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字与改制
·季 吴·
据媒体说，从2003年到2009年短短6年间，全国共发生百余起拆迁与反拆迁恶性对抗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十起，导致拆迁户主自焚或自残的就有好几起，不仅国内热议，国际媒体也高度重视。国务院法制办于1月20日，组织8位学者举行座谈会，讨论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拟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与会专家透露，即将出台的新条例草案中，“拆迁”概念将被“搬迁”概念取代。
拆迁改搬迁，一字之差有多大意义呢？正如时评家秋风所说：“拆迁是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古代中国，都没有。”由于政府拥有土地，而居民拥有在国家土地上的房屋产权，当政府对土地进行征收时，必须拆迁该地上的房屋。这又与《物权法》关于“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之规定相矛盾。但多年来政府或与之合作的老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当令箭，施行野蛮拆迁。居民、学校、甚至国有单位都处于弱势状态，没有反抗和说理的权利，否则反对者就犯法，所以才发生了用极端手段维权和抗拒拆迁的行为，结果反而“违法”。这不，成都抗拒拆迁而自焚的唐福珍，死了还落得暴力抗法的罪名。
将拆迁改为搬迁，字面上虽是个进步。但很快就使人想到这是“改字”，而非“改制”，有“换汤不换药”之嫌。它不是从管理制度上作根本改革，因而不可能有效制止疯狂地征地而实施暴力拆迁的基本态势，因而无法根本杜绝因强制拆迁所引发的群体事件和悲剧。
事实上，新条例还没正式出台，有些地方就已出现突击强制拆迁现象。所以有学者急谏国务院，希望关注这一情况，并由国务院出台一个通知，要求各地在元旦、春节到来之际，从民生的角度，遏制突击拆迁现象。但这样的呼声太微弱，强制拆迁现象大有继往开来之势。
请看，近日，山东淄博市张店莲池别墅区群众反映，淄博市庄园房地产公司违规、暴力拆迁，强迫与他们签订补偿协议，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和上访者遭到报复性雇凶追杀，而淄博市房管局却对此视而不见；福州祥坂小学一座刚刚全部完工，投资1500多万的校舍面临拆迁，因为政府要建中央商务区。一些家长不能理解拆迁计划，就拆迁问题，虽然学校已经和家长进行了几次沟通，但意见纷纷；广州花都区炭步镇鸭湖村征用农民土地362亩，按照协议，应补偿2290万元。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分给失地村民，反而被鸭湖村干部瞒着村民借给了征地方。
阿弥陀佛！在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面前，没有再次出现自焚者，也没人再将燃烧瓶扔向工作人员。究竟是民众更理性了，还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更厉害了？
显然，不管折迁，还是搬迁都绕不开公权利与私权利矛盾这个本质问题。如果不从法律上制定一个符合《宪法》和《物权法》精神的拆迁与补偿法规，那么矛盾依然存在，很难根本解决公权利与私权利博弈中的不公平与不公正。现在，在土地开发中，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身份，核心利益是政府财政收入与开发商的利润，因此政府常常利用手中的“专政”武器执法，所以就无法做到还权于民，做不到公平与公正，也就很难杜绝拆迁中的激烈冲突。
其实，改字而不改制，是许多管理者为解决管理系统中主客体间矛盾常常采用的方法。封建时代如此，国民党时代如此，现在亦如此。这些年来，更是被某些人和机构运用得淋沥尽致。
改字掩护腐败是其一：群众批评公款吃喝，过去就出台一个文件，规定宴请只准四菜一汤。但文件落实下来却是“四钵一缸”，吃喝风有增无减。现在每年花在公款吃喝达6000亿之多，群众声讨，媒体批评。于是有人就来个“改字”式吃喝。南方某市，推出了干部“一元就餐”制，实际价格则是数十元；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湿地公园内建豪华“村前会馆”更典型，它是个只对政府官员开放的“特殊食堂”。其理由是：“经常有各级领导和客商来考察，以往吃饭都是到外面，费用挺高的，一年招待费用也要几百万。而且花钱多也就算了，有时候还吃得不好，让领导不满意，我们也很难堪。这个食堂就相当于政府搞的食堂。”然而，其吃饭标准很不一般：“不含酒水，一般每人300元，如果想要好一点，每人500~600元。总之，可以根据要求，制订吃饭标准，鲍鱼、鱼翅、海参等常规的东西有，其他还有什么想吃的，只要提前提出来都可以安排。”当然，这些钱都不是私人掏腰包，而是国库开支。你看，不改制，只改字能根本上制止公款吃喝么？
改字蒙百姓和中央是其二：据传中央打算在近期取消近万家省、县、企业、高校驻京办事处。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 这些驻京办事处成了腐败的温床，变成“蛀京”办事处，取缔不容质疑。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此举尚未出台和实施，就有某省的驻京办办公室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称：“(驻京办)是不会取消的，不然对地方，对中央，都是很大损失。如果今天把驻京办撤了，明天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同样履行驻京办的职责。”意思是说，各驻京办事处很可能“改字”为其它机构，变成老鼠在北京四处躲藏着继续“蛀京”。由此可见，如果只改字，而不改革经济的控制、分配与支付制度，能根除“跑部钱进”么？
新瓶装旧酒害苦公众是其三：且不说医药改名价格暴涨，只换包装不换内容的一代又一代牙膏、烟酒、服装。仅以高校改字而言就让人眼花缭乱。多如牛毛的新专业、新课程，内容却没变；升格代替改革，学院升大学，专科升本科、系科改学院，大学院套小学院，一派繁荣假象。这种“改字”带来的恶果是，无中生有地将学校、系科和官员的名声造大，但官僚化、行政化日益严重，职能依旧，水平下降。腐败、浪费惊人，钱不差，蛀虫多，高校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美丽辞藻的改字掩饰实质是其四：明明是失业要说待业；明明因改制而解雇，美其名曰下岗；明明是裁员，要说“提前退休”，如此等等。
历史上，企图以“改字”来缓和政治、经济或民生问题，所引发的危机并不少见。解放前夕，国民党经济一塌糊涂，“法币”大量贬值，它不是打击奸商或改革腐败体制，而是改用银元劵取代法币，没多久，银元劵几乎变成废纸，于是又废除银元劵，改用金元劵，名字更好听了，但结果更惨，一定程度上，它促进了将家王朝的提前崩溃。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10 华夏快递 kd1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