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华导报》诸神印象

2010年10月的一天，我开车往返700公里，到法兰克福参加了《欧华导报》创刊20周年庆典，见到几位报人，有些感想，记于下面。

一、钱跃君

写《欧华导报》诸神，不可能不从钱跃君写起。《欧华导报》能维持20年，不倒，不散，和人的因素第一有关。同样是欧洲大国，出了18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化气氛更为浓厚的法国，为什么就没有一份有点自主文化的中文报纸或者期刊？我相信，是因为没有一个像钱跃君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多种素质，首先是自己能写，爱写，多产；其次是热心公益事业，不怕麻烦，不怕吃亏；再其次，是有恒心。办一天报不难；办20年报，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更何况，20年报办下来，不曾拿到一文薪水，这样的报人，恐怕全世界只有钱跃君一人！

每读《欧华导报》，总要惊异钱跃君的知识，那简直无边无界，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法律，建筑，音乐，绘画，纂刻，文学，历史，社会，党政，……。而他挣饭吃的行当，是工程师，工科博士，也就是说，他也曾在数理化上下过相当深的功夫。莱茵笔会第一任主席胡波在这次庆典上做了一个专题报告，介绍个人学习和市场需求的数学关系，其中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人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这个假设，在钱跃君，好像不适用，他的学习能力，好像是无限的。开会期间，我特地问过人，钱跃君两口子有没有孩子。答曰有。众所周知，有孩子，就意味着有烦恼，无穷无尽的烦恼，至死方休，正如比利时人常说的那样，Petits enfants, petits soucis; grands enfants, grands soucis（小孩子，小烦恼；大孩子，大烦恼）。钱跃君，他既然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想来就免不了现代中国男人都逃不掉的家务，做饭，买菜，扫地，擦地，修房，接送孩子，督子学习……，再刨去8、9小时打工，7、8小时睡觉，还到哪里找出那么多时间来义务办报，研究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写各种各样题材的大块文章，帮人打各种各样的糊涂官司呢？没法理解。他一天总没48小时吧？只有一种解释，这是一个大才子。所谓大才子，就是学习效率特别高的人，别人花一天时间才能学会的东西，他只要一个小时，不，十分钟，而且学得更好。以前我不承认有这种人。以前我总以为，凡事只须努力，就定会比别人学得好。后来，出国以前——也是20多年前了，到广州学法语，第一次发现，真有那种人，和我们花同样的时间，硬是学得好得多。有些事情，不服气是不行的。这个发现，将我经十余年求学而建立起来的自信心毁去大半。由此明白，人，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的，所以才规定了各项法律条文，硬把人类往平等方向拉。其结果，我活到今日，渐渐看得有些明白了，就是世俗化的泛滥，人人趋于平庸，再无尼采，再无爱因斯坦，再无普鲁斯特，再无梵高。诺贝尔奖，当然还是年年照发，但无非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罢了。 

 平庸者平庸，正随其所愿，于是天下太平，但天才不能尽其才而混迹平庸，则是万分无奈，万分痛苦的事情。设想一下，如果钱跃君上中学的时候，不是成天背诵老三篇；毕业以后，不是到农村挥锄谋生，教不愿认字的文盲大嫂认字；进大学以后，不学他如今并无十分热情的专业，而是像茨威格在柏林上大学那样，愿意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那么，今天的钱跃君，会是个什么样子？我相信，他一定能超越才子，晋级高人。所谓高人，就是聆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人。钱跃君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在我听他站在台上的几次讲话里，唯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就是在介绍旅德台商协会会长时，他说，我们大陆人背诵老三篇的时候，人家台湾人背诵《论语》，结果三十年以后，老三篇没用了，《论语》时兴起来。这话引起哄堂大笑。但是，细想之后，又产生疑问。那么，台商里， 或者说，台湾人里——他们在海外人数也不少了，为什么没出一个钱跃君？这话也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背诵老三篇的人里，出了个坚持办报20年，不拿一文报酬的钱跃君？难道和背诵老三篇毫无关系么？和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教育毫无关系么？但是，我们又分明知道，那些理想是多么的空洞，愚昧，荒谬。我们是多么地痛恨那个时代。因此，面对意气风发，挥洒自如的钱跃君，你不能不感到自己有发生精神错乱的危险！

