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杀鸡未警猴——小议政体“糖腐病”
·季 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一审判决，拟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继成克杰、胡长青之后又一个高官“享此殊荣”。有网友说：“该死！”，也有网友说：“这表明，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这是杀鸡给猴看！”
笔者虽有同感，但冷静一想，成克杰和胡长青没有警着郑筱萸，这个局长的下场未必就能警其他的“猴”。你看，被人们称为药监系统的惊天大案的郝和平案（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和曹文庄案（２００７年被提起公诉）的处理，不也没有对郑筱萸起警示作用吗？杀鸡似乎没有起到警猴的作用，杀得多了，那猴儿也会见多不怪，“贪官们照样“前腐后继”，“涌”往直前。所以人们并未对处死郑筱萸可能产生的效果寄予太大希望。因为，国内腐败之严重，正如民间戏说那样：“把所有官员排成一排，通通杀了会有冤假错案，但隔一个杀一个，就会有漏网之鱼。”
为此，许多人把管理或政治体制的腐败现象称为该系统的癌症，但笔者对此比喻未敢苟同，因为癌症几乎是不治之症，即使动了手术，也可能再度扩散而死亡。腐败则并非如此，尽管彻底清除腐败很困难，但只要法制健全，有科学的监督机制，加上民主管理和领导的以身作则，秉公办事，腐败是可以控制、治理、减少或纠正的。许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经验已经证明这点。所以笔者以为，社会政体的腐败现象更像人体的糖尿病，这里，请允许将它“戏称”为政体“糖腐病”。
糖尿病是人类常见疾病之一，虽不能说它是不治之症，但却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病症。不管穷人还是富人，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可能患糖尿病。政体的“糖腐病”类似于糖尿病，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不管国家大小或贫富，都有腐败，也不管政治机构或企事业单位组织的规模或性质，可能都有腐败，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政体糖腐病虽非不治之症，但要根治它却很困难，而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态度不同，效果也迥然不同。在历史和现实中，一些国家从强盛走向衰落而灭亡，一些知名企业从兴旺走向萎缩而消失，一些管理组织从优秀走向落后而崩溃，一些豪门富不过三代，盛极而衰。用管理学观点看，这些系统都无一例外的遵循着“不进则退，慢进掉队，内斗自毁，腐朽崩溃。”的规律演化着。
糖尿病分Ⅰ型和Ⅱ型两大类，Ｉ型糖尿病常因病毒侵袭造成，Ⅱ型糖尿病产生的主要原因则是肥胖或吃大量的脂肪，损害了胰细胞，将胰脏累坏造成的。问题在于，不管Ⅰ型还是Ⅱ型糖尿病，都有可能引发其它并发症，进而导致生命危险。但若药物和饮食得当，糖尿病是可以控制，而不会直接导致生命危险的。政体糖腐病也大致可分为品质型和体制型两大类，品质型腐败主要是由个体的自私本性产生的贪婪与道德败坏行为。这种人“为了３００％的利润敢上断头台”，所以杀鸡是不能警“猴”的。而且他们总有不满足感，会得寸进尺，味口越来越大，从而侵蚀着管理组织内其他个体，并直接损害整个管理机体的正常运行与发展；体制型腐败则是政治体制弊端造成的，如不从管理体制上作根本改善，而只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难以凑效的。不过，糠腐病与糖尿病不同之点是，糖尿病可能有遗传性，但本身没有传染性。而糖腐病却有“传染”功能。一个组织内的腐败，如果不加及时治理，必然会像病毒一样曼延、侵蚀，就可能传染和扩大到其他个人或组织。结果是邪气压正气，产生逆淘汰，坏人当道，好人出局。进而引发管理机体产生其它“并发症”，出现危机，直至解体。
尽管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层出不穷，但至今却没有一种“药到病除”的特效良方能彻底根除它。实际上，人们发现，不让糖尿病恶化并衍生其它病症的最有效的办法似乎还是从饮食方面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或从运动方面去提高机体的代谢能力。“糖腐病”也很类似，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竞争力强的组织在整治“糖腐病”方面可说是各有奇招，因而腐败发生率相对较少。而另一些国家和组织虽然反腐败的法律法规不为不少，惩治力度不为不大，但腐败现象仍然不时发生，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原因是在于，这些管理系统并没有找出“糖腐病”的病根，没有设法提高机体的代谢能力，所以即使开出许多“药方”，但却效果不佳。
以中国大陆为例，“糖腐病”的初期症状并不严重，从上到下，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整治它，力图将腐败发生率控制在最小程度。然而诊不对路，医不得法，药不对症，腐败有日趋严重之势。这使老百姓生怨，最高领导着急，执法机构无奈，有的甚至同流合污传染了“糖腐病”。凭心而论，大陆的高层多年来对腐败是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治理和惩治的。连“国家领导人”成克杰都杀了，还说决心不大乎？本来邓小平说过，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但从８０年代的反对不正之风到９０年代的“三讲”、“三个代表学习”、再到本世纪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最近又连续开展了诸如“反对特殊利益集团”、“反商业贿赂”、“端正工作作风建设”和“首问负责制”等等，实际上是“不叫政治运动的运动”，治腐“药方”一付又一付，反腐措施一条又一条，唱廉调子一个比一个高，可是大都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图形式走过场。不仅没有把“糖腐病”治好，反而让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产生了“抗药性”。在一些地方或单位，“糖腐病”已经出现公开化、集团化、合法化、制度化。究竟能不能控制和治住“糖腐病”，老百姓和官员们私下都显得信心不足。
