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曾有幸当兵，却在“三连一排”这么一个听起来像兵待的地方待过两年半。那是我初中上的班。文革中，1969年9月，中学重新开门，复课闹革命，班级和年级的名称全都军事化。一个年级是一个连；一个班，50几人，是一个排；排以下，分四个班，每班十余人。我们为什么叫三连？记不得。也许毕业时，我们算三年级，所以叫三连？也许入学时，在我们之上的两个年级分别叫做一连和二连？猜想而已，有待证实。
面对这张斑驳而模糊的老照片，我感到些许遗憾，因为许多人尤其是大多数女同学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我还是能清楚地记得许多事情——当然，也忘掉了许多，一定。
一、汪老师与红色日记
1969年9月，马鞍山的天气还在秋老虎的尾巴上。我们坐在教室里，窗户虽然大开着，仍然汗流浃背。听的第一堂课，是班主任倪克英老师的丈夫，汪成虎老师（照片第二排，右起第三人）畅谈理想。她和他是同学，都是学俄文出身的。他当时好像是革委会副主任，换算成军职，相当于副营长。他对我们说，人生应该是本红色日记。他还说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那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这段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早已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如今，汪老师如果还在世，肯定已经白发苍苍，退休许多年了。他要是还想得起来40年前的那堂课，想起红色日记，一定会自己也笑起来。如今的中国，除了国旗和天安门城楼，胭脂和口红，医生的红包，还有什么是红的？所有那些写过红色日记的偶像们，雷锋，王杰，焦裕禄，麦贤德……，还有谁立着？
二、周老师与印巴战争
1971年11月21日，爆发印巴战争，印度军队侵入东巴基斯坦。中国的报纸和广播一面倒，世界舆论也一样，支持巴基斯坦。周老师，男，40多岁，瘦长身材，穿米色风衣，立于讲台上，给我们上时事政治课，讲解印巴战争的进程。大家听得聚精会神，热血沸腾。最后，他总结道，战争的胜败，是以民心的向背来决定的，印度是侵略者，失道寡助，必败。他说完这话，下课铃响，下课了。后来，再也没见他来给我们上时事政治课。
那次战争的结果，恰恰和周老师说的相反，是失道寡助者，大胜；得道多助者，大败，东巴基斯坦成了现在的孟加拉！
三、倪老师与”共产主义”
倪老师是皖南人,文革前毕业于芜湖师范学院俄语专业。那个时候，教英文的老师大多是从俄文改行的。有一次，倪老师点我站起来，念她在黑板上写的大字,“communism” 。对于初学英文的孩子们来说，这么多音节的词是很难念的。好在家父也会几句英文，曾教过我这个词，于是我就很熟练地念了出来。倪老师说我发音不对，让我学着她念，我死活不愿意。倪老师很生气，以后两年的英语课里，再也不点我起来发言了，弄得我上她的课总是不自在，做贼似的。后来上大学，听到一位山东籍同学，把字母“n”念成三声的“嗯”，才明白我当时的问题。家父是河北人，我跟他学的“共产主义” 肯定有河北梆子的味道，难怪来自皖南的、学俄语的老师听着难受。根据我多年学法语之后，再学葡萄牙语的经验，我猜测，倪老师当年的英语，一定带有老毛子的口音。
四、拉练，红薯，煤球本子
汪老师演说完人生是本红色日记之后，没几天，我们就背起铺盖，出发战备拉练。全校师生都走了。走了一天的路，到达马鞍山郊区的卜塘公社。在老乡的空房子里，打地铺，住了一个月。这次拉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饥饿。每天最盼望的，是开饭。而开饭没多久，又饿了。烧饭用的柴禾，是我们自己到山里砍来的，要走十几里路，还要爬山。每次砍柴，都是一项把我们搞得狼狈不堪的巨大工程。不要忘了，我们不过是些十三、四岁的城里孩子，哪里干过这样的活儿？
