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我

昨天没课，傍晚下班，走路回家。7点多钟。夜幕已经开始垂落，但还能隐约看得见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 正常情况下，要走50分钟。这个时候，如果心情还好的话，就会考虑第二天的博文，该写些什么。通常，思绪在飘荡一段时间以后，会慢慢地凝聚在一个点上。再经过一夜潜意识里我至今也搞不清楚的运作过程，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就会有些话，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就会形成一篇文章。 

昨晚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个点，就是我的父亲。 

一直想写我父亲。甚至可以说，写我父亲，是长期以来我的人生意义。我一直怀疑，上帝派我到人世间来的唯一使命，便是记录我父亲的苦难，剖析他的人性。不然的话，为什么上帝会给我一颗事无巨细全都记得的脑瓜，文史嗜好，复杂的经历，能写一手不少人喜欢读的文字呢？但我又一直拒绝开始写。我怕写不好，糟蹋了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人生矿藏。 

昨晚的情形也是这样。一方面，在想他，琢磨他，另一方面，又在想不能写，还不是写的时候。我还得谋生，还得写狗屁论文；父亲还活着，85岁了，还有些老年人通常有的病。别把他气死了。我本来就是不孝之子，那样一来，就简直是大逆不道了。后来，走着走着，下起雨来，越下越大。几番躲雨，站在树下、屋檐下，没事可干，忽然想到，何不先写篇叙事散文，简单些，轻松些，随便些，不涉及他那复杂的、我还不甚清楚的历史，只写我记忆中的他，而且不带感情地写，就像“返璞归真”的那种零度情感文笔？ 

常言道，知子莫父。但我很怀疑，父亲究竟知道我些什么？自1978初到武汉上大学，我就算离开了父亲。经过30年几乎不间断的学习，在学术上，尤其在数学力学上，我想我早已全面超越了父亲。文史和外文方面，更不要说了。若论周游列国，走南闯北，那更不是一个数量级。父亲从未离开过中国。然而，在父亲面前，我仍然觉得直不起腰来。 

最早的记忆，应该是我4、5岁的时候，在内蒙包头，父亲骑自行车送我去托儿所。 

接下来，就是父亲不让我吃家里的窝头。我上的是全托。周一早上到幼儿园，周六下午，我哥哥接我回家。通常是我三哥去接。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但幼儿园并不困难。有大米稀饭，有白面馒头。只是不能敞开吃，每个孩子有一定的分量。我知道三哥喜欢吃馒头，通常周六那天，我会省下一块馒头给他。到家后，晚饭时，我会拿桌上的窝头吃，其实我在幼儿园已经吃过晚饭了。但孩子总是馋的，隔锅香的。 

父亲这时就会对我母亲说，不要让他吃，这孩子营养已经够了！母亲若为我辩护，父亲就会说，他在家没有定量，他吃了，别人就得少吃。 

父亲好客。我家那时经常人来人往。他的一些同事，成群结队的学生。有一次，来了一些人。父亲叫我到旁边房间一个人呆着，给了我一根铅笔，一张纸，要我坐在小板凳上画画儿。而我心里，很希望能在那些客人面前显摆，得到好评。我认为，我的画儿水平很高。 

上小学了。放暑假了。暑假结束那天的深夜，父亲在刻钢板，我坐在他的桌旁，写暑假作业。疯了一个暑假，第二天要开学了，才拿起作业本。是些算术作业。不难，但量大。我飞快地演算，一个晚上就写满了整整一本作业。 

那应该是父亲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我的学习能力。 

后来，母亲曾一再地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情： 

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家长会，本来应该是我父亲去开的，因为母亲要倒夜班。但父亲不愿去，嫌我笨，怕丢人现眼。他只要去我哥哥和姐姐学校的家长会。没办法，母亲和人调换了夜班，去开我的家长会。开完会，母亲回到家里，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她大声地对父亲说，想不到吧？老师说的，岩声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是最好的。这件事成了父亲在我家的一个笑柄，经常被母亲抖落出来，嘲笑父亲。 

