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一言，死马能追
·季 吴·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用来赞扬说话要算数的人的一句谚语。“君子”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词汇，所谓君子是指人格高雅的人，古代人把理想的国家称为君子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君子国…….其人好让不争”。人们在交往中，不用双方签字，而仅用口头或函件认定就算是协议，用现代观点看，君子协定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仅靠诚信就能办成事情。包括儿女婚姻、金钱借贷、房屋和土地的租赁等等，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成交。显然，这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依靠文字契约作保障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相悖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大概不用担心受骗上当，买到假货，吃到有害食品，用到假药了。所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也是中国传统的做人之道。不过，人们虽然崇敬君子，但君子一般都很清高，一般人大都敬而远之，很难深交。
君子是相对于小人而言的。所谓小人，似乎没有确切的定义，但大致是指那些品质恶劣、心术不正之徒。这种人在朋友面前往往口是心非、面善心狠、搬弄是非、尔虞我诈、投机取巧、食言而肥，在领导面前阿谀奉承、奴颜婢膝、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信口雌黄、兴风作浪，而到危险时刻则卖主求荣，苟且偷生。显然，小人之言，不用马追，早知道他说了是不算数的。对这种人，人们往往嗤之以鼻，不与之交往。问题还在于，即使你想与世无争，但躲都躲不过。因为，人类社会自商品交流出现之后变得复杂起来，小人善于伪装，其面目千变万化，让你分不清谁是假君子，谁是真小人。尽管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好人，但好人不一定是君子。而且社会中小人多于君子，君子往往又斗不过小人。不难发现，古今中外，大多是小人得志，君子受气，小人青云直上，君子倒霉遭殃。所以，君子最好不要去惹小人，否则不知道哪天，一顶莫虚有的帽子飞在你头上，就会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小人与明火执仗的坏人还不同，明火执仗的坏人之“坏”，常露于外，容易识别与防范。而小人则常以伪装面目与你打交道，“不设防”的人们容易受蒙骗，让你上了钩还感谢他。明火执仗的坏人也许作恶一次、数次就被发现、甚至被处以刑罚。而小人不仅可能长期与人们共存，而且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好，还会对一般人倚旨气使，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或教育家都要求人们做正人君子，不做小人，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选人、用人、择偶，自然也都想找君子。那么，究竟什么人才称得上君子，什么人才叫小人？《资治通鉴》上说：“才德全尽是圣人；才德兼亡是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一论断只能说是对君子与小人的界定，而非定义。不过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应当是各级领导为政的首要任务。否则，一个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所以，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
要正确用人自然要求先做到知人善任。而要善任，须先知其人，就是要有识人的“慧眼”。但识才亦非易事，因为人的外表与内涵往往有假象。诸葛亮就人的假象表现作了如下一番评说：“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为了识别人才的真伪，诸葛亮还提出了“七观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而观其变；三曰，资之以计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意思说为了考察人的素质，可以人为地制造一些矛盾，在矛盾中考察其品质。然而诸葛亮自己也有看错人的时候，“失街亭”就因看错了马谡，以至于街亭一失而无法收拾。当然马谡并非小人，而只是一个有缺点的人。这说明，人无完人，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所在任何一个社会，君子和小人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缺点的好人。
以上这种些都是指凡人而言的。其实历代以来，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官员，也有君子和小人。尤其君王们，他们的话无需论证，就是金科玉律，被称为圣旨或“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谁要是违抗君命，就有杀头之罪。然而，君王说的话往往是不算数的，因为他们搞的是政治，经常是说了的不做，做了的不说，说了可以否认或篡改，没说可以补充或追认。更可以朝令夕改，翻脸不认账。理由就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安危，为了单位或团体的利益，为了大局与整体。昨天那样说是正确的，今天这样说照样是科学的。所以在他们那里是“君王一言，死马能追”。黎平民百姓根本用不着去思考君王之言的正谬，判断其真伪，更不要揣测其内心的真谛。你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正确的要贯彻，错误的也要贯彻。还得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否则就是政治原则或方向路线问题。至于在君王身边工作的大小官员，伴君如伴虎。他们必须随时留心君王的说的每句话或话中之话，观察君王的情绪突变，随时紧跟，而不能探讨君王为什么会变，当然更不能以驷马去追君王之言。
更糟糕的是，君王食言，还要用许多理由来装饰，强迫人们相信理由是充分的，是有远见卓识的，以便让广大民众心悦诚服。这就是小人作风，三国时代的曹操，人们都说他是奸雄，但曹操却是公开申明：宁愿我负天下人，而不是天下人负我。所以他敢做敢当、杀人都明明白白，而不是用好话来掩饰。反之在历史上另一些被人们歌颂的君王，说话到是往往不算数。刘邦坐上皇位之后，最初似乎还有点心虚，曾当着一起拼杀的“战友”们感叹自己，谋不如张良，政不如萧何，武不及韩信，他要大家不忘记当日的兄弟情谊。可是，当那些称兄道弟的功臣们喝醉了酒而说出一些不礼貌的话时，他就不高兴了，便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来约束功臣们。据说三呼万岁和三跪九叩就是从那时兴起的。后来，张良不辞而别，萧何隐居深山，不知激流勇退的韩信则被吕后斩于未央宫。
