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面看博白骚乱
·季 吴·
广西博白县由于计划生育干部的乱作为，粗暴执行政策，引发了至少三个乡镇民众的大规模骚乱，在武警部队的干预和政府的让步下，终于平息下来。国内媒体对这次骚乱，不是装聋作哑避而不谈，就是避重就轻简略报道，所以内地、甚至广西的大多数群众对此并不知晓。
如何看这次骚乱？如果说民众的骚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话，那么乡镇干部的“乱”作为，似乎是“上逼下乱，下不得不乱。”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大地上群众骚乱事件时有发生，内地媒体将其称为“群体事件”。据报道，群体事件（骚乱）每年达数万，并有增加的趋势，这与经济发展势头极不和谐。其中许多骚乱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引发的。例如前几年广西河池市、宾阳县等地，就因为警察或警察家属与群众的一些小纠纷而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大有干柴见火之味。但因计划生育而发生如此大的骚乱的案件却不多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突发事件是长期渐变，经过积累到一定时候发生的突变，这在物理学上称为“相变”，简单说就是“相貌”的突然变化。这表明群众对某些官员或或政策的不满，已经长期积累下来，只是一根雷管引发激烈冲突罢了。笔者没有调查过各种骚乱的原因，不敢妄加评论，这里仅就自己看到的一点计划生育情况说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为一个研究课题到桂北某县的乡村搞调研，盛情接待我的县级官员正好是我的学生。某日路经一些村落，看见一些房屋的土墙上写着这样的醒目大标语：“超生一个抱走一个！”、“一生二罚三抱走！”。前一条标语是说，谁只要超生，有关部门就会将孩子抱走；后一条是说，生一胎可以，生第二胎要罚款，生第三胎就要将孩子强行抱走。看了这些标语让笔者毛骨悚然。于是与陪同官员有如下一段对话：
“超生的小孩，难道真要抱走吗？”我问。
“那当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
“小孩抱到哪儿去呢？”我很怀疑，难道当地还有专门收养超生小孩子的机构不成。
“送到很远的地方？”
“究竟是哪里？”我追问。
“比如……新疆！”他有些含糊地说。
“新疆那里会有人要小孩吗？”我更加怀疑，因为新疆人怎么会收养汉人呢，即使新疆的汉人，自己可以生孩子，也用不着收养呀！
“当然有人要的！”那官员很肯定。
“这种事经常发生吗？”我不无担心地问，因为据我所知农民超生是比较普遍的，尤其第一胎生女儿的农民，一般都想再要个男孩，如果超生孩子真地被抱走，她（他）们的命运如何，为人父母者将是何等伤心？
“那到不是，全县也许就抱过一两个小孩吧，大家都怕了，所以就再没人再敢超生。”这位官员的回答不很肯定，是否真的发生过“抱走”的情况，没有得不到确切证实，但愿那只是一句威胁性口号。不过，这句没有人性的口号，实在让人恐怖不已。
自古来中国农民见到吃皇粮的人都不敢抬头正视，而且往往要避开远离而行。所以杀鸡给猴看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伎俩。但现在时代变了，不能再视群众为群氓，而且国际上对这类事件相当关注，于是我提醒那位曾经是学生的官员说：
“这样的标语最好刷去，要是让外国人看见，会说我们不讲人权啊！中国人看了也胆战心惊。”
“那到是，那到是！”我那位学生还是听老师的，接连点头。果然，半年后再次经过那些地方，那几条让人心惊肉跳的标语不见了，换成诸如：“少生孩子多种树，丢开包袱好致富！”、“越生越穷”、“多栽树，少生育，早富裕！”之类的鼓励和引导性标语。我不敢断言，这一变化是我提意见的结果，但至少说明，那个县的计划生育宣传有了进步。
然而，“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农村尤其如此。中国农民虽然忠厚、老实、本份，但又保守。许多人始终认为，多生一个孩子，多个劳动力，家庭人多势众，不会受人欺负。于是越穷越想生，越生越穷。他们对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没看到真实情况，一般是不相信的。比如，计划生育实行之初，对超生者罚款并不重，于是有些农民觉得超生一个孩子的罚款，还能够承受，或者为传宗接代需要，他们宁愿罚款，也要超生。要不就干当“超生游击队”，到外打工偷偷超生，城市的机关、科研院所成了超生的避风港。这一来不仅计划生育很难完成，而且影响人口的性别比。所以有官员说：计划生育在农村是“天下第一难事”，以致有些干部不愿到计划生育部门工作。
