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亨利以及他杰出的、业已磨灭的贡献。
江岩声
华夏论坛贴出时间：08:08am Apr 6, 2002 ES
网友R1说过，华夏论坛是个虚拟江湖。既是江湖，就有江湖之道。众道之首就是不能让朋友因为自己而受难。于是就有那种人，知道骂我不管用，因为我会装聋作哑，就把火力集中到我的朋友亨利身上，而且说是因为我的原因，是我让亨利上当受骗。好个深喑江湖之道的坛客！
我让亨利上什么当了？是评论华夏文摘的事情？如果是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当可上。第一，参加评论小组纯属自愿，任何时候不喜欢了，可以随时退出;第二，评论别人的文章纯属吃力讨人嫌，于名于利得不到半点好处。亨利愿意参加，是他本来就有那份为人民服务的热心肠，不像有些人，不仅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而且还看不惯别人做点好事。
我知道亨利，始自一年前关于魏京生的那场讨论。亨利评论我的”也议魏京生”为逻辑不通的下三品文章。我就写了个帖子，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写帖子，说这评论员没读懂我的文章，我不是在和谁辩论，我是要为老魏立此存照。我那时刚刚发现华夏论坛，还以为亨利是华夏文摘编辑部的人，以为他的评论代表了华夏文摘”官方”的看法。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亨利不过是个业余义务评手，跟所有的坛客是一码事。华夏文摘内容涵盖极广，很难面面俱到地跟踪评论。别人写的文章我不清楚，我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哪些好，哪些坏，我心里还是有点数的，自”也议魏京生”以后，每次看到亨利的评论与我不谋而合，我心里不禁连连称奇，不得不佩服亨利的眼力。想想自己乃一老朽，虚长亨利十多岁，只好每每叹声后生可畏。
亨利评论华夏文摘，坚持了半年，后来停了，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现在，他作为评论小组的一员，重新参加评论。作为华夏文摘的读者，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可以看看别人对一篇文章的看法和我是否一样。作为华夏文摘偶而为之的作者，我感到欣慰，因为我知道，我要是再写文章的话，至少有一人将和我一样认真对待。
借此机会，顺便回答某位网坛刁客对我真名的质疑。江岩声这名字亦真亦假，会猜的自能找出其真的部分。不会猜的，恕我不能相告，至少在目前大陆还在共党独裁之下如此。前不久，只因担心一下华夏文摘的政治倾向，就有人说我是民运渣子，赏我一顶民运比利时分部统领的乌纱。倘若给这样的人知道了我的真名，很难保证不会立马FAX到大陆国安部，那可就要置我于不孝之地，我在大陆还有高堂在上，说不定哪一天还得回家看看。写到这里，我觉得愧对真正的民主义士－－茉莉（请网管手下留情，我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曾推荐给华夏文摘，没见刊登，引起那场风波）：
附文：
从王若望先生想到我父亲（转载）
茉莉
王若望先生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在惊悉王若望先生病逝的时候，我不禁伤感地想念起多年未见的老父亲来。王若望先生因不向当权者妥协而客死他乡，悲哀中让人稍感安慰的是，他去世前终於和子女见上了一面，虽然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他紧紧握住了儿女的手。人间骨肉至情，尽在不言之中。而像我这样的异议者，今生今世，是否还能见上正垂垂老去的父亲，却是希望渺茫的事情。不久前，我父亲来信说，他已经快要双目失明了，但他不愿瞎著眼睛去见上帝。我收到信後，立即寄钱回去，并托付女友帮助我父亲找医生做眼睛手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父亲的退休工资现在只能领到一部分，医疗费更是不能指望。中国昂贵的医院大门，没有我这个女儿从海外资助，他是不敢进去的。
手术後，我父亲的眼睛已恢复了一点视力，但他能用这点视力见到他唯一的女儿吗？我家先生的大姐因病去世时，一定要看看我们一家从瑞典寄回去的照片，才肯瞑目。这是许许多多流亡者的悲痛，亲人至死不能相逢。所以这几年我比较热衷於照相，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视力衰退的双亲，见了照片如见我本人。
对於我，一个继承了父亲倔强性格的人，为了自己的理念，一直以“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为信条。我从不给父母一点虚幻的希望，不让他们指望此生还能见到我。我的父母也从不念叨让我回去，他们甚至为我想回国的念头惊恐不已。他们害怕我回去再次陷入中共的大狱里，因此总是说，只要能收到我的信，在电话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放心了。
虽然父母和我口头上都说见不见面没有关系，但在我的异乡的梦里，家乡的景象是时常出现的。平时，最让我牵挂的是父母的身体。私心里，我期望日益衰老的父母能坚持到我回家的那一天。而我那爱看报的父亲，几乎每天都在分析新闻，看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政策有没有转变的迹象。无数流亡者家庭的团聚，全系於权势者的一念之间。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母亲来信总是告诫我“不要在海外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情”。我为此很生气，说正因为觉得自己对祖国有一份责任，我才在海外尽义务做一些人权工作。我问曾是中学教师的母亲，为什麽说的话与共产党如出一辙。她回答说，她不过是受人之托，“例行公事”而已。
但我父亲不会这样糊涂。尽管我从不和家里人谈政治，但他心里很清楚我在海外做些什麽，他为我骄傲。有一次，他来信提到“人权与主权”的问题，正好是我在海外笔战的题目，我惊讶得不得了，不知他怎麽知道我在海外的“反动活动”。
记得曾经看见过父亲的一张毕业照，那是他在蒋介石当校长的中央政治大学照的。年轻的父亲英俊而生气勃勃，富於理想。因为国民党也曾腐败，父亲在南京参加过学生运动。八十年代时，他摇著头对我说，当年我们反对国民党腐败，可现在共产党比国民党腐败多了。因为我父亲那一批前国民党员的遭遇，我理解了，在一党专制之下，多少胸怀报国之志的英才被埋没、被监禁、甚至死有余辜。父亲一直认为自己还算幸运，因为他的那些曾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书的同学，不少在解放初就被枪决、关押了。父亲因为国民党在离开大陆时还是一
个实习生，因此只划了一个内控的“历史反革命”，并被录用为中学教师。1949年之後，他安於教书养家，闭口不谈政治。敢於反对自己校长蒋介石的父亲，却在共产党手下忍气吞声。因为他必须承担农村老家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只能腹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苟且偷生几十年。
比较我父亲那一批同龄人，王若望先生是幸运的。王若望先生从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战士，他那勇敢的抗争之声，有幸被世人听到，并影响了一代青年。面对邪恶的专制政权，他至死都是一位坚强的战士。我想，如果我父亲了解王若望先生的一生，一定是钦慕他的。(200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