刘邦为后来的各代君王树立了“榜样”，怪不得梁山泊英雄们被政府招安，在平了方腊之后，皇上要为英雄们封官进爵，混江龙李俊就说：“天下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享太平”，他不辞而别，凭着他的好水性，到海外去当代王了，其他英雄没几个有好下场；而明朝的朱无璋则是向刘邦“活学活用”到佳的皇帝，他从一个和尚坐上皇帝宝座，回到他出家时那个庙宇，看见弥勒佛很有感触，提笔写下一幅“流芳百世”的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仅看这幅对联，作者的气度多么非凡，容人容事的雅量似海。可惜他后来杀了四万多功臣，据说只有一个装聋作哑的功臣幸免于难。朱元璋自己才成了“世人可笑之人”；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们，在打下南京，还没有真正推翻满清政府时，就急忙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洪秀全封了近千名“王”。之后，君王们便忘记了起义时向人民宣传的宗旨和教义，每个王都忙于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一个王有多个王妃，洪秀全本人就有几十妃子。但同时又规定，士兵和老百姓不得夫妻同宿。然后就是你争我夺，互相残杀。这个以气势磅礴开始的政权，便以悲惨的短命做了归宿。
有人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那么我们看看近世纪来的情况。某些欠发达国家的志士仁人，批判旧制度，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推翻专制政权。或反对强国入侵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争取独立和自由。他们不是信仰这个就是信仰那个主义。然而在取得政权后，他们却“重复昨天的故事”，缺少民主意识，对要实现的目标很模糊，没有致力于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文化，没有把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忘记如何为曾经支持过自己的人民造福，忘记最初制定的革命纲领。而是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扩大和巩固自己或自己所属团体或政党的利益和权力，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搞个人迷信，于是妨碍了人民的自由。进而迫害与自己一道打天下的战友，杀戮功臣。前苏联的斯大林是这样，近年来一些靠“颜色革命”登台的政权似乎也有步其后尘之势。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革命目的是为了少数人坐江山，而不是为多数人谋幸福。结果当然会失去人民的信赖，结果历史悲剧再度重演。
袁世凯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取得了革命者的信任后，不久便把他打倒帝制的誓言撕毁，坐在紫禁城的皇帝椅上，最后却被钉在了耻辱碑上；蒋介石是孙中山的信徒，辛亥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尽管他经常要带领幕僚们面对孙中山的遗像，高颂“总理”遗嘱，但他又按“三民主义”做了多少事呢，要不然怎么会最后偏安于台湾呢？
我们自身也同样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国家有强大的政党，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在明确的指导方针。为此多少人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争取民主，争取工农当家作主，争取自由与幸福。但在前几十年里，原来制定目标、纲领、方针没有认真推进，而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许多过去的战友、功臣与朋友在莫明其妙的罪名下，被迫害而死。1957年先是发动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许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事隔不久便将数十万人打成了右派，当有人提出质疑时，又说：“不是搞阴谋，是阳谋，这叫引蛇出洞。”又当有人问及，全国哪有这么多右派时，回答说：那是反右扩大化了。但至今四五十万右派只有几个没有平反，用数学观点看，就是无穷小到无穷大的扩大。这样的扩大数学上也是难以证明的。现在，几十年过了，工农当家作主了吗？工人血汗建起来的工厂被拍卖，没有发言权，只有“光荣下岗”“自寻就业”的自由。
由上述可见，君王可能是帅才和改革家，可能是治世之能臣，但不一定是人们所想像的君子，他们之言，死马能追也！
有趣的是，君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适者生存原理所驱使，君子可能变成非君子，甚至小人。比如汪精卫，他以国民革命精英自居，当时有一些青年人就把视他为君子，并真诚地追随他。但当事业不顺心时，他就把革命誓言忘记得一干二净。一头栽进日本人的怀抱，成了不耻于中华民族的狗屎堆，是个十足的小人。更有趣的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为他的变节行为辩护，就“创造性”地说，那叫“与时俱进”（这是汪精卫在一所大学的讲话，有案可查），这就是说，他食言也是与时俱进。
这里又想起被人称为大师的郭沫若先生，在人们心目中，他也算得上君子。他在上世纪20年代的反潮流精神，大胆地抨击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可是到5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诗歌成了御用文人的榜样。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在那个时代，郭老有他的难处，如果他能活到打倒四人帮之后，也许他又会写出激扬式的文字。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如继往，视死如归地坚持君子的道德标准，坚持真理的真君子不多。君子与小人虽然有显然区别，但没有明显的洪沟，从这边到那边仅一步之遥。不过，一个进步的社会，要以人为本，而人要以诚信为荣。且不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至少不能昧良心说话，公开造假。能让大多数人觉得君王们的话有可信度，就有个安全感，社会才能增加和谐。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