二、胡波

和钱跃君形成对照的，是《欧华导报》第二神，胡波。我把他尊为神，而且第二，不是因为他屁股底下坐着的那个慕尼黑大学的教授位置，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是因为他的资格。就好像黄埔军校，他是一期的：第一任莱茵笔会主席。《莱茵通信》的出版发行法人是莱茵笔会。尽管，据介绍，他现在和《欧华导报》没什么关系了，但20周年庆典，他还是来讲了话，并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内容和他的专业有关，和听众没什么关系：个人的学习能力与社会需求的数学模型。无非一些加减乘除的公式，竟吓倒了全场的女性听众，引来一阵阵清脆的惊叹。惊叹声中，我在想，作为《莱茵通信》的创办人之一，当年肯定也是喜欢文字的人，现在，面对主要由《欧华导报》作者组成的听众，为什么要讲人事管理方面的题目？想到的一个解释是，他已经远离写作，没得什么好讲了。这其实也很正常。人各有志。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志向并不能决定人生走向。决定人生走向的，是许多偶然，和许多不得已。不然的话，就没法解释，胡波编辑的1991年11月第4期（总第20期）《莱茵通信》里，所列的16人编辑部几乎全军覆没的事实。这16人是，主编石川，副主编叶向阳，编委：韦乃明，井玲，王荣虎，王建民，刘慧儒，仲维光，沈国斌，胡波，修海涛，张逸讷，高岩，钱跃君，盛刚，曹宇虹。16人里，只有钱跃君坚持下来，其余15人都已出局，大多数甚至不知去向。我同时也在猜测，胡波作为那16人中仅有的两人之一参加这个20周年庆典，看到另外那个人风光无限，心情该如何？如果是喜欢嫉妒的我，那肯定是要有些酸溜溜的。然而，胡波会么？他也会酸溜溜的吗？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不会。因为，他虽然离开了《莱茵通信》/《欧华导报》，但他得到了堂堂德国大学的教授位置。他还生养了七个孩子！七个！！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吕明在大会上，当着听众的面，亲自向胡教授求证：是六个，还是七个？我记得，胡教授给出的答案是，七个，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全场听众也笑了起来。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胡波舍弃《欧华导报》，得了两个大熊掌，一个是教授（而且是在德国），一个是人丁足够表演《音乐之声》的热闹大家庭，有这两大成就，夫复何求？孟子说得不错。

然而， 何谓鱼？何谓熊掌？有时——甚至大多数时候，是不容易搞清楚的，甚至根本就搞不清楚，因为那取决于各人的价值观念和观察角度。而且，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不同时期，不同状况下，识别鱼和熊掌的结果又会有所不同。在胡波看来是鱼的东西，在钱跃君看来，可能就是熊掌。而如果，未来的某一天，钱跃君心灰意懒了，那熊掌可能又变成了鱼。所以，鱼和熊掌的取舍，是此一人，彼一人也，此一时，彼一时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孟子的话，听上去说得是不错，但其实也等于没说，实际操作起来，在鱼和熊掌之间，依然充满变数，选择起来困难重重。盖因人是意念动物，很多情况下，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三、张逸讷

