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茨威格

读外国文学家的作品，常使我心生嫉妒。我怀疑，历史上，相当多的外国人——19世纪末出生的那批，是为艺术而生，而现代人，尤其我们中国人，纯粹是为活着而生。对此，看看人家学的那些专业，就不难理解。据百度百科，《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萨克·迪内森，“早年就读于丹麦艺术学院，后在巴黎和罗马学习绘画”。普鲁斯特，“中学时开始写诗，为报纸写专栏文章，后入巴黎大学和政治科学学校钻研修辞和哲学”。普鲁斯特一辈子不曾挣过一文薪水，也没靠稿费生活，出版《追忆似水年华》还是自掏腰包。这些，其实都是我以前就知道的。现在读茨威格，发现又是这样一个例子：茨威格“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相比之下，看看我们自己，不要说年轻时不可能、也不敢想去学艺术或者哲学，更不要说去世界各地游历，就是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去学了不知道将来面包在哪里的专业，我们当父母的，,莫不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今天的我们，甚至写个博客，还要看老婆的脸色，听孩子的嘲笑。能不嫉妒历史上那些悠哉悠哉的外国文学家么？

我读茨威格，可算偶然的偶然。在西单图书城，忽然想起，应该买几本小说送给我大哥。他退休了，买书肯定不能再像以前当总工程师的时候那样阔绰。我在图书城转了约一小时，买了五本书，《大淖记事》，《加缪小说全集》，《1984》，《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在路上》。大哥比我更爱读小说。母亲在京做心脏手术，大哥也来陪伴，我才知道，他竟然读过金庸的全部14本小说！而我只读过《射雕英雄传》，其余的，我连名字都叫不全，甚至连那个“14“，也是这次才知道。闲聊时，因为大哥是大理人，我便说起汪曾祺的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发现大哥对汪曾祺的小说不熟悉，便买了《大淖记事》。买《加缪小说全集》，是因为那里面，开篇《局外人》，第一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其中“搞不清”翻得好，我没想到。我曾专门写过一文，论述《局外人》第一句话的奥妙。我认为，原文里的“je ne sais pas”，不能译成“我不知道”，因为原文还有“不感兴趣知道”的意思，而中文的“我不知道”，无论你用什么语气念，都无法表达出“不感兴趣知道”的意思。这个译者，将其译成搞不清，虽然严格说来，仍和原文有距离，因为那个我——默尔索根本就不想搞清，但总比直译“不知道”要好一些，说明那译者考量过。因此，在图书城，选定《加缪小说全集》时，我心想，如果大哥看过，我就自己留着，算是收藏《局外人》的一个版本。买《1984》，也是这样一种打算。国内解禁《1984》，应该也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和《在路上》，我没看过，只是读过评论。我拎着每次开会都发的那种拉链黑包，里面装着以上五本书，走在去三哥家的路上，做着如此打算：如果前三本大哥看过，就送他后两本；如果他都看过，就算了。对大哥的阅读范围，我并不了解。分开时间太久。几十年里，极少见面。每次见面，总是极短的时间，根本没有可能谈论小说。再说，谁家兄弟之间谈论小说？但2000年，来国外出差的大哥给我买过几本档次相当高的小说和散文，我一直很感激。所以，我刚回北京那天，知道大哥在三哥家陪伴母亲，每天没事干。我想他一定很无聊，便买了一本《挪威的森林》送去。我说，这本书很好，我正在看。大哥说，看过了。站在一旁我一直以为不读小说的姐姐，也说看过了。一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个乡巴佬。同时也知道，大哥不只读武侠小说，也读文侠小说，给他买书，不容易。

幸好，这次的三本书，《大淖记事》，《加缪小说全集》和《1984》，还比较争气：我问大哥有没有，大哥摇头，一番推让后，大哥收下。我自己留下了《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和《在路上》。所以，我读茨威格，可算偶然。如果大哥有前三本中的任何一本，我就不会读茨威格，至少现在不会。但这个偶然之后，还有一个偶然。第二天，在北京机场，行李超重，我把所有的书都从托运的行李里拿出来，放进手提箱。手提箱立刻也超重，达到10公斤。加上马头琴和计算机，我共有三件手提行李，重量加一起，超过20公斤。我的打算是，如果登机时遇上查行李的，就把书全部扔掉。这当然是极偶然的事件。我乘飞机从未被查过手提行李，但看见过别人被查，罚款。这次，又没落到我头上。偶然的事没发生，于是，便读了《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是在飞机上，一万米高空，宽大的公务舱椅子里，开始读的。至于怎么就公务舱了，在《 马头琴夭折记》里，我记叙过，此不赘述。

