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车
·季 吴·
外出办事，购票乘车，或搭朋友便车这是常事。但我觉得只有在步行有点疲惫不堪时，突然一位朋友从后面乘车而来，发现了你，让你搭车继续向前，对这种“雪中送炭”，才使人心情舒畅，感到满足。
５０年代我已是南方某大学的教师了，很渴望有一辆单车（自行车），由于这所大学在风景如画的小城，是所谓“四类地区”，工资很低，夫妇两总收入仅１０６元，全家老小六张嘴，吃饭都要精打细算，哪敢奢望买单车？
文革中，我作为被红卫兵管教的对象，没资格参加文革，只好与一批“逍遥派”学生到郊外工厂搞些与专业有关的劳动，这叫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过，每周都可以回家渡周末。那时，公共汽车不多，往往我只好走路回家，自然很辛苦。但工厂有几部公用单车，在我们的出色劳动取得厂方信任后，就开始想方设法借用厂方车子回家度假了。所以我们常常是两人一辆车骑回学校。一次我踩车，一位漂亮的女同学搭乘车后，当经过一个铁路横道口时，由于我的技术太差，加上公路铺的是碎石，不小心两人跌落下来，我的胳臂受伤不要紧，那女同学的脸被划破了，流血不止。真担心，那张令人羡慕的脸蛋从此破了相，所以我非常惭愧。直到文革结束，她毕业时，我偷偷观察过，还能隐约看出受伤的痕迹。几十年过去了，不知这位女同学还在怨恨我否？
改革开放后，当我终于有了单车时，但经发展了，城市扩大了，人们已经开始驾驶摩托车。外出办事，单车明显地处于“劣势”，特别是要进入某些政权机关，摩托车几乎可以长驱直入，而单车却要受到盘问，因为摩托车代表一种身份。而我自己也因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与产品的更新速度，所以有时我只好搭别人的摩托车。
当我的工资涨到买得起摩托车时，社会已经是小轿车的高潮，而且高级轿车才代表身分，比如你坐桑塔纳到政府大楼，警卫要你下车登记并检查身份证，若乘坐日本产的皇冠，门卫还可能向你敬礼。原来车子代表身份，而不是车上的人。但买一部小汽车的价格是我６－７年的工资，笔者只有“望车兴叹”，还是只有搭车去办事的能力。
问题还在于，现在骑单车已经很不安全，汽车、摩托车横冲直撞，即使你遵守交通规则，它们也会来“惹”你，加上年纪也大了，还跌断过腿骨，反应不灵活，所以我又回到步行的“原始”状态，要不就只能搭别人的车了。当然，这时我已经是校内的老教授，而且还担任过一官半职，所以校内认得我的人不少，有时走在街上，有开车人看见，会把车停主动下来问“×老师！到哪儿？要搭车吗？”这时，我虽然上了车，但没有过去搭车那种兴奋和美感，而是觉得自己无能。
现在笔者发现，“搭车”二字远远超出了它原来的含义。农民孩子上学，要搭车收公粮（从今年起，全国取消的公粮），税务局要搭车收税；计划生育要搭车收罚款；当有熟人能购买降价住房或某种商品时，你可以搭车捞点好处，其他人只能用羡慕的眼光看你；当有领导的孩子入学考试分数不够走后门时，消息传出来，只要你不声张，也可以为自己的三亲四戚搭车被录取；当制定分配政策时，只要你生得逢时，比如与制定政策的人同等年龄段或同等级别，你就会自动搭上优惠车；当申报某种成果奖励时，你可以争取做点“擦边”工作，就会搭上受奖车；当得知某个股票要上市，领导可以购买低价的原始股，你在那领导下面工作，就有搭车的福份；招生、招工、招干、提工资、退休、甚至结婚或婚前体检等，都要有搭车机会，而不是稳定的法规依据。所以搭末班车成了国人们的“时尚”，搭不上这班车，就缺乏安全感，可能使你倒霉一辈子，始终低人一等。
更有特色的是，“搭车”已经成为一些很有地位的人的绝招，他们自己已经有了高级轿车，现在也常常在“搭车”。比如，某些研究生或年轻教师，写了好文章，想在著名刊物上发表，但编辑部门看重的是名气，而不是水平，文章往往被退回。这时年轻人就会找知名教授或领导“搭车”，并且让他们在“前排就坐”，文章很快就会刊登；也有一些日里万机的官员，除官位之外，还要个“学术”头衔，于是也主动找寻“搭车”门路，他们支付版面费或图书出版费（当然是公费），但他的名字一定要搭上，并排在前头。这样，一个个官员硕士导师、博士导师便被“搭车”方式培养出来。而我们这些吃粉笔灰近５０年的教师，既不耻于搭乘这种免费“知识产权”车，也无年龄优势自己“开车”，所以仍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站三尺讲台。
不过，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自我清闲和安慰，因为学术搭车之风，已经越刮越烈，由于多数学校规定，研究生不正式发表论文，就取消论文答辩资格。研究生们只好削尖脑袋搞（而不是写）论文，或从网上下载，或抄袭他人成果凑成论文，而且将同一专业的其他同学、甚至不同年级多个同学的名字都“搭”上。这样，一篇文章就“救活”了多人，都有资格进行论文答辩。不易乐乎？呜呼！过去搭车是为方便，现在搭车是权钱交易和利益均沾的途径。愿搭车者，请上！
□ 寄自中国