在我这篇封神演义里，《欧华导报》第三神的位置，本来想给吕明。然而，他是我的老朋友，虽然这次才见面，但电话和通信交往已经十多年了。我在巴西的时候，那么遥远，他还多次给我打过电话。而按照利玛窦的观点，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我和“自我”当然没有心理距离，吕明便不能给我产生神的感觉。神，首先得神秘，而对我来说，吕明不神秘，便不是神，放在后面再说吧。《欧华导报》第三神的位置，还是应该给这个叫张逸讷(音nè)的人，尽管我只是这次去开会，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他有什么特殊的？当然还是资格。他是文革后最早留学欧洲的人之一，1980年6月26日抵德。出国的时候，教育部分派他学采矿，本科，他自己给改了，学金属材料。就我所知，那个时候，改专业是很难、很麻烦的事情，而他竟然改成了，可见他的本事。真是出手不凡！他也是《导报》的创始人之一。据他在会上的介绍，《导报》的第一笔启动经费，是他从世界大学组织（World University Service）争取来的。这就了不得了。万事开头难。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不就是难在没有钱么？就好比老毛，如果不是1919年，忽然搞到多达2万块大洋的第一桶金，他就会去“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而不能游手好闲，专事所谓革命，办《湘江评论》。而无《湘江评论》，老毛就不会引起陈独秀的注意，当不上中共草创时期的湖南王，也就成不了中国一代帝王。从这个意义上讲，张逸讷争取来的第一笔经费，于《导报》，就如同老毛的第一桶金于中国革命。但张逸讷毕竟不是老毛。第一桶金后，老毛毕生都在革命（此处“革命”须当贬义读），张逸讷却没有成为报人。我想，他对写文章也没多少兴趣。他现在是商人，政客（德国Kaarst市自民党议员），演说家，慈善家。从事这样一些外向型职业的人，是坐不下来的，他们需要繁杂的外部世界来稳定内心。但历史肯定会记住他。

四、吕明

终于摆脱张逸讷，写到吕明了。虽然封了张逸讷第三神，但真写起来，却感到干巴巴的，无论怎样绞尽脑汁，喝下多少杯咖啡，笔下也无神。没与之打过交道，能说些什么？我不愿凭着古狗得来的第二手材料，歌功颂德。而吕明不同。吕明不是神，是个凡人，但他做了许多不平凡的事情。比如编辑，《莱茵通信》/《欧华导报》里，除了钱跃君，没人比吕明作的时间更长。钱跃君作为主编，办报虽然赚不到钱，但总归得了名声，吕明得了什么呢？除了他们圈内人，一般读者，谁会注意某一版的责任编辑是谁？这样的义务编辑，当了20年，必得出自对文字的不同寻常的爱好。而一种爱好，维持20年不衰，便不能用爱好来称呼，它一定已升华为一种寄托，一种信仰。

我这样描写，吕明看了，肯定要吃惊。有拔高之嫌嘛。因为他自己的文字给读者的印象，绝对和信仰之类的崇高概念无关，最多也就是关心百姓疾苦，大多数情况下，看着像是在嬉笑怒骂。他写过许多反映旅德华人生活疾苦的采访记。那些采访记，表面上像是记者真去卧底得来，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猜想，是一种写法。是吕明在德国上记者培训班学来的，就是把作者的看法，要说的话，知道的故事，分别塞在文中不同的人的嘴里。在我看来，这些采访记里，最优秀的，是和性有关的，例如，《带你参观德国色情片制作厂》。这是一篇堪称经典的采访记，叙述上主要采用作者的视角，而不是虚构的A、B、C先生或者女士。

吕明的德语水平，可能很少有华人能匹敌。若从1978年，他入四川外语学院学德语算起，至今已有32年。在《导报》20周年庆典开幕式上，有两个德国人讲话，吕明亲自给我作同声翻译。非常流利，就好像他事先读过那两人的讲稿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两人是即席发言。我当时在想，我说法语也有28年了，让我在同样情况下作同声翻译，行不行？不行。即使再让我多说4年法语，仍然不行。写博客的时候，偶尔翻译一段法文，都要翻过来、掉过去的看上几遍原文，才能琢磨出大致通顺的中文，何况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的同声翻译？这里面，有专业训练和天才问题，不是光搭上时间就行的。但总起来说，我此行得到一个印象，德国华人的德语水平，似乎较比利时华人的法语水平要高。旅德华人里，有人出版德语诗歌集，有人将唐诗译成德文出版，而在法国和比利时，我从未听说谁敢用法文发表诗歌，出版小说的倒是知道几个。《导报》庆典上，那些用中文作报告的人，经常夹杂一些德语单词或者句子，听上去他们对自己的德语都信心百倍，胸有成竹。这个现象，我在比利时从未见过。是因为《导报》这个圈子里的华人，平均文化档次本来就高一些，还是德语比法语好学一些，容易掌握一些？不得而知。需同时精通这两种语言者，方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2010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