母亲经常嘲笑父亲，嘲笑了一辈子。我从未嘲笑过任何人。这一点，我像父亲。 

1964年，我家迁到南方。父亲是河北人。吃不惯大米，吃了就胃疼。所以他总是买馒头或者烧饼吃。我也总是趁他不在家，偷一点儿他的馒头或者烧饼吃。他从未因此训过我。1964年以后，没有粮食问题了。 

小学三年级，打群架，扔石块，对方一个小女孩的头被砸破了，大家都说是我扔的石头砸的。父亲带我去那家赔礼道歉，付了两元钱，算是医药费。 

文革时，我拿着家里的一把木匠斧子，去大块楼旁边的建筑工地，偷隔音轻石（可以做船），被逮住，扣了斧子。是父亲去交涉的。颇费时日。待斧子要回来时，斧刃已被工人砍锛了。 

以上是我给父亲闯的两次祸。我还闯过其它祸，但那些都不是父亲出面处理的。在父亲三个亲生子女里，我最小，却是闯祸大王。我三哥和姐姐从不闯祸。 

但姐姐有时和我打架。有一次，父亲还鼓励我，说“打她（指我姐姐）！使劲儿打！” 我忘了是为什么，可能是我姐的错儿吧？否则父亲怎么会向着我？这很稀罕。绝无仅有。但我存疑。因为我从不记得，我姐有过什么错儿。我母亲那时在农村巡回医疗。也许是，父亲一人在家，看三个孩子，令他烦不胜烦。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写了篇作文，记假期里的一件事之类的东西。我写的是，到一座焦化厂，爬一个百米高的烟囱，爬了一截儿，不敢爬了。但就在已经爬到高度往下看，世界变得很小，人像蓝色的蚂蚁。 

父亲从没过问过我在学校的学习。但那次，不知怎么，他看到了我的作文，大发光火，训了我至少一小时。他说，蓝色的蚂蚁，这是杜勒斯骂共产党的语言！你怎么能这样写？！反动！ 

我知道杜勒斯是美国国务卿，朝鲜战争时到过朝鲜。我家有本画报上有他的照片，在一个战壕里，周围聚着一些军官。下面的文字是，杜勒斯秘密策划侵略战争。但他也说过蓝色的蚂蚁？我却不知道。 

我12岁那年开始自学拉二胡，用的是父亲久已不拉的京二胡。那胡琴的蛇皮破了个洞，有二分硬币大小。同年不久，父亲给我在一家处理品商店买了一把新二胡。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曾多次走10多里路，到那商店仰视挂在墙上的那种二胡，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价钱是5元。 

在我记忆中，在那之前，父亲未曾给我买过任何东西，我也未曾向他要求过任何东西。有件事情，我记忆尤深。小学三年级时，老师要大家买《新华字典》。我走了十里路，去农村母亲巡回医疗的地方找她要钱。其实父亲就在家里。但我张不开口。那天不巧，母亲不在，我就又走了十里路，去采石江边玩，在长江里游泳。傍晚回到母亲驻地，还是不在。母亲的同事，一个医生，认识我，问我有什么事。我只好说了要钱买字典。那医生借给我两元钱。 

1974年初，我高中毕业。父亲52岁了。是他骑了几十里路的自行车，去为我联系下放的地方。本来学校安排大家去另外两个县，一个淮北，一个皖南。父母亲哪个都不要我去，非要去他们联系的和县不可。我现在能理解。可能是因为，那里离家近一点儿，还有父亲的同事下放在那儿当“五七”干部（即管理知青的干部）。 

父母亲还请过那位同事夫妇到我家吃饭。饭间，我听母亲说，我家这孩子，多才多艺，会拉好几种乐器，文采也很好，作文总是得到老师好评。父亲连声附和，是的，是的。我心里非常非常惊讶。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在别人面前附和母亲对我的夸奖。当然，我知道，那是在为我做广告，是为我到农村后有个前程。我并不相信那是他内心的看法。 

一个迹象便是，无论我下乡还是在武汉上大学，总是母亲和我通信。只是到我1982年出国留学以后，才变成父亲和我通信，并且一直到现在。这可以解释为，父亲认为我“成器”了，才接受了我。（2007年3月6日，于巴西，Panam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