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三讲”（既“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为例，当初声势之大，完全不亚于过去的政治运动，各级的“三讲”教育活动（因为不叫运动）都由上级党委派出“巡视组”，以钦差大臣身份去督导那里的“三讲”。参加三讲教育的干部们从动员、学习文件、写读书笔记、自查自纠，一直到写“三讲检查材料”，人人过关。都是在集中或封闭式管理中进行，煞有介事，一派认真的样子。可是私下里，无论官员还是老百姓都对“三讲”抱怀疑态度，“三讲”开始时，社会上就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开会忙事情多，不讲学习学唱歌（上歌厅）；办事情关卡多，不讲政治讲吃喝；搞改革花样多，不讲正气讲按摩。”当你翻一翻那些大小官员的“三讲检查”，除了名字不同外，似乎是克隆产品，几乎都千篇一律地写着：“我是重视学习的，但由于工作忙，有时没有坚持得好；我是讲政治的，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但政治上不够敏感，对‘法轮功’没有警惕；我是讲正气的，没有违纪行为，但有时也收了人家的水果或香烟。”所以，当“三讲”结束后，社会上又流行着新的顺口溜：“三讲以前有点怕，三讲当中没得啥，三讲过后胆更大。”即使那些在三讲运动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的官员，最后被处理者屈指可数，个别问题严重的官员，也是异地做官，未损毫毛。整个“三讲”教育除了花去的大量金钱和精神成本，收效甚微。
再如，前几年搞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每个党员不仅学习文件，还要求写三万字以上的读书笔记，更组织了瞻仰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旅游”，又是着装整齐地举手宣誓，又是写决心书，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而，腐败并没有被遏制的迹象，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扩大就是例证。不言而喻，“三个代表学习”、“反商业贿赂”，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端正工作作风建设”和“首问负责制”等等，都只能是“治理腐败”戏剧是的“过场”。现在，中国大陆的“糖腐病”已经发展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送礼受贿家常事”的程度。而腐败的范围也在高速拓展，最初经济管理部门是腐败的“重灾区”，后来是各级政府管理机构，成为腐败重点。到现在，一向被人们称为清水衙门的大中小学、医疗单位，也成了腐败重灾区，连计划生育机构，有的也成了腐败“窝”。这不，广西博白县、容县等地的骚乱，除执法人员的粗暴行为是导因外，也有借实行计划生育搞腐败的现象，这才激怒了民众。腐败的形式也在发展，就以贿赂为例，民间用这样的顺口溜描写其发展过程。收礼：糖果香烟已过时，虾米鱿鱼算个屁，数码相机还可以，最好还是人民币；送礼：当着官员难讲话，送到单位风险大，交给秘书还可以，最好去找内当家。
事实表明，一个民主和法制较完善的政治体制，腐败现象相对较少。现任世界银行的行长为自己女友加薪，在中国人的眼里只是区区小事，但国际上却受到强烈谴责，有下台的可能；美国等发达国家有防止和控制腐败的政治体制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不仅当权的者不敢大胆妄为，连老百姓也基本上能做到自觉地遵守法纪，不想在档案中给自己写上不良纪录。所以一个水门事件竟然可以将总统拉下马。
同样是中国人，但在大陆、台湾和香港腐败的形式、程度和治理方式也不同。香港的廉政公署好生了得，它有权威检查一切大小官员，一旦发现违规，就会提出起诉，并绳之以法，使公务员不敢贪不义之财，所以香港公开的腐败相对较少；在政治乱相丛生的台湾，“糖腐病”患得很深，但却比较隐蔽。有民主这个东西，蓝绿两阵营都想抓住把对方的腐败劣迹，作为打击对手的武器。暴料大王邱义硬是把陈水扁的老婆和女婿送上了法庭，但他反而被假民主送进了铁窗。自信一生清廉的马英九，因特别费而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进而牵出民进党的一些高官的特别费问题。可以想见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官员们还敢公开腐败吗；大陆则不同，不用说“特别费”，单是礼金和回扣就是一个大“黑洞”。而司法没有独立权，群众没有监督权，媒体很少说话权，一切要看各地、各单位的党委一把手眼色，他有绝对权威，他不叫办就不能办，他不叫抓就不能抓，他不让报道就不能报道。一句话，民主政治还没有真正形成。所以，一把手搞腐败者为数不少，比如南方某省，一个地委（现在是市委）就连续四任书记成了贪官。
这就是说，中国内地的腐败问题，不只少数官员的品质问题，也不是杀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要治理糖腐病，必须设法提高机体的代谢功能和清腐能力，要从政治体制上找病根，找出病根再对症下药，才能较好地抑制腐败。这就是进行政治改革，还权于民，实施公平公正的法制，让官员制于民主的阳光下，才能减少腐败，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