首先看的，当然是《象棋的故事》。我这个年纪的，谁没下过象棋？但写下象棋的小说非常少，我知道且读过的，只有阿城的《棋王》。最让我会心的，是他写的低手看高手下棋时的情形，那种莫名其妙，不知怎么，人家棋就完了的感觉。每次读《棋王》读到那儿，都要笑到心里，佩服阿城：他怎么就能想到把那感觉写出来？写得那样精确？我其实也有《棋王》的那些素材。我经历过文革，也当过知青。知青组里就有一位象棋高手，南京来的回乡知青，每次他无聊时，跟我们下棋，让我们一组车马炮，仍会杀得我们落花流水。我曾跟着他，去远近各队，看他与别的高手过招，以为可以提高我的棋艺，其实啥也没看明白。若以今天的高标准衡量，那人甚至还可算作同性恋，或者至少，具有同性恋倾向，比阿城说的那些蛛丝马迹要明显得多。可惜《棋王》之前，我不知道还有《象棋的故事》，不然的话，写一篇《棋王》有何难——如果不论那些道家佛家的狗皮膏的话？只消把国际象棋换成中国象棋，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背景换成文革迫害知识分子，轮船换成生产队，棋手换成知青，甚至“低手看高手下棋时的情形，那种莫名其妙，不知怎么，人家棋就完了的感觉”，茨威格也早给你惟妙惟肖地写好了，照搬过来就是。中国象棋，国际象棋，虽然棋子不同，规矩不同，下法不同，但低手看高手下棋时的感觉是相同的。所以，我说，一万米高空看《棋王》，它便小了许多。

一篇《象棋的故事》，60多页，看完后，回味一番，迷糊一阵，待醒来，飞机已抵近阿姆斯特丹。《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里其它各篇，是在家和枫丹白露看的，有《女人与大地》，《看不见的珍藏》，《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感情的混乱》，《里昂的婚礼》，《无形的压力》，《偿还旧债》。这其中，《无形的压力》写一个gentleman，画家，战争期间，面临两种选择：回国应征入伍，或者逃避兵役，留在老婆身边。我无法体会，在这样两个选择中取一，究竟有何难处。我能够类比的经历，是离家去巴西。但我是去工作，并不是去打仗送死。读的时候，以及读完以后，我在想，要么，茨威格为贤者讳，没写尽那人一定要离家的心理，那样的心理当中，一定有许多世俗的算计；要么，我们中国人不是gentleman，无法理解西方gentleman面对责任时的崇高感，逃避责任时的耻辱感。《偿还旧债》写一个中年妇女，邂逅青春时代的偶像。她18岁那年，一时冲动，投入那偶像怀里，但他并没乘危而乱，而是唤来佣人，体面地送她回家，日后她才得以家庭有成，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此时偶像已老，病残，穷困潦倒，受人欺负。她以丈夫的名义报答他，使平时欺负他的村民知道他过去的辉煌而尊敬他。而他并没认出她，以为人们真地还记得他。这个故事，令我震撼，不是情节离奇，而是茨威格笔下人心的善良。当今时代，人们羞于歌颂善良，因为善良几乎等于弱智。这样一种善恶颠倒的文学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我目前的阅读范围，应该是自卡夫卡始。一部薄薄的《变形记》，一个甲虫，便把人间亲情埋葬了。所以有人说，《变形记》改变了世界。卡夫卡生于1883年。茨威格比他早生两年，晚死18年，但茨威格却更像老一辈作家，与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那些作家更接近。他们的特点，是自己生活得像贵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却致力于表现劳苦大众。除了以上讨论的三篇，其余那些的故事和人物没给我多少感觉。总的说来，茨威格的文字直白，干净，单纯，像他笔下的人物，字里行间鲜有隐藏的意思；小说结构比较单调，经常是“我”听“我”讲第三人的故事。