但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完不成计划生育指标，各单位的领导，首先是一把手要负责，而且实行“一票否决”制，只要该单位有违反计划生育的事例，不仅不能评选各种评奖或提工资，而且一把手和主管领导还要受处分，不能晋升。所以，为了计划生育“达标”，各级领导都绞尽脑汁，但基本上是靠惩罚手段来推进和维持的。在农村罚款、抓人、强行手术、没收家产或牲畜、甚至将房屋拆掉等，花样百出。并且常常采取瞒上欺下手段。一是弄虚作假：比如有的计划生育部门一方面暗中鼓励超生，通过罚款提取奖金，另方面做假报告向上级报喜，获取奖赏；二是高压政策，当上级检查发现超生严重，并提出批评后，下级政府采用强硬手段，拉网式推进计划生育，有的还“追杀”的城市抓人，这些做法就会激化矛盾，在农民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的今天，就更容易使矛盾尖锐化。博白县的骚乱，正是受到上级批评并亮黄牌之后，采取极端高压手段而引起的一场骚乱。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承认：“博白县因“计生”工作做不好曾受警告”，但强调绝不赞成地方政府用暴力执法。但这个上级给下级的压力，难道不是博白事件的发源地吗？！
因为人们都知道，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严重超生，并受到黄牌警告时，层层领导都有责任，影响管理官员的奖奖金、工资、甚至乌纱帽。所以从上到下，会出现一级逼一级，下达“限期扭转”的强硬命令。而到了乡村或县一级干部，直接面对的是群众，他们必然会使出让农民害怕“镇压”高招，才能达到上级规定的要求。超生农民交不出罚款，或将其耕牛和猪牵走并变卖，或将其房屋强行拆除，或不让其子女上学等等招式都会“创造”出来。而博县对超生罚款７万元，这样大的数额，恐怕不仅仅是单纯地处罚，而是当地干部想从中渔利了。这不仅仅是该地基层干部的问题，根子还在上级。所以我说，骚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结果，而下级干部的乱作为则是“上逼下乱，下不得不乱。”
话说回来，人口虽是一种资源，是生产力，但中国人口太多，却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是抑制我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影响人们的富裕。所以计划生育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是以什么理念来执行计划生育，是以人为本实现和谐式推进，还是以官为本实现对抗式执法。那些“乱作为”措施根本就没有法律根据。如果以民众为本，就要将人民视为主体，体谅人民群众的实际，用说服教育、引导的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压服和强迫命令。显然，以奖励少生，比强迫打胎或结扎，甚至误将中学女生拉去结扎的效果更好。比如，云南省出台了“以奖代罚”的计划生育新政策，独生子女每人除获得奖励外，还在接受教育等许多方面得到优惠，累积可得２万元左右的实惠，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将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的附加效益。以奖代罚的转变，是管理理念走向人性化的地大进步。这不仅是民众的福音，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大举措。值得各级政府，各个管理单位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多子多富”等观念与现代社会是相悖的。但计划生育的宣传某些宣传口号，农民却听不进、不相信。根本原因就是有病痛和死亡的后顾之忧。如果从政策上尽快让农民富起来，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生活好了，就不想多生，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了的。因此要转变农民的观念，首先要转变各级官员的观念。从制服转变为说服；从乱作为，转变到善作为。真正成为广大农群众的勤务员和贴心人，才会从根本上化解政权与农民群众的矛盾。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