两周后，我受不了了，找到村里的一家老乡，拿出我妈给的零花钱，交给老乡，和他说好，每天到他家锅里吃几个红薯。吃了两天，我不饿了，但我的好朋友张伟男还饿，我就拉他一起去吃。后来，不知谁打了小报告，班主任倪克英老师知道了，开会批评了我。于是，就不能再去吃红薯了。时至今日，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师要管这事儿。又不是白吃老乡的红薯。是怕人家知道，六中的学生吃不饱饭？
一个月的拉练终于完了。回城那天，我们兴高采烈，出发前，在一个草堆上翻跟头，打滚。回家没几天，收到一封信，我们住的那个村来的，说在草堆里捡到一个煤球本子，让去取。我家正为到处找不到煤球本子着急。那时候，我家买煤是我的事情。一定是我出发拉练的时候，忘记把衣兜里的煤球本子留家里。我从小就有好忘事儿的毛病。我找到张伟男，请他帮我跟倪老师请假，我立即去卜塘公社拉练住的村子拿煤球本子。我一个人，又走了一天的路，到那个村子，还买了一张毛主席像，送给捡到煤球本子的人，以示感谢。我回来以后，听张伟男说，倪老师很不高兴的，说我先斩后奏。如此一来，我与倪老师，算是有了三个过节（“共产主义” ，红薯，煤球本子），她便成了我在马鞍山六中最惧怕的老师。初中两年半，差不多有两年的时光，我生活在倪老师的阴影里，心情郁闷。所幸，毕业那年，换了班主任，新分来的大学生，裘克明，学物理的，当了我们这个毕业班的班主任。
五、班主任裘克明
裘克明分来六中当老师，是文革之罪。因为他学那物理，不是为了当中学老师，是那种高精尖的物理，具体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反正不是师范类物理。他那高精尖专业，分到六中所隶属的17冶金建设公司，毫无用处，就给弄到中学来了。他属于文革前5年内入学的大学生，俗称老五届。我的大哥和二哥都是老五届。老五届大概要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倒霉的大学生。在校没学多少东西，毕业分配乱分一气，甚至连结婚找对象都得朝工农看齐。我二哥学的是金属加工，分配到一个县里的农机厂，也还算是专业对口。我曾到他的农机厂去玩过，知道他的同事里，有学导弹的，有学核物理的，有学天文物理的，有学高分子化工的。这些人先是分到那个县，然后又别无选择地分到农机厂，因为那是县里唯一的国营单位。他们到了农机厂，完全无用武之地。
因为我大哥和二哥的原因，我对也是老五届的裘老师有一种天然的尊敬。我与他没有过节，但也不是他的亲信，一般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而已。裘老师到我家来访过。那时我们已经搬离大块楼，住在小平房里。裘老师来家访，和我父亲对坐在小平房门前的土地上，一人叼一根香烟。裘老师闷头抽烟，不怎么说话。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我的脑海里，没有他的笑容，但他并不缺乏幽默。在学校农场劳动的时候，有一天，我剃了头，裘老师对别人说，江岩声一下年轻了好几岁。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句他关于我的说道。
我们毕业以后，裘老师调去了南京，大家就没了他的消息。
六、语文老师与作文
初中两年半，有过几任语文老师，记住姓氏的有两个，吕老师和顾老师。不知为什么，每次想到吕老师，便想起吕叔湘。其实这两人毫无关系。而且，吕老师是个女的。我那时写作文还在混沌时期，但已会一些虚构了。一篇作文里，写我一大早到新华书店，排队买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我把排我前面的人，虚构成老农，脚上沾泥，嘴里喃喃，说些那个时候的忠心肉麻话。作文本发回来了。我看见，吕老师在我描写老农的几句话下面，画了一连串的红圈。我理解，那是吕老师激赏之意。自那以后，我在吕老师手里的作文，没有太差的评语，成绩至少也是个良。下一年，换了顾老师，男的，个儿不高，但会跳高，而且是那个时候很少见的俯卧式。他布置的头篇作文，是写《红灯记》观后感，题目自定。我写的题目是《叱咤风云的李玉和》。我很得意自己能使用成语“叱咤风云”。可是，顾老师的评语很不好，只给了个及格。以后，我在他手里的作文成绩一直都不好，最多得个良，不管我如何努力写。我因此惧怕男语文老师，并得出结论，作文成绩的好坏，全在老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结论，直到今天，我以为，仍然部分有效。