 读茨威格，不由得总是企图从字里行间找寻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作者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要在巴西这样的地方自杀？他60岁上一个人自杀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年仅35岁的妻子一起自杀？每例自杀都是个谜，更何况茨威格的自杀。一个伟大作家的自杀，必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谜。《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封二有段简短生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反战工作，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1934年遭纳粹驱逐，流亡英国和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幻灭中自杀。这样的描写，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前前后后加起来，我在巴西生活过四年，跑过许多地方。在比利时这样天气经常阴霾，民众经常板着脸的地方，谁都不敢保证不自杀，但在巴西，阳光明媚，民众天性乐观，我肯定不会自杀，除非天绝我。巴西可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低的国家。茨威格夫妇从战火纷飞的欧洲，到了这样的地方，揣测他们当时的心情，应该如同到了世外桃源，结果，竟然自杀，而且一同，太难理解。也许他是那种作家，笔下流金，光彩照人，而他们自己，内心却充满孤寂与黑暗。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徐迟。1978年，他以《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亢奋了几亿中国人，可他自己，却于82岁上跳楼自尽。 必须一提的是，茨威格在巴西，并非默默无闻。甚至，他死后，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国葬。这位总统，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瓦加斯。12年后，1954年，瓦加斯在又一届总统任上，自己朝心口打了一枪，追随茨威格而去。他在遗言里说，要离开尘世，进入历史。诚如斯言，自杀，也许是名人们最历史的一种死法。

附录：

虽然，我历来认为，每个作家，不管多伟大，只消读他一部作品就够了，但读完《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后，却感到意犹未尽，便跑到列日图书馆，寻找关于茨威格的书。我想知道他的死。在计算机上，键入“Stefan Zweig”后，出现许多书，其中有一本小说，《茨威格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Stefan Zweig），今年刚出版，作者是劳伦-瑟克斯（Laurent Seksik，1962-）。他声称，虽然是小说，但基于史实。

 这人的经历比较奇特，他职业医生，放射科，核磁共振专业，却在医务与媒体之间穿梭，当过一家杂志社文学版的主编，在法国一家电视台主持过小说节目，出版了四本小说，一本传记，写爱因斯坦的。他写道，1930年1月，在柏林，爱因斯坦特别邀请茨威格吃过一顿饭。爱因斯坦向茨威格坦承，读过他所有的作品。这用今天的话说，他是茨威格的粉丝。爱因斯坦时年51岁，比茨威格大两岁，都是犹太人，出生地相距仅100多公里。可以想象，12年后，当爱因斯坦获悉茨威格自杀时，该是多么地震惊。在《茨威格最后的日子》里，瑟克斯化身茨威格，对他这样评论道（江岩声译）：故事首先在他心中成型，然后，几乎毫不费力，话语接踵而至——他从未体会过面对一张白纸的焦虑。毫无疑问，他当然也愿意体会一下这样的折磨。他写作，笔随心至，人物线条迅速勾勒出来，情节设计在心中完成，故事套路大体相同。他当然也想更深刻地刻画灵魂，然而，每次考虑了几周后，他就觉得挖尽了主题。最后弄出来的，总是相似的、篇幅不长的叙事，表现偏激的情绪，不可抑制的爱情，致命的喷发。所有的一切都是贪婪，充满热情——恰好和他本人的个性相反。他的作品点燃了一连串心中的火焰，主人公们纵身跳进去——同时烧烤着作者的内心。是的，他的故事不管什么主题，大致都是一个音调。人物试图反抗激情。他们一旦后退，便在良心的谴责下，或毁灭生命，或变成疯癫，这太简单化模式化了：激情之火，地狱烈焰。他自责，总是漂浮于情感表面，从未能深入微妙境界，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只能写短的叙事，浅尝辄止。从未有勇气钻透人物的深渊。从未企及人物完整一生的叙事。从未写出伟大作品，那种沉甸甸的大部头，致密而又丰富的东西，就像Berlin Alexanderplatz， La Montagne magique … Klaus Mann et Ernst Weiss 有理由嘲笑他是小作家，业余爱好者，庸俗的专栏写手，不懂写作痛苦的贵人。至于那个下象棋的主人公，他还不清楚怎样写他，但毫无疑问，其结局必与他笔下大多数人物相同：或疯癫，或死去。

