到老师后，他跪在地上。我不禁头皮一阵发麻。至于吗？！ 我能想象，彼时彼刻，身为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跪在地上，仰头看老师的王蒙，心里豪迈着怎样一种温情。但假设，王蒙没当文化部长，仍是灰头土脸的右派，会去看望那位老师吗？我敢打赌，拿任何东西打赌，他不会！由此，我理解了班长。我注意到，我们班40人里，热衷于和当年的老师们在一起的，总是那么几个人，大多数同学几乎不去看望老师，有些从来不去。高中毕业37年来，我去看过两次老师，一次是大学毕业那年，1982年，一次是1995年，以后再没去过。师生情也是一种友情，而我自认为是极重友情的人，为什么不去看老师了？因为觉得没多大意思。我混得不好，去看老师，脸上无光。我尤其害怕老师问起——而老师一定会问起，江岩声，这些年你都干了些啥？我怎么回答？在失业？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写博客？老师能理解吗？我不相信她能理解。老师是个与时俱进的人，社会上流行什么观念，她就信服什么观念，而我不同，心向往之的，是乘一叶“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既如此，跟老师有什么好谈的？谈数学，我早已超过了她；谈文学，她又不懂；谈政治，肯定要吵架——我跟岳母一谈政治都要吵架的；谈家长里短，我觉无聊。那我还去老师家做甚？不是自作多情，自找难受么？
那为什么班长乐此不疲？
因为班长混得成功呀，虽然不及王蒙，但也名噪一隅，早早就当了大官——我们那个小地方上的。再看那几个常去的，也都混得极不错。这样的同学，才有资格和老师常在一起，彼此忆甜思甜，甜上加甜。老师，您没看错人，不是老师当年对学生的栽培，学生不会有今天，学生感恩不尽！老师，您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了，有何需求，尽管对学生吩咐就是，学生敢不效犬马之劳！于是，执手相看泪眼，彼此彼此，互相增光，其乐融融，心理上都获得极大的提升和满足，既温暖，又豪迈。这在法语里叫autopromotion，刚从诺东有声小说《Antéchrista》里听来的一个词。但我以为，这样auotopromoter出来的师生情，不能算作智慧里的那种情商。
我当然并不完全弃绝师生情。我只是对能当我老师的人要求苛刻，如同对我自己。我不接受中国人所谓的师道尊严，一日为师，一世为师之类的陈词滥调。我认为，那是矫饰。西方人就没这一套。因此，在我一生当中，能引起我师生情的，少而又少，严格地说，只有一人，巴西Venturini教授。他不但学问比我好，好很多，而且为人处世也是我的表率。他热情好客，朋友遍天下，档次都很高。我每次投奔他，去看他，都是在我最倒霉，最失魂落魄的时候，他从不因此而对我有任何鄙视，总是尽其所能，招待我，帮助我。这样的老师，我每次一想起，心底里便升起崇敬之情，想见一见的愿望。可惜，他已经死了。
关于老师，必须离题补充几句。我在前面说我数学早已超过老师，文学她又不懂，我当然自知语有不敬。作为她的学生，我后来有过比老师好得多的机会，上了正规大学，出国留学，读了博士，博士后，去过许多国家。我在学术上超过老师，完全应当，没什么好骄傲的。如果我敢因此鄙视老师，那我便是狗屎不如。评良心讲，老师对我很好。我的家庭出身那么差，她让我当学习委员，在那个时代，是需要政治勇气的。高二开学前，我到老师家，一再请求说，我不会当官，干不好，还耽误我的学习，让学习更好的人干吧。老师坚决不允，坚决命令我继续戴那顶乌纱帽，直到毕业。毕业前，老师说，毕业考试取消了，你们每人自己编，自己解一道题，交来就行。我冥思苦想，到了没编出那道题，没交卷。老师不以为忤，毕业成绩单上依然给了我数学“优秀”。我发疟疾，几天没上学，老师带着同学到我家慰问。那时我家住在小平房，相当于今天农民工住的房子，环境脏乱，屋子很小，味道很差，老师并没嫌弃。我从1962年入小学，直到1974年高中毕业，12年间，换了两座城市（南北相距两千公里），三所学校，她是待我最好的老师。其他的老师，如果我照实描写出来的话，以今天的观点看，绝大多数根本就不配当老师，最差的一个，甚至在课堂上，当众骂我肥头大耳。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能对孩子使用的语汇吗？但我依然不得不那样写待我最好的老师。不是我忘恩负义。前面说过，我极重友情，当然鄙视忘恩负义。是因为，我一直深感遗憾，在我最能学习的年代里，没有列宁的老师那样的老师，没有普鲁斯特的老师那样的老师。但这不是老师的错。我们生活在把天才弄成笨蛋的世纪。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外皆然。我对此一直有些怨气，老师无辜代世纪受过，学生抱歉。
最后能证明班长没有智慧的事实，是班长的发福。班长在我们同学里第一个当官，也第一个发福。大家都知道，当官的职业病便是发福，因而三高，继而短命。同学寄来的一张照片上，2008年，53岁的班长，肚皮凸起，脖颈很粗……（此处删去20字，因为老婆审查文稿时告诫我，莫太得罪人），简而言之，一脸官相吧——中国的那种，哪里还有当年白马王子的一点点影子？！他早早便在官场上混，怎会不知当官的危害？不严加注意？就那么放纵自己？不能说是遗传。他当官的父亲就不胖，那时没有那么多酒肉。只能说是班长没有智慧。我的一个插友，与班长同在一个城市，同样的年龄，同样大的官品，身体却保养得很好，参加局里年轻人的篮球比赛，可以打满场。这位插友，可说是有智慧，既为官一方，又能明哲保身。我想起班长的一个好朋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说的话。他说，曾当着班长的面，嘲笑班长一肚子民脂民膏，班长呵呵一笑，也不生气。我看着照片上的那堆民脂民膏，心情极为复杂，既为班长心痛——毕竟是儿时伙伴，十年同窗，情同兄弟；又觉上帝是公平的，给了班长什么，就收回什么，而且连本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