文章，就如同萝卜青菜，从来都是各人所爱，见仁见智，而且，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作者自己的看法，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今天，作为已经写了50万字的散文、杂文和小说的作者，我相信，我有资格重新审视当年这两个语文老师，谁更有道理？我以为，是吕老师，她不愧是一代语文专家吕叔湘的本家。我当然不是说，吕老师给了我好分数，她水平就高。我想说，她作为年资更深的语文老师，更懂得孩子的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发展。我那时15岁。这个年纪的孩子，能够写出“脚上沾泥，嘴里喃喃”，说明他有细致的观察和描写能力，应该给个好分数。顾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我又大了至少半岁，这个年纪的孩子，能够正确使用成语，表明他语言能力发展迅速，应该鼓励。相比之下，我的大多数同学，还写不出大致通顺的句子。
能够纯熟地使用成语，是提高写作能力必经的一个过程。就好比学画画，你先得学画得像，然后才可以考虑怎样像毕加索那样画得不像。一个成熟的写手，当然可以根据他个人的修辞喜好，或者大量使用成语，例如王蒙（必须承认，王蒙在文字上还是个大家，虽然政治上是个大妖），或者刻意避免使用成语，例如王小波，例如阿城。但这后一种不适合要求15、6岁的孩子。顾老师好像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专业，也属于老五届，但那不是师范，他极有可能不懂教育学，只是根据他个人的修辞风格来评判孩子的作文。
是的，我的中学老师，特别是初中老师，都是些杂七杂八的来历。每想到这些，我便深感遗憾。普鲁斯特能够成为一代小说大师，和他中学时有过可称为哲学大师的老师，有极大关系。而我，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何曾有过这样的老师？！何曾有过大师？
七、浅挖洞
拉练回来，没有上课，直接就去挖防空洞了。在学校东面的树林里。没有炸药，不能深挖，只能在土层里挖。马鞍山市属丘陵地带，土层浅，不可能挖成《地道战》里的那种洞，大家就先挖壕沟，半人高，上盖木板，再复上土。这种洞，以我当时的军事知识都知道，子弹都能打穿，更不要说炸弹了，能防什么空？不过是自欺欺人，闹着玩儿罢了。但是，大家仍然挖得兴高采烈，热火朝天，甚至挑灯夜战，好像美帝、苏修或者老蒋马上就要打过来似的。
我记忆中，防空洞挖了一个月。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中学的头两个月，一个月拉练，一个月挖洞，只上了一堂课，听汪老师讲人生应是本红色日记。
八、学农，学工，学军
九、陈玲的政治工作
前面说过，我们是三连一排。顺理成章，现在的班长，那时就叫排长。设了三个，一正两副。陈玲是正排长，包诚和沈卫东是副排长，倪老师于开学时指定的。能当正副排长的，自然得根红苗正。陈玲家在花山区小平房，我曾偶然从她家门前经过，去找同学薛平安，看见她在家门口的水龙头下洗衣服，说了两句话。看上去，那是个工人家庭，生活不会好，不可能天天有肉吃，但她却胖，一张大脸，白皙皙，形如满月。她为人和善，我从未见她生气，从未见她板起脸训人。这里，我把她与政治工作联系起来说，是因为我向她汇报过我父亲的历史问题。遥想当年，我，15岁，她，16，或者17，这样两个半大的孩子，坐在久已坍塌、形如考古遗址的防空洞废墟上，在下午的阳光里，庄重地、严肃地评判着他们自以为懂其实不可能懂的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谈论着托派，叛徒，谈论着党的政策，以及这些对我的影响，能否加入红卫兵。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应该为那次谈话感到羞耻，还是悲哀。
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YES，我也干过红卫兵! 只是那时的红卫兵早已丧失了打砸抢的权力和威风。