1934年，茨威格从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移居英国。1939年，英国对德国宣战。茨威格新婚第二天，收到政府通知，从即日起，离家超过5公里必须事先申请。他的英国护照上，写着Alien enemy. 1941年8月27日，茨威格夫妇乘坐乌拉圭号客轮，从纽约抵达里约。居住在PETROPOLIS，34 rua Gon?alves Dias，里约正北100公里。租的一座平房，房东是个英国妇女，租期六个月，1942年3月到期。茨威格夫妇于1942年2月22日，星期日，自杀。

虽然《茨威格最后的日子》是小说，但作者对茨威格夫妇最后那个时刻的描写值得细读（江岩声译）：准备了两个烧杯，盛满微粒白色晶体。每只烧杯旁边，放着一个空杯子，中间摆着一瓶Salutaris，他们每顿饭都喝的矿泉水。这是最后一次一起喝了。因为刚去游泳回来，她便到浴盆洗了澡，然后穿上一件轻柔的花裙。曾有几个晚上，她把这件花裙当作浴衣穿，她觉得这样美丽动人，就像今天，日当午。 他注视着她走出浴室，眼睛在询问。她点点头，脸上现出勉强的微笑，缓步过去，迟疑地，贴近他，在床边坐下。她感到遗憾，没有喝点酒，在这个时刻没能醉着，但他拒绝迷醉，他要十分清醒地、平静地迎战这个时刻。她颤抖，脸上现出恐惧。他让她靠着他，轻柔地吻她的唇。他久久地盯着她的眼睛，说，我先走，你跟着……，如果你愿意。她一下没忍住，一颗泪珠滚落下来。他提醒她的诺言。她哽咽，道歉。他擦了擦她的脸，吻了她的睫毛，说了一些安慰她的话。可她的悲哀无尽头，眼泪止不住地流。他站起身，朝放着那两个烧杯的柜台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朝向她，似乎要看她脸上的表示。她想大喊一声，却憋住了。她想扑过去，掀翻那两个烧杯，逃离这所房子，可是她似乎被他的目光撅住了，催眠了，就好像那毒药已经起了作用。他异乎寻常地冷静，脸色静如死水。他抓起第一个烧杯，手指毫无颤抖，将里面的白色晶体倒入杯子，然后，斟满矿泉水。他又转过身来，面朝她。她一动不动，也没作声。从绝望的深渊，她惊恐地注视着他的面孔。她终于想出了一句话。他爱她吗？他表示，爱。于是，她鼓足了力气，走到他身边。她想模仿他的那些动作，但当她拿起烧杯时，却差点儿打翻了。他平静地抓住她的手，倒满了她的杯子。 两人相对站着，面孔对着面孔，眼睛盯着眼睛。他看着她，将自己手里的杯子举到嘴边，三次吞咽，杯子光了。他说他要躺下，她愿意的话，可以和他一起。他在床上躺了下来。她喝光了她杯中物，偎依着他的肩膀，也躺下了。

以上描写，当然是虚构，小说家言。茨威格夫妇自杀的时候，没有别人在场，自杀的真实细节，永远不可能再现，除非时光倒流。那么，我们从小说家这样煞费苦心地虚构里，能看出什么？能看出，他要死，她不要死，但君要妾死，妾不得不死。还能看出，茨威格的自杀，是真正的预谋，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并非一时抑郁所至。抑郁者，临到自杀，精神早已慌乱，不能进行有条理的思考。通过插入茨威格妻子临死前些天，心惊胆战地阅读《与魔鬼作斗争》的一些段落，Seksik似乎要使读者相信，茨威格甚至在15年前写作那本书的时候，就预谋好了自杀。在那本书里，茨威格写道：这颗不安的心找到了安宁，感觉到与宇宙的共融，他终于将他的痛苦铸成不朽的丰碑：一颗子弹打进伴侣的心脏，另一颗射入自己的口中。他的手没有发抖。他知道，死比活着好，他的死是项伟大的杰作。文中的他，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但又何尝不是茨威格自己呢？（原载江岩声网易博客，201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