十、田奎臣说书
《三连一排纪事》写到这里，算是进入了叙事转折点，就像李白说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我终于翻越了沉重如群山般的老师和政治，开始叙述同学们的故事了。回忆老师，令我郁闷；回忆同学，令我愉快。我相信，只有乏味的老师，没有无趣的同学。上学如果没有同学，那该多么不幸，味同嚼蜡。而在我看来，三连一排最有趣的同学，当推田奎臣。这里的“趣”，不是风趣的“趣”，是人之趣。
田奎臣幼年丧父，和年迈的母亲住一起，靠他哥资助度日。在马鞍山市，我从未见过像他家那样贫寒的。一间屋里，一张饭桌，两只凳子，两张单人床，两卷铺盖，若干锅碗瓢勺，便是他娘俩的全部家当。当然，他家墙上，挂有一把精致的高胡，有一本《怎样拉二胡》，但那不是他的财产，是他哥的，借给他。因为对二胡共同的爱好，我和田奎臣很快成了朋友。他那本《怎样拉二胡》，二百多页，我全部手抄过。
一般而论，田奎臣的口才并不好，和人在一起时，常没他什么话。但拉练的那个月里，不知怎么开始的，每晚睡觉前，他给大家说书，说武松。最精彩的，是王婆教唆西门庆，如何搞潘金莲，第一要怎样，第二要怎样，……。那个时候，大多数同学，包括我，都还没正经看过长篇《水浒》（可能看过一些小人书）。后来，我翻遍《水浒》，《武松传》，《金瓶梅》，都没有像田奎臣说的那么精彩有趣。至今想不出他是从哪里看来的。
田奎臣另一个极有趣之处，是他背《新华字典》。非常有毅力，坚持了很久，而且背出了名声，不仅同学们问他字，有时候，班主任倪老师给我们念中央文件，或者两报一刊社论, 遇上不认识的字，也问他。有一任语文老师，我忘了她姓什么，长得相当漂亮，很欣赏田奎臣，不仅作文常给他好分数，而且有一次，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特意走到田奎臣面前，亲自把批好的作文本还给他。这令我暗生嫉妒。因为我反复读过《怎样写作文》，文革前的书，那书里说，会用冷僻字，并不代表作文写得好。果然，换了其他的语文老师，田奎臣的作文就不那么风光了。
初中毕业后，田奎臣没上高中，去了皖西农场。他给我来信说，到达农场的第一天晚上，下着雨，在欢迎晚会上，他当着几千人上台，用他带去的他哥那把高胡，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为他欣慰。我知道，他差不多只这一首歌拉得顺当一些。
我在武汉上大学期间，田奎臣带着在江苏农村找的未婚妻来看过我。他那时已经调回马鞍山，在一家工厂的食堂里工作，每天骑三轮车，负责买菜。
十一、事实在于还是胜于雄辩
因为上面写到拉练的夜晚，田奎臣说书，我就想起在那同样一个夜晚，李茂清和张伟男之间发生的争论，事实在于雄辩呢？还是胜于雄辩？年龄小，个头也小，有时还鼻涕邋遢的李茂清，坚持认为，事实在于雄辩。张伟男则说，事实胜于雄辩。一屋子的同学，睡在地铺上，铺盖下面垫着稻草，稻草里面藏着许多跳蚤，参加了争论。很热烈。除了李茂清，都赞成张伟男。我没怎么说话。我不爱争论。文革初期，我看过许多争论，看着争论双方发展成武斗，死了许多人，最后，却原来，大家都是革命派。我因而明白，争论不解决任何问题。时隔40年，我把李茂清和张伟男的争论写在这里，作为文革中一个小小的泡沫，用以说明，那时的孩子，生活条件差，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跳蚤咬，满身红包），但精神世界丰富，形而上，个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像现在的孩子，形而下，脑满肠肥，个个想着当老板，当贪官。
十二、史荣明的拳头
史荣明是我的同桌，身材短粗，壮实，力大。他的拳头很特别，朝下打在板凳上，能发出啪啪的声音，好像用苍蝇拍打苍蝇那样。原因在于，他手指短粗，握成拳后，趾骨之间是平的。我当时不知道，听他说是从小练出来的功夫，信以为真，每天握拳捶打板凳面。当然毫无效果，除了让他心里暗笑，和把我自己的骨头打得生疼以外。
在三连一排时代，上学凭的是力气，不是脑袋。那时，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超过上课的时间；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超过脑力劳动。我们不仅要到工厂学工，到农场学农，一去数月，而且隔三差五的，还要去捡废铁，要走十几里路到市里去开各种各样的大会，宣判大会，庆祝大会，声讨大会，批判大会，……。我今天算了算，初中两年半，五个学期，我们学过的全部教科书加在一起（一本语文，一本数学，一本工业基础知识，一本农业基础知识，一本油印的英语教材），厚度不超过一本《水浒》，而且还是被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的断本！ 所以，那个时候，学习好不好，根本就微不足道。而力气大，干活就好，就能博得老师好感，女同学好感，就能早日加入红卫兵，甚至共青团，好处多着哩！所以，我很崇拜我的同桌史荣明，尽管他在学习上一窍不通。我认为，他在班里，乃至全校，都是无敌的。只是，我从未看见他真的跟人打架，证明他的拳头威力无穷。唯一一次，是跟另一位同学，高出他一头的尹光文摔跤。两人互相抱着头，仿佛两头顶角的黄牛，半天不动一下。最后被人拉开了。我觉得，很不过瘾。
初中毕业后，史荣明到卜塘公社插队。同组的几个知青据说都是打架大王。他们抱成团，打遍公社无敌手，老乡们都害怕，不敢惹他们。
1995年，我回国探望生病的父亲。在17冶澡堂的大池里，云蒸雾绕之中，忽听身边一个影影绰绰的裸体人问道，你是江岩声吧？我转头，眯起近视眼一看，是史荣明！乖乖！至少20年没见了！我们隔着雾气，搓着各自身上的泥，说了些你怎样、我怎样的知己话。那之后，再也没见过他。
十三、刘有山的斗争哲学
三连一排的年代，是班主任鼓励好学生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年代，如果你不如此，而你又是好学生，那么，老师在学期末评语里就会给你写上“希望大胆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在班主任倪老师的眼里，我肯定不是好学生，甚至可能差不多已经是坏人了，所以我从未得过这样的评语。以今天的观点看来，那些所谓的坏人坏事，不比鸡毛蒜皮重。可是，在那个年代，却是红与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严重区别。刘有山在这样的斗争中是急先锋，而且是忽然地，脱颖而出。他在全排大会上起立发言，痛斥坏人坏事时的雄辩口才，我记忆尤深，尽管想不起来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尽管我至今都弄不懂到底为什么。我知道的是，班里的同学大致分成几派。刘有山所在的派，可称之为才子佳人派，成员都是些班干部，或班主任的亲信，长相文静，学习较好，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其对立派，是以史荣明为代表的下里巴人派，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年龄大，力气大，劳动好，学习不好。两派之外，是逍遥派，以爱学习不爱劳动的陈建宜和下苦功背字典的田奎臣为代表。我不知道我算哪一派。我和史荣明同桌，自然是朋友，配合默契的朋友：上课我抄他（我看不清黑板），考试他抄我。有一次，我到他家玩，过了中午，他拿他父亲的饭票到食堂给我买来一盒米饭，上盖雪里蕻炒肉丝，味道鲜美，终生难忘。我和刘有山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和他那一派里的班干部们也常在一起玩，学习上他们有做不出来的题，会和我讨论。这样的结果是，两派谁都跟我好，却又谁都不拿我当自己人，所以我到了都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两派不共戴天，不仅不说话，还差点儿打起来，把个班主任倪克英也搅合进去了，和才子佳人站在一起。我相信，这可算文革景观。文革时期，人们喜欢把个人好恶，上升到大是大非的高度，从而引发派别斗争。
十四、大龄倪正保
在没认识倪正保之前，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忠厚老实的。众所周知，老实人比较容易受人欺负，所以，倪正保的出现，使我暗出一口长气，因为我看出，他比我还老实。倪正保不仅是三连一排最老实的人，而且也是年龄最大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的确切年龄。只记得，开学第一天，迟到的他，梳着大背头，摇着折叠扇，一步三摇，走入教室，走向最后一排座位的时候，大家以为，是位老师来了，来听课的。继而，班主任宣布，这是同学倪正保，大家都愣了，接着，哄堂大笑。倪正保没有气恼，憨憨地陪笑着。
三连一排的学生，就像我后来上的77级大学班那样，年龄参差不齐，非常的参差不齐。1969年9月入学时，我14岁。班上有比我小的，更有比我大的，例如史荣明就比我大两岁。倪正保当时的年龄，我估计，当在18、9以上。这个年纪，搁今天，该是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年龄。而他，刚上初一！
怎么会搞成这样？我不确切知道。一个现象是，凡年龄大的同学，都是本地人，学习比较差；年龄小的，大都是外地人，例如我家就是从内蒙包头迁来的。这可以解释为，本地的教育落后，孩子上学晚，教育质量也差。另一种可能是，年龄大的学生原来在小学，老是留级。文革开始后，不考试了，多年的留级生铁树开花，枯木逢春，可以顺利升级，毕业进入中学，于是，就造成了大龄初中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以倪正保为代表的大龄初中生，就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文革的话，他们可能连小学都毕不了业，更不要说进中学，并且顺利毕业，拿到初中毕业文凭。所以，老毛说得对，事物都有两面性，文革也不全都是坏事儿。特别是，如果和现在的贪官污吏，个个都能弄顶博士帽戴戴，从而把博士文凭弄得声名狼藉相比，倪正保他们在文革中能够初中毕业，绝对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倪正保是个老好人。我跟他分在一个班（三连一排分为四个班），关系融洽。但我实在想不起来，他毕业后去了哪里。我很想念他。
十五、女同学杂忆
开始构思《三连一排纪事》的时候，我先试着回想所有同学的名字。我看着照片，一个一个地回想。结果，25个男同学，我想起23个名字，并且，每个名字下，都自然而然地，冒出一串故事，仿佛气泡一般，浮出记忆的大海；可是，24个女同学，我只完整地想起三个名字，和两个女同学的姓氏，记错了一个名字，其余17人，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脑子里一片茫然。我知道，有个女同学，叫纪世露，上课的时候，就坐在我前面，可就是认不出是照片里的哪一位。这些，说明什么？说明我也有过单纯岁月。是的，和假模假式的高中两年相比，初中的我，活得比较真实。的确有倪老师的阴影，可是，那又怎样呢？倪老师不在场的时候，我一定也快乐过，因为我有那么多有趣的男同学。他们是如此的有趣，以至于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他们吸引，目不斜视，看不见女同学了。陈玲当然例外。我向她汇报过父亲的历史问题。我还能想得起王道勇（但忘了“道勇”），因为她是我1976年当工人时的同事。同学的时候，她一点不出色；同事的时候，非常出色，以至于一个张姓青工，于夏日的夜晚，天天到她家门口唱歌。我酸溜溜地陪着这位勇敢的多情歌手，望着昔日同窗家黑黢黢的窗口，想，真是女别三秋，当刮目相看。顾宪平（这个名字完全忘了）与我后来同校不同班过——1976年秋-1977年春，在浙江白沙镇浙江冶金专科学校，学会计，但没说过话，就好像互相不认识。她也出落成一个美人，在那会计学校里，相当引人注目，我同寝室的七、八个同学，经常说道她。
十六、温汉陵的爱情
温汉陵和我不同，可算性早熟。我们同年级一个女同学，初中毕业去了皖西农场，温汉陵为追那个女同学，硬是不要上高中，也去了那个农场，把他爸爸气得要死。其实，他大概是三连一排年龄最小的男同学，最应该上高中的。我最近曾向他家当年的邻居打听那个女同学的名字，邻居说想不起来了。那个女同学的样子，我还有印象。她说话的声音比较特别，有些沙哑，用现在的话说，是性感。我觉得，温汉陵这个故事，虽然可算不要读书要美人的典型，属当今少儿不宜，但还是相当感人。至少，他勇于追求爱情。当然，这里面，也有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过，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初中两年半，所读书的厚度，只相当于一本七十回的《水浒》。李逵如果在世，一定会骂道，读书，读书，读甚鸟书？！可惜，就像绝大多数初恋故事的结局一样，他与那个女同学并没有成。后来恢复高考，他没考大学。再说了，怎么考？就凭多年前读的那本“《水浒》”？
温汉陵没有上大学。但我相信，以他的勇气和闯劲，他现在一定干得非常不错。我为他祝福。
十七、结束语
还有许多故事。在我拟就的提纲里，还有如下小标题：邱震明的厄运，石勤富的中长跑与英语，张伟男的巧手，陈建宜的聪明，老歪的倒立，范德平的肥肉和小提琴，……，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篇幅太长了。没有时间。和文革的关系也不是很大。真的写起来，会弄成以己滔滔，使人昏昏的老太婆裹脚布。算啦！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想想真有些不可思议！照片上那一群人里，当年谁能想得到，会有那么一人，时隔40年，冒着无事生非，遭老婆啐骂不干家务的危险，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为这张老照片上的他们——三连一排——留下近万字的记载？且让我这个极不够格的叙述者，快刀斩乱忆，以这样一段话结尾吧：
1972年春季，上了两年半初中后，上面告诉我们，毕业了，于是我们就毕业了。至于毕业是根据什么标准，完成了什么教学计划，没人关心，也没人知道。时间呆够了，就毕业。这真有些像服兵役，时间够了，就复员。至于为什么呆了两年零半年，为什么不痛快点儿，弄个整数，三年，或者两年？我现在想得出来的一个解释是，当时的学校忽然一股脑改成春季入学。而我们当初是69年秋季入学的，秋天到春天，刚好多了半年，就像多了一节盲肠，于是我们便上了两年半初中，不是三年，也不是两年。
毕业唯一的活动，是大家排在一起照像。加上老师，校领导和工宣队，济济六十二人，分成五排，一排蹲着，一排坐着，一排站地上，一排站条凳上，最后一排站课桌上。有小孩在旁围观，有人在楼上伸头观看。现在想来，当时季节虽然尚属萧条，气氛应该还算热闹。
之后，三连一排的历史终结，六中“连排”的历史也终结了。我们班52位同学，一些人去了皖西农场，一些人去了马鞍山郊区农村插队，一人上了师范音专，二人上了马鞍山钢铁学校（中专），其余人升入高中。我作为拉胡琴的，和六位同学，葛铁，陈迪克，刘有山，沈卫东，姜宏伟，张小莉，编入高一(五)班——六中的文艺班，开始了另一类文革故事。
附录：三连一排名单（按文首照片排列，同学名单由一位女同学提供，老师与工宣队由我添加）
最上一行左起：葛铁、郑根明、姜金惠、杜小强、包诚、陈迪克、石勤富、尹光文、薛平安、陈建宜、张伟男、田奎臣、倪正保
上第二行左起：张建功、刘友山、李茂清、温汉陵、史荣明、宿志电、何林、沈卫东、郁龙海、邱震明、笔者、张平德、范德平
上第三行左起：陈玲、朱忠英、蒋安平、杨玉美、胡平、纪世露、刘国玉、商作梅、王桂华、李琴、袁克芳、柴智林、刘福珍、叶红
上第四行右起：裘克明（班主任），撒世求（革委会主任），汪成虎（革委会副主任）
上第四行左起第四人：张颍考（数学老师，三连连长）
上第四行其余人，驻校工宣队
最下行左起：张淑英、王道勇、张臣兰、李民、姜宏伟、郭家连、李玉连、张小莉、刘秀云、顾宪平
上第二行左起：张建功、刘友山、李茂清、温汉陵、史荣明、宿志电、何林、沈卫东、郁龙海、邱震明、笔者、张平德、范德平
上第三行左起：陈玲、朱忠英、蒋安平、杨玉美、胡平、纪世露、刘国玉、商作梅、王桂华、李琴、袁克芳、柴智林、刘福珍、叶红
上第四行右起：裘克明（班主任），撒世求（革委会主任），汪成虎（革委会副主任）
上第四行左起第四人：张颍考（数学老师，三连连长）
上第四行其余人，驻校工宣队
最下行左起：张淑英、王道勇、张臣兰、李民、姜宏伟、郭家连、李玉连、张小莉、刘秀云、顾宪平
补遗：照片和名单里缺一个同学，